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就《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为规范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作出了四大政策调整：一是对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由产品清单改为品目清单管理，依据品目清单和认证证书实施政府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不再发布“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二是逐步扩大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范围，加强对相关认证市场监管力度，建立认证机构信用监管机制。三是采购网和市场监管总局建立的平台统一发布认证机构和获证产品信息。四是明确了加大绿色采购力度的相关举措。 据了解，2018年11月14日通过的《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中对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措施提出了进一步要求，此次《通知》作出的调整将为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简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以及优化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市场环境起到促进作用。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   财政部、科技部印发通知要求贯彻落实科研放权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的通知》（国办发〔2018〕127号，以下简称《通知》），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精神，进一步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推动释放更多创新创造活力，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印发贯彻通知，要求严格落实相关文件确定的政策举措，将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自主权制度化。 《通知》要求，各地要针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积极会同相关部门修订完善相关政策，切实将赋予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差旅和会议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制度化。要在相关管理制度中进一步明确科研机构在承接自主权方面的责任，特别是聚焦科研经费报销难等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问题，进一步要求单位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推动单位实现“接得住、落得好”下放的自主权。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出台《中央级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管理办法》 近日，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出台《中央级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管理办法》（财科教〔2019〕1号，以下简称《办法》），要求规范中央级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工作，减少重复浪费，促进资源共享，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办法》明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是指利用中央财政资金购置的单台（套）价格在2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用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及其他科技活动的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是指有关单位申请购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预算时，提请负责审核批复仪器设备购置事项预算的部门或单位按本办法规定对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学科相关性、必要性、合理性等进行评议，从源头上避免仪器设备重复购置，提高利用效率。 《办法》还明确，为应对应急突发事件需购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可不进行查重评议。涉及国防领域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购置，不适用本办法。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新闻网）   工信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了《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府机构应预留本部门年度采购预算总额30%以上面向中小企业，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中小企业无法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除外）。鼓励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政府采购，联合体中约定小型、微型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体协议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可给予联合体2%-3%的价格扣除。推进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鼓励为小型、微型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提供履约担保和融资担保等服务，营造融通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网）   财政部通知暂缓调整中央集采目录及标准 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对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有关问题进行明确，提出中央集采目录及标准待《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印发后再行调整。 财政部通知提出，经国务院同意，中央预算单位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分散采购限额标准及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暂仍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预算单位2017-2018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国办发〔2016〕96号）执行,待《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印发后再行调整。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网）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调整部分批量采购配置标准和执行方式 根据《关于2019年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采购计划执行情况和信息统计报表编报工作的通知》（财库〔2018〕84号） “从2019年1月1日起，财政部不再统一组织台式计算机等6个品目的批量集中采购工作”，2019年1月29日，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印发《关于中央国家机关批量集中采购有关事宜的通知》（国机采函〔2019〕48号，以下简称《通知》），对部分批量采购配置标准和执行方式进行了调整。 根据《通知》内容，中央国家机关批量集中采购品目调整为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和空调（京内单位），复印纸（京内单位）不再纳入批量集中采购范围。《通知》同时对相应品目的采购配置标准和执行方式进行了更新。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报》）     张峰赴部政府采购中心调研 2019年1月1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张峰赴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调研。 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白会宜汇报了中心整体工作及对部政府采购工作支撑服务有关情况。张峰指出，中心多年来在招标和政府采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在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加挂“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中心”的牌子，是部加强政府采购管理以及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促进部重点工作的新的抓手，中心要努力抓住新的机遇，推动事业发展更上一个台阶。张峰希望新成立的中心在提升实务管理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基础上，要把工作定位同部工作大局结合起来全面谋划，深入开展政府采购政策研究，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改造等工作中用足用好政府采购这个工具，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财务司司长姜子琨、副司长盛继明、人事教育司副司长程基伟及财务司、人事教育司相关人员陪同调研，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及相关处室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信息来源：部政府采购中心）   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2019年1月11日上午，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挂牌成立,中心主任白会宜、党委书记刘树苹为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中心揭牌。中心各处室、所属公司、《中国招标》周刊社和中国机械设备成套工程协会的负责同志及员工参加了揭牌仪式。 在揭牌仪式上，白会宜宣读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整合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和中国机电设备成套服务中心的通知》（工信厅人〔2018〕108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和实际工作需要，将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和中国机电设备成套服务中心整合为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中心），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承担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招投标、政府采购及公共资源交易等技术支撑和服务工作。 （信息来源：部政府采购中心）   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顺利完成2018年度工信部政府采购管理服务支撑工作 2018年度，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配合财务司顺利完成政府采购重要环节的合规性审核及备案工作，完成了多批次政策解读和业务培训，并开展了“外国政府采购促进制造业发展”课题研究，为部政府采购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服务。 2018年，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配合财务司报送一般采购备案项目2164条、总计33.9亿元，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仪器备案134条、总计6.66亿元；对进口采购及变更采购方式等进行审核并报财政部审批11项、总计4.45亿元；加强批量集中采购转协议供货采购管理，就20家单位上报的78个批量集中采购转协议供货采购申请进行批复、总计734台（箱）；根据部属单位和高校申请，为28家单位追加或调剂政府采购预算113条、共计2.31亿元，并报财政部审核备案。 2018年，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围绕《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政策解读、政府采购计划管理信息系统（互联网版）操作讲解、政府购买服务政策解读等主题，采用远程培训和现场培训等多种形式，通过协请财政部、中招公司、用友软件等单位专家进行辅导讲课，共协助财务司对580余人次进行了业务培训。 2018年，为更好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引导功能，促进制造业发展，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开展了“外国政府采购促进制造业发展”课题研究，重点聚焦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出台的政府采购政策促进制造业发展情况，对比研究分国别整理出相关研究报告。课题评审组一致认为该课题站在促进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高度，对国外相关政策和手段等经验总结全面、精准，对我国研究制定政府采购促进制造业发展政策措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信息来源：部政府采购中心）   财务司对西工大“2018年改善基本办学条件设备购置项目”开展绩效评价 2019年1月15日，受财务司委托，部通信清算中心组织专家组对西北工业大学2018年改善基本办学条件设备购置项目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专家组审阅了学校2018年改善基本办学条件设备购置项目绩效报告及相关文件材料，核查了项目执行过程中的招投标档案、合同档案、财务档案，实地查看了项目建设效果，并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质询。绩效评价专家组充分肯定了学校2018年改善基本办学条件设备购置项目建设效果，综合评定项目绩效良好，同时就项目调整、招投标、支出预算执行等管理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 （信息来源：西北工业大学）     国家统计局发布2019年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2019年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5%，比上月微升0.1个百分点。   制造业PMI指数（经季节调整）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1.3%，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持续高于临界点；中、小型企业PMI为47.2%和47.3%，分别比上月下降1.2和1.3个百分点，均位于临界点以下。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点，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50.9%，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生产延续扩张态势，增速略有加快。 　　新订单指数为49.6%，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下，表明制造业企业产品订货量环比有所减少。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8.1%，比上月回升1.0个百分点，仍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有所下降，但降幅收窄。 　　从业人员指数为47.8%，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下，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量继续减少。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1%，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微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比上月略有加快。 （摘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做好政府采购的“加减法” 马海涛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在经济增速放缓,财政增收乏力的“新常态”下,做好财政的“加减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政府采购在相应领域进行“加减法”也势在必行。在涉及民生、节能环保等领域要做好“加法”,对于不必要的行政性支出要做好“减法”,对政府采购全流程、各环节做好调整,促进采购信息公开,转变监管方式,提高采购绩效,增强政府购买的有效性和精准度,使政府采购真正做到“物有所值”。 一、坚持民生导向,做好采购结构上的“加减法” 围绕财税改革的发展动态,合理调整政府采购内容,积极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做到预算安排在哪里加减,政府采购就在哪里加减,将政府采购资金向节能环保、民生、扶贫等领域倾斜。 在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领域,做好“加法”。落实优先采购中小微企业的政策,通过预留预算份额与评审价格优惠,服务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将政府采购合同倾斜给“双创”中涌现的中小微企业,积极推行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首购、订购政策。 在节能环保领域,做好“加法”。2015年,全国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节能产品、环保产品规模分别达到1346亿元、31360亿元,分别占同类产品采购规模比重的71.5%、81.5%。在此基础上,应当继续加强对节能环保产品实行强制采购与优先采购政策。与此同时,加大在大气污染治理、水和土壤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以及循环经济等领域购买产品,在公交、物流、环卫以及租赁等领域采购新能源车的力度,推动“绿色发展”。 在民生领域,做好“加法”。在教育领域,增强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力度,拓宽政府购买教育服务项目,全面购买教育规划和政策研究、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支教助学与扶贫助困服务以及教育基础设施管理与维护等,更好地处理全面“二孩”政策引发的生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随迁子女入园难、入学难等问题。在养老服务领域,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恐怕难以避免。在扶贫领域,可以出台优先采购贫困地区企业产品的政策,扶持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通过政府购买保险服务,如大病医疗保险、农业保险等,帮助农民解决因病致贫、因灾致贫等问题,多渠道帮扶困难群体。 在“三公”经费、非刚性和非重点项目的政府采购支出上做好“减法”,为提高政府购买的有效性和精准度,在改变目前政府采购结构格局时,必须有增有减。压减涉及会议费、培训费、咨询费以及软课题经费等政府采购支出,节约政府采购资金,将政府采购资金用到实处。 二、明确部门职责，做好采购职能上的“加减法” 清晰界定政府采购全流程、各环节中的主体责任和具体措施。应当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项目的执行管理,明确预算单位在精细编制采购预算、科学合理制定采购需求、依法选择确定采购方式、及时公开采购信息、组织签订采购合同、履约验收以及采购结果评估等方面的主体责任,提高预算单位的主体意识,做好“加法”,从而减轻财政部门以及代理机构的责任,做好“减法”。 与此同时,财政部门应当强化政府采购预算管理,编实编细采购预算,指导预算单位将全部采购项目编入部门预算,做好采购预算与采购计划编报的相互衔接,确保采购计划严格按预算的项目与预算的数额执行,从源头上保证财政性资金的应采尽采,有效降低政府采购项目废标率以及差错率。 三、推进公开透明,做好采购方式上的“加减法” 以“互联网+政府采购”为契机,紧紧依托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来搭建政府采购网上商城,与信用共享平台对接,采取承诺准入制引入电商参与政府采购,实施网上竞价采购,做好采购方式的“加法”。“网上商城”和“网上竞价”采购的交易过程公开透明、交易手续便捷高效,且满足日常小额、零星政府采购需求,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采购效益,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此同时,逐渐消除电子采购与纸质采购并存的“双轨制”现象,日益促进政府采购从线下交易到线上交易的转变,做好“减法”,实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透明,整合共享。 四、落实简政放权,做好采购监管方式上的“加减法” 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监管部门应当继续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要求,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首先,“放”即在政府采购前置性环节做好“减法”,一是搭建新型政府采购平台,使审批流程简化,审批流转时间缩短;二是简化优化审核程序,如采购进口产品实行“部门集中论证、财政统一批复”,并对审批审核采取限时办结制;三是建立滚动采购制度,允许预算单位在预算保障条件下,签订不超过三年的采购合同。 其次,“管”即着重在事中事后监管环节做好“加法”,推动动态监管和大数据监管,提高监管效能。一是注重源头管理,强化采购人、代理机构内部制度约束与流程控制,成为风险防控的硬约束、规范执行的新指南。二是建立常态化动态监督检查机制,推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全覆盖,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被查对象增加相应的抽查比例或频次。三是创新电子化监管,推进监督平台建设,通过采购全流程信息的动态记录、透明公开,推动监督从事前审批、分业监督,向事中事后、动态协同监督方式转变,使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以及规范性提高。 最后,“服”即结合优化服务实际效果,严格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履约验收管理,做好“加法”。对于采购金额较大、履约周期较长、对供应商信誉要求较高以及社会影响面较广的服务项目,引入政府采购履约担保制度,促进供应商确保服务效果。 五、注重绩效评价,做好采购公平竞争上的“加减法” 政府应当构建绩效评价机制,构筑信用管理体系,将各种影响公平竞争环境的壁垒清除。一是健全政府采购绩效评价机制。将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与年度预算增减、采购项目资金安排、部门绩效考核结合起来。二是实施差别管理。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对信用等级良好的供应商,予以一定的优惠,如加分评审当中的“信誉”项或免缴履约保证金,做好“加法”;对信用等级差的供应商予以相应处罚,对有重大违法记录、税收违法案件以及失信被执行人的供应商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做好“减法”。三是共享信用信息。建立供应商信用管理体系,详细登记供应商履约情况,定期向信用管理系统公布,实行信息共享。 总体而言,为适应财税改革的发展,配合预算安排上做好“加减法”,政府采购应当强化其政策功能作用。坚持从强化“采购结构、采购主体责任、采购方式、采购监管方式、采购公平竞争”五个方面入手,落实中小微企业、节能环保、民生领域等政府采购政策;强化采购信息的公开,构建信息共享平台;注重采购资金的绩效,建立采购效果评价体系;加强采购政策实施的监督,建立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全面提升政府采购质量和效率,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特约稿件）         论GPA背景下我国工程类政府采购制度 杨蔚林    程 贞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一、明确工程类政府采购概念的意义 “公共工程”一词来源于法国行政财产法，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必须以不动产为对象；第二、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第三、其实施主体必须是公法人。因此，从本质上，将其归纳为行政机关可以采用的物质手段。近年来，学术界对“公共工程”的定义与范围一直在讨论，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解对这一概念给予了不同的定义，对公共工程范围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公共工程”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 二、我国缺乏公共工程概念的历史原因 建国初期,我国主要是吸取了前苏联建筑业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建立并实行工程承包制,这个时期基本上都是用承包制形式承揽工程任务。此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财政预算实行统收统支体制，因此，这一阶段的政府采购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实行“集团购买”的控制措施，主要特征是使用直接的行政手段，对具体商品品类进行指标分配和审批，以达到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控制集团需求、平衡供求矛盾。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基本建设投资领域存在严重的概算、预算、结算为主的“三超”现象,国家相关部委制定了《建筑工程招投标暂行规定》,从此工程招投标制度得以建立并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1989年《施工企业资质管理规定》、1991年《建筑市场管理规定》、1992年《工程建设施工招标管理办法》与1993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管理办法》等等对于规范工程招投标起到了巨大作用。到 1992 年，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经济运行模式，财政也按政府事权的要求，划分为各自独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从根本上使各级地方政府有了自己独立的财政，能够根据本级政府的事权划分，充分组织和安排使用财政资源。然而，这一时期的政府采购仍主要是行政审批控制和各个需求单位的分散自行采购，这种弊端首先是政府采购资金分配和使用脱节，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财政无法实施有效监督；其次采购过程不透明，容易滋生腐败；三是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90年代中后期，我国基础建设全面展开，工程建设中的乱象开始出现，致使资金投入出现大量缺口，工程建设质量残次，因此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实施,使得竞争缔约机制引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改变了传统直接采购和行政分配方式,打破了“条块分割”的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随后，中央各部门以及各地方亦针对自身的特殊情况分别制定相关的规定，尤其是2012年《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为《招标投标法》在工程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保障。我国地方政府率先开始了现代政府采购制度的探索和实践，随着政府采购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发展，政府采购的内容，逐渐开始从单纯的货物类扩大到工程类和服务类。 三、对外开放背景下，完善我国工程类政府采购制度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注意区分工程类政府采购与一般性质的工程采购 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采购主要以主体为判断标准，进而区别工程类政府采购与一般性质的工程采购。我国政府采购的主体主要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采用的是限制性的定义，而公共采购是以目的性为界定方法，采用的是扩张性概念，典型的例子就是国有企业招标的绝大部分工程项目，理应属于公共采购的范围，具体由《招标投标法》调整。因此，公共采购概念的范围较之政府采购必然要大得多。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一般性质的工程采购实践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可以包括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进行的工程项目，而且还可以包括各种公共事业部门和国有企业进行的工程项目。比较之下，现有的GPA成员方绝大多数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其公共采购的整体数量和规模都非常有限，因此，在GPA谈判与开放过程中，应当注意对两类不同的工程项目范围加以区别对待。 （二）注意工程类政府采购的新发展 首先是BOT类型的合同，自2011年起，GPA各成员方多次举行部长会议，商讨扩大工程类采购的范围，目前已有部分成员方将这类建筑-运营-转让合同，纳入GPA。其次，外方非常关注我国目前实施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早在2014年，中国欧盟商会就在其年度建议书中积极建议我国政府采用这一模式，而且认为我国当时的项目管理过于严格，提出应当采用灵活的PPP模式，减少对其适用的限制。可见，这两类工程项目是未来GPA谈判中必然会涉及到的内容。因此，应当考虑将BOT、BOOT以及PPP合同一并纳入工程采购的范围，同时分别列入工程类政府采购与一般性质的工程采购，并根据其采购规模确定相应的采购程序。  （三）尽快明确工程政府采购的性质与范围 虽然国际社会并没有相对一致的公共工程定义，欧盟、美国也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界定，甚至GPA本身也只是对其进行了一些具体工程技术性分类，没有涉及其中关于目的性的内涵。但是，作为以公有制为主的我国，有必要尽快明确这一概念，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工程项目，考虑将其纳入对外开放的范畴。基于我国工程采购领域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特征，GPA成员方必然会在谈判中对该领域予以关注和重视，甚至提出更大的要价范围，进而要求我国开放公共领域的全部工程项目。因此，建议尽早完善我们自身关于工程采购领域的相关制度，为即将面临的工程类对外开放做好制度性准备。  （特约稿件）     英国正式宣布华为参与英国5G建设风险可控 2019年2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NCSC）主任夏兰马丁(Ciaran Martin)在布鲁塞尔举办的 CSBXL19 会议上正式表示，华为不存在间谍活动，相关问题只是部分网络安全标准方面的问题，英国政府认为风险可控，华为也已表示将在一年时间内解决相关问题，因此不会将华为排斥在英国市场之外。夏兰马丁还表示，他有信心认为，如果部长级官员们决定让华为参与未来的5G网络，英国网络安全部门可以管控这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构成的任何风险。 夏兰马丁就华为5G设备带来的风险所作的保证，与美国以及五眼联盟情报分享网络中澳大利亚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可能让德国和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有信心让华为提供5G技术。除英国之外，与特朗普政府在华为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国家还有新西兰。2019年2 月 19 日，新西兰总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表示，华为在新西兰的 5G 之路并没有结束。 （信息来源：搜狐、澎湃新闻）   日本政府采购清单排除华为中兴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本政府近日召开各府省厅网络攻击对策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决定事实上将中国通信设备巨头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的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清单。另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汇总了有关中央省厅和自卫队使用的信息通信设备的采购指导方针，将嵌入非法程序等安全保障上的危险性纳入考虑，防止泄露机密信息，该方针考虑的是中国的华为等产品，将适用于2019年4月以后采购的设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已注意到日本政府同日出台了新的政府采购相关规定，中方此前已通过外交渠道同日方进行了沟通，并强调“中国企业在日投资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双赢，中方一贯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规则，在遵守当地法律基础上在日本开展投资合作，同时，我们也一直要求日方为中国企业在日本经营发展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环境。” 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张梅强调称，“随着中日经贸合作不断推进，许多中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为日本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仅华为一家中国企业，2018年对日采购额就达到6700亿日元，远远超过其在日营业额。我们注意到一些日本大型通信企业近期对外表态称，愿意继续与中国企业保持合作，如果被要求替换相关设备，将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中方希望日方不要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将正常的商业与技术合作政治化。” （摘自：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