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印发《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工信部信管〔2020〕197号，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现就《三年行动计划》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1、《三年行动计划》的出台背景是什么？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的全新工业生态、关键基础设施和新型应用模式。它以网络为基础、平台为中枢、数据为要素、安全为保障，通过对人、机、物全面连接，变革传统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构建起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新型工业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对支撑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过去三年是工业互联网起步发展期，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各单位，实施《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发布实施十余项落地性文件，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带动总投资近700亿元，遴选4个国家级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和258个试点示范项目，打造了一批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了一批龙头企业和解决方案供应商。网络基础、平台中枢、数据要素、安全保障作用进一步显现，工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不断夯实，新模式新业态创新活跃，产业生态不断壮大，各地方、产业各界共识不断凝聚，积极性不断提升，为下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未来三年是工业互联网的快速成长期。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工业互联网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巩固提升发展成效，更好地谋划推进未来一个阶段发展工作，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制定出台了《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 2、《三年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三年行动计划》结合当前产业发展实际和技术产业演进趋势，确立了未来三年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目标。到2023年，新型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融合应用成效进一步彰显，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生态进一步健全，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工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量质并进，新模式、新业态大范围推广，产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五方面、11项重点行动和10大重点工程，着力解决工业互联网发展中的深层次难点、痛点问题，推动产业数字化，带动数字产业化。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是实施网络体系强基行动，推进工业互联网网络互联互通工程，推动IT与OT网络深度融合，在10个重点行业打造30个5G全连接工厂。二是实施标识解析增强行动，推进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增强工程，完善标识体系构建，引导企业建设二级节点不少于120个、递归节点不少于20个。三是实施平台体系壮大行动，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化升级工程，推动工业设备和业务系统上云上平台数量比2020年翻一番。 在持续深化融合应用方面，一是实施数据汇聚赋能行动，制定工业大数据标准，促进数据互联互通。二是实施新型模式培育行动，推进工业互联网新模式推广工程，培育推广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等新模式。三是实施融通应用深化行动，推进工业互联网融通应用工程，持续深化“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 在强化技术创新能力方面，一是实施关键标准建设行动，推进工业互联网标准化工程，实施标准引领和标准推广计划，完成60项以上关键标准研制。二是实施技术能力提升行动，推进工业互联网技术产品创新工程，加强工业互联网基础支撑技术攻关，加快新型关键技术与产品研发。 在培育壮大产业生态方面，一是实施产业协同发展行动，推进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培育工程，培育技术创新企业和运营服务商，再建设5个国家级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打造10个“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二是实施开放合作深化行动，营造开放、多元、包容的发展环境，推动多边、区域层面政策和规则协调，支持在自贸区等开展新模式新业态先行先试。 在提升安全保障水平方面，实施安全保障强化行动，推进工业互联网安全综合保障能力提升工程，完善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加强技术创新突破，实施保障能力提升计划，推动中小企业“安全上云”，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网络安全产业生态。 此外，结合重点任务和突出问题，从组织实施、数据管理、资金保障、人才保障四方面明确了支撑要素和政策措施。 3、未来三年，如何进一步夯实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 未来三年，网络领域继续着眼构筑支撑工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互联互通的网络基础设施，加快企业外网和企业内网建设与改造，提升基础支撑能力。一是推动企业内网由“单环节改造”向“体系化互联”转变。推动工业生产装备和仪器仪表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让哑设备“活起来”；运用先进适用的网络技术建设IT-OT融合网络，把工业全流程的都“连起来”；建立标准化的网络信息模型，让以前难交互、难集成的异构数据都“动起来”。二是推动企业外网由“建网”向“用网”转变。在继续强调提升高质量外网承载能力和互通水平的同时，进一步引导工业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标识解析节点等接入高质量外网，让企业外网真正“用起来”，提升企业外网应用效能。三是拓展“5G+工业互联网”发展新空间。持续实施“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深化核心应用，推动应用领域从工业外围环节向生产制造核心环节拓展；优化应用模式，推动应用重心从单点孵化向5G全连接工厂拓展；强化产业支撑，加强5G工业模组研发、5G工业互联网专用频率研究、5G专网建设方案落地。四是探索央地协同发展新模式。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支持各地建设具有地方特色、产业特点的工业互联网园区网络；依托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遴选和建设工作，引导产业聚集好、带动作用强的地区积极创建“5G+工业互联网”先导区。 4、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下一步发展重点是什么？ 未来三年，我们将通过实施“标识解析增强行动”，从做大规模、做深应用、规范管理三方面进一步提升我国标识解析体系的发展水平。 第一，做大规模。我国标识解析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我国制造业门类、体量相比，覆盖范围还不足，因此标识解析体系各级节点的建设还要拓展覆盖范围、完善节点布局。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国家顶级节点与国际根节点的对接，增强国家顶级节点的服务能力，面向更多行业、更多区域推动建设不少于120个二级节点、不少于20个递归节点。同时，我们还将探索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基于标识的融合型基础设施，支持各地部署不少于20个融合节点。 第二，做深应用。建设目的还是应用，不然就成了“烂尾楼”“断头路”，同时与建设相比应用的难度更大，我们将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强标识解析体系的深层次应用。一是深化标识在各行业的推广应用。通过组织开展全国工业互联网标识创新大赛遴选典型案例加强示范推广，特别是应对疫情，我们将拓展标识在冷链物流、应急物资等领域规模化应用。我们还将增强标识资源对接、测试认证等公共服务能力，建立产业链供应链标识数据资源共享机制，促进标识的行业应用推广。二是深化标识在各环节的应用。加强标识解析系统与工业企业信息系统适配，推动标识解析系统与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APP等融合发展，深化标识在设计、生产、服务等环节应用，发挥出标识在促进跨企业数据交换、提升产品全生命周期追溯和质量管理水平中的作用。三是大力拓展主动标识。按照标识载体类型，标识应用分为静态标识应用和主动标识应用。静态标识应用以二维码、射频识别码（RFID）、近场通信标识（NFC）等作为载体，借助扫码枪或支付宝“扫一扫”功能等识读软硬件获取信息。主动标识应用通过在芯片、通信模组、终端中嵌入标识，由网络主动向解析节点发送解析请求，无需借助外部设备。这是我们下一步推动的工作重点，未来三年将部署不少于3000万枚主动标识载体。 第三，规范管理。去年12月，我部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的相关要求，印发了《工业互联网标识管理办法》，目的就是更好的促进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建设，更好的规范标识市场主体行为、激发创新发展活力，从制度方面规范各方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办法将于今年6月1日实施，我们将组织开展相关宣贯活动，推动各地抓好许可审批，加强监督检查。 5、下一步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作有哪些具体考虑？ 未来，我们将从“建平台、用平台、筑生态”三方面共同推进，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化升级。 一是“建平台”，构建“综合型+特色型+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滚动遴选跨行业跨领域综合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立动态评价机制，打造3-5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深化工业资源要素集聚，加速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创新变革。建设面向重点行业和区域的特色型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行业知识经验在平台沉淀集聚，推动平台在“块状经济”产业集聚区落地。发展面向特定技术领域的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前沿技术与工业机理模型融合创新，支撑构建新型制造体系。 二是“用平台”，加快工业设备和业务系统上云上平台。制定工业设备上云实施指南、工业设备数据字典，推动行业龙头企业核心业务系统云化改造，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业务系统云端迁移。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创新券、服务券等形式降低上云门槛和成本、扩大上云范围，创新 “挖掘机指数”“空压机指数”等新型经济运行指标。 三是“筑生态”，持续提升平台应用服务水平。围绕“平台+产品”“平台+模式”“平台+行业/区域”等领域打造一批创新解决方案，加快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培育。编制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支持建设平台数据监测与运行分析系统，开展平台基础能力、运营服务、产业支撑等运行数据的自动化采集。 6、如何进一步发挥数据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数据是平台应用的关键资源，为推动数据汇聚、流转、分析、应用，我们将开展“数据汇聚赋能行动”，主要围绕四方面开展有关工作，综合构建数据驱动新生态。 一是打造数据汇聚的载体，推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建设。提升数据统筹汇聚能力的同时推动数据高效分级分类，完善国家级中心建设，围绕重点行业建设分中心，针对中小微企业需求搭建个性化公共服务平台，聚焦核心区域建设大数据区域分中心，大幅提升数据汇聚能力、丰富数据资源池，建设数据灾备中心，保障国家网络信息安全。通过研究数据权属确定、价值评估、资源交换、效益共享等机制与接口标准规范，打通国家中心、分中心之间数据链条，健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数据流通机制。 二是提升数据价值挖掘能力，打造大数据中心综合服务体系。一方面，针对政府监管施政需求，重点打造工业经济和产业运行监测指挥、应急事件预警协调等服务能力，支撑政府提升管理水平。另一方面，针对行业发展需求，打造数据管理能力提升、工业资源共享、解决方案推广、设备与业务系统上云、产融合作、供需对接等服务能力。 三是促进数据流动，推动平台间数据互联互通。建立标准机制，推动平台间数据字典互认，建设统一的工业数据、算法模型、微服务等调用接口。加强平台间合作，联合开展重点问题攻关，实现优势互补，通过统一接口规范，推动机理模型和工业APP的跨平台调用与订阅。 四是推动数据知识共享，培育和推广高质量工业APP。对于共性工业经验知识，打造基础共性工业APP和可适性工业APP；对于行业工业知识，打造高价值、易推广的行业通用工业APP；对于特定领域、特定场景的独特工业经验知识，培育企业专用工业APP。通过构建工业智能解决方案、开源社区、开发者社区、工业APP商店等举措，促进工业APP交易流转。 7、未来将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工业互联网应用创新？ 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不同于互联网创新应用，工业互联网的主战场在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领域，面向工业、立足工业、服务工业。这要求工业互联网必须与各行业各领域技术、知识、经验、痛点紧密结合，多元性、专业性、复杂性高，这决定了推动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重点加强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推动形成各方积极参与的团体赛模式。工业互联网是涉及设施建设、融合应用、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和安全保障的融合性、系统性工程，企业不能单打独斗。要充分调动工业企业、基础电信企业、工业软件企业、工业控制企业、设备制造企业、解决方案提供商等各方积极性，推动形成主体多元、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和“团体赛”模式。进一步发挥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协调机制作用，形成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合力，完善政策体系和推进措施。鼓励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通信管理局加强协同，形成推动合力。 第二，突出工业细分场景特点。工业互联网面向千行百业，可以说是一米的宽度、五十到一百米的深度，需要与各行业的生产实践、行业特性、知识经验紧密结合，不断突破行业技术壁垒和数据共享障碍。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工业互联网在各细分领域的应用创新，探索符合行业发展实际需求的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规模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等新模式，加强5G和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应用。我们鼓励“跨行业、跨领域”平台的发展，更强调培育聚焦行业特点的专业型、特色型平台，实现精耕细作，产生实效。 第三，推动产业数字化，带动数字产业化。通过发展工业互联网，促进数字经济进一步壮大，不断形成先进生产力，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一方面，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势，打造工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互联互通的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应用模式和全新产业生态，激发数据要素作用，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另一方面，为5G、云计算、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落地开辟更广阔空间，并带动自动化、软件、网络等产业实现高端化突破，不断培育壮大新技术新产业。 8、开展工业互联网安全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是什么？ 安全是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近年来，我部会同相关部门大力推进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政府指导、企业主责的安全管理制度初步形成，可感可知的安全技术监测服务体系初步构建，安全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增强、监测预警、信息共享、通报处置闭环工作机制初步建立，工业互联网安全相关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随着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进入新阶段，设备联网、企业上云等情况日益增多，安全风险随之加剧，对网络安全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与此同时，工业互联网安全仍面临着工业企业网络安全意识不高、技术防护能力不足、安全监测能力不强、网络安全产业支撑不够等问题。 行动计划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强化前瞻性、创新性、落地性，明确了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导向、以加强安全供给为重点、以培育安全产业为支撑、以强化技术监测服务能力为抓手的工作思路，力争切实建立起制度更加健全、技术更加先进、政企更加协同的安全保障体系。 行动计划安全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实施分类分级管理。针对重要行业的重点企业，实施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制度，明确不同类型企业安全基线要求，进一步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二是强化产业协同，推进供给侧加快创新。围绕工业互联网产品内嵌安全、企业上云安全等迫切需求，从网络安全技术、安全产品、安全服务等方面引导创新加速，加大安全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丰富安全解决方案有效供给。三是加强示范引领，促进安全产业发展壮大。着眼构建网络安全产业良性发展生态体系，优化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布局，培育安全龙头企业和特色企业，开展试点示范，进一步促进安全产业发展壮大。四是坚持专项带动，提升安全技术监测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企业自身防护、区域监测保障、国家协调服务三方面能力，打造多方联动、运行高效的安全技术监测服务体系。 9、《三年行动计划》中提出实施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具体内容和下一步安排分别是什么？ 目前我国联网工业企业数量众多，涉及行业众多，存在信息化发展程度不一、承载业务类型相异、所属行业安全保护规律差异化明显等特点，难以采取“一刀切”的网络安全管理模式。2019年我部与国资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强工业互联网安全工作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对工业互联网企业实施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管理，集中力量指导重要行业、重点企业建立安全防护能力，提升安全防护水平。开展分类分级管理，一是进一步贯彻指导意见有关要求，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健全完善部门协同、政府指导、企业主责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二是指导地方主管部门形成工业互联网企业清单，建立健全定级核查、信息通报、监测预警、安全检查等机制，集中力量指导管理重点企业；三是通过标准规范引领推动企业贯标达标，促进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提升。 分类分级管理着力打造“1+4”的制度体系。1项《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管理指南》，明确将工业互联网企业分为联网工业企业、平台企业、标识解析企业等三类，结合企业所属行业的重要性、企业规模、应用工业互联网程度、网络安全风险程度等因素，将企业分成三个级别，同时明确定级流程和安全管理、支持保障等方面的要求。4项《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分类分级防护规范》，针对联网工业企业、平台企业、标识解析企业以及工业互联网数据四类对象，分别明确防护要点和不同级别的网络安全防护要求。 今年1月13日，我部印发《开展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部署分类分级试点工作。结合各地工业互联网发展实际，目前选定上海、江苏、广东等15个省（区、市）232家重点工业行业的重点企业参与试点。试点工作由各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与通信管理局共同组织实施，包括自主定级、定级核查、落实安全要求、试点工作总结四个阶段，计划今年10月底前完成试点工作。通过试点进一步完善《管理指南》，提升《安全规范》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指导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全管理模式。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王盈盈1    甘甜2    郭栋3   王守清1,4 1. 清华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     2.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4.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PPP项目股权结构的优化研究”（7177209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各地HDI指数的编制和研究”（16ZDA009）   [摘要]当前中国PPP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理论研究却落后于实践，症结之一在于PPP项目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研究视角的割裂，前者过于微观且侧重市场逻辑，后者过于宏观又倚重科层分析。未来PPP研究应着力于科层和市场相结合的整合路径，揭开微观项目与宏观结构的互动逻辑，从而推动中国PPP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实现PPP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管理；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154(2020)00-0000-00   一、引言 自2014年以来，中国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我国称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发展井喷。根据国家财政部PPP中心的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累计签约PPP项目数量6546个、金额10.3万亿元。PPP模式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这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我国公共投资结构，也将对地方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由此，PPP理论研究亦日益活跃，现已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然而，PPP理论研究却落后于实践发展，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PPP政策指向模糊和认识不统一等困境。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核心症结在于：当前PPP项目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研究视角存在严重割裂。一方面，两者的分析对象和前提假设不同，前者着眼于项目的最佳实践和科学管理，后者致力于揭示政府行为逻辑并实现公共价值。 为更好地厘清PPP理论研究的整体脉络与研究现状，同时增进学界对中国PPP实践的理解，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中文文献为基准，检索和梳理PPP相关文献，对中国PPP理论研究展开系统性综述，剖析两大视角割裂现状及成因，并提出整合路径的研究展望，希冀为未来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二、基于两大视角的PPP研究现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PPP，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1-2]。自2014年以来的改革正式推动PPP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重要机制，也促使中国PPP研究从过往的微观项目管理视角向着公共管理等更加多元的研究视角发展。 界定PPP概念通常采用情境类型法，这源于PPP实践属性强且各国情境千差万别[2]。这也是项目管理视角的PPP研究先于其他领域的主要原因[3]。中国关于PPP的官方定义来自国办发[2015]42号文，有其独有的特征：一是该定义明确政府为PPP项目责任主体，并限定其行为合规路径，相比西方的“公共部门”内涵更为狭窄；二是该定义采用“社会资本”来界定合作伙伴，相比西方的“私营部门”内涵更为宽泛，它不仅包含私营组织，还可以是国有属性的组织，如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基金等。还需要说明的是，该定义实际上对伙伴设置了准入条件，要求伙伴至少“具备投资、运营管理能力”。除了营利性企业，国际上也有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做PPP伙伴，而我国目前的PPP实践中还鲜见其他组织，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来自我国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社会组织由国家民政部等部门主管，而2014年以来的PPP主要与国家财政部和发展发改委的职能相关。 （一）PPP项目管理研究现状 PPP项目管理研究缘起于工程建设管理，发端于公共设施的工程建设投融资。学者们历来热衷于做PPP项目管理的文献综述或荟萃分析[4-8]。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并含SU=‘项目’并含‘项目管理’”作为检索式，且勾选“工程科技Ⅰ辑”“工程科技Ⅱ辑”和“经济与管理科学”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2276篇文献，主要包含四类主题。 1.关键成功因素（Critical Success Factors，CSFs）研究PPP项目成功实践的影响因素。这是PPP项目管理领域最早也最丰富的研究，自1996年Tiong[9]提出CSFs研究框架以来，学者们基于中国PPP实践挖掘了大量CSFs要素[10-11]，后来又对要素分阶段、分专业、分行业的类型化研究[12]。学者们在研究CSFs时，普遍做出一个“成功”或“失败”的二元判断，然而，迄今并无PPP项目“成功”与否的统一标准，自然也谈不上CSFs清单的“标准答案”。而且，已有研究普遍是静态时点的研究结论，这源于PPP项目的跨度实在太长（通常长达30年），鲜少有学者能跟踪一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此外，受限于PPP项目案例资料的可获得性，学者们通常只能得到“成功”案例，却无法得到“失败”素材，这也暗示着当前CSFs研究结论的有偏（biasedresults）。总之，CSFs研究所挖掘的要素虽然非常多，但迄今仍无法厘清各类要素之间的相协同、相抵触或相匹配的关系，仍停留在实践层面的经验性归纳。这一主题构成后续研究主题的经验性基础。 2.风险分担（Risk Allocations）研究侧重预防项目失败的风险要素识别、评估与分配。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CSFs的实现通常充满不确定性，因此CSFs和风险要素研究实则一体两面。Wang等是中国这一主题的开创人[13]且提出了“外星人眼”风险管理模型[14]，柯永建则紧随其后并提出了风险分担机制[15-16]。我国其他学者基于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学者们延循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17-18]。不过，当前项目管理领域的风险研究主要基于问卷调研等主观资料为素材，这导致研究结论依赖于“参与主体”，而且项目风险因素也高度依赖于“所处情境”。这一主题有待结合这两方面，以提炼更具一般性的因果机制。 3.绩效评价（Performance Measurement）研究项目产出结果的衡量与评价。这是一项偏技术的研究主题，主要包含产出标准、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方法是VfM（Value forMoney，物有所值）评价[19]。Yuan等人[20]建构了中国PPP关键绩效指标与框架，曹启龙等人[21]针对PPP寻租行为提出绩效监督模型。我国于2015年正式将VfM评价纳入PPP实施流程[2]，不过VfM评价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仍存在模糊之处并因此造成争议，未来有望基于大数据手段进一步完善。 4.控制权配置（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研究政府和市场协作之间的最优配置。这是近年的新主题，以伍迪[22]和王守清等人[23]的文献为代表。这一视角早期的研究以实物期权的配置为主，大量借鉴金融工程等理论形成了价格机制[24]、补偿机制[25]等技术性结论。自2015年伍迪[22]应用于PPP后，展现出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趋势。然而，他虽然初步借鉴了周雪光的“控制权”理论，做了视角融合的有益尝试，但解释仍旧有限。不过，学科融合的初步尝试为今后的视角整合打下了基础。 （二）PPP公共管理研究现状 PPP公共管理的研究侧重于组织管理与政策过程，致力于提升PPP的治理效能。Hodge和Greve[26]的PPP文献综述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作品。Wang等人[27]基于Web of Science系统检索得到186篇PPP公共管理文献，提炼了与PPP公共管理研究相关的三大知识背景，即经济学、公共管理和政策、组织理论。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作为检索式，且勾选“社会科学Ⅰ辑”和“社会科学Ⅱ辑”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455篇文献，主要包含六类主题。 1.采纳动机（Adoptionmotivation）探讨地区发展水平对PPP采纳结果的影响。通常，发达程度越高，提高效率的采纳动机越大，而拓宽资金渠道的动机则变小[28]。何平均等人[29]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揭示了农业基础设施PPP的主体动机，将采纳动机研究引入到了特定领域。任小强[30]基于水利工程PPP采纳动机的分析，指出融资和提效两大动机的互动作用。谈婕等人[31]则从落地速度的快慢来解释采纳动机的作用，拓展了动态过程机制。Tan和Zhao[32]则提出采纳率概念，来解释地方政府的PPP采纳行为。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新近研究已呈现项目层面的采纳动机理论解释，显示出初步的从项目到公共管理转向趋势。 2.执行绩效（ImplementationPerformance）有别于项目绩效研究。这一视角下的执行绩效侧重于过程，而项目绩效侧重于产出。张万宽等人[33]最早建构了国家层面的关键影响因素框架。陈婉玲[34]强调PPP的过程绩效监管工作应关注政府责任，建议采用立法、契约制度化及独立监管等手段来实现。近年学者们针对PPP公共价值问题做了大量反思和倡导，包括公共价值失灵[35, 36]、价值冲突与协调[37]、可持续发展导向下的PPP新内涵[38]等。 3.财政责任（Fiscal responsibility）研究致力于考察PPP对公共财政风险的影响。这一主题也是国内学者近年密切关注的主题之一。Tan和Zhao[39]在公共管理顶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上讲述了中国PPP复兴仍是财政短缺和政府债务高企的公共财政故事，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PPP财政承受的高度关注兴趣。关于PPP带来的财政风险，学者们观点不一。温来成等[40]认为我国近年大规模的PPP实践容易产生财政风险，缪小林等[41]着重探讨了PPP如何才能起到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机制，指出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配是关键。张牧扬等[42]实测了我国地方政府实施PPP的财政支出压力，指出多数城市在管理得当的前提下仍有财政空间。此外，税收研究[43, 44]和审计研究[45, 46]日渐成为PPP财政研究的重要议题管理的重要议题。针对我国当前PPP项目以政府付费/补贴模式为主的现状，这一主题有望得到持续探讨和发展。 4.制度/政策研究（Institutional/policyresearch）研究正快速积累成果。理由在于近年PPP大规模实施暴露出的问题均涉及制度根源或政策导向。理想的PPP发展环境应包含公平竞争、规范程序、完善的问责制度和广泛的公众参与等[47, 48]，而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制度建设滞后、市场意识薄弱等困境[49]，加大了PPP失败风险。随着2014年后中国PPP政策的密集发布和积极执行，PPP政策研究成果随之丰富起来，包括规制体系[50]、政策扩散[51]、政策学习[52]、政府执行角色[53]，相配套的PPP制度建设研究也日渐丰富[54, 55]。Wang等人先后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中基于中国PPP素材做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情境的制度特征，如合同制定过程[56]、腐败程度[57]等。 5.比较研究（Comparativestudy）主要从研究方法上的一项分类，侧重于国际比较。谈婕和赵志荣[58]以类型学研究划分了PPP的传统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指出中国属于上述模式的复合。王天义等人[59]探讨了PPP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6.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侧重学理层面的PPP理想探讨。我国学者提出了较多PPP发展的“大问题”[60-62]，回应了我国市场化改革伊始阶段时，学者们提出的问题[63]。 三、PPP研究视角割裂阐释 本文基于两大视角的研究现状梳理，发现当前中国PPP理论研究的特征：项目管理成果多、主题趋向收敛，公共管理成果少、主题快速拓展且日渐丰富。具体而言，PPP项目管理领域中，我国学者近年试图超越“项目失败”现象与单一实践路径的研究局限，探讨复杂情境下多对象、多层次的PPP项目管理问题，或尝试发现项目实践的多重影响因素，也取得了可喜进展。然而，这一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仍非常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的工程建设管理学科背景限制。研究者们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及发展历史了解的有限，导致了PPP项目管理解释框架停留在项目个性层面，却没有提升到结构共性层次，例如，周志忍[64]很早就指出，我国向西方学习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有一定偏向，更多地参照了Savas[65]等积极学派的观点，却较多忽略冷静学派的分析。 PPP在我国的应用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密不可分。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收入的分配权力更加集中于中央，自上而下的巨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现象逐渐凸显[66]，PPP模式得益于这一制度改革下的“专项转移支付”政策，PPP项目成为“专项化”“项目化”的核心手段之一。此外，由于我国PPP实践起源于引进国际投资者的跨国投资项目，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肇始于提高效率的实践动机，加之这一视角更能从实践成效中获得及时反馈，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首先成为我国PPP理论的主要流派，致力于提高效率的“最佳实践”研究，为我国PPP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时至今日，当PPP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一项主要机制时，PPP理论研究的价值判断有必要转向，应从项目管理研究过渡到公共管理研究为主。 PPP公共管理领域的国际前沿历来活跃，见诸大量管理学顶级期刊[67-69]及公共管理顶级期刊[70, 71]。然而，国内PPP公共管理研究仍以理论探讨为主，多数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政策建议。究其原因，在于PPP项目的复杂实践属性没有被充分揭示，源自研究者对于项目经验的了解有限，以至于无法结合理论成果提出指导实践的操作路径。换言之，PPP与购买服务、合同外包等其他市场化机制的异质性仍未被充分揭示，这也导致PPP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黑箱”仍无法打开。事实上，诸如交易结构、伙伴类型、实施程序等PPP项目操作的差异巨大，虽然与当前制度不完善导致操作无法标准化有关系，但PPP本身的复杂和模糊属性仍然是学界无法绕开的研究进路障碍，也造成了当前各个部门对PPP认识不统一、理解不一致等现状[1]4。还比如，我国当前大量PPP项目依赖于政府付费或补贴，而国际上仍有大量的PPP项目以使用者付费作为主要收益来源，若将这两类PPP项目按同质性处理，则研究结果必然会有重大偏差。总言之，PPP理论研究趋势必然朝着公共管理领域体系化，而实现这一研究目标的核心路径是揭开项目异质性。 四、两大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 学者们倡导用复合逻辑解释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创新机制[72-74]。PPP理论研究也可以参照这一逻辑，基于当前两大研究视角的体系，进行项目管理与公共管理的视角整合与相互渗透。以往项目管理视角主要将PPP看作市场行为，而公共管理视角仍坚守科层逻辑，那么未来整合视角的PPP研究转向，应将科层组织和市场组织视作同等重要来解释PPP行为。PPP已有研究与转向的关系如表1所示。下文将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阐释具体操作。            （一）研究对象 1.多中心治理。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成果实质上均属于多中心治理的手段性（Means）研究。以往研究多侧重技术治理，未来研究应更多强调PPP的公共价值创造这一目的性（Ends）研究。而且，我国以往大量研究关注企业组织的PPP，鲜有涉及社会组织的PPP，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遗憾，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非营利性组织的PPP。由此，PPP作为一项多中心治理手段，也将自然地从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向社区服务、基层农村等领域延伸和应用。 2.政府行为。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揭示了大量与政府行为相关的要素，但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互动作用却研究不足。未来研究应结合我国业已形成的政府行为及创新理论体系，从结构/制度路径的央地关系和行动/过程路径的府际关系来拓展PPP的理论研究。此外，正式合同制度下的PPP项目中，实则存在大量非正式制度路径的协调行为，如信任（Trust）、关系协调（Relationship coordination）、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等，从中揭示更多通往PPP项目可持续发展并成功实践的中介机制。 3.公共政策。基于近年发布的上千项PPP相关政策，未来研究有望从公共政策视角解释PPP行为逻辑。例如，PPP操作流程等政策前后接力、相互冲突、高度模糊等现象，暗示着政策过程的利益诉求、网络联盟及共识形成逻辑。以PPP政策作为切口，构成揭开基层政府执行逻辑的新线索，从中寻找PPP等“好政策”执行的动态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PPP政策及制度建设。 （二）研究路径 1.延展路径——“走出去”。立足公共管理理论，未来研究可在PPP项目层面纳入“情境”“权力”和“资源”等社会科学经典概念，产生更具实践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参照“结构-行为”分析范式，将过往PPP项目管理层面揭示的众多异质性要素，提炼成一个共通的宏观环境要素，从而提高PPP研究的理论效度。 2.吸纳路径——“引进来”。在公共管理与政策这一分析单位层面，未来研究可将项目层面已有的CSFs框架、风险分配机制、绩效评价体系和控制权配置等要素吸纳进来，提高对地方政府PPP行为逻辑的解释力，由此提高PPP配套制度和政策设计的适用性。地方政府在国家治理和制度形塑中扮演“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是理解我国行政改革历程及社会转型的重要“切口”，因此，朝着这一研究路径探索，将形成更为一般性的组织管理理论，如协作、网络、数字治理等，从而提高PPP理论与其他治理手段的可比性。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基于文献综述，指出我国PPP理论研究的症结，并提出了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指明未来PPP研究方向。未来有关PPP的研究将存在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实践经验素材，这是PPP理论研究的丰富源泉；第二个层次是项目管理理论，这既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理论解释的归路；第三个层次则是公共管理理论，站在制度格局和政府创新视角定位PPP的工具价值；第四个层次则是本文提出的复杂组织协作理论，基于视角整合形成更一般性的管理理论，与其他协作性机制形成比较和参照。未来PPP研究的发力点在于搭建两大视角的沟通桥梁（Bridge）。具体而言，聚焦多中心治理、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三大研究对象，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研究路径，形成更为整全性的PPP理论框架和体系。 视角整合下的PPP研究将有助于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尤其是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域将越来越依靠PPP这一协作方式来实现治理现代化。这为PPP研究转向提供了现实需求：我国希冀用好PPP这一工具，前提是要理解PPP实践活动中的各方行动逻辑，尤其是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因而须有赖于PPP下一步研究能否对行动逻辑做出有效的解释。未来，通过整合视角和提高视角之间的交流，PPP的理论与实践试图回答好这两个问题：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机制中的政府该如何定位？多元主体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通过回答好这两个问题，不仅能形成PPP各方更成体系的行动逻辑，也能进一步清晰行为标准，进而推动政策指向的清晰化。而且，这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文章来源：管理现代化[J]，2020,40(6): 67-74 (CSSCI)，DOI: 10.19634/j.cnki.11-1403/c.2020.00.000；或公众号“中国PPP智库”。（参考文献具体同见于上述地址）      

2020年11月18日，中招联合与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签署“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人才网上学习平台”合作协议，就技术技能平台的建设、应用及推广开展合作，共同打造国内综合权威工业、通信业人才培养龙头平台。     今年3月，中招联合凭借多年的互联网学习平台运营经验优势，成为“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人才网上学习平台”的技术支持单位，并顺利完成平台改版升级工作。升级后平台面向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实施培训，为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提供坚固技能人才保障。新版平台运行8个月以来，受到学员的广泛关注和认可，注册学员从3800人增至90638人，增长约24倍。     未来，中招联合与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将继续发挥好各自专业优势，加大课程开发力度，以开放共建为原则，撬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长期积累沉淀的优质资源和各类社会头部创作力量，不断提升平台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共同打造一个覆盖面广、专业性强、服务性高的国家级职业技能线上培训平台。   官网地址：www.tech-skills.org.cn   来源：中招联合微信公众号

一、政策法规   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2020年8月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现行《条例》于1995年发布施行，在规范预算管理、增强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科学性、深化分税制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制定的行政法规。本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成果，将预算法实施后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等有关规定法治化；细化明确了预算法有关规定，对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事项做出具体规定；满足预算管理实际需要，根据近年来的实践对预算收支范围、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务等各项工作做出相应规定，确保公共财政资金节用裕民。《条例》共8章97条，主要从明确预算收支范围、强化预算公开要求、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明确预算草案编制时间、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规范财政专户等方面做出规定。 （信息来源：根据财政部官网信息整理）   财政部要求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固定资产管理   近日，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的通知》，从落实管理责任、加强基础管理、规范管理行为、完善追责机制四方面提出14点要求。 通知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真正落实“过紧日子”，在摸清固定资产存量基础上，合理提出配置需求，审核部门要严格把关，从严控制。固定资产配置能通过调剂、收回出租出借等方式解决的，原则上不得重新购置、建设、租用。购置、建设、租用固定资产的，应当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等法律法规，并做好政府采购等履约验收与固定资产入账的衔接。严格按规定标准配置固定资产，没有配置标准的，结合本单位履职需要和事业发展需求，厉行节约，合理配备。固定资产原则上不得一边出租出借、一边新增配置。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新闻网）   财政部：政采电子化交易监管规则不适用《电子招投标办法》   财政部近日发函明确，政府采购项目交易及监管规则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和财政部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执行，不适用《电子招投标办法》。  据了解，湖南省财政厅近日就政府采购项目实行电子招投标的相关问题向财政部致函。财政部经研究向其复函并作出答复。财政部明确，按照《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的指导意见》（国办函﹝2019﹞41号，以下简称“41号文”）有关要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坚持“公共服务”定位，主要围绕交易服务优化完善系统功能，提升服务水平，不得介入各行业主管部门法定监管职责，不得改变各行业法定交易规则，也不得强制进场交易。政府采购项目交易及监管规则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和财政部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执行，不适用《电子招投标办法》（发展和改革委20号令）。  针对各类采购方式的电子化流程设置，财政部指出，政府采购法规定了多种采购方式，很多政府采购项目涉及多轮谈判磋商，采购程序非标准化，不宜“一刀切”的按某一种采购方式流程实行全电子化交易。强制要求所有政府采购项目执行电子招投标流程，不仅于法无据，也会影响采购效率，不符合41号文确定的“服务高效”基本原则，不符合非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的实际情况。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网）       二、工作动态   财政部公布2019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   2019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067.0亿元，较上年减少2794.4亿元，下降7.8%，占全国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0.0%和3.3%。　 一、地方政府采购规模下降明显。中央预算单位、地方预算单位政府采购规模分别为2666.3亿元和30400.7亿元，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8.1%和91.9%。地方政府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集中财力保重点支出，政府采购支出下降较大。　 二、工程、服务类采购规模降幅明显。货物、工程、服务采购规模分别为8607.0亿元，15004.3亿元和9455.6亿元，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26.0%、45.4%和28.6%，增幅为6.7%、-4.5%和-21.7%。其中：地方预算单位工程、服务规模分别较上年下降5.2%和23.5%，导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下降。 三、分散采购规模占比持续上升。政府集中采购、部门集中采购、分散采购规模分别为13042.4亿元、4913.0亿元和15111.5亿元，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39.4%、14.9%和45.7%。 四、公开招标采购仍占主导地位。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单一来源采购分别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78.3%、1.0%、3.6%、6.2%、1.4%和6.2%，公开招标采购规模占比较上年上升7.8个百分点，竞争性磋商和单一来源采购规模分别下降2.1和5.6个百分点，其他采购方式占比基本持平。 主要原因：一是服务类项目占比大幅减少，导致服务类采购项目普遍采用的非招标采购方式占比下降，公开招标采购方式占比相应上升。二是各地区各部门规范单一来源采购管理，使单一来源采购占比下降 五、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持续显现。节能环保产品采购方面：全国强制和优先采购节能、节水产品633.7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规模的90%，全国优先采购环保产品718.7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规模的88%。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全国政府采购授予中小微企业合同金额为24519.1亿元，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74.1%，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为11922.3亿元，占授予中小微企业合同金额的48.6%。公务机票购买情况：全国共37.2万家预算单位购买公务机票1181万张、金额达162.2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17.8%和17.6%。 （信息来源：财政部官网）   哈尔滨工程大学召开资产工作部署会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秋季学期各项工作部署，保证年度工作顺利开展，哈尔滨工程大学国资处近日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强调，工作中要坚持问题导向，善用辩证思维，探索创新路径、工作精准发力，做好对下半年学校各项重点工作的支撑。针对完善资产工作协同机制，加强国有资产规范化管理；落实采购“放管服”工作，提升采购服务能力等方面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同时就业务工作改进、服务手段创新、管理水平提升展开讨论，提出工作拓展创新建议。涉及深化调查研究和工作研讨常态化机制，完善“检查-反馈-整改”常态化工作机制，建立采购活动后评价机制，扩大线上业务办理范围，多维度畅通沟通渠道，拓展业务咨询深度和广度等内容。 （信息来源：哈尔滨工程大学网站）   三、综合信息   我军开展定价择优采购试点   近日，军委后勤保障部就定价择优采购开展试点。推动军队采购从“拼价格”向“比质量、优服务”转型，有力提升军品质量。 实施定价择优采购与传统采购模式相比，在定价方式上，采用先期论证测算定价，促进采购单位一体化统筹管理预算、科研、定价和供应；在招标评审上，全过程聚焦军品质量，取消“价格分”，强化评审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在质量管控上，由多方共同监督评价质量。 试点分先行先试、改进完善、总结推广三个阶段推进，对部分物资、服务类项目试点开展定价择优采购，军民通用的货架产品以及技术成熟、标准恒定的军品暂不适用定价择优采购。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湖北搭建“政采贷”线上平台 为中小微企业纾困   近日，湖北省财政厅建立省级“政采贷”线上平台，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实现互联互通。该平台即日起正式上线运行。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湖北省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复工复产步履维艰。为帮扶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建立“政采贷”平台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线上“政采贷”业务的主要模式是将政府采购管理系统、银行业务系统与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互联互通，通过政府采购、融资申请、授信意向等数据的传输共享，实现政府、银行、企业的三方信息在线交互，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从融资申请到贷款发放的“一站式”服务，有效满足政府采购中标企业短、频、快的融资需求。 相关财政负责人强调，“政采贷”平台上线后，参与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中小企业、采购人等各方主体，应严格依法依规参加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活动；财政部门也将继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更大力度激发全省中小企业的市场活力，降低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成本，提高企业在政府采购领域的获得感。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山西省上线分散采购全流程电子化系统   据了解，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打造的分散采购全流程电子化交易系统近日正式上线。 为确保系统稳定运行，各参与主体须按照要求准确表述有关全流程电子化交易的内容，该系统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有效提高了采购的经济性和效率性，大幅提升工作效率，降低市场主体交易成本。 为规范分散采购进场。中心坚持建设标准化、管理制度化、运行程序化、交易电子化的工作思路，先后出台了《招标采购代理机构现场守则》《评审专家现场守则》《评标区管理规定》《开标评标现场服务与管理办法》《交易现场见证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 截至目前，已有40余个分散采购项目全部完成全流程电子化采购工作。中心下一步还将着力推进不见面开评标和远程异地评标工作，以解决一些特殊项目的专家资源不足的问题。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海南省将实施评审专家信用评价管理   海南省财政厅近日出台《海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对评审专家信用评价实行累积记分制管理，以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规范评审工作，提高评审质量，发挥评审专家专业支撑作用。《办法》自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 《办法》对评审专家库建设和管理、评审专家选聘、评审专家继续教育测试、评审专家信用评价、评审专家解聘与监督管理等作了全面规定。 《办法》规定，评审专家信用评价实行累积记分制。记分来源分为评审专家违法违规行为和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评审专家的履职情况评价。评审专家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周期为12个月，满分为12分。评审专家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 12 分的，暂停其专家抽取资格一年。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新闻网）   广东省集采目录向“省域统一”目标迈进   广东省财政厅日前印发《广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年版）》（以下简称“新目录”）明确，全省原则上实行相对统一的集中采购目录。 新目录与财政部制定的《地方目录及标准指引》保持基本一致。并以《地方目录及标准指引》为基准，结合实际情况，保留了现行集中采购目录中的视频会议系统设备、装修工程、修缮工程、法律服务、审计服务、资产及其他评估服务等6个项目，不包含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同时，新目录明确了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按照新目录的相关要求，广东省财政厅还将加快建设全省统一的电子卖场，制定统一的电子卖场交易目录和交易规则，不断拓展和丰富各类电子交易方式，为各级预算单位提供方便、快捷采购渠道。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四、统计数据   2020年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    一、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 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0%，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总体平稳运行。     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2.0%，与上月持平；中型企业PMI为51.6%，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47.7%，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53.5%，虽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但仍位于临界点以上，反映制造业生产量与上月相比有所增长。 新订单指数为52.0%，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回升，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持续恢复。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3%，比上月下降0.6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继续减少。 从业人员指数为49.4%，比上月略升0.1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基本稳定。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4%，与上月持平，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仍在加快。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五、专题研究   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行为的认定及其解决路径 刘涛 一、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行为的认定依据 不管是政府采购法律体系中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还是招标投标法律体系中的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其构成一是要有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二是要有通过虚假响应谋取、骗取中标的主观故意。关于第一点，《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投标人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列举了五种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的行为，包括使用伪造变造的许可证件、提供虚假的财务状况或者业绩、提供虚假的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简历和劳动关系证明等。实践中弄虚作假的表现当然更多，有虚假的社保缴纳记录、产品检测报告、技术指标参数，甚至是虚假的法定代表人签名、公司印章等等，造假的手段和方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有关第二点主观故意的判断，招标投标法律体系采取的是严格准客观标准，就是有确切证据表明或者按照正常人的通常理解，认为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来自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而非过失，即被认为是故意通过虚假响应谋取中标。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个推定故意的判断，应严格限定在有确切证据，或者按照正常人的通常理解能够形成一般共识的范围之内。只要有任何证据表明行为人的弄虚作假行为存在过失的可能，或者按照正常人的通常理解，行为人谋取中标的目的存疑，在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情况下，这一推定就不成立。 2018年1月12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第五百一十七号），财政部对“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新校区云服务平台采购项目”的投诉处理决定，其对同类事项的不同处理思路，就鲜明的体现了这一适用原则。 财政部针对该案投诉人提出的两项投诉分别进行了辨析说理，关于投诉事项一，投诉人认为金商祺投标产品曙光天阔I620-G20服务器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支持NFC面板”，财政部经调查核实认为，招标文件要求包含“支持NFC面板”，金商祺在响应时删除了该部分内容，在没有响应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进行明示，而且标示无偏差，存在较强的主观故意。同时，在调查期间，其也未能证明其投标产品满足该项要求。上述行为明显违反了政府采购诚实信用原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情形。 关于投诉事项二，投诉人认为金商祺投标产品曙光DS800-G25系列磁盘阵列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获得VMware、VAAI、VASA兼容性认证”，财政部认为，招标文件中存储1和存储2的第9项指标要求为“获得VMware、VAAI、VASA兼容性认证”，由于该指标要求不明晰，中标人对此也作出了相应解释，可以认定其对此项要求理解存在偏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投标产品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投诉事项二缺乏事实依据。 这一案例虽然来源于政府采购领域，其内在逻辑和价值取向也一样适用于招标投标领域，其本质从大的方面讲是如何理解诚实信用原则在公共采购领域的地位、作用及其具体适用问题，从小的方面说是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准确界定问题。但是不管从哪个方面讲，未经调查核实取得确切证据证明，或者无法按照正常人的通常理解得出普遍共识，单凭部分证据和主观推断认定弄虚作假谋取中标，违背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会在事实上形成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泛化，使得供应商（投标人）的任何无心之失都有可能构成弄虚作假谋取中标，从而导致中标无效的后果，这很显然并不是公共采购立法的初衷。 二、弄虚作假骗取中标问题的解决路径 必须说明的是，强调对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行为的严格认定，并不代表对公共采购领域里大量存在的弄虚作假行为视而不见、放任自流。相反，因为此类行为对公共采购诚信基础的侵蚀和采购效率效果的破坏，它一直是公共采购立法、司法和执法规范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处理结果信息公告共计265则，其中47则涉及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问题。截止到2020年8月31日，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处理结果信息公告共计130则，其中15则涉及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问题，可以说，这一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供应商（投标人）违法违规问题的重灾区。 在诚信体系建设远远谈不上完善的当下，公共采购领域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大量涌现、屡禁不绝，把它归因于社会大环境当然没有问题，要治理起来也确实极为困难，但是公共采购自身也并非无计可施、无事可做。从财政部公布的有关案例来看，此类弄虚作假谋取中标的问题大部分是在投诉处理和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在专家评审和确定中标人阶段发现处理的少之又少。这说明我们现有的专家评审和采购人（招标人）确定中标人环节在这一问题上的审查确认流于形式，形式审查的特点非常明显。过度依赖事后质疑投诉和监督检查，不但使得大量弄虚作假谋取中标的行为无法及时发现，还使得发现问题后处理纠偏的成本极高，严重影响采购的效率和效果。 专家评审制度的问题有目共睹，这里不再赘叙，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解决了现在亟待解决的专家遴选、考核及职业道德建设问题，以现有的封闭式独立评审方式，仍然无法解决及时发现、准确认定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问题。因为除非评审专家对评审项目及供应商（投标人）情况的了解足够深入、足够全面（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否则这种几乎杜绝任何形式的检索、调查、求证甚至是评审专家的专业讨论的评审方式，会使得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行为的发现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发现了，因为缺乏有效可靠的佐证，评审专家也根本没有认定的动力和信心，对供应商（投标人）响应材料真实性的审查流于形式就是必然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关于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的报告义务之所以在实践中成为僵尸条款，原因也在这里。 独立评审的本意是否是禁止任何形式的检索、调查、求证以及评审专家之间的专业讨论，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探讨的。独立评审再怎么强调，其重心还是在评审，在于如何保障评审的质量，实现采购的目的。评审要独立，讲的是评审专家的意志独立不受他人非法干预，强化对评审客观公正性的保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在评审的质量上。只要能够保证评审专家的评审活动不受无关的非法干预、有助于提高评审的质量，评审专家基于评审需要采取的检索、调查、求证、讨论都应在允许之列（当然具体实现形式需要认真研究），这是推动现有的评审方式从形式审查为主向实质审查转变的必要举措之一。 同样的，在现在公共采购领域深化改革、强化采购人（招标人）主体责任的大背景之下，在制度层面确保采购人（招标人）对评标报告及中标候选人的投标文件进行复核的权利，是现实所需，也是解决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问题的重要抓手。应在立法、司法、执法各个层面鼓励采购人（招标人）在确定中标人环节对评标报告和投标文件的真实性予以必要的调查核实，而不是现在简单的盖章确认。 采购人（招标人）作为采购结果的最终承受者，理应有义务、也有动力去做这种核实。很多人认为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采购人（招标人）的此种复核权，既然招标文件由采购人（招标人）编制，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招标人）组建，在评审结束后采购人（招标人）对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人的投标文件进行复核的意义就不大。意义大不大暂且不论，采购人（招标人）作为合同中的一方，在要约承诺的过程中，难道都不能对对方要约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这个问题不言自明，似乎没有争论的必要。同时，评审专家作为采购人（招标人）的代理人，其在评审活动中是否尽到了谨慎、注意义务，采购人（招标人）通过对评标报告和投标文件的复核进行验证，理论上并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有人担心采购人（招标人）通过此种复核可能会试图改变评审结果或者提出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要求，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立法者也早已先知先觉，在立法环节规定了采购人（招标人）的诸多禁止性行为，以实现保障采购人（招标人）合法权利与维护评审结果严肃性之间的相对平衡，这其中包括：除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的情形外，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组织重新评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不得通过对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进行考察等方式改变评审结果；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等等，都是这一规则要求的体现。 （特约稿件）           疫情期间如何开展“不见面”形式的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 广西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竞争性谈判是《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规定的政府采购方式之一。传统的谈判形式需要供应商与谈判小组针对项目进行面对面交谈，但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开展见面形式的谈判活动，谈判过程将可能发生聚集性传染事件，这给传统谈判采购活动的组织带来了风险。那么，在疫情期间如何保证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顺利进行？笔者认为采用“不见面”形式谈判，即在采购活动全过程通过电子网络设备、现代通讯等工具或方法实现文件的传输以及采购活动各方的沟通，减少或避免人员面对面接触的一种采购活动组织形式，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一、关于竞争性谈判的法律法规 政府采购活动的组织必须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八条，《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对竞争性谈判的程序及谈判、评审过程的相关要求进行了规定。 纵观各省及地市相关法律法规，仅有贵州省财厅发布的《关于竞争性谈判方式有关问题的规定》（黔财采〔2006〕34号）一文中规定竞争性谈判必须采用面对面形式。由此可见，除贵州省外，其他省份从法律法规层面都未禁止采用“不见面”方式组织谈判采购活动。 二、开展“不见面”形式谈判活动的途径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不见面形式的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的组织。 途径一为选择采用全流程电子化采购,即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完成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全过程。包括发布采购公告、谈判文件下载、供应商提出提问或质疑、发布澄清及修改、制作响应文件，响应文件上传、在线截标、在线评审、在线谈判、多次报价（或最后报价）、发布成交公告、发送成交通知书等。参与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的各方人员整个过程均无需面对面接触。 全流程电子化采购是疫情期间不见面形式组织采购活动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对于部分还未实现全流程电子化采购的地区或机构而言，则可以通过途径二解决“不见面，少接触”的问题。 途径二为在传统采购活动的基础上，将传统的面对面递交响应文件、参加截标会议、谈判、多次报价等做法调整为采用电子网络设备、现代通讯等工具或方法来实现文件的传输以及采购活动各方的沟通，从而完成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本文将重点对途径二进行探讨。 三、“不见面”方式谈判过程的探讨 传统的谈判采购活动，可能出现“见面”的场景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采购文件的领取、响应文件的递交、截标环节、评审环节、谈判报价环节、成交结果通知的领取。 对于采购文件、成交结果通知的领取，可以通过电子化交易平台发布、邮寄或者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解决“见面”领取的问题。 对于响应文件的递交，可以通过上传电子化交易平台、邮寄等方式解决“见面”递交的问题。采用邮寄方式的，可在采购文件中注明“响应文件递交时间以快递签收时间为准，供应商应合理估计邮寄时间以确保按时送达，发送快递时应注明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对于响应文件的编制可以在采购文件中要求供应商在其响应文件的外包装上注明联系方式。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如果发现因快递等非供应商原因出现包装破损，可以在不拆封响应文件的前提下通过拍照、录制短视频等方式记录寄件收到时的外部状态并与供应商寄件人进行联系确认，以避免或消除后续出现因快递包装影响响应文件密封性问题争议的隐患。 对于截标环节，根据《政府采购法》 第三十八条中关于竞争性谈判的规定，竞争性谈判的报价不可以公开唱标，因此截标环节最主要的事项为检查响应文件的密封性情况。对于截标会议，可以采用直播方式邀请供应商远程观看。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谈判文件中写明拟使用的直播软件。截标会议现场，由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在摄像头下进行全方位展示响应文件密封性以及拆封响应文件。未到现场的供应商对截标有异议的，可通过直播软件客户端提出，项目负责人通过直播软件与其通话联系，当场作出答复并制作记录。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将截标会议现场直播画面进行录音录像保存。 目前主流的在线会议应用基本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腾讯会议为代表的便捷在线会议，参会人员在会议APP中输入代理机构提供的会议号，填写供应商名称和参会人员姓名即可参加会议。另一种是以钉钉会议为代表的标准在线会议，参会人员需要注册钉钉账号，并告知采购代理机构账号名称，采购代理机构在开标当日通过账号邀请参会人员进入截标大会。相较于标准型在线会议，便捷型的优点在于方便参加，即开即用，只需输入对应的会议号就能进入会议。它的缺陷在于一般不自带会议录像功能，如果需要保存直播视频，只能使用额外的设备，这就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设备和人员。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人可结合自身情况和要求选择在线会议的类型。 对于评审谈判环节，如采取不见面形式进行则需要对授权人的身份、报价文件的盖章及递交、澄清答复等细节问题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规定。谈判小组向供应商提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纠正的，可要求供应商在合理时间内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进行。为避免供应商不作回应，可在谈判文件中写明逾期未做澄清、说明或者纠正的，经电话催告仍不澄清的，视为放弃应答。谈判过程的提问及回答可通过视频软件、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供应商根据谈判情况和谈判文件修改书面通知需要对原响应文件进行修改的，应将经签字扫描后的修改文件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采购代理机构。为了节约评审时间，报价环节可以采取电话报价方式，先由采购代理机构的评审现场工作人员与供应商电话连线进行报价，再让供应商将报价文件签字扫描后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采购代理机构。谈判文件中应明确规定电话报价与书面报价不一致时的处理方式。 为了及时联系到供应商，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在谈判文件中要求供应商务必在响应文件中填写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电话联系方式、传真号码或电子邮箱并且规定未填写联系方式可能发生的后果及责任。 四、分析和总结 上述途径二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见面”的问题，但实践中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不足之处在于供应商参加开标会议需使用外部的直播软件来实现，外部的直播软件在功能上并不能完全适用于采购活动的规则。直播方式双向沟通的便利性相对于传统的见面形式仍存在不足，具体来说就是供应商发言、会议纪律的组织不够便利等问题。因此，该途径是在技术层面未能完全解决全流程电子化招标投标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除竞争性谈判外，政府采购项目还有公开招标、竞争性磋商、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这些方式采购活动的组织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未能完全控制和消除的情况下同样可采用上述“不见面”的方式。 笔者呼吁业内各方加大对全流程电子化招标投标平台的开发及完善力度，尽快解决多次报价、远程评标保密性的技术难题，使电子化招标投标平台能够完全适用于不同采购方式的采购活动规则。另外，笔者也呼吁立法者在修法时充分考虑法律法规与电子化招标投标的发展以及应用的适应性问题，从法律法规层面减少采购活动中的“见面”环节，引导招标投标活动进入不见面的“无纸化”时代。 （广西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供稿）   六、国家动态   国际公共采购一站式交易服务平台发布    在9月8日举行的服贸会“全球采购与数字贸易的创新融合”高峰论坛上，国际公共采购“一站式”交易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并启动，该平台将为企业参与国际采购所有环节提供“一站式”服务。 国际公共采购“一站式”交易服务平台由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联合各方合作伙伴筹备建设，该平台以“顶层设计+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的方式建设，功能包括产业互联网、中国进出口企业评价及认证、国际采购信息定制、国际公共采购培训体系、中国企业国际投标代理服务、跨境电商、直播经济、跨境支付与结算、供应链金融等。国际采购需要的所有环节将来都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完成，所以称其为“一站式”平台。 预计将有超过1000家国际采购组织及超过10万家供应商库在平台上线，未来3年内，国际公共采购交易服务平台线上交易及结算规模将超过上百亿美元，实现全球采购+数字贸易的创新融合发展。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七、采购问答   【编者按】部系统单位如在政府采购实务中遇到疑难问题，可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邮件至本刊编辑部（邮箱：zbzxzhc@miitcntc.org.cn，来信请注明单位名称），本刊将邀请政府采购领域专家在本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本期答疑专家：《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松伟   供应商对哪些采购文件无权质疑   问：有一家供应商对政府采购项目的预算金额提出质疑，说项目预算金额过低、不合理，对此采购人、代理机构该如何答复？ 答：供应商对于项目采购预算无权质疑，采购人、代理机构对于此项质疑可以答复：“采购预算不属于供应商质疑的范围。” 采购文件包括的内容很多。《政府采购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采购文件包括采购活动记录、采购预算、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评标标准、评估报告、定标文件、合同文本、验收证明、质疑答复、投诉处理决定及其他有关文件、资料。供应商并不是对采购文件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提出质疑。《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53条第（一）项就供应商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加了五个字的限定“对可以质疑的”，这就表明供应商对采购文件的一部分内容是不可以提出质疑的，也就是供应商无权质疑。 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供应商无权质疑的采购文件内容至少包含八个方面：（一）采购活动记录；（二）采购预算；（三）投标文件里中标或成交结果公布之外的内容；（四）定标文件；（五）验收证明；（六）质疑答复；（七）投诉处理决定；（八）评估报告里中标或成交结果公布之外的内容。以上八个方面供应商无权质疑的内容要么涉及政府采购当事人内部事务、商业秘密，依法可以不公开，导致供应商无权质疑；要么是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的法律文件不容质疑。   政府采购货物或者服务的化整为零如何界定   问：政府采购货物公开招标的数额标准是200万元，我们单位今年的办公用品第一批采购了180万元，没有达到公开招标的数额，我们采取了竞争性磋商进行采购。后来发现不够，还需要采购50多万元，因为，50万也没有达到公开招标的数额，我们又采用了竞争性磋商方式进行采购，这属于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吗？如何界定化整为零？ 答：是否属于化整为零，关键要看单位年度办公用品的预算金额。如果财政部门最终批复的年度办公用品预算金额在200万元以上，该单位以上做法就属于化整为零；如果财政部门最终批复的年度办公用品预算金额在200万元以下，该单位本年度后来的50万元办公用品采购是通过调整预算获得的采购资金，该单位以上做法就不属于化整为零。 不得将应当以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货物或者服务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公开招标，是《政府采购法》第28条的强制性规定。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是防止采购人规避公开招标。 如何界定化整为零？《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28条给出了明确规定：在一个财政年度内，采购人将一个预算项目下的同一品目或者类别的货物、服务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方式多次采购，累计资金数额超过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属于以化整为零方式规避公开招标，但项目预算调整或者经批准采用公开招标以外方式采购除外。《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28条是判定采购人化整为零的重要依据。准确适用这一法条，要把握五个关键点。第一，判断化整为零有一个时间限度，即一个财政年度内，我国的财政年度是自然年度；第二，一个预算项目下，也就是说，要看采购人所采购的货物或服务是否属于财政部门最终批复的部门预算中的同一个预算项目；第三，同一品目或者类别的货物、服务；第四，两种例外情形，项目预算调整或者经批准采用公开招标以外方式采购除外；第五，本质是规避公开招标，如果多次采购均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就不存在化整为零的问题。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实务当中，某些货物或者服务属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制定的网上商城、电子卖场采购品目或者协议供货、定点采购品目，一些采购人就把本单位年度预算金额在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这些品目的采购，分数次通过网上商城、电子卖场或者协议供货、定点采购来完成采购，最终，一年下来，同一品目或者类别的货物或者服务累计采购金额超过了公开招标数额，这同样属于化整为零。因为，网上商城、电子卖场或者协议供货、定点采购，是针对小额、零星采购项目的。      

  7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通过互联网公开征集“异地办事”还有哪些烦心事？其中提到：到外地参与招投标，还需要带上各种资质证书、参保证明等繁杂的纸质材料问题。　 征集公告称：为了解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的需求和困难，更好解决社会反映强烈的跨区域“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问题，推动更多的事项“一网通办”“跨区域通办”，即日起至2020年7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关于跨区域（含跨省和省内跨市县）仍不能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　　 公告列举要解决的事项：假如你的企业要跨省迁移，不得不在迁入地、迁出地两头办手续。　 征集公告称：对你关切的事项，我们将认真研究，并作为出台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更好推动这些事项尽快实现“一网通办”“跨省通办”“省内联办”，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利。　　　   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中国政府网原文链接：http://toupiao.www.gov.cn/yidibanshi/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展现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生动讲述广大干部群众投身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广泛宣传扶贫一线的感人故事和先进典型，展示社会各界凝心聚力决战决胜的精神风貌，营造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浓厚氛围，根据《2020年扶贫日活动方案》安排，国务院扶贫办决定举办“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征集展示展播活动。 一、活动主题 围绕“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主题，以脱贫攻坚的参与者、受益者、见证者为对象，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讲述、记录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的脱贫攻坚故事。 二、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                            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扶贫》杂志社、新华网 活动办公室：《中国扶贫》杂志社 三、作品类型及要求 （一）总体要求 1.主题鲜明：作品内容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体现的政治立场必须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符合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和政策保障等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讲好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故事，透过“小场景”“小故事”，讲述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展现干部群众投身脱贫攻坚的新时代风采，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力量。 2.时间要求：作品的创作及取材时间为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至2020年9月20日。 3.版权要求：参加征集活动的作品报送者必须对作品享有完整版权。所投稿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可以部分取材于公众图片、视频素材进行创造性的编辑制作，但不得超过作品总篇幅、时长的四分之一。作品如侵犯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及其他创作权益等，主办方有权取消其评选资格，涉及法律责任由作者承担。所提交的作品著作权归作者所有，主办方享有使用权和传播权。主办方有权在著作权存续期内，以复制、发行、展览、放映、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用于与主办方宣传相关的用途，不再支付费用。 （二）分类要求 1.文字类：作品体裁不限，字数一般不少于1千字不多于1万字，须为真人真事，要求语言文字生动、情感真挚、事例典型，格式和用语符合相关规范。要素不全、格式混乱、错漏明显、制作粗糙的作品不得推荐。作品必须为原创且未发表，严禁剽窃、抄袭，一经发现，取消评选资格。 2.图片类：图片作品要求原创，画面清晰、有说明性文字、有故事性，图片为jpg格式，可以单张也可以组图。优先征集反映脱贫攻坚前后变化对比的图片。 3.视频类： （1）微视频。微视频作品聚焦真实温暖感人的影像片段，时长在3分钟以内，格式为MOV、MP4（mp4格式不得低于15M码流），视频标准为1920×1080（无损高清格式），音频声道分为1声道（解说、同期声），2声道（音乐、音效、动效），最高电频不能超过“-8dB（VU）”，最低电频不能低于“-12dB（VU）”，字幕位置居中，黑体字60号，字边加阴影。视频中不得添加任何水印标识，不得插入任何商业广告。 （2）微电影。微电影作品按照时长分为5分钟类、15分钟及以上类两个类别。作品可采用动漫微电影、纪实微电影(真实演绎)、专题片、纪录片、故事片和微视频等多种体裁，在故事讲述、影像风格、美学追求和制作水准等艺术与技术方面有优良表现。采用MP4标准格式，字幕必须为简体字，片中不能添加任何水印标识、不得插入任何商业广告。 四、征集时间和方式 征集时间为2020年7月1日起至2020年9月20日。 采取两种方式进行征集： （一）面向社会征集。主办方在新华网、国务院扶贫办网站与两微一端、《中国扶贫》杂志、“中国扶贫”微信公众号、中国扶贫网等平台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作品。作者将作品直接寄送征集展示展播活动办公室，由《中国扶贫》杂志社、新华网组织人员进行初审，负责填写推荐意见并盖章、汇总。 （二）组织各地报送。向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扶贫部门发出征集通知，请各地按要求广泛组织动员扶贫工作者、驻村工作队员、广大群众和文学、摄影、微视频（微电影）爱好者参与征集活动，聚焦活动主题征集、创作并报送作品。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扶贫部门指定机构或专人对接此项工作，报送的作品由推荐单位进行初审，填写推荐意见并盖章，寄送征集活动办公室，做到随审随报。 所有投稿作品的电子版请在邮件中标注为“扶贫征集”字样发至邮箱：fpgs2020@sina.com，或发至百度网盘：18611457726。投稿作品纸质版及盖章后的推荐意见请在信封正面右上方标注“扶贫征集”字样，邮寄至征集展示展播活动办公室，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一号《中国扶贫》杂志社1212室，邮编：100028。 联 系 人：韩莹、孙松、韩世雄。 联系电话：010-84419549、84419543、84153697。 工作微信：hanshixiong198。 五、奖项设置 本次征集作品将评选出获奖作品，设特等奖6名（包含文字、图片、视频，如无符合作品可空缺），按照文字类、图片类、视频类分别设置一等奖10名，二等奖15名，三等奖20名，优秀奖50名，同时设置优秀组织奖10个。对各奖项颁发获奖证书，对获奖作品作者给予奖励。 六、成果运用 获奖作品在新华网、国务院扶贫办官网与两微一端、《中国扶贫》杂志、“中国扶贫”微信公众号、中国扶贫网等平台选登、刊发和展示，并推荐在中央新闻媒体、有关商业网站及新媒体平台刊发播出，在重要展览展示活动中选用展出，选取部分获奖作品结集出版。 七、其它事项 （一）本次征集展示展播活动中的所有报送作品不得出现有违背社会公共道德、侵犯他人隐私及其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或规定的内容。 （二）为方便评审，所有参加征集人员不得把作者相关信息写在作品正文中。 （三）具体事宜由“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征集展示展播活动主办方负责解释。 附件：“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征集...docx   来源：国务院扶贫办

财金[2015]16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简称PPP）项目物有所值评价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我们立足国内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制订了《PPP物有所值评价指引(试行)》。由于实践中缺乏充足的数据积累，难以形成成熟的计量模型，物有所值定量评价处于探索阶段，各地应当依据客观需要，因地制宜地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工作。施行过程中的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反馈我部。   　　财政部 2015年12月18日       　　附件   PPP物有所值评价指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PPP物有所值评价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42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 VfM）评价是判断是否采用PPP模式代替政府传统投资运营方式提供公共服务项目的一种评价方法。   　　第三条 物有所值评价应遵循真实、客观、公开的原则。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拟采用PPP模式实施的项目，应在项目识别或准备阶段开展物有所值评价。   　　第五条 物有所值评价包括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现阶段以定性评价为主，鼓励开展定量评价。定量评价可作为项目全生命周期内风险分配、成本测算和数据收集的重要手段，以及项目决策和绩效评价的参考依据。   　　第六条 应统筹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结论，做出物有所值评价结论。物有所值评价结论分为“通过”和“未通过”。“通过”的项目，可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未通过”的项目，可在调整实施方案后重新评价，仍未通过的不宜采用PPP模式。   　　第七条 财政部门（或PPP中心）应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做好物有所值评价工作，并积极利用第三方专业机构和专家力量。   　　第二章 评价准备   　　第八条 物有所值评价资料主要包括：（初步）实施方案、项目产出说明、风险识别和分配情况、存量公共资产的历史资料、新建或改扩建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文件等。   　　第九条 开展物有所值评价时，项目本级财政部门（或PPP中心）应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明确是否开展定量评价，并明确定性评价程序、指标及其权重、评分标准等基本要求。   　　第十条 开展物有所值定量评价时，项目本级财政部门（或PPP中心）应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明确定量评价内容、测算指标和方法，以及定量评价结论是否作为采用PPP模式的决策依据。   　　第三章 定性评价   　　第十一条 定性评价指标包括全生命周期整合程度、风险识别与分配、绩效导向与鼓励创新、潜在竞争程度、政府机构能力、可融资性等六项基本评价指标。   　　第十二条 全生命周期整合程度指标主要考核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内，项目设计、投融资、建造、运营和维护等环节能否实现长期、充分整合。   　　第十三条 风险识别与分配指标主要考核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内，各风险因素是否得到充分识别并在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第十四条 绩效导向与鼓励创新指标主要考核是否建立以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供给数量、质量和效率为导向的绩效标准和监管机制，是否落实节能环保、支持本国产业等政府采购政策，能否鼓励社会资本创新。   　　第十五条 潜在竞争程度指标主要考核项目内容对社会资本参与竞争的吸引力。   　　第十六条 政府机构能力指标主要考核政府转变职能、优化服务、依法履约、行政监管和项目执行管理等能力。   　　第十七条 可融资性指标主要考核项目的市场融资能力。   　　第十八条 项目本级财政部门（或PPP中心）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补充评价指标。   　　第十九条 补充评价指标主要是六项基本评价指标未涵盖的其他影响因素，包括项目规模大小、预期使用寿命长短、主要固定资产种类、全生命周期成本测算准确性、运营收入增长潜力、行业示范性等。   　　第二十条 在各项评价指标中，六项基本评价指标权重为80%，其中任一指标权重一般不超过20%；补充评价指标权重为20%，其中任一指标权重一般不超过10%。   　　第二十一条 每项指标评分分为五个等级，即有利、较有利、一般、较不利、不利，对应分值分别为100~81、80~61、60~41、40~21、20~0分。项目本级财政部门（或PPP中心）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评分等级对每项指标制定清晰准确的评分标准。   　　第二十二条 定性评价专家组包括财政、资产评估、会计、金融等经济方面专家，以及行业、工程技术、项目管理和法律方面专家等。   　　第二十三条 项目本级财政部门（或PPP中心）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召开专家组会议。定性评价所需资料应于专家组会议召开前送达专家，确保专家掌握必要信息。   　　第二十四条 专家组会议基本程序如下：   　　（一）专家在充分讨论后按评价指标逐项打分，专家打分表见附件；   　　（二）按照指标权重计算加权平均分，得到评分结果，形成专家组意见。   　　第二十五条 项目本级财政部门（或PPP中心）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根据专家组意见，做出定性评价结论。原则上，评分结果在60分（含）以上的，通过定性评价；否则，未通过定性评价。   　　第四章 定量评价   　　第二十六条 定量评价是在假定采用PPP模式与政府传统投资方式产出绩效相同的前提下，通过对PPP项目全生命周期内政府方净成本的现值（PPP值）与公共部门比较值（PSC值）进行比较，判断PPP模式能否降低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   　　第二十七条 PPP值可等同于PPP项目全生命周期内股权投资、运营补贴、风险承担和配套投入等各项财政支出责任的现值，参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财金〔2015〕21号）及有关规定测算。   　　第二十八条 PSC值是以下三项成本的全生命周期现值之和：   　　（一）参照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维护净成本；   　　（二）竞争性中立调整值；   　　（三）项目全部风险成本。   　　第二十九条 参照项目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为：   　　（一）假设政府采用现实可行的、最有效的传统投资方式实施的、与PPP项目产出相同的虚拟项目；   　　（二）最近五年内，相同或相似地区采用政府传统投资方式实施的、与PPP项目产出相同或非常相似的项目。   　　建设净成本主要包括参照项目设计、建造、升级、改造、大修等方面投入的现金以及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等实物和无形资产的价值，并扣除参照项目全生命周期内产生的转让、租赁或处置资产所获的收益。   　　运营维护净成本主要包括参照项目全生命周期内运营维护所需的原材料、设备、人工等成本，以及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运营期财务费用等，并扣除假设参照项目与PPP项目付费机制相同情况下能够获得的使用者付费收入等。   　　第三十条 竞争性中立调整值主要是采用政府传统投资方式比采用PPP模式实施项目少支出的费用，通常包括少支出的土地费用、行政审批费用、有关税费等。   　　第三十一条 项目全部风险成本包括可转移给社会资本的风险承担成本和政府自留风险的承担成本，参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财金〔2015〕21号）第二十一条及有关规定测算。   　　政府自留风险承担成本等同于PPP值中的全生命周期风险承担支出责任，两者在PSC值与PPP值比较时可对等扣除。   　　第三十二条 用于测算PSC值的折现率应与用于测算PPP值的折现率相同，参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财金〔2015〕21号）第十七条及有关规定测算。   　　第三十三条 PPP值小于或等于PSC值的，认定为通过定量评价；PPP值大于PSC值的，认定为未通过定量评价。   　　第五章 评价报告和信息披露   　　第三十四条 项目本级财政部门（或PPP中心）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在物有所值评价结论形成后，完成物有所值评价报告编制工作，报省级财政部门备案，并将报告电子版上传PPP综合信息平台。   　　第三十五条 物有所值评价报告内容包括：   　　（一）项目基础信息。主要包括项目概况、项目产出说明和绩效标准、PPP运作方式、风险分配框架和付费机制等。   　　（二）评价方法。主要包括定性评价程序、指标及权重、评分标准、评分结果、专家组意见以及定量评价的PSC值、PPP值的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和结果等。   　　（三）评价结论，分为“通过”和“未通过”。   　　（四）附件。通常包括（初步）实施方案、项目产出说明、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文件、存量公共资产的历史资料、PPP项目合同、绩效监测报告和中期评估报告等。   　　第三十六条 项目本级财政部门（或PPP中心）应在物有所值评价报告编制完成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报告的主要信息通过PPP综合信息平台等渠道向社会公开披露，但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信息除外。   　　第三十七条 在PPP项目合作期内和期满后，项目本级财政部门（或PPP中心）应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将物有所值评价报告作为项目绩效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照进行统计和分析。   　　第三十八条 各级财政部门（或PPP中心）应加强物有所值评价数据库的建设，做好定性和定量评价数据的收集、统计、分析和报送等工作。   　　第三十九条 各级财政部门（或PPP中心）应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物有所值评价第三方专业机构和专家的监督管理，通过PPP综合信息平台进行信用记录、跟踪、报告和信息公布。省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对全省（市、区）物有所值评价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附：1．物有所值评价工作流程图（此处略）        2．物有所值定性评价专家打分表（此处略）

财金〔2014〕7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精神，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促进政府职能加快转变，完善财政投入及管理方式，尽快形成有利于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发展的制度体系，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重要意义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当前，我国正在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城镇化是现代化的要求，也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抓手。立足国内实践，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国家确定的重大经济改革任务，对于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政府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向社会资本开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可以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盘活社会存量资本，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拓展企业发展空间，提升经济增长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二)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体制机制变革。规范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能够将政府的发展规划、市场监管、公共服务职能，与社会资本的管理效率、技术创新动力有机结合，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过度参与，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质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要求平等参与、公开透明，政府和社会资本按照合同办事，有利于简政放权，更好地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弘扬契约文化，体现现代国家治理理念。 (三)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根据财税体制改革要求，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编制完整体现政府资产负债状况的综合财务报告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实质是政府购买服务，要求从以往单一年度的预算收支管理，逐步转向强化中长期财政规划，这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高度一致。 二、积极稳妥做好项目示范工作 当前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首先要做好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明确适用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项目类型、采购程序、融资管理、项目监管、绩效评价等事宜。 (一)开展项目示范。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向本级政府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大力宣传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理念和方法，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平等协商、风险分担、互利共赢的原则，科学评估公共服务需求，探索运用规范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新建或改造一批基础设施项目。财政部将统筹考虑项目成熟度、可示范程度等因素，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批以“使用者付费”为基础的项目进行示范，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提炼、完善制度体系。 (二)确定示范项目范围。适宜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项目，具有价格调整机制相对灵活、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投资规模相对较大、需求长期稳定等特点。各级财政部门要重点关注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如城市供水、供暖、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保障性安居工程、地下综合管廊、轨道交通、医疗和养老服务设施等，优先选择收费定价机制透明、有稳定现金流的项目。 (三)加强示范项目指导。财政部将通过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库为地方提供参考案例。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财政部将在项目论证、交易结构设计、采购和选择合作伙伴、融资安排、合同管理、运营监管、绩效评价等工作环节，为地方财政部门提供全方位的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撑。 (四)完善项目支持政策。财政部将积极研究利用现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渠道，对示范项目提供资本投入支持。同时，积极引入信誉好、有实力的运营商参与示范项目建设和运营。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为示范项目提供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可以结合自身财力状况，因地制宜地给予示范项目前期费用补贴、资本补助等多种形式的资金支持。在与社会资本协商确定项目财政支出责任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对各种形式的资金支持给予统筹，综合考虑项目风险等因素合理确定资金支持方式和力度，切实考虑社会资本合理收益。 三、切实有效履行财政管理职能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从明确投入方式、选择合作伙伴、确定运营补贴到提供公共服务，涉及预算管理、政府采购、政府性债务管理，以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等财政职能。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对财政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提高认识，勇于担当，认真做好相关财政管理工作。 (一)着力提高财政管理能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建设周期长、涉及领域广、复杂程度高，不同行业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差异大，专业性强。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探索项目采购、预算管理、收费定价调整机制、绩效评价等有效管理方式，规范项目运作，实现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水平。同时，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照“风险由最适宜的一方来承担”的原则，合理分配项目风险，项目设计、建设、财务、运营维护等商业风险原则上由社会资本承担，政策、法律和最低需求风险等由政府承担。 (二)认真做好项目评估论证。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有关政策法规要求，扎实做好项目前期论证工作。除传统的项目评估论证外，还要积极借鉴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VFM)评价理念和方法，对拟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项目进行筛选，必要时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项目评估论证。评估论证时，要与传统政府采购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确保从项目全生命周期看，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后能够提高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或者降低项目成本。项目评估时，要综合考虑公共服务需要、责任风险分担、产出标准、关键绩效指标、支付方式、融资方案和所需要的财政补贴等要素，平衡好项目财务效益和社会效益，确保实现激励相容。 (三)规范选择项目合作伙伴。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依托政府采购信息平台，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环节的规范与监督管理。财政部将围绕实现“物有所值”价值目标，探索创新适合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采购的政府采购方式。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政府采购法》及有关规定，依法选择项目合作伙伴。要综合评估项目合作伙伴的专业资质、技术能力、管理经验和财务实力等因素，择优选择诚实守信、安全可靠的合作伙伴，并按照平等协商原则明确政府和项目公司间的权利与义务。可邀请有意愿的金融机构及早进入项目磋商进程。 (四)细化完善项目合同文本。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协商订立合同，重点关注项目的功能和绩效要求、付款和调整机制、争议解决程序、退出安排等关键环节，积极探索明确合同条款内容。财政部将在结合国际经验、国内实践的基础上，制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和标准化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项目合同文本。在订立具体合同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专业技术机构，因地制宜地研究完善合同条款，确保合同内容全面、规范、有效。 (五)完善项目财政补贴管理。对项目收入不能覆盖成本和收益，但社会效益较好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可给予适当补贴。财政补贴要以项目运营绩效评价结果为依据，综合考虑产品或服务价格、建造成本、运营费用、实际收益率、财政中长期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从“补建设”向“补运营”逐步转变，探索建立动态补贴机制，将财政补贴等支出分类纳入同级政府预算，并在中长期财政规划中予以统筹考虑。 (六)健全债务风险管理机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中长期财政规划和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财政支出，对政府付费或提供财政补贴等支持的项目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在明确项目收益与风险分担机制时，要综合考虑政府风险转移意向、支付方式和市场风险管理能力等要素，量力而行，减少政府不必要的财政负担。省级财政部门要建立统一的项目名录管理制度和财政补贴支出统计监测制度，按照政府性债务管理要求，指导下级财政部门合理确定补贴金额，依法严格控制政府或有债务，重点做好融资平台公司项目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转型的风险控制工作，切实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 (七)稳步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省级财政部门要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项目公共产品或服务质量和价格的监管，建立政府、服务使用者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评价体系，对项目的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运营管理、资金使用、公共服务质量、公众满意度等进行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对外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同时，要根据评价结果，依据合同约定对价格或补贴等进行调整，激励社会资本通过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四、加强组织和能力建设 (一)推动设立专门机构。省级财政部门要结合部门内部职能调整，积极研究设立专门机构，履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策制订、项目储备、业务指导、项目评估、信息管理、宣传培训等职责，强化组织保障。 (二)持续开展能力建设。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着力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实施能力建设，注重培育专业人才。同时，大力宣传培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工作理念和方法，增进政府、社会和市场主体共识，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强化工作组织领导。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和工作目标要求。同时，要与有关部门建立高效、顺畅的工作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确保顺利实施。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及时报告财政部。     财政部 2014年9月25日  

发改投资〔2016〕22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 　　为进一步规范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操作流程，现将《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工作导则》印发你们，请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各项工作。   　　附件：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工作导则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6年10月24日       　附件 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工作导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进一步规范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操作流程，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42号）、《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令2015年第2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等文件要求，制定本导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按照国务院确定的部门职责分工，本导则适用于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以及重大市政工程等传统基础设施领域采用PPP模式的项目。具体项目范围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切实做好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16〕1744号）。 　　第三条 实施方式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主要包括特许经营和政府购买服务两类。新建项目优先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移交（BOOT）、设计－建设－融资－运营－移交（DBFOT）、建设－拥有－运营（BOO）等方式。存量项目优先采用改建－运营－移交（ROT）方式。同时，各地区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及项目特点，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切实提高项目运作效率。 　　第四条 适用要求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按照本导则明确的程序要求和工作内容，本着“简捷高效、科学规范、兼容并包、创新务实”原则，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本地区传统基础设施领域PPP模式规范健康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强指导和监督，促进PPP工作稳步推进。 第二章 项目储备 　　第五条 加强规划政策引导 　　要重视发挥发展规划、投资政策的战略引领与统筹协调作用，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区域规划、专项规划及相关政策，依据传统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实施步骤等，明确推广应用PPP模式的统一部署及具体要求。 　　第六条 建立PPP项目库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在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重大建设项目库）基础上，建立各地区各行业传统基础设施PPP项目库，并统一纳入国家发展改革委传统基础设施PPP项目库，建立贯通各地区各部门的传统基础设施PPP项目信息平台。入库情况将作为安排政府投资、确定与调整价格、发行企业债券及享受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专项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 纳入年度实施计划 　　列入各地区各行业传统基础设施PPP项目库的项目，实行动态管理、滚动实施、分批推进。对于需要当年推进实施的PPP项目，应纳入各地区各行业PPP项目年度实施计划。需要使用各类政府投资资金的传统基础设施PPP项目，应当纳入三年滚动政府投资计划。 　　第八条 确定实施机构和政府出资人代表 　　对于列入年度实施计划的PPP项目，应根据项目性质和行业特点，由当地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相关单位作为PPP项目实施机构，负责项目准备及实施等工作。鼓励地方政府采用资本金注入方式投资传统基础设施PPP项目，并明确政府出资人代表，参与项目准备及实施工作。 第三章 项目论证 　　第九条 PPP项目实施方案编制 　　纳入年度实施计划的PPP项目，应编制PPP项目实施方案。PPP项目实施方案由实施机构组织编制，内容包括项目概况、运作方式、社会资本方遴选方案、投融资和财务方案、建设运营和移交方案、合同结构与主要内容、风险分担、保障与监管措施等。为提高工作效率，对于一般性政府投资项目，各地可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包括PPP项目实施专章，内容可以适当简化，不再单独编写PPP项目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编制过程中，应重视征询潜在社会资本方的意见和建议。要重视引导社会资本方形成合理的收益预期，建立主要依靠市场的投资回报机制。如果项目涉及向使用者收取费用，要取得价格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意见。 　　第十条 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 　　政府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由具有相应项目审批职能的投资主管部门等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后，实施机构根据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有关要求，完善并确定PPP项目实施方案。重大基础设施政府投资项目，应重视项目初步设计方案的深化研究，细化工程技术方案和投资概算等内容，作为确定PPP项目实施方案的重要依据。 　　实行核准制或备案制的企业投资项目，应根据《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及相关规定，由相应的核准或备案机关履行核准、备案手续。项目核准或备案后，实施机构依据相关要求完善和确定PPP项目实施方案。 　　纳入PPP项目库的投资项目，应在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核准项目申请报告时，明确规定可以根据社会资本方选择结果依法变更项目法人。 　　第十一条 PPP项目实施方案审查审批 　　鼓励地方政府建立PPP项目实施方案联审机制。按照“多评合一，统一评审”的要求，由发展改革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牵头，会同项目涉及到的财政、规划、国土、价格、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审计、法制等政府相关部门，对PPP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联合评审。必要时可先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议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评估意见，然后再进行联合评审。 　　一般性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PPP项目实施专章，可结合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一并审查。 　　通过实施方案审查的PPP项目，可以开展下一步工作；按规定需报当地政府批准的，应报当地政府批准同意后开展下一步工作。未通过审查的，可在调整实施方案后重新审查；经重新审查仍不能通过的，不再采用PPP模式。 　　第十二条 合同草案起草 PPP项目实施机构依据审查批准的实施方案，组织起草PPP合同草案，包括PPP项目主合同和相关附属合同（如项目公司股东协议和章程、配套建设条件落实协议等）。PPP项目合同主要内容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2014年版）》。 第四章 社会资本方选择 　　第十三条 社会资本方遴选 　　依法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两阶段招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公平择优选择具有相应投资能力、管理经验、专业水平、融资实力以及信用状况良好的社会资本方作为合作伙伴。其中，拟由社会资本方自行承担工程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的，必须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通过招标方式选择社会资本方。 　　在遴选社会资本方资格要求及评标标准设定等方面，要客观、公正、详细、透明，禁止排斥、限制或歧视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鼓励社会资本方成立联合体投标。鼓励设立混合所有制项目公司。社会资本方遴选结果要及时公告或公示，并明确申诉渠道和方式。 　　各地要积极创造条件，采用多种方式保障PPP项目建设用地。如果项目建设用地涉及土地招拍挂，鼓励相关工作与社会资本方招标、评标等工作同时开展。 　　第十四条 PPP合同确认谈判 PPP项目实施机构根据需要组织项目谈判小组，必要时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专业支持。 　　谈判小组按照候选社会资本方的排名，依次与候选社会资本方进行合同确认谈判，率先达成一致的即为中选社会资本方。项目实施机构应与中选社会资本方签署确认谈判备忘录，并根据信息公开相关规定，公示合同文本及相关文件。 　　第十五条 PPP项目合同签订 PPP项目实施机构应按相关规定做好公示期间异议的解释、澄清和回复等工作。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项目实施机构会同当地投资主管部门将PPP项目合同报送当地政府审核。政府审核同意后，由项目实施机构与中选社会资本方正式签署PPP项目合同。 　　需要设立项目公司的，待项目公司正式设立后，由实施机构与项目公司正式签署PPP项目合同，或签署关于承继PPP项目合同的补充合同。 第五章 项目执行 　　第十六条 项目公司设立 　　社会资本方可依法设立项目公司。政府指定了出资人代表的，项目公司由政府出资人代表与社会资本方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应按照PPP合同中的股东协议、公司章程等设立。 　　项目公司负责按PPP项目合同承担设计、融资、建设、运营等责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除PPP项目合同另有约定外，项目公司的股权及经营权未经政府同意不得变更。 　　第十七条 项目法人变更 PPP项目法人选择确定后，如与审批、核准、备案时的项目法人不一致，应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办理项目法人变更手续。 　　第十八条 项目融资及建设 PPP项目融资责任由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方承担，当地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不应为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方的融资提供担保。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方未按照PPP项目合同约定完成融资的，政府方可依法提出履约要求，必要时可提出终止PPP项目合同。 PPP项目建设应符合工程建设管理的相关规定。工程建设成本、质量、进度等风险应由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方承担。政府方及政府相关部门应根据PPP项目合同及有关规定，对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方履行PPP项目建设责任进行监督。 　　第十九条 运营绩效评价 PPP项目合同中应包含PPP项目运营服务绩效标准。项目实施机构应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根据PPP项目合同约定，定期对项目运营服务进行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应作为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方取得项目回报的依据。 　　项目实施机构应会同行业主管部门，自行组织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项目进行中期评估，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制订应对措施，推动项目绩效目标顺利完成。 　　第二十条 项目临时接管和提前终止 　　在PPP项目合作期限内，如出现重大违约或者不可抗力导致项目运营持续恶化，危及公共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时，政府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必要时可指定项目实施机构等临时接管项目，切实保障公共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直至项目恢复正常运营。不能恢复正常运营的，要提前终止，并按PPP合同约定妥善做好后续工作。 　　第二十一条 项目移交 　　对于PPP项目合同约定期满移交的项目，政府应与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方在合作期结束前一段时间（过渡期）共同组织成立移交工作组，启动移交准备工作。 　　移交工作组按照PPP项目合同约定的移交标准，组织进行资产评估和性能测试，保证项目处于良好运营和维护状态。项目公司应按PPP项目合同要求及有关规定完成移交工作并办理移交手续。 　　第二十二条 PPP项目后评价 　　项目移交完成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可组织开展PPP项目后评价，对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效率、效果、影响和可持续性等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应及时反馈给项目利益相关方，并按有关规定公开。 　　第二十三条 信息公开及社会监督 　　各地要建立PPP项目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及时、充分披露PPP项目基本信息、招标投标、采购文件、项目合同、工程进展、运营绩效等，切实保障公众知情权。涉及国家秘密的有关内容不得公开；涉及商业秘密的有关内容经申请可以不公开。 　　建立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对PPP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切实维护公共利益。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导则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导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发改办投资〔2016〕19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2016年7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总结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推广PPP模式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引导有关方面学习借鉴，拟组织筛选PPP项目典型案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项目范围 　　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以及重大市政工程等传统基础设施领域2000年以来投入运营或已签约在建的PPP项目。优先考虑民间资本参与的PPP项目，兼顾项目的行业和地域分布。 　　（二）实施方式 　　项目实施方式应具有代表性。优先考虑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移交（BOOT）、设计－建设－融资－运营－移交（DBFOT）、转让－运营－移交（TOT）、改建－运营－移交（ROT）等模式的项目。鼓励推荐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项目特点进行模式创新的PPP项目。 　　（三）质量要求 　　项目应操作规范，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并在项目方案策划、交易结构设计、社会资本选择、投资回报创新、融资模式优化、项目风险规避、绩效评价实施等至少某一方面具有参考示范价值，适于向社会公开推广。 二、组织方式 　　为体现广泛性、代表性、创新性及可推广性，有关项目典型案例要通过发展改革系统推荐和社会公开征集两种渠道报送至国家发展改革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要认真做好本地区传统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原则上各地报送案例项目不少于5个。 　　欢迎相关社会资本方、金融机构、咨询机构、项目实施单位、行业协会等积极推荐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具有推广价值的典型项目。 三、材料要求 　　项目材料可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第一批13个项目典型案例（http://tzs.ndrc.gov.cn/zttp/PPPxmk/pppxmal），篇幅原则上控制在5000字左右，内容真实、层次清晰、数据准确、观点明确。材料提纲参考如下： 　　（一）项目概况（1000字左右） 　　包括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背景和进展，社会资本方概况，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情况，承担PPP实施方案编制和评估任务的咨询机构情况。 　　（二）运作模式（2000字左右） 　　包括具体模式、实施流程、资金筹措、回报机制、主要权利义务的约定等内容。 　　（三）借鉴价值（2000字左右） 　　包括项目推动中的难点、创新点和重要经验等内容。 四、筛选与推广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和筛选，挑选出若干个典型项目。典型项目有关信息将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官方网站“PPP专栏”正式发布，同时编辑出版《传统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典型案例汇编》，并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宣传推广。 五、报送截止时间及方式 　　报送截止日期为2016年10月15日。请各地发展改革委将申报材料直接报送至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请社会资本方、咨询机构等单位将申报材料寄送至中国招标投标协会，电子版请发送至电子邮箱，由协会汇总后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 　　中国招标投标协会联系方式：刘捷，010-88653360，huiyuanbu1005@126.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9号新华大厦10层。 　　邮编：100045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16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