（1997年9月9日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 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央纪.........工作取得进展，全国有58600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检查、纠正了住房方面的问题。通过开展制止用公款“吃喝玩乐”的工作，全国党政机关及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招待费普遍减少。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规定，初见成效，停建、缓建了一批办公楼，取消、压缩了一些会议、庆典和检查评比活动等，节约了大量资金，改进了机关作风，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开展廉洁自律工作，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党风廉政和纪律教育，增强了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二）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处了一批腐败分子。 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坚持把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作为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重要环节来抓，以查办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为重点，着重查处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走私、失职渎职、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等方面的案件，加大了对发案率较高、大案要案较多的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出租、建筑工程等领域案件的查处力度。各执纪执法机关密切配合，坚决排除阻力，查处了一大批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突破了一批大案要案。党的十四大以来，从1992年10月至1997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31000多件，结案670100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9300多人，其中开除党籍121500多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处分的37492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0295人，厅（局）级干部1673人，省（部）级干部78人。 查处的大案要案主要有：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北京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严重违纪违法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欧阳德在兼任东莞市委书记期间受贿案，中国民航总局原副局长边少斌收受非法所得案，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原总经理郭子文受贿案，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等市级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案，贵州省原计委副主任、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受贿、挪用公款案，海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李善有诬陷、嫖娼以及重大经济犯罪案，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案，广东省惠东县罚款放行走私物品和暴力抗拒缉私案，黑龙江省哈克森企业集团重大经济犯罪案等。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59.8亿多元。在查办案件中，各级党委和纪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通过调查核实，既惩处了一批违纪违法者，又为358400多名受到失实举报的党员、干部澄清了是非。对有一般性问题的党员、干部，及时予以批评帮助，促其主动改正。 各地区各部门加强了信访举报工作，群众举报积极性不断提高。1992年10月至1997年6月，各级纪检机关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举报电话755万件（次），其中反映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问题的有93万多件（次），为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提供了一批重要线索。 通过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处了违纪者，清除了腐败分子，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振奋了党心民心。 （三）认真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突出问题。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这几年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将制止公路“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等八个方面作为纠风工作的重点，统一部署，认真进行专项治理，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治理公路“三乱”成效明显，全国共撤除违反规定设置的收费站、检查站8700多个，占治理前站卡总量的58％，实现了国道、省道基本无“三乱”的目标。全国共清理出党政机关无偿占用企业资金19亿多元，汽车等交通工具1万余辆（艘）。制止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团组4000多批、24900多人，清理出违反规定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71800多人（次），收缴了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制止中小学校乱收费，减轻农民负担，清理预算外资金和“小金库”，治理医药用品购销中收取回扣等工作也取得进展。在纠风工作中，坚持纠建并举，加强了职业道德建设，促进了行业风气的好转。 （四）严格党的政治纪律，维护了中央权威和政令统一。 严格政治纪律，对于实现党的基本路线至关重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就遵守政治纪律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几年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突出位置，着重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维护全党团结统一，维护中央权威的情况；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集体讨论决定的情况；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政治生活，保障党员权利，支持党员干部改革创新的情况；坚持党的宗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情况，加强了监督检查，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制定了一些规定。对反对党的基本路线、传播政治谣言的行为；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行为；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或少数人决断重大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对阳奉阴违、弄虚作假的行为；对侵犯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等，坚决予以纠正和处理。1992年10月至1997年6月，各级纪委查处了违反政治纪律的党员干部3700多人。 （五）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各级党委和纪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深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党章，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广泛开展了学习宣传孔繁森、李国安、吴天祥等先进模范人物的活动；采取宣传讲解法规、剖析典型案例等多种形式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和遵纪守法教育。中央纪委1996年统一组织了党纪政纪条规教育，全国有3800多万名党员、干部参加了答卷活动，取得较好效果。通过各种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增强了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六）制定了一批党风廉政法规制度，规范了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 针对新形势下党员干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五年来制定了一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制度。主要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制定了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制定了1400多项领导干部党风廉政规章制度。这些法规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对于规范党政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增强领导干部的纪律观念，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新情况，探索新经验，主要有以下认识和体会：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各级党委、政府和纪委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进程中来认识和把握，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开展工作。坚持反腐败任务的提出、政策的制定、工作的部署，都以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反腐败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重大措施的实施紧密结合起来，针对妨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及时研究、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对策；坚持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判断是非，掌握政策，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既旗帜鲜明地支持、保护广大党员干部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又严肃惩处打着改革旗号，严重干扰破坏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违纪违法行为。实践表明，坚持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就能够保证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反腐败既要有战略上的总体考虑，又要有阶段性的具体部署，坚持三项工作格局，在取得成效上狠下功夫。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有现实的紧迫感，把长期性任务与阶段性目标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注意从群众反映强烈、干扰改革开放、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政策界限比较清楚和经过努力能够取得成果的问题入手，提出明确、具体的阶段性要求和目标，作为全党全国必须共同完成的任务，集中力量进行整治，力求抓一项成一项。许多地方和部门结合实际，在整体部署、全面要求的基础上，确定重点任务和目标，狠抓落实。这样做，能够取得反腐败的实际成果，增强党内外干部群众的信心，并通过阶段性成果的积累，达到总体性的目标要求。 在开展反腐败斗争中，党中央确定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三项工作格局，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赋予新的内容。反腐败三项工作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基本涵盖了当前反腐败的主要内容，体现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反腐败工作整体推进、协调发展。 开展反腐败斗争，既要惩处腐败分子，又要立足教育、着眼防范，在全党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增强全党拒腐防变的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既坚决同腐败分子作斗争，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者，筑起惩治腐败的党纪国法防线；又坚持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其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的能力，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把反腐败工作同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和加强监督管理结合起来，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把惩治腐败与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针对新形势下党员干部中出现的或可能出现的问题，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制定道德和行为规范，明确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行为是禁止的，及时教育，防范于先，体现了党组织对广大党员干部的严格要求和关怀爱护。 反腐败斗争要健康有序地进行，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和坚持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级党委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切实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尤其是在实践中探索并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反腐败斗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凡是认真坚持这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那里的党委、政府和主要负责同志就能够切实负起领导责任，把反腐败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抓；纪委就能够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协助党委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就能够各负其责，密切配合，提高工作的整体效能。各地区各部门还积极探索依靠人民群众反腐倡廉的形式，推广政务公开、群众评议等有效做法，把专门机关的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效果。 反腐败面临的形势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进展，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有些腐败现象没有得到遏制，甚至还在一些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蔓延；党员领导干部贪污贿赂、失职渎职、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等案件增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案件增加；大案要案、共同违纪违法案件上升；铺张浪费、奢侈挥霍等歪风严重存在。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严重影响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干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当前，一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外开放有利于我国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有利于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同时资本主义腐朽东西也会乘机而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体制、法制和政策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在教育、管理和监督工作中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消极腐败现象容易乘机滋长。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新的历史性变革的考验，丧失理想和信念，世界观发生蜕变，腐化堕落。以上情况表明，当前我国一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有其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是一场复杂、艰巨、长期的斗争。 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党政领导对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工作不得力，任务不落实。有些单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专题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流于形式；有些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查处不力，执纪执法不严；有的地方和部门纠风工作时紧时松，出现反复。有的放松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对高中级领导干部及各级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对掌握人、财、物实权的干部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督。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些规定和制度没有得到落实，尤其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执行纪律不够严格。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纪委在反腐败工作中的组织协调和监督作用发挥得不够好。这几年，中央纪委致力于遏制正在蔓延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对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研究不够，从源头上预防、治理腐败提出措施和组织协调不够。从总体上说，反腐败工作同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不小的差距。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解决。 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许多有利条件。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是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尤其是，我们有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指导，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建国以来创造的较好物质基础，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的政治环境，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党的十五大的胜利召开，必将为反腐败斗争提供强大的动力。我们党在成功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完全有能力成功地进行反腐败斗争。 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我们党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重任。新的形势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坚决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坚持党中央确定的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实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力争在今后五年内使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的明显成效，保证党的十五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顺利实现。 （一）严肃政治纪律，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贯彻执行。 党的各级组织要把维护政治纪律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认真抓好，各级纪委要加强对遵守政治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 要坚决维护党的章程，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保证党的路线和中央的决策顺利贯彻执行。对违反党的基本路线，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为和反对改革开放方针的行为，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行为，对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行为，要严格依照党的纪律予以追究。 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各级党委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制度，规范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程序。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定，讨论决定问题，特别是涉及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等问题，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程序作出决定。要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的行为，对侵犯党员民主权利、压制党员批评、进行打击报复或诬告陷害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要严格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干部政策和组织人事纪律。选拔干部必须全面贯彻德才兼备的原则，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要加强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要坚决查处。 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行为，对瞒案不报、压案不查的行为，对包庇、袒护违纪违法的行为，对严重官僚主义、欺压群众的行为，坚决追究责任。 （二）切实加强领导，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 我们党同腐败现象的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认识，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列入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结合起来，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与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同经济工作和其他业务工作统一部署、统一落实、统一检查、统一考核。要进一步健全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明确领导集体和领导个人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应负的责任。各级党政机关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管好领导班子，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督促他们对主管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切实负起责任；督促他们以身作则，作廉洁自律的表率；督促他们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首先要着力抓好党中央近几年部署的各项任务的落实。要坚持不懈地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围绕《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的贯彻实施，解决领导干部在廉洁从政方面存在的问题。要狠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的落实。要继续加强查办案件工作，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坚持在纪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违纪违法者，不管涉及什么人，都要严肃查处，决不姑息。要深入开展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进行专项治理。坚持纠建并举，把纠风工作纳入部门和行业管理之中。 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必须强化监督制约机制。重点是强化党内监督机制，加强党委会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特别要加强对高中级干部和各级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的监督，任何人都没有不受监督的特权。要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防止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要加强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群众团体的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作用。继续加强信访举报工作，推行群众评议等制度。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由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组织职工参与改革和管理，充分发挥职工的民主监督作用。要加强干部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对领导干部的组织考核、民主评议和测评等制度，推行干部交流、岗位轮换、任职回避等制度。要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切实保障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支持他们依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源头上抓起。解决滋生腐败现象的深层次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在严厉惩治腐败的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减少和不断铲除滋生腐败的条件和土壤。要深入研究在体制、政策、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和问题，努力消除导致腐败发生的因素。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做到政企分开，政府不要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防止权钱交易。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规范市场行为，逐步完善分配制度，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减少因分配不合理而诱发的腐败现象。继续落实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和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制止党和国家机关违反规定搞“创收”。严肃财经纪律，严格财经制度，加强业务管理，堵塞产生挥霍浪费、贪污贿赂的漏洞。 （三）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 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的能力，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基础性工作。各级党委要按照党中央关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全党首先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活动，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廉政法规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正确对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律、自励，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要把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特别是对高中级干部的教育作为重点，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必修课。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富有时代特点的新风尚，把惩治腐败与扶持正气结合起来。 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结合新的实践，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反对弄虚作假、言行不一；坚持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坚持和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反对好人主义、阿谀奉承；坚持和发扬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作风，反对以权谋私、敷衍塞责；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反对铺张浪费、奢侈挥霍。 （四）强化纪律检查机关的职能作用，加强纪检干部队伍建设。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及其工作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健全纪检机构的管理体制，加强上级纪检机关对下级纪检机关的领导，强化纪检机构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纪检组织的职能作用。各级纪委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组织协调工作。严格执行党中央批准的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五项制度：中央纪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建立巡视制度；党的地方和部门纪委发现同级党委或它的成员有违反党的纪律的情况，有权进行初步核实并向上级纪委报告；党的地方和部门的纪委接到对下一级党委成员的检举和控告，必须报告上一级纪委；地方和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的提拔任用，党的组织部门在提请党委讨论决定前，应征求同级纪委的意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领导干部的提名、任免、兼职、调动，组织人事部门必须事先征得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同意。各级政府要认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支持监察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进行监察。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中，我们党培养了一支政治和业务素质比较高、党和人民信赖的纪检干部队伍。广大纪检干部为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为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要看到，纪检干部处在反腐败斗争的前沿，担负着繁重的任务，面临着腐蚀与反腐蚀的严峻考验，加强队伍建设十分重要。各级纪委领导班子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原则，加强学习，提高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各级纪委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工作调研，努力探索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提高纪检干部的政策和业务水平，增强做好纪检工作的本领。广大纪检干部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做到恪尽职守、公正严明、依法办事、不徇私情。对纪检干部要严格要求，加强培养，实行定期交流。要积极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对作出突出成绩的要给予表彰，对违纪违法的要从严惩处。各级党委要继续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关心、爱护纪检干部，为纪检机关履行职责创造条件。 新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们党肩负重大的历史责任。各级党委、纪委和全体党员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开拓进取，为实现党的十五大的战略部署作出新的贡献！   来源：人民网

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6月26日，通过联合国宪章。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并在宪章上签字。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强调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并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报告还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1957年4月2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简称“广交会”）。此后，每年在广州举办春、秋季两次出口商品交易会。自2007年起改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201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1928年4月24日前后，毛泽东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随即根据毛泽东的意.........占山西省会太原，历时6个多月的太原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35000余人，全歼守敌84000余人，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反动统治。4月29日，大同守敌接受和平改编，山西省至此全部解放。 1951年4月24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依照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按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其中大城市每年至少须开会三次，县至少须开会两次；各级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工作，应向各该级人民代表会议提出报告，并在人民代表会议上进行讨论与审查；一切重大问题应经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同日，政务院还发出指示，要求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东方红”1号的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自主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标志着我国在宇航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1983年4月24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将国营企业原来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 2014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王荷波、彭述之等80多人，代表着5790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来源：共产党员网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安的暗流。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此刻，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在这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中共四大宣言和决议案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来源：新华网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脑首次访苏，也是自1964年以来中国总理第一次访问苏联。两国领导人就发展双边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并签署了关于两国经济、科学技术长期合作发展纲要等六项协定。 1991年4月23日，邓小平为全国“八六三”计划工作会议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2019年4月23日，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在青岛举行。习近平出席并检阅舰队。来自61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来自13个国家的18艘舰艇远涉重洋，汇聚黄海，共贺中国海军华诞。    

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1992年10月～1997年9月） 总书记：江泽民 （1992年10月19日选.........） 孙文盛 （199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递补） 克尤木·巴吾东（维吾尔族） （1997年9月在中共中央十四届七中全会上递补） 陈希同（撤销）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共130人，按得票多少为序）： 王学萍（黎族）（递补为中央委员）耿全礼（递补为中央委员）马启智（回族）（递补为中央委员）　 孙文盛（递补为中央委员）克尤木·巴吾东（递补为中央委员）吴光宇　赵金铎（满族）　贾那布尔（哈萨克族） 桑结加（藏族）　曹伯纯　梁光烈　王志武　王洛林　江村罗布（藏族）杜青林　李毅中　吴基传　张孝文　张俊九 郑斯林　钱树根　阎海旺　谭乃达　王云龙　石宗源（回族）　刘泽民　杨永良　吴玉谦　奉恒高（瑶族）　贾治邦 高祀仁　郭东坡　黄　瑶（布依族）曾庆存　廖文海（女）王广宪　许其亮　孙同川　汪啸风　沈滨义　陈明义 岳海岩　龚谷成　程安东　田成平　汤洪高　孙家正　李慧芬（女） 宋宝瑞　张彦仲　郝　岩　柴松岳 乌云其木格（女，蒙古族）刘明祖　彭崑生　温宗仁　石兆彬　刘　淇　张德江　秦玉琴（女）顾　浩　钱国梁 王太华　王乐泉　史大桢　白恩培　朱开轩　刘振华　李奇生　李淑铮（女）陈云林　陈玉杰（女） 王如珍（女）石玉珍（女，苗族）　卢瑞华　朱丽兰（女）杨健强（白族）　栾恩杰（满族）　王思齐 刘云山　李春亭　邹竞蒙　范钦臣　罗冰生　丹　增（藏族）　回良玉（回族）　苏　荣　刘　毅　张　肖（女） 周永康　贺国强　刘方仁　张秋祥　王梦奎　邹世昌　高昌礼　汝　信　戴相龙　李嘉廷（彝族）　沙健孙（回族） 陈至立（女）钱运录　徐匡迪　郭树言　李建国　欧广源　厉有为　刘华秋　杨振怀　曾培炎　黎　明　俞正声 曾宪林　田凤山　王　占　吴爱英（女）赵延年（回族）　吴贻弓　李继耐　郑贤斌　桂世镛　熊光楷　张健民 马忠臣　兰保景　何其宗　叶　青　房维中　肖　秧　姜永荣 （1992年10月18日选出）   来源：新华网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４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１５１２人，代表全国２２００万党员。由于当时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进行代表的选举，多数代表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以致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在赴京列车上突击入党的。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处在被审查或监禁中，未能作为代表出席九大。 党的八大到九大的十三年间， 党内“左”倾思想不断滋长， 阶级斗争扩大化日益严重。毛泽东的个人专断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的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召开的。当时，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痪状态，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仍处于被审查、被监禁的状况。尽管按照八大党章已经大大超过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但从当时党内、国内各方面条件来看，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是极其不成熟的。１９６７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党的九大准备工作和什么时候召开等问题，在上海作些调查。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假借群众名义，提出召开九大之前要先修改党史的要求。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全会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召开党的九大便成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的一项迫切任务。 １９６９年３月９日至２７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九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 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所谓“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对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党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报告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 大会分组讨论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实际“斗私批修”，实际上是对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再一次进行错误的批判，迫使他们检讨。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原党章中党员权利一节，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７０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０９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５３人。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操纵选举，使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除在外。 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它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实践证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来源：新华网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中共七大会场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七大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V”字形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毛泽东、朱德在中共七大主席台上 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44人，中央候补委员33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1945年6月11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党的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