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ITs的申报、审批和发行工作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2020年以来，全国已有7个城市政府或发展改革部门专门发布REITs政策文件，更有多省发文鼓励REITs发展，目前已发文的省份和城市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经济圈等区域，各地政策各具特色。   北京REITs12条 2020年9月29日，为推动基础设施REITs产业在京高质量发展，打造全链条生态体系，北京市重磅发布《关于支持北京市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率先推出一批支持基础设施REITs产业发展的务实举措，围绕产业要素、产业生态、政策保障等三个方面提出12条政策措施。 “北京REITs 12条”有三方面突出特点： 1. 突出存量资产盘活，打通基础设施投资良性循环“新渠道”：北京市在交通能源、生态环保、城市建设、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领域形成了大量类型丰富的优质资产、总规模近2万亿元，如果按照标准基础设施REITs产品发行，至少可以盘活2000-6000亿元。2. 突出优势资源整合，打造REITs产业发展“新高地”：北京发展REITs产业具有独特禀赋优势，基础设施领域央企集聚，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大型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等长期资本大多在京注册，在资产规模、质量和运营能力、品牌方面、可投资金方面具有先天优势。3. 突出政策工具集成，构筑金融服务业要素集聚“新优势”：围绕促进北京金融业、特别是资管行业跨越式发展，系统提出吸引各类资管机构在京落户展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针对公募REITs对资产管理、设施运营、投融资等专业要求高的特点，围绕发展空间拓展、市场主体培育、国有企业激励等关键因素系统集成规划土地、办公用房、财税补贴、人才引进等激励措施，最大限度激发各类主体参与REITs的内生动力。 《关于支持北京市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全文链接： http://fgw.beijing.gov.cn/fgwzwgk/zcgk/bwqtwj/202009/t20200929_2103321.htm   成都REITs10条 2021年2月26日，成都市正式出台了《关于促进成都市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展的十条措施》，旨在进一步创新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机制，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成都市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相关工作。相关措施聚焦“两区一城”等重点区域，创新市场准入、办公用房等支持政策，引导基础设施REITs市场、交易、中介、运营等企业集群发展。 “成都REITs10条”释放多重“机遇清单”，明确将加大优质基础设施REITs产品推介力度，对REITs关联人才制定了多项优惠政策，通过建立REITs高端人才引进机制鼓励引进的高端人才在蓉安家落户，鼓励当地企业、金融机构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培育和壮大基础设施REITs中介机构市场，建立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组成的工作协调机制，条件成熟鼓励适时成立基础设施REITs产业联盟。 税收支持方面，成都市支持REITs管理机构根据《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本）》和《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对照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金融服务业”条目，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减按15%缴纳企业所得税，支持力度较大。此外，成都市鼓励市属机构与企业通过新设、收购或参股等方式申请公募REITs基金管理人资质，大力吸引优质公募基金管理人的入驻。 《关于促进成都市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展的十条措施》全文链接： http://cddrc.chengdu.gov.cn/cdfgw/c120589/jksj_nry.shtml?id=126905&tn=6     上海REITs20条 2021年6月21日，“上海REITs 20条”《关于上海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展新高地的实施意见》与首批基础设施REITs项目同日“上市”，将上海发展基础设施REITs与服务国家战略紧密结合。一方面，“上海REITs20条”立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背景，对标新加坡、香港等亚太地区REITs成熟市场，依托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平台作用，提出上海要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REITs发展新高地，以及REITs产品发行交易首选地的目标愿景；另一方面，围绕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专辟一节聚焦长三角基础设施REITs联动发展，着力强化上海在长三角基础设施REITs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 “上海REITs20条”创新专项支持政策，提出设立上海REITs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当地相关原始权益人、专业服务机构、基础设施REITs资产受托运营管理企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发展基础设施REITs业务，将上海市相关领域现有优惠政策的覆盖面扩大到基础设施REITs，积极争取国家层面支持政策在上海市率先落地。 《关于上海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展新高地的实施意见》全文链接： https://fgw.sh.gov.cn/gfxwj/20210621/4e3f9f1233f24255815f0aaac563bd69.html   苏州REITs10条 苏州作为长三角重要中心城市，存量基础设施资产密度高、质量优，近20年来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超1.2万亿元。2021年7月23日，在中国REITs论坛2021年会上，苏州市政府正式发布《关于苏州市推进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产业发展的工作意见》（简称“苏州REITs 10条”），在考虑苏州发展基础、资产特点和现有政策内容基础上借鉴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先行举措，围绕基础设施原始权益、项目产品、市场主体、中介服务、人才、政策等REITs机制要素和项目识别储备、资产权益整合、人才机构引育、财税政策激励等关键环节，提出了十条具体措施。 “苏州REITs 10条”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重点突出REITs项目储备和产品培育。苏州开发区等存量产业基础设施的资产能级全国领先，“苏州REITs 10条”重点突出优质项目的识别储备和孵化培育，提出建立意向库、储备库、发行库三阶段的REITs项目库管理机制。二是研究设立市域统筹的REITs产业投资基金。“苏州REITs 10条”提出，要研究设立REITs产业投资基金，发挥产业基金整合REITs原始权益、吸纳多主体参与的投资平台作用，成为REITs项目库管理制度的有效补充和重要平台。三是强调新增投资与盘活存量资产的结合。为引导REITs盘活资金有效规范使用，调动各类原始权益人和各地、各部门主动识别和发起REITs项目的积极性，“苏州REITs 10条”着重提出通过REITs发展推动新增投资的相关举措。四是实施财税政策激励。在财政政策方面，公募基金管理人适用苏州金融企业总部落户奖励政策，实施REITs项目发行的当地原始权益人可争取一次性奖励及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在税收政策方面，列入《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项目享受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政策优惠，目前涵盖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水利、电力在内的相关项目领域。 《关于苏州市推进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产业发展的工作意见》全文链接： http://fg.suzhou.gov.cn/szfgw/zcjd/202107/6fa1ba5f24bb4ae09dd3f3b64c572f5e.shtml   广州REITs15条 2021年9月26日，广州市出台《广州市支持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展措施》（以下简称《发展措施》）。《发展措施》以项目储备、政府服务、市场服务、风险防控和发展目标五个方面的支持为主线，提出广州支持基础设施REITs产业发展的15条政策措施。 “广州REITs15条”有以下两方面焦点值得关注： 1.鼓励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REITs产品投资：《发展措施》提出通过联动深圳、融通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REITs发展高地的定位，引入港澳资金投资基础设施REITs产品，鼓励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REITs产品投资。鼓励支持已发行基础设施REITs产品，重点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基础设施资产扩募，做大基础设施REITs规模。 2.注重突出广州市重点领域和项目：《发展措施》着力推动广州市华南骨架高速公路网、轨道上的都市圈建设、白云空港一体化交通枢纽、南沙国际港区等重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固废危废医废处理等生态环保基础设施项目，园区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保障性租赁住房等重点领域项目的谋划和组织，提升城市基础设施运营效率。 《广州市支持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展措施》全文链接： http://fgw.gz.gov.cn/tzgg/content/post_7810930.html   南京REITs11条 2021年10月11日，南京市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南京市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工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南京市基础设施REITs试点工作提档加速，全面推开。 《若干措施》共包括五方面11条政策措施，具体来看：一是充分发挥各板块的主体作用；二是对基础设施运营投入更大关注；三是加大对相关主体的政策激励；四是强化区域联动；五是其他配套服务措施。 与北京、上海、苏州、成都等地方文件相比，《若干措施》在工作范围、项目培育等方面突出南京特色和优势。在工作范围方面，注重与南京都市圈、长三角区域的联动发展；在项目培育方面，健全项目全链条管理机制，创新设置南京市市级项目后备库。此外，系列举措着眼于激发各方参与主体积极性。作为基础设施领域一项新型试点工作，在市对区高质量考核、创新名城建设、城市硅巷、基金集聚区等政策框架内，明确了针对性的鼓励措施，从提高工作实效的角度，激发各区（开发区）、原始权益人（产品发行人）、基金管理人、专项计划管理人及相关中介机构等多方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西安REITs10条 10月30日，西安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了《西安市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健康发展十条措施》（以下简称“西安REITs 10条”），并正式发布《西安市基础设施公募REITs操作手册》（以下简称《操作手册》）。《操作手册》是目前国内由政府牵头发布的首部基础设施REITs工具书，从产品创新、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国资政策、产品路线策略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西安REITs 10条”，从机制建立、人才培养、产业集聚、奖补激励及考核倾斜等多方面对西安市基础设施REITs试点工作予以政策支持：在机制建立方面，建立基础设施REITs协调机制，及由券商、律所、会所、银行等专业机构组成的基础设施REITs项目智库，对相关项目持续跟踪及服务；在人才培养方面，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符合条件的基础设施REITs专业人才可按照西安市相关政策享受个税奖补、子女就学、人才安居等政策优待；在产业集聚方面，立足建设“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发挥对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引领带动作用，创新市场准入、异地办理、租金减免等便企支持政策，引导基础设施REITs市场、交易、中介、运营企业集聚发展，打造REITs要素集结高地；在奖补激励方面，对于已纳入国家发改委基础设施REITs储备项目库的西安市原始权益人，按其前期经费的50%予以一次性奖励补助，最高不超过300万元；对于成功发行基础设施  REITs产品的西安市原始权益人，按其发行规模的0.5%给予一次性奖励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万元；在考核倾斜方面，将鼓励引导国有企业发行基础设施REITs。 《西安市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健康发展十条措施》全文链接： http://xadrc.xa.gov.cn/xwzx/dtyw/617fad38f8fd1c0bdc6114f3.html   除了直接发文的城市外，各省级地方政府也同样重视基础设施公募REITs工作，将其视为助力当地企业盘活存量资产、引入资本市场资金的一项重要的金融工具，以发布通知、方案等方式支持当地REITs发展。 2021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广西扩大有效投资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1—2023年）》，强调探索通过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资产证券化方式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建立REITs试点项目库，实施滚动管理，积极争取广西项目纳入国家试点范围。 2021年6月，浙江省税务局关于《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618号提案的答复》中提及，关于是否允许基础设施公募REITs设立环节股权、资产转让交易的所得税递延纳税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正在会同财政部积极研究。 2021年8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广东省金融改革发展“十四五”规划》，强调稳步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并持续探索在水利、交通、能源等行业设立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三地一区”建设行动方案的通知》，加大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创新融资工具推广运用。引导污水水务、环保清洁、绿色生态等领域的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2021年9月，人行海口中心支行、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5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贯彻落实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意见的实施方案》，强调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落地，建立健全基础设施领域REITs项目库，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基础设施领域REITs。支持在住房租赁领域发展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来源：中国REITs论坛公众号  

  近日，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李开孟发表以“我国基础设施公募REITs治理目标和路径优化”为主题的专题报告，从我国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目标设定、治理冲突和优化路径等三个层面对我国基础设施REITs的治理目标及实现路径发表意见。根据专题报告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修改完善，形成本文。 我国的公募REITs在资本端采用“证券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ABS”的制度安排，在资产端瞄准基础设施资产，以投资信托方式多层级穿透持有基础设施项目全部底层资产的制度安排，正在探索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REITs发展道路，这应该是世界范围最具特色、最为复杂的独特发展道路。随着首批9单基础设施公募REITs产品于2021年6月21日在沪深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我国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工作进入新阶段，对其治理结构、政策诉求、证券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项目资产的统筹协调，以及多维政策目标的实现路径等影响未来中国REITs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需要进行系统深入的专业性研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REITs产品的基本特征和政策诉求 （一）如何理解REITs REITs是一种不动产证券化金融产品，字面含义是不动产投资信托，其基本内涵是通过发行基金产品，集合公众投资者资金，由专门机构投资和运营不动产项目资产，并将不动产项目所产生的收益高比例分派给基金持有人，以期获取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 “REITs”一词创设于1954年的美国《国内税收法》。《1960年不动产投资信托税法》将REITs界定为享有特别税收待遇的穿透实体（pass-through entity），REITs作为投资信托载体，可享受特殊税收优惠，即股权分红参照利息支付的抵税方式，可用于抵扣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在税收优惠的政策驱动下，REITs成为独立于股票、债券的一种新型金融工具产品并在特定领域得以发展。 REITs在全球资本市场应属于比较成熟的金融产品，已有60多年的发展历史。截至2021年6月，全球共有43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REITs制度，其中38个国家或地区实际发行了REITs产品。全球REITs市场共有900余只REITs产品，总市值约2.4万亿美元，在全球资本市场中属于专业性小规模市场类别。其中美国有246只，市值1.5万亿美元，占全球市值的62.5%；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印度和香港共发行120余只REITs，总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全球占比为12.5%。   图1 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发行REITs数量分布 世界各国的REITs市场产生背景、法律制度、发展阶段、产品特征等存在差别，但都表现出一些共性特征：（1）是基于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端的融资，可实现资产出表，能够发挥盘活存量资产的作用；（2）资产类型主要为不动产或其相关资产；（3）主要以投资信托为载体。公司制形式不是主流；（4）主要以不动产经营收入作为信托投资的收益来源；（5）高比例分红要求；（6）税收中性要求，即权益性分红可享受类似银行贷款利息的税前抵扣优惠；（7）主要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负责资产经营，实现大规模不动产的轻资产专业化独立运营；（8）收益和风险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吸引风险/收益偏好居中的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9）资产收益强调稳定且保持低增长，强调长期持有的价值型投资理念，适宜于稳定运营的经营性不动产资产；（10）属于资产证券化（ABS）产品范畴，具有夹层融资的性质，可以是偏权益型或偏债务型，没有固定单一模式，但以权益类产品为主。若选择债务型产品，要求提供固定收益保障。美国246支REITs产品中，有163只属于权益类REITs，市值合计为1.27万亿美元，占比为84.7%，且主要集中在商业用房、住宅、办公用房、酒店等商业性房地产领域；（11）属于市场化投资工具。无论是基础设施资产还是其他类型资产，均强调其经营性和为基金持有人带来较高且稳定的投资回报。美国权益类REITs的年化总收益率达到10.9%，超过了标普500等资产的收益。 表1 REITs产品主要市场特征对比   （二）如何理解公募REITs 公募REITs即公开发行REITs产品，是不动产投资信托持有资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和后期的持续扩募，产品通过公开竞价进行发行，机构投资者和普通公众都可以通过公开证券市场购买和出售REITs产品，通过持有REITs产品分享资产收益。 REITs作为不动产投资信托产品，可以是公开交易REITs (publicly traded REITs，exchanged-traded REITs)和私募REITs (private REITs)，即非公开交易REITs(non-traded REITs)两种基本类型。公募和私募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信息披露和持有人分散要求等方面。 公募REITs的主要特点包括： （1）在信息披露方面，因发行对象面对社会公众，强调应按照证券产品公开发行（IPO）的要求进行详细的信息披露。 （2）在可转让性方面，对纳入REITs信托投资计划的各类资产，如土地、国有资产、专利及专有技术等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可转让性，以及REITs产品的可交易性，在法律法规及程序性规定等方面有严格要求，确保能够转让交易。 （3）在可投资性方面，要体现REITs产品高比例分红的特征，确保信托投资产品所持有的资产能够持续稳健经营，能够满足社会公众对预期投资回报的要求。 （4）在信托投资计划持有人方面，应满足必要的分散性要求，规定只有符合相关分散标准的REITs产品才能享有税收中性的优惠待遇。美国法律规定100人的REITs最低持有人标准，其中前五大持有份额比例不得超过50%，且在12个月的一个税务年度内，至少335天须处于保持不少于100名REITs持有人的状态；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标准》规定J-REITs流通份额不得少于4000份，前十大份额持有人持有份额不得超过75%，份额持有者数量不得低于1000人。如果单一持有人（含关联方）持有份额达到50%以上，则被认定为家族公司（a family corporation）从而丧失REITs税收优惠待遇；新加坡规定至少25%的已发行信托份额由至少500名公众持有；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公募应为向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累计超过200人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私募则为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5）REITs持有资产方面，也应满足分散性要求。美国规定在税务年度的每季度之末，REITs所持有各类非政府证券（包括应税子公司证券）不得超过REITs全部资产价值的25%；REITs持有其应税子公司证券的价值不得超过REITs全部资产价值的20%；REITs持有单个发行人的证券价值不得超过REITs全部资产价值的5%；REITs持有的任何单个发行人的享有表决权证券的价值不得超过REITs全部资产价值的10%；REITs持有的任何单个发行人的证券不得超过其所发行证券总价值的10%。 （6）在公开上市方面，全球主流的REITs市场均要求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产品流动性，从而实现价值发现等功能，有效盘活存量资产，促进投资良性循环。美国上市型REITs占比在90%以上。 （三）如何理解基础设施公募REITs REITs投资的资产类型，开始阶段主要为各类房地产物业，包括写字楼、商业地产、工业地产、仓储物流、酒店公寓等，然后逐步拓展到医疗养老、体育休闲设施、剧院、交通、电力、无线通讯塔网、农林设施、监狱、军事基地、教科文卫等领域，使得基础设施成为REITs持有的重要底层资产类别，但总体而言基础设施REITs所占比例较低。 美国是基础设施REITs发展最成熟的市场，其基础设施类资产主要包括光纤电缆、港口及收费公路、无线通讯设施、输变电系统、天然气储存及输送管线、仓储物流、数据中心等。美国163只公开上市的权益型REITs的行业数量分布见下图。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协会（NAREIT） 图2 美国权益型REITs行业数量分布情况   上述特殊类资产主要包括电影院、赌场、农场及户外广告牌，基础设施REIT仅包括能源通信设施。美国163只公开上市的权益型REITs的行业市值分布见下图。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协会（NAREIT） 图3 美国权益型REITs市值行业分布情况 按照美国金融时报富时指数(FTSE)的分类，美国基础设施REITs仅包括能源通信设施等经营性基础设施类型，共有5只，占比仅为3.07%。若将仓储物流、数据中心、林业和医疗等广义基础设施包括进去，基础设施REITs数量和市值占比分别为22.09%和38.42%，表明基础设施在美国REITs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于2014年9月先后发布《不动产投资信托守则REITs》和《基础设施投资信托守则InvITs》，即针对一般性不动产和基础设施分别专门进行投资信托立法，成为针对基础设施投资信托制定专门规则的国家。共有两只公募和一只私募InvITs产品上市，投资领域集中于电力、道路等主要基础设施行业。 我国的REITs试点从基础设施领域切入，将“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投资信托”进行结合，强调发行“基础设施REITs”，在全球REITs市场独树一帜。中国的公募REITs试点产品，由符合条件的、具有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封闭式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并通过购买以“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信托为载体的资产证券化（ABS）标准化证券产品全部权益的方式，完成对标的基础设施资产的持有，形成“公募基金+ABS”的交易结构，由专业性外部管理机构运营管理基础设施底层资产，并将由此产生的收益高比例分配给REITs基金持有人。 基础设施不动产采用REITs工具实现上市交易，主要功能体现为：（1）为社会公众及专业机构投资基础设施资产提供金融工具；（2）通过资本市场促进基础设施重资产的专业化轻资产运营；（3）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实现基础设施资产价值。同时，基础设施REITs产品的发行和上市交易，应满足REITs关于投资价值、可交易性、分散程度、信息披露等一系列要求，尤其是对基础设施资产的经营性、市场盈利能力和分散持有等提出了特殊要求，使得很多基础设施资产客观上难以满足发行REITs的条件。 为了突破REITs产品发行和交易的苛刻要求门槛，美国创设了与REITs并行的主导型有限合伙基金产品（Master Limited Partnership，简称MLP），主要是为了满足对基金底层资产进行管控，允许存在一个有主导地位的基金持有人，主要采用合伙制架构，通过合伙协议自主约定各方责权利，灵活性大，由熟悉基础设施资产特性的原始权益人或其他专业机构发挥主导作用。REITs要求最大基金份额持有比例不得超过10%，难以实现对底层资产运营的控制，而MLP则不受此比例限制，能够满足原始权益人或其关联机构对底层资产控制的需要，因此特别适用于对专业运营有较高要求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美国共有MLP产品150多只，市值约3,610亿美元。REITs和MLP两个市场均开发出专门的指数以及相关的ETF基金产品，两个市场合计基础设施类产品市值约5,000亿美元，MLP产品的基础设施产品市值大于REITs。美国研究推出MLP产品的经验表明，金融业只有扎根于服务实体经济才能维持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产品要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反过来让实体经济迁就于僵化的证券市场相关规则需要，不能让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独立发展。 （四）如何理解中国基础设施REITs试点 我国将REITs试点聚焦于基础设施领域，是充分考虑我国资本市场政策性导向的发展现状，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等多种因素综合权衡的结果，是在我国当前现实情况下能够顺利推动REITs产品落地的必然选择，体现了突出的政策性、战略性、现实性等特征。 《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证监发〔2020〕40号）对我国发展REITs的政策诉求归纳如下：（1）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行业、优质项目，加强融资用途管理；（2）推动权益性融资，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拓宽项目资本金筹集渠道，防范金融风险、降低实体经济杠杆；（3）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填补当前金融产品空白，强化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4）完善储蓄转化投资机制，创新投融资机制，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形成投资良性循环，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推动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化、规范化健康发展；（5）促进专业化运营管理，提高投资建设和运营效率，稳投资、补短板，促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21〕958号）再次明确我国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目标导向为：（1）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2）推动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构建投资领域新发展格局；（3）处理好基础设施项目公益性和商业性关系，切实保障公共利益，防范化解潜在风险；（4）开展投融资创新，打通投资合理退出渠道，形成投融资闭环，推动企业长期健康发展；（5）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多措并举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盘活存量资产，促进“两新一重”和补短板项目建设。 相关政策文件对于如何完善基于市场规则的REITs投资制度建设，如何提升社会公众对于REITs产品未来持续投资的合理预期管理，如何打破市场垄断格局促进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如何规避REITs金融产品投资风险等市场化政策诉求关注不够，体现出当前阶段中国特色REITs强调国家战略的政策导向等基本特征。   二、我国基础设施REITs治理结构及可能潜在冲突 我国于2021年6月21日在沪深证券交易所首批上市的9只REITs产品，有5只产权类项目，包括3只产业园和2只仓储物流，以及4只特许经营类项目，包括2只收费公路、1只污水处理和1只垃圾处理及生物质发电项目。 我国已建成超过100万亿级规模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REITs是我国资本市场细分领域的一个小规模专业化市场，即便将来我国能够建成万亿元级规模的REITs市场，其占全部资本市场的市值比例仍低于1%。考虑到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在我国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体国家战略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以及实体经济金融深化发展的长期必然趋势，REITs对于我国盘活存量基础设施资产及促进补短板高质量投资循环的影响和示范效应必须予以高度关注。虽然目前9只REITs的发行规模仅有314亿元，但已为研究我国基础设施REITs的治理结构、潜在问题和路径优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案例。 （一）中国基础设施REITs交易结构安排 我国首批9只基础设施REITs的交易结构各有特色，但基本结构可由下图表示。   图4 中国基础设施REITs交易结构 按照我国证券监管相关部门发布的有关规则规定，上述交易结构体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1）基础设施REITs是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而设立的封闭式公募基金，由战略投资者和一般市场投资者分别持有；战略投资者持有比例不得低于20%，市场投资者持有比例不得高于80%； （2）战略投资者通过战略配售获得基金份额，参与主体是基础设施资产的原始权益人及其关联方，以及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3）市场投资者包括基金专业机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投资者两类，机构投资者持有比例不得低于市场投资者持有总额的70%，普通公众持有比例不得高于30%； （4）由于证券投资基金只能投资于标准化的证券产品，因此采用资产支持计划ABS的方式实现基础设施资产的标准化转化，整个交易采用封闭式公募基金+ABS的结构，封闭式公募基金（REITs）通过ABS穿透持有项目公司及其底层基础设施资产； （5）基础设施REITs募集的资金，应有80%以上用于持有基础设施专项支持计划（ABS），且由REITs信托投资基金持有ABS的全部份额。公募基金的总资产不能超过其净值的140%，即REITs的负债率不得高于28.6%； （6）资产支持计划（ABS）可以通过股权和债权投资的方式持有项目公司资产，但用于收购基础设施项目公司资产的负债出资不能超过ABS净值的20%，即ABS的资产负债率不能超过16.7%。项目公司必须持有全部基础设施存量底层资产； （7）原始权益人出让基础设施资产回收的资金，扣除战略配售及贷款偿还等支出后，净回收资金的90%以上应以资本金出资方式，用于新增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8）原始权益人、REITs基金管理人、资产支持计划ABS管理人、资产运营管理机构、REITs和ABS托管人、REITs基金持有人等利益相关方以及财务、法律、税务、资产估值专业机构等参与主体履行各自职责，共同参与REITs产品治理； （9）REITs和ABS应由同一家机构托管，并由同一控制方下的具有公募牌照的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管理，管理人和托管机构提供管理和托管服务，并获取相应的服务费用； （10）由基金管理人委托原始权益人或其关联方作为基础设施资产运营管理机构，提供运营管理服务并获取运营管理费； （11）纳入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基础设施资产收益的90%以上用于向封闭式公募基金持有人分红。 （二）中国首批9只基础设施REITs主要财务指标 中国首批9只基础设施REITs产品的主要财务指标汇总如下。 表2 中国首批9只基础设施REITs产品的主要财务指标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首批公开发行基础设施REITs产品的财务指标体现如下特征： （1）首批9只REITs可募集资金314亿元，可采用资本金方式用于新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对盘活存量资产促进增量投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针对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诉求能够得以实现； （2）9只REITs的战略配售比例均在50%以上。广河、沪杭甬、首创等三只REITs的原始权益人持有比例大于50%，远高于20%的最低限值要求，表明公开募集的基础设施REITs产品主要由战略配售投资者进行绝对控制，部分原始权益人对基础设施底层资产存在继续绝对控制的诉求； （3）9只REITs的资产均溢价发行，资产增值率最高达475%，表明可以通过发行REITS实现资产变现，为增量项目投资发挥融资功能。REITs市场展现出实现基础设施资产价值发现的有效功能，对于未来推动基础设施价值管理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4）9只REITS的公众持有比例均很低，最低仅为4%，平均约为9%，表明社会公众对基础设施REITs的参与度仍然很低，寄希望于主要依靠社会公众参与基础设施信托投资不现实，未来中国REITs投资的主要参与者应为专业性机构投资者； （5）9只REITs2021年的预计派红率均高于4%，最高达12.4%，表明首批基础设施REITs产品具有较好的投资价值，底层基础设施资产的质量普遍较高，且二级市场表现较好。为确保中国基础设施REITs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严把基础设施资产准入质量关。 （三）中国基础设施REITs治理的可能潜在冲突 基础设施REITs治理结构，是对基础设施REITs产品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制度安排，目的在于明确REITs交易各方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各种权力的行使所必须遵循的程序和规则。REITs治理应能有效激励和发挥参与各方的专业优势，维护基金持有人的合法权益，落实REITs管理人的主动管理责任，促进REITS试点政策目标实现。优化我国基础设施REITs治理结构，必须首先研究阻碍治理目标实现的各类潜在冲突因素，以便为化解各类冲突提出可行性的应对措施。 1.基础设施的政策性和金融产品的逐利性冲突 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s）与基础设施进行结合，在我国创设出“基础设施REITs”的概念，是中国特色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创新成果，但这种创新并不能改变REITs作为一种金融产品的逐利性商业属性本质特征。REITs产品的续存和发展的基础，就是能够为基金持有人带来稳定可持续的投资回报，这与基础设施强调公益性和政策导向的目标诉求难免存在冲突。 纯公益性基础设施不适宜于发行REITs。对于经营性基础设施而言，因其具有商业盈利性特征，这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与基础设施进行结合，从而形成“基础设施REITs”产品提供了内在条件，但能够满足REITs投资回报要求的经营性基础设施资产范围受到限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目的在于提供让社会满意的公共产品服务。与REITs作为资本市场投资工具的逐利性特征不同，基础设施的最基本特征是公益性，经营性基础设施同样需要强调其公益性属性，过度的商业性市场化运作不利于基础设施公益性政策目标的实现。 为了弥补基础设施自身盈利能力的不足，往往通过财政资金补贴以满足投资回报的要求，但会引发各种潜在风险。我国的基础设施REITs试点特别强调要为国家战略服务，强调REITs产品的宏观影响价值，对于试点政策尽快落地并赢得各方认可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制度设计者的务实态度。资本的本性是逐利。当资本将逐利的对象瞄准社会公众，且以实现国家战略的名义将社会公众的资金筹集起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且向社会公众提出不低于4%的现金分派率承诺成为刚性，并以公开募集的方式进行运作时，对基础设施项目实际盈利能力的要求就会变得刚性起来。在REITs基金持有期内如何兑现承诺，如何与微观层面维护投资者的商业利益取得平衡，需要在实践中进行规则创新和务实推进。 2.证券投资公募基金治理和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内在逻辑冲突 我国当前还没有针对不动产投资信托的专门性证券投资监管法规，更没有针对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资产证券化和信托投资基金的专门法规。我国的基础设施REITs采用封闭性证券投资公募基金结合专项资产计划（ABS）的交易结构，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逻辑设计其治理结构，遵循证券投资的规则进行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运作。 证券投资基金法所规范的投资对象是股票、债券等证券产品，其运作逻辑强调商业性、流动性、标准化、分散性、透明性等特征。基础设施资产的运营管理，则强调公益性、专用性、特殊性、稳定性、专业性等特征。二者之间的治理逻辑存在很大差别，实际执行层面必然存在难以协调的各种冲突，体现了中国REITs发展道路的曲折性、复杂性。无论实体经济管理部门如何强调基础设施的专业性、重要性、特殊性和复杂性，但对于证券监管部门而言，“基础设施REITs”无论多么特殊，但就其法律属性而言应归属于证券投资产品的范畴，因此必须按照证券投资的一般规则进行监管和运作。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而言，其基本遵循是标准化、透明性、专业化、流动性，希望设计标准化的金融产品，进行标准化的制度安排，但基础设施资产具有鲜明的专业性、行业特殊性等特征。标准化制度化运作诉求与基础设施资产的非标准性之间存在冲突。尤其是我国基础设施市场化投融资体制建设不完善，社会资产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及专业运营存在明显短板，由各级各类大型重点国有企业主导的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运营质量仍待提高的现实背景下，按照一般化“证券投资基金”的规则对“基础设施REITs”的发展进行规范管理，各种制度性冲突将在所难免。 若过分强调金融市场发展的独特性，要求基础设施实体经济过分迁就和适应于证券投资基金规范管理的要求，不利于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政策导向的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应通过深化金融证券监管自身的深层次改革，打破现有法律制度的各种明显的和隐形限制，研究制定针对基础设施REITs公募基金投资的专项法规，为促进我国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制度保障。 3.原始权益人多重角色及诉求冲突 中国基础设施REITs所赋予的众多政策性诉求，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政府主导的有效性，政策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在于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具体政策措施落地的现实困境在于如何发挥资本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市场逻辑和原始权益人多重角色的协调和权衡。首批9只基础设施REITs产品中，有8只由大型重点国有企业主导，表明民营资本在现阶段基础设施REITs发展中仅起辅助作用。国有企业原始权益人作为基础设施底层资产的出让方，其诉求及可能存在的冲突归纳为如下方面： （1）呼应当地政府诉求，争取更多政策资源，在未来REITs市场取得首发先导地位，为促进地方多层次金融体系建设、本企业未来资产上市扩募及资本市场运营抢得先机。国有企业在此领域具有明显优势； （2）国有原始权益人及其关联方对并表及继续绝对控制底层资产诉求强烈，包括原始权益人回购在内的战略配售比例远高于20%的最低要求，均在50%以上，这与公开募集分散股权的资本市场诉求，以及如何保护社会投资者利益，处理好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关系等存在冲突； （3）作为公募证券投资基金，按照资本市场的基本逻辑，要求基金完全持有底层资产权益，并从维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进行专业化管理。但中国REITs的底层资产被锁定为基础设施，其资产的专用性和经营管理的专业性决定了不能完全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的思路进行专业化管理，且具有独立地位的第三方基础设施专业运营机构发育迟缓，专业能力不足，使得基金管理人无法委托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轻资本运营管理，这种现实瓶颈及冲突的妥协性安排，就是由基金专业管理机构委托原始权益人或其关联企业继续承担基础设施资产的运营管理职能，原始权益人兼任大股东、受托基金管理人及基础设施资产专业运营机构等多重角色，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及潜在冲突。如果缺少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原始权益人就会利用其自身的信息优势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其他股东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以维护公众利益的旗号损害其他相关方的利益； （4）部分项目由于原始权益人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专业机构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在基金持有人大会的治理机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受限，与期待利用资本市场的倒逼机制，打破国有资本垄断地位，推动基础设施轻资产运营及专业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等改革目标诉求存在冲突； （5）原始权益人既是底层基础设施资产的提供方，又是REITs的战略投资人，同时还是REITs底层资产的实际运营人，这三个主要角色的诉求不同，导致行为方式不同，不可避免会形成各种潜在冲突。 4.盘活存量资产与融资成本之间的冲突 我国以基础设施作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的实施对象，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强调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募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补短板投资，形成资产—资本—资金—项目—资产的良性循环。REITs产品具有强制分红的要求，企业关注盘活存量资产和投资者关注价值投资回报的不同诉求会引发冲突。 根据美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协会（NAREIT）的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球建立REITs制度的42个国家和地区中，39个国家和地区要求REITs产品强制分配利润，且分配比例大多超过90%。我国同样规定REITs底层资产的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90%，且现金分派率不得低于4%，遵循了REITs产品运作的基本国际规则，但可能存在的冲突是： （1）基础设施资产往往寿命期长，重大基础设施往往属于百年工程，可以长期发挥作用且其资产价值不仅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损耗，而且还会不断增值，即其重置成本具有内在的保值增值能力，且具有网络化规模化的基础设施经营收益边际递增特征。这些产业特性要求有关基础设施资产应该执行不折旧或者折旧期很长的会计政策，但目前的财务政策不支持，使得很多基础设施资产收益难以满足4%分派率等要求，客观上限制了REITs发行的适宜范围； （2）我国发行基础设施REITs的原始权益人主要是大型重点国有企业，客观上拥有相对丰富的金融资源，国有银行贷款等融资能力很强，使用REITs工具在融资成本方面不占优势，从基础设施融资的角度缺乏发行REITs的现实吸引力； （3）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往往体现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诉求，存在多种形式的政府背书及政策扶持状况。传统的股票融资可以采用不进行现金分红或赠送股份等方式，银行贷款可以采取延期还本付息等多种方式降低实际融资成本，且实际融资成本负担往往不具有刚性约束。REITs融资由于采用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开募集方式，发行REITs产品时的预期现金分派率不低于4%，虽然权益性融资回报不具有刚性约束力，若实际无法兑现就会与社会公众持有人等投资者的预期引发冲突。 （4）REITs采取强制分红制度，使得基础设施资产运营的收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可支配自由现金流主要用于信托投资持有人现金分红，使得基础设施项目公司的留存收益不足，不利于为基础设施补短板筹集资金，与地方政府弥补基础设施新增投资缺口的诉求相悖。 5.基金治理各参与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 中国的基础设施REITs资产虽然仍由原始权益人实际进行控制和管理，目前还无法通过引入第三方独立专业机构的方式进行轻资产经营，但在治理结构设计上仍然按照封闭型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要求，由专业基金机构全部拥有和控制基金资产，通过专业化管理来促进基金资产增值，为基金持有人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因此需要设置基金持有人大会，REITs基金管理机构及其托管机构、资产支持计划ABS管理机构及其托管机构、财务顾问、做市商，以及法律、估值、税务等专业机构，各相关机构都期待通过参与REITs的相关业务而分享蛋糕，各利益相关机构不仅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且也与通过引入REITs金融工具推动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降低基础设施融资成本，盘活存量基础设施资产的政策诉求难以建立联动促进机制，从而影响实体经济主管部门所特别关切的针对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目标的实现。 6.原始权益人和公众持有人的利益冲突 基础设施不动产的特点是流动性差、变卖困难、资产专用性强。REITs是一种投资信托产品，采用公募基金的交易结构，则要求基金持有人必须具有分散性，结构设计应能吸引社会公众投资于REITs产品，这就要求REITs通过ABS穿透持有的底层资产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并高比例强制分配给基金持有人，使得REITs基金持有人能够形成长期持有的投资理念，而不是鼓励二级上市的活跃交易。长期投资理念的形成，核心在于形成以委托代理和诚实信用为基础的信托投资理念。在现实应用中存在如下困难：（1）我国基于受托管理、诚实信用、忠实义务的投资信托理念尚待形成、巩固和深化。尤其是基础设施市场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基础设施融资相关联的义务刚性兑现的自觉性尚未形成，道德风险的制衡机制存在缺陷；（2）保护公众投资者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能够真正发挥资本市场内在的治理机制功能，由基金管理机构委托独立于原始权益人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专业化管理，通过管理实现投资信托资产增值，为投资者获取较高回报。目前的交易结构下，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原始权益人更多的诉求不是获取投资回报，而是维持对基础设施底层资产的实质性控制能力，这就不能形成以提升基金投资价值为导向的治理结构，难以发挥基金持有人及第三方独立机构外部监督的作用，难以避免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可能侵害；（3）基础设施资产的公益性决定了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资产运营干预的必然诉求。地方政府担心发行公募REITs可能对基础设施运营质量产生影响，必然要求原始权益人必须对持续运营做出承诺，从而强化原始权益人的持续管理意愿，并引发地方政府与REITs相关参与方的博弈。当公众投资者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出现冲突时，原始权益人就会利用大股东的地位来维护当地政府的利益，从而损害作为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小股东利益；（4）目前的REITs试点中，包括战略投资人在内的机构投资人占据主体地位，社会公众的参与还很有限，持有REITs基金的份额比例还很低，且普遍缺乏长期持有的投资理念，也无法构成对原始权益人的制衡作用，不利于更有效地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7.基金产品的市场化运营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冲突 无论是经营性还是非经营性基础设施，都应具有公益性特征，其最终目的都是要提供符合要求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是判断基础设施质量最根本的准则。经营性基础设施引入REITs模式，不能损害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主要包括： （1）不能因REITs众多机构多层次的参与，加大交易成本和运营成本，并将其转移成公共服务使用者的使用负担； （2）不能为满足基金持有人最低4%现金分派率投资回报的要求，提高公共服务的收费水平； （3）不能为了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商业回报水平而降低公共服务的质量标准； （4）不能利用资本市场对基础设施盈利刚性要求的倒逼机制，将财务负担的刚性需求转移到地方政府，形成地方政府财政支付压力，从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8.多层级治理结构和简洁高效运行的内在要求冲突 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采用“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模式和“封闭式公募基金+ABS”的交易结构，由战略配售投资者、专业机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共同持有公募基金REITs，由REITs基金持有资产支持专项计划ABS，由ABS持有项目公司，再由项目公司持有基础设施底层资产，从而实现信托投资基金持有人对REITs底层资产的穿透持有，形成自上而下的管理控制体系，涉及多个层级，交易结构复杂。其中，REITs基金、资产支持计划ABS和项目公司均不具备实质性的管理功能，主要由原始权益人或其关联机构履行实际管理功能。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基金持有人会议，实际上主要由原始权益人或受其影响和控制的专业机构投资人所控制，从而形成非常复杂的契约关系和治理机制。 有效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客观上要求治理结构必须简单畅通，交易层级必须简化，从而实现信息传递清晰，利益诉求明确，信息披露及时，市场监管到位，服务保障有力，责任明了清楚，体系运转高效。这就需要切实深化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修改金融监管有关制度法律，比如由REITs直接持有底层资产，由REITs基金持有人直接拥有资产管理团队并履行所有管理职责，减少各种虚化的管理人、托管人等参与机构，为我国基础设施REITs健康发展提供简单高效的资本市场治理机制保障。 三、我国基础设施REITs治理路径优化保障措施 （一）如何理解治理 治理（governance），最早起源于拉丁语“gubenare”，为引导、操纵、掌舵之意。对于特定组织的治理，是指组织各个层面的有组织的或结构化的制度安排，目的在于确定和影响组织成员的行为，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引导各利益相关方持续采取联合行动，包括迫使有关各方服从于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构和制度安排，确保实现组织目标。 在实践中，人们对于治理的内涵有不同理解，但基本要素包括目标导向、冲突协调、风险管控、绩效管理、沟通协调、权力分配、架构设计、制度安排。治理结构优化的核心是治理框架优化。治理框架由规则、政策、流程、规范、关系、系统等要素构成。治理框架决定着组织的目标设定及其实现方式、风险管控和评估方式，以及绩效优化和管理方式。 （二）基础设施REITs治理的路径选择 我国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治理，一方面要求符合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要求，使得REITs符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的各项规定；另一方面要求必须考虑基础设施资产运营的特殊要求，实现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的一系列政策目标诉求。我国不动产投资信托采用证券投资基金和基础设施相结合的特殊结构安排，使得我国的基础设施REITs治理必须按照两个基本路径方向进行优化，一是资本端治理，二是资产端治理，要两端发力，形成合力，实现证券投资基金和基础设施治理双重目标诉求。 我国基础设施REITs治理质量的改进，应聚焦于八个确保：一是确保政策目标的有效性；二是确保资金性质的权益性；三是确保底层资产的稳健性；四是确保收益分配的明确性；五是确保金融产品的流动性；六是确保试点风险的可控性，七是确保公共服务的可靠性；八是确保试点效果的持续性。 对于资本端的治理，必须遵循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律，体现资本运作的专业诉求，优化REITs金融产品的制度体系，发挥资本市场治理机制的专业作用，如有效发挥REITS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决策及监督作用，发挥专业性机构投资者对REITs治理的专业监督作用，发挥财务审计和信息披露制度的监督作用，构建避免关联交易和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制衡机制，完善各参与方的利益协调、激励和监督考核机制，简化REITs的治理层级，优化REITs治理效率，主要通过完善证券监管制度以实现各项治理目标。当务之急是按照扎实推进我国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部署，完善RITEs的制度建设和市场建设，提升市场监管能力，为服务实体经济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 对于我国REITs产品的基础设施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我国REITs试点各项政策诉求的实现，必须强化资产端的治理和有效监管，这是我国基础设施REITs试点与其他国家或地区REITs发展路径不同而形成的重大差别。这就要求严格控制基础设施资产的准入关，强调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用好金融市场提供的REITs专业工具，为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和推动基础设施专业运营服务，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服务，为推动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深化改革服务。 为了实现资产端治理的各项政策诉求，现实可行的切入路径，就是要加强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准入把关，并对REITs促进基础设施资产经营机制创新和运营绩效提升进行全周期动态监管，从基础条件的符合性、政策法规的适宜性、项目监管的合规性、资产转让的可行性、资产收益的合理性、运营管理的稳健性、募集资金的可用性和试点方案的示范性等方面，加强资产端的准入审查，完善过程监管、绩效评价和后评价制度，确保各种政策目标能够切实兑现。具体实施路径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基础设施REITs发行方案的独立评估制度，包括前期评估、实施过程评价和后评价，按照基础设施专业要求完善专业评估和评价制度，发挥专家把关作用。 （三）资产端治理目标管控的评估要求 1、基础条件的符合性。对项目所处区域、行业、资产规模及范围，以及项目运营的基本状况是否符合准入条件进行前期评估和全过程监测评价。具体包括：（1）项目区域，评估项目所在区域是否符合相关政策要求；（2）行业范围，评估是否属于交通、能源、市政、生态环保、仓储物流、园区、新型基础设施、保障性租赁住房、具有供水或发电功能的水利设施、文旅等基础设施项目。产业类或商业地产项目不属于试点范围，不得纳入初发和扩募范围；（3）资产规模，评估拟发行基金总额、基础设施资产净值规模及未来扩募潜在规模是否符合要求；（4）资产范围。项目权属关系是否清晰，资产范围是否明确；（5）基本运营条件。运营时间是否在3年以上，近3年内总体盈利或经营性净现金流是否为正，是否已纳入全国基础设施REITs试点项目库。 2、政策法律的适宜性。对项目投资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战略规划及行业准入政策等进行评估和监测评价。具体包括：（1）政策法规。是否符合国家投资政策、法律法规要求；（2）战略规划。是否符合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空间规划、区域规划及有关专项规划要求；（3）行业政策。是否符合国家及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布局相关政策、行业发展规划等要求；（4）利用外资政策。对于外商投资项目，应符合外商投资管理相关要求，如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政策，是否允许外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分拆上市是否需要股东一致同意或境外交易所批准，是否符合外汇资金监管和国际税收相关政策等。 3.项目监管的合规性。对项目前期报批、开工建设、投产运营等环节的合规性、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风险应对措施等进行评估和监测评价。 对于一般性项目，应重点关注：（1）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合规性；（2）项目规划选址、用地审批、土地出让、环评、施工许可等手续的完备性；（3）是否完成竣工验收；（4）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必须办理的项目许可手续是否完备。 对于PPP项目（含特许经营项目），还应关注：（1）是否符合PPP和特许经营管理的相关规定；（2）PPP项目实施方案是否已批复，是否通过公开竞争选择社会资本方，依法依规签订PPP合同；（3）PPP项目收入来源是否主要为使用者付费，政府补贴的持续性、稳定性及其对投资收益的可能影响；（4）项目运营是否稳健、正常，是否出现暂停运营等重大问题或重大合同纠纷。 4.资产转让的可行性。对纳入REITs范围的底层资产是否具备可转让性进行评估和监测评价。主要包括：（1）土地使用权等资产处置限制的解除情况及有关部门意见；（2）原始权益人及项目其他相关方对底层资产能否达成一致同意转让的共识；（3）国有资产转让是否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4）原始权益人拟并表及出表处理方案的可行性；（5）PPP股权或特许经营权转让能否取得相关部门的认可。 5、资产收益的合理性。对于纳入REITs范围的基础设施资产的运营收益情况进行评估和监测评价，为REITs产品的投资价值预测和绩效监测评价提供判断依据。主要包括：（1）过去3-4年的运营收益及其稳健情况；（2）收入来源结构及其分散情况，未来长期稳定分红的前景；（3）项目资产的估值情况，通过专业运营促进资产增值的潜力；（4）基准年及未来3年净现金流分派率能否满足不低于4%的要求；（5）税收安排的可靠性，影响未来收益的涉税风险、应对措施及其可行性。 6.运营管理的稳健性。对基础设施REITs产品发行后的运营管理方案、运营机构能力、专业运营机制及项目持续平稳运营的保障措施进行评估和监测评价。主要包括：（1）专业运营机构选择方案及其合理性；（2）专业运营机构的运营经验、专业能力、机构治理等情况；（3）运营绩效管理的激励约束和奖惩机制是否有效可行；（4）专业运营机构解聘及更换的条件和程序及其合理性。 7.募集资金的可用性。通过发行基础设施公募REITs盘活存量资产，带动增量投资，鼓励将回收资金用于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设，是我国推动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一项重要政策诉求。对于发行REITs基金所募集的资金，扣除用于偿还债务、缴纳税费、按规则进行战略配售后的净回收资金，应不低于90%以资本金方式用于在建项目或前期工作成熟的新项目。需要前期评估和监测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1）拟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战略、政策法规、发展规划等要求；（2）拟投资项目的成熟情况，如是否列入发展规划，是否已立项或开工建设等；（3）拟投资项目的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等。 8.试点方案的示范性。我国开展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具有很强的政策目标导向，应按照相关文件所提出的各项政策诉求要求，评估拟发行REITs产品在盘活存量资产、促进基础设施补短板和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等方面的示范意义，并对其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监测、实施过程评价和后评价，完善我国基础设施REITs发行和运作全过程绩效评价和管理相关制度安排。   来源： CRF REITs Forum 微信公众号  

  基本信息：   中文名重阳节 英文名Double Ninth Festival 别称登高节、晒秋节、重九节、九九重阳等 节日时间农历九月初九 节日类型传统节日 流行地区中国以及汉字文化圈诸国 节日起源祭祀、自然崇拜 节日活动插茱萸、赏秋、赏菊、登高、踏秋等 节日饮食重阳糕、菊花酒 节日意义敬祖、敬老、感恩 简介： 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二九相重，称为“重九”，民间在该日有登高的风俗，所以重阳节又称“登高节”。还有重九节、茱萸、菊花节等说法。由于九月初九“九九”谐音是“久久”，有长久之意，所以常在此日祭祖与推行敬老活动。重阳节与除、清、盂三节也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四大节日。2012年12月28日，法律明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 基本简介： 重阳节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二九相重，称为“重九”[4]。汉中叶以后的儒家阴阳观，有六阴九阳。九是阳数，固重九亦叫“重阳”。民间在该日有登高的风俗，所以重阳节又称“登高节”。还有重九节、茱萸、菊花节等说法。 除此之外，九月初九“九九”谐音是“久久”，有长久之意，所以常在此日祭祖与推行敬老活动。重阳节与除、清、盂三节也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四大节日。只是近年来，人们对老人的推重，故此节日又被称为老人节。 重阳节南朝梁人吴均之《续齐谐记》记载东汉时，汝南县里有一个叫桓景的人，他所住的地方突然发生大瘟疫，桓景的父母也因此病死，所以他到东南山拜师学艺，仙人费长房给桓景一把降妖青龙剑。桓景早起晚睡，披星戴月，勤学苦练。一日，费长房说：“九月九日，瘟魔又要来，你可以回去除害。”并且给了他茱萸叶子一包，菊花酒一瓶，让他家乡父老登高避祸。九月九那天，他领着妻子儿女、乡亲父老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山。把茱萸叶分给大家随身带上，瘟魔则不敢近身。又把菊花酒倒出来，每人喝了一口，避免染瘟疫。他和瘟魔搏斗，最后杀死了瘟魔。 汝河两岸的百姓，就把九月九登高避祸、桓景剑刺瘟魔故事一直传到现在。从那时起，人们就过起重阳节来，有了重九登高的风俗。 唐代的《初学记》和宋代的《太平御览》等多种重要类书都转述了吴均《续齐谐记》里的这个故事，并认为九月九日登高喝菊花酒，妇女在胳膊上系茱萸囊辟邪去灾的习俗由此而来。 重阳节（又称：老人节），在每年农历的九月九日，是汉族的传统节日，因《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民间在该日有登高的风俗，所以重阳节又称“登高节”，此外还有茱萸节、菊花节等说法。人们在庆祝重阳节时一般会登高、赏菊、喝菊花酒、插茱萸、还要吃糕。另外，由于九月初九“九九”谐音是“久久”，有长久之意，所以常在此日祭祖与推行敬老崇孝活动。   历史渊源 起源考证 其一： 重阳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之前。《吕氏春秋》之中《季秋纪》载：“（九月）命家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是日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可见当时已有在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飨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 汉代，《西京杂记》中记西汉时的宫人贾佩兰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相传自此时起，有了重阳节求寿之俗。这是受古代道士追求长生，采集药物服用的影响。同时还有大型饮宴活动，是由先秦时庆丰收之宴饮发展而来的。《荆楚岁时记》云：“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隋杜公瞻注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驻至宋未改。”求长寿及饮宴，构成了重阳节的基础。 诗《与杨府山涂村众老人宴会代祝词》：“ 重九江村午宴开，奉觞祝寿菊花醅。明年更比今年健，共把青春倒挽回。”铺叙了老人节宴会、饮菊花酒、祝健等活动场景。 其二： 重阳节的原型之一是古代的祭祀大火的仪式。 作为古代季节星宿标志的“大火”，在季秋九月隐退，《夏小正》称“九月内火”，大火星的退隐，不仅使一向以大火星为季节生产与季节生活标识的古人失去了时间的坐标，同时使将大火奉若神明的古人产生莫名的恐惧，火神的休眠意味着漫漫长冬的到来，因此，在“内火”时节，一如其出现时要有迎火仪式那样，人们要举行相应的送行祭仪。古代的祭仪情形虽渺茫难晓，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后世的重阳节仪中寻找到一些古俗遗痕。如江南部分地区有重阳祭灶的习俗，是家居的火神，由此可见古代九月祭祀“大火”的蛛丝马迹。古人长将重阳与上巳或寒食、九月九与三月三作为对应的春秋大节。汉刘歆《西京杂记》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使此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上巳、寒食与重阳的对应，是以“大火”出没为依据的。   随着人们谋生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时间有了新的认识，“火历”让位于一般历法。九月祭火的仪式衰亡，但人们对九月因阳气的衰减而引起的自然物侯变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感受，因此登高避忌的古俗依旧传城，虽然世人已有了新的解释。 重阳在民众生活中成为夏冬交接的时间界标。如果说上巳、寒食是人们渡过漫长冬季后出室畅游的春节，那么重阳大约是在秋寒新至、人民即将隐居时的具有仪式意义的秋游，所以民俗有上巳“踏青”，重阳“辞青”。重阳节俗就围绕着人们的这一时季感受展开。   演变过程 朱宣咸中国画《寿桃》 重阳节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重阳节的起源，最早可以推到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代，重阳已受到人们重视，但只是在帝宫中进行的活动。 汉代，过重阳节的习俗渐渐流行。相传汉高祖刘邦的妃子戚夫人遭到吕后的谋害，其身前一位侍女贾氏被逐出宫，嫁与贫民为妻。贾氏便把重阳的活动带到了民间。贾氏对人说：在皇宫中，每年九月初九，都要佩茱萸、食篷饵、饮菊花酒，以求长寿。从此重阳的风俗便在民间传开了。 “重阳节”名称见于记载却在三国时代。据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载：“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晋代文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这里同时提到菊花和酒。魏晋时期有了赏菊、饮酒的习俗。 唐朝时，重阳节才被定为正式节日。从此以后，宫廷、民间一起庆祝重阳节，并且在节日期间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宋代，重阳节更为热闹，《东京梦华录》曾记载了北宋时重阳节的盛况。《武林旧事》也记载南宋宫廷“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以待翌日隆重游乐一番。 明代，皇宫中宦官宫妃从初一时就开始一起吃花糕庆祝。九日重阳，皇帝还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览胜，以畅秋志。 清代，明代的风俗依旧盛行。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一些地方把夏历九月初九日定为老人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1989年，中国政府将农历九月初九定为“老人节”、“敬老节”。 2012年12月28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明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 民俗活动 重阳节是杂糅多种民俗为一体而形成的汉族传统节日。庆祝重阳节一般会包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九九重阳，因为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的含意，况且秋季也是一年收获的黄金季节，重阳佳节，寓意深远，人们对此节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唐诗宋词中有不少贺重阳，咏菊花的诗词佳作。 登高 九月九正值仲秋时节，秋高气爽，登高远望，啸咏骋怀，活动筋骨，所以，人们于重阳登高，在时令上是最合适不过的。 古人的山岳崇拜 《礼记·祭法》记载：“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古代先民生存环境极其艰苦，大多依靠采集和狩猎谋生。大山中生长的各种植物、隐栖的飞禽走兽以及潺潺溪流，使人类才得以生存繁衍。如果逢高温干旱，山间密林可避高温炙烤；洪水袭来，攀上高山可躲灭顶之灾。此外，古人认为山上云雾缭绕，为呼风雨唤雷电之神龙所居。而且，高山的雷电可以带来火种，利用火可以吃到化腥臊的熟食。因此，古人对山既敬畏又充满崇拜，“登山祈福”的习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流行开来。持此观点的人还将“崇”字本身作为旁证：崇，形声字，从山，宗声。崇拜之“崇”原本就是对山岳而言，因为“山”即高山，“宗”为神圣。以“宗”喻“山”或以“山”喻“宗”，都蕴含有尊崇、敬畏之意。 登高“辞青” 登高“辞青”的说法则源于大自然中的节气。重阳为秋节，节后天气渐凉，草木开始凋零，重阳节登山“辞青”与古人在阳春三月春游“踏青”相对应。清代潘荣陛编撰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重阳)有治看携酌于各门郊外痛饮终日，谓之‘辞青’。” 佩茱萸 古代还风行九九插茱萸的习俗，所以又叫做茱萸节。茱萸入药，可制酒养身祛病。插茱萸和簪菊花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茱萸香味浓，有驱虫去湿、逐风邪的作用，并能消积食，治寒热。民间认为九月九日也是逢凶之日，多灾多难，所以在重阳节人们喜欢佩带茱萸以辟邪求吉。茱萸因此还被人们称为“辟邪翁”。 吃重阳糕 与登高相联系的有吃重阳糕的风俗。高和糕谐音，作为节日食品，最早是庆祝秋粮丰收、喜尝新粮的用意，之后民间才有了登高吃糕，取步步登高的吉祥之意。在北方，吃重阳糕之风尤盛。[7] 据《西京杂记》载，汉代时已有九月九日吃蓬饵之俗，即最初的重阳糕。饵，即古代之糕。《周礼》载饵用作祭祀或在宴会上食用。汉代又记有黍糕，可能与今天的糕已差不远。蓬饵，想必也类似于黍糕之类。至宋代，吃重阳糕之风大盛了。糕与高谐音，吃糕是为了取吉祥之意义，因而才受到人们的青睐。 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有“糙花糕”、“细花糕”和“金钱花糕”。粘些香菜叶以为标志，中间夹上青果、小枣、核桃仁之类的糙干果；细花糕 有3层、2层不等，每层中间都夹有较细的蜜饯干果，如苹果脯、桃脯、杏 脯、乌枣之类；金钱花糕与细花糕基本同样，但个儿较小，如同“金钱”一 般，多是上层府第贵族的食品。据说，早年不家用发面饼夹上枣,栗诸果的， 或以江米、黄米面蒸成粘糕饼，似“上金”、“下银”的花糕。[6] 赏菊 重阳日，历来就有赏菊花的风俗，所以古来又称菊花节。农历九月俗称菊月，节日举办菊花大会，倾城的人潮赴会赏菊。从三国魏晋以来，重阳聚会饮酒、赏菊赋诗已成时尚。在汉族古俗中，菊花象征长寿。 饮菊花酒 重阳佳节，我国有饮菊花酒的传统习俗。菊花酒，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 汉代就已有了菊花酒。魏时曹丕曾在重阳赠菊给钟繇，祝他长寿。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记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饮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梁简文帝《采菊篇》中则有“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懦”之句，亦采菊酿酒之举。直到明清，菊花酒仍然盛行，在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仍有记载，是盛行的健身饮料。 放纸鹞 放纸鹞是惠州过重阳节的主要习俗。换句话说，惠州民间过重阳节是以放纸鹞为主要特征的。此习除惠州流传的民谣中有叙述以外，光绪《惠州府志》亦有记述。   纸鹞亦现在的风筝。风筝是五代以后的称谓，五代之前，北方习惯称“纸鸢”，南方则多叫“鹞子”，惠州的“纸鹞”称谓很明显的是保留了五代以前的古老名称，且有“南北混合”的味道。 各地习俗 河北香河县九月九日，有姻亲关系的家庭会互相送礼，称为“追节”。永平府以重阳的天气占未来晴雨。重阳节若下雨，这几个日子也都会下雨。典周县境内无山，县民多于重阳节上城楼登高。 山东昌邑北部人家于重阳节吃辣萝卜汤，有谚语道：“喝了萝卜汤，全家不遭殃”。鄄城民间称重阳节为财神生日，家家烙焦饼祭财神。邹平则在重阳祭祀范仲淹，旧时，染坊及酒坊也在九月九日祭缸神。滕州出嫁不到三年的女儿，忌回娘家过节，有“回家过重阳，死她婆婆娘”的说法。 陕西西乡县重阳节，亲友以菊花、菊糕相馈赠。士子以诗酒相赏。据说妇女此日以口采茱萸，可以治心疼。陕北过重阳在晚上，白天是一整天的收割、打场。晚上月上树梢，人们喜爱享用荞面熬羊肉，待吃过晚饭后，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爬上附近山头，点上火光，谈天说地，待鸡叫才回家。夜里登山，许多人都摘几把野菊花，回家插在女儿的头上，以之避邪。 重阳节，江苏南京人家以五色纸凿成斜面形，连缀成旗，插于庭中。长洲县重阳节吃一种叫做“骆驼蹄”的面食。无锡县重阳节吃重阳糕、九品羹。 上海豫园于重阳节办菊花会，以新巧、高贵、珍异三项评分定高下。 重阳节节日图片浙江绍兴重阳节互相拜访，除非亲友家有丧事，才往灵前哭拜。桐庐县九月九日备猪羊以祖，称为秋祭。同时也在重阳节绑粽子，互相馈赠，称为重阳粽。古代江浙一带，民间在重阳有登高的风俗，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江西德兴县九月九日割晚稻。 安徽铜陵县以九日重阳为龙烛会，以迎山神。削竹马为戏，据说可以驱逐瘟疫。 湖北武昌县于重阳日酿酒，据说此所酿之酒最为清洌，且久藏不坏。应城市重阳节是还愿的日期，甚家皆于此日祭拜方社田祖之神。 福建长汀县农家采田中毛豆相馈赠，称为毛豆节。海澄县重阳节放风筝为戏，称为“风槎”。莆仙人以重阳祭祖者比清明为多，故俗有以三月为小清明，重九为大清明之说。由于莆仙沿海，九月初九也是妈祖羽化升天的忌日，乡民多到湄洲妈祖庙或港里的天后祖祠、宫庙祭祀，求得保佑。 广东连川，重阳童男童女皆至城外相聚答歌，州人围观。南雄九月九日请茅山道士建王母会，想求取子嗣的青年妇女都会前来参加。阳江市重阳节放纸鸢，并系藤弓于其上，在半空中声音十分嘹亮。临高县民重阳节早起，大家齐声高喊“赶山猫”，以此为安和富利之吉兆。 广东怀集县以重阳为元帝得道之辰。男女老少，倾城而出，赛神酬愿，皆用大炮。隆安县九月九日放任牛羊自行觅食，俗语说：“九月九，牛羊各自守”。 四川南溪县读书人旧时于此日在龙腾山岑山楼聚会，纪念诗人岑参，称为“岑公会”。民间旧俗，重阳前后要以糯米蒸酒，制醪糟。俗话说：“重阳蒸酒，香甜可口”。 山西晋南地区自古就有九月九日登高的传统习惯。饱览大好河山，观仰名胜古迹，成为节日的盛举。至今还在民间传诵着“乾坤开胜概，我辈合登高”，“东风留不住，冉冉起峰头”，“九月欣新霁，三农庆有秋”等名言。 河南开封自1983年起，每年举行一次中国开封菊花花会。清丰县儿童于重阳节放纸鸢为戏。 重阳之乡 2005年12月4日，该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重阳文化之乡"。2006年3月，上蔡重阳习俗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人诗赋 著名诗词   秋登兰山寄张五 （孟浩然）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 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 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   过故人庄 （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与杨府山涂村众老人宴会代祝词（陈志岁） 重九江村午宴开，奉觞祝寿菊花醅。 明年更比今年健，共把青春倒挽回。   登高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九月十日即事（李白） 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 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九日齐山登高 （杜牧）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作登临恨落晖。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重阳席上赋白菊 （白居易） 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白霜。 还似今朝歌舞席，白头翁入少年场。   九月九日玄武山旅眺 （卢照邻） 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 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   蜀中九日 （王勃） 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 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九日作 （王缙） 莫将边地比京都，八月严霜草已枯。 今日登高樽酒里，不知能有菊花无。   九日 （杨衡） 黄花紫菊傍篱落，摘菊泛酒爱芳新。 不堪今日望乡意，强插茱萸随众人。   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得枝字 （韦安石） 重九开秋节，得一动宸仪。 金风飘菊蕊，玉露泣萸枝。 睿览八紘外，天文七曜披。 临深应在即，居高岂忘危。   踏莎行 （庚戌中秋后二夕带湖篆冈小酌·辛弃疾） 夜月楼台，秋香院宇，笑吟吟地人来去。是谁秋到便凄凉？当年宋玉悲如许！ 随分杯盘，等闲歌舞，问他有甚堪悲处？思量却也有悲时，重阳节近多风雨。   醉花阴 （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沉醉东风·重九 （关汉卿） 题红叶清流御沟，赏黄花人醉歌楼。 天长雁影稀，月落山容瘦。 冷清清暮秋时候，衰柳寒蝉一片愁， 谁肯教白衣送酒。   九日 （文森） 三载重阳菊，开时不在家。 何期今日酒，忽对故园花。 野旷云连树，天寒雁聚沙。 登临无限意，何处望京华。   采桑子·重阳 （毛泽东）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重阳 （文天祥） 万里飘零两鬓蓬，故乡秋色老梧桐。 雁栖新月江湖满，燕别斜阳巷陌空。 落叶何心定流水，黄花无主更西风。 乾坤遗恨知多少，前日龙山如梦中。   九日渡江 （李东阳） 秋风江口听鸣榔，远客归心正渺茫。 万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风日几重阳。 烟中树色浮瓜步，城上山形绕建康。 酬过真州更东下，夜深灯火宿维扬。   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 （顾炎武） 是日惊秋老，相望各一涯。 离怀销浊酒，愁眼见黄花。 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 多蒙千里讯，逐客已无家。 客中九日（王灿） 细雨成阴近夕阳，湖边飞阁照寒塘。 黄花应笑关山客，每岁登高在异乡。    重阳节（张志真） 酥糕美酒细品尝，赏完桂花赏菊黄。 亲友同登清凉阁，望断晴空雁一行。¨   民间歌谣   重阳节赏菊民间歌谣俗语中有很多是关于岁时节日的，重阳节也不例外。下面这几则都是有关重阳节的歌谣俗语，体现出了重阳节饮菊酒、放风筝的风俗，以及在重阳这日占卜天气的风俗。 菊花黄，黄种强；菊花香，黄种康；九月九，饮菊酒，人共菊花醉重阳。 九月九，是重阳；放纸鹞，线爱长。 八月中秋哥送饼，九月重阳妹送鞋（仫佬族）。 九月九风吹满天哮。 重阳无雨一冬晴。 重阳节，又试话登高。究竟年年如是，有乜功劳？虽则系如画嘅秋山，游吓亦好，做乜偏要向往重阳个日，至晓得风骚。你话敢样就可以避灾，亦何不大早。点解你单身前往、又试剩落个的妻孥。开讲话一部通书，都唔睇得到老。况系个的区区陈迹，重驶乜咁心操。既系你上日唔知，我亦唔怪得你去做。唉！悭吓脚步，何苦去寻烦恼。不若静坐思量，想吓边一样可图。 九月九，个个都去登高，你睇个班嫩仔，走得气嘈嘈。放起个只纸鹞在高处舞，扶汉声声（响弓声），唤起个的懦夫，总系企在个处风头，须要努力正好。虽有声威，可惜你未满羽毛，怕只怕失足云霄，个阵就遗恨万古。咪估个条包索，可以把天箍，既替得个佬流灾流难，边处唔流到。唉！难把身世顾，只望得天怜悯，俾你有点功劳。   谚语 九月九风吹满天哮。重阳无雨一冬晴。   法定老年节   2012年6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草案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为老年节。 草案规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规定禁止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在保障老年人财产方面，草案规定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不得以骗取、盗取、强行索取等方式侵犯老年人的财产权益。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抢夺、转移、隐匿或者损毁应当由老年人继承或者接受赠与的财产。草案对家庭养老作出重新定位，将现行法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修改为“以居家为基础”，进一步明确了赡养人对患病和失能老年人给予医疗和照料的义务，并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设了老年监护制度。 此外，草案对现行法关于家庭成员纠纷处理，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侮辱、诽谤、虐待、遗弃老年人法律责任的条款作出修改完善。 12月28日表决通过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   来源：360百科                

重要论述 1950年9月25日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致祝词，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朱德在会上讲话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如果我们的部队是一支具有现代化装备的部队，而使用这些装备的人，又一个个都是赤胆忠心、充满着革命气概的英雄，那么，我们的部队就称得起是一支真正钢铁般的、无敌的部队。有了这样一支部队，我们就能确保中国人民的和平与幸福，直至最后消灭战争。毛泽东的祝词和朱德的讲话，分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和《朱德选集》。 1977年9月25日 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韦尔纳一行时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要使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技术。搞现代化，理所当然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出发点，而是用世界的先进成果作出发点。当然，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主要依靠自己积累资金，我们不愿意背很多的债。稍长的延期付款，这样的形式我们愿意采取。凡是我们需要的先进的东西，条件适合的，我们都愿意吸收，包括军事技术上某些先进的东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在工业方面搞自动化、半自动化，技术革新，在农业方面搞机械化。根本上还是从教育和科学研究着手。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我们不相信有持久和平，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样就可以延缓战争。美国单靠自己对付不了苏联，要同欧洲联合起来，但这种联合要建立在真正的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我们对美国人说，不要把中国当作一张牌来使用，恐怕也可以说，美国人也不要把欧洲当作一张牌来使用。中国的战略还是毛主席的战略，即人民战争。现有武器即使落后也可以打，当然还要加强军队现代化。我们不会像苏联、美国那样花那么多钱搞核武器，但我们也要有准备。 2020年9月25日至26日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新疆工作，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他指出，保持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高举社会主义法治旗帜，弘扬法治精神，把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落实到新疆工作各个领域。要全面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他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新疆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要坚持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实现宗教健康发展。要深入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  他指出，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要发挥新疆区位优势，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把新疆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丰富对外开放载体，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要推动工业强基增效和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要科学规划建设，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开展治沙治水和森林草原保护工作，让大美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党史回眸 1937年 9月25日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72年 9月25日－30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994年 9月25日－28日 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 1995年 9月25日－28日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行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28日，江泽民在全会上讲话，系统阐述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12个重大关系。 2008年 9月25日—28日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我国航天员首次实施空间出舱活动。 2012年 9月25日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胡锦涛出席交接入列仪式，并登舰视察。 2016年 9月25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2018年7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2019年4月，公布《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 同日 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巨型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在贵州平塘落成启动。 2019年 9月25日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  2020年 9月25日－26日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习近平讲话指出，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历史瞬间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图为向平型关挺进的第一一五师。   来源：共产党员网

​ 为进一步加强全国招标中心系统交流与联系，构建新型系统关系，特邀请全国招标中心系统各单位参加我中心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召开期间举办的论坛。具体事宜如下： 一、第十七届中博会及论坛基本情况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以下简称第十七届中博会）将于9月16日至19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第十七届中博会举办期间，我中心于9月17日在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三层“步步高厅”承办“新时代•新机遇•新空间——中小企业政府采购论坛”。本次论坛聚焦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主题，邀请相关国家中小企业和采购主管部门高级官员、国际组织、学术机构代表和业界精英，从政策解读、学术研究、中外采购实践、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探讨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国际化前景，交流政府采购规则与实践经验等。 为进一步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部署，推进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和高质量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合作，我中心特邀全国招标中心系统各单位参与第十七届中博会和论坛活动，同时诚挚希望系统各单位广泛邀请和推荐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积极参加。 二、特邀嘉宾范围 我中心邀请全国招标中心系统各单位相关负责同志2名（含一名政府采购业务工作人员）作为特邀嘉宾参加论坛。 特邀嘉宾参加本次论坛由我中心承担食宿费用。各系统单位邀请和推荐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食宿费用自理。 三、论坛具体事宜 （一）论坛举办形式 论坛举办的同时将进行线上直播。 （二）时间和地点 9月17日 9:00—11:30，参观第十七届中博会（广交会展馆）。 9月17日13:30—18:00，广州市香格里拉大酒店（三层步步高厅）举办论坛活动。 （三）特邀嘉宾住宿地点 广州嘉鸿华美达广场酒店（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园东瘦狗岭路313号，020-87206888） 四、报名事项 请有意愿参会的系统单位于9月13日前扫描二维码填写报名信息。     联系人及方式： 马  良  010-88504064  13810495797 姬嫦娟  010-88485086  1338105701 郭  苇  010-88485088  13611360030 方德惠  010-88481211  13701281828 电子邮箱：cntc_hyc@miitcntc.org.cn   附件：新时代•新机遇•新空间——中小企业政府采购论坛议程                     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 （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中心）                   2021年8月25日   中小企业政府采购论坛议程   主题：新时代 • 新机遇 • 新空间 时间：2021年9月17日14:00-17:30       地点：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层步步高厅 13:30-14:00 嘉宾、观众入场 14:00-14:05 主持人介绍出席论坛的领导、嘉宾及论坛议程 14:05-14:20 开幕式致辞 中 外 嘉 宾 致 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一级巡视员  叶定达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法律顾问、业务服务局局长  Alberto Ninio 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中心）主任  白会宜 14:20-15:00 政策解读 嘉  宾 主  题 财政部国库司政府采购管理处副处长   张宇麟         解读《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广东省财政厅政府采购部门相关领导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地方执行与实践 15:00-17:20 主旨交流 嘉  宾 主  题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高级采购专家  Jurminla 亚投行政府采购政策和规则 及中小企业机遇 世界银行（中国局）采购部专家                世界银行采购新规则及在中国的执行 大韩民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员            韩国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政策功能 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馆经济领事  Adhi Kawidastra 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及中小企业政策 德国海外商会联盟华南及西南区总经理 徐晶波 德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及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前景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知名政府采购专家   刘  慧 中小企业政府采购市场机遇分析 17:20-17:30 论坛结束 主持人总结发言，论坛结束   ​

一、政策法规 财政部、工信部印发 《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1月23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财建〔2021〕2号，以下简称《通知》），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在“十四五”时期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根据《通知》，将通过中央财政资金引导，促进上下联动，将培优中小企业与做强产业相结合，加快培育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聚焦主业、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动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和质量，助力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中央财政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将安排100亿元以上奖补资金，分三批（每批不超过三年）支持1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推进工业“四基”领域或制造强国战略明确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补短板”，与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促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通过工业设计促进提品质和创品牌等。同时，支持国家（或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每省每批次不超过三个），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上市辅导、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知识产权应用、上云用云及工业设计等服务，并对重点“小巨人”企业提供“点对点”服务。 （信息来源：摘自工信部网站）   财政部、工信部解读 《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为回应社会广泛关注，推动《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政策加快落地，财政部、工信部有关部门结合社会关注的问题，对有关政策要点进行解读。 此次解读，明确了《通知》的政策背景及重要意义，同时对实务工作的具体程序进行解释： 一、《通知》明确的支持事项 在“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将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累计安排100亿元以上奖补资金，引导地方完善扶持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分三批（每批不超过三年）重点支持1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即重点“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这些企业更好发挥示范作用。 主要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进以下工作：一是加大创新投入，加快技术成果产业化应用，推进工业“四基”领域或制造强国战略明确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补短板”和“锻长板”；二是与行业龙头协同创新、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支撑产业链补链延链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三是促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并通过工业设计促进提品质和创品牌。另外，支持企业加快上市步伐，加强国际合作等，进一步增强发展潜力和国际竞争力。 此外，还支持每省每批次不超过3个国家（或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上市辅导、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知识产权应用、上云用云及工业设计等服务。其中，对于重点“小巨人”企业，还应提供“点对点”服务。 二、如何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选拔由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小巨人”企业 首先，纳入选拔范围的企业是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此基础上，企业可自愿申请，并由地方作出推荐。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发布《关于公布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的通告》（工信部企业函〔2019〕153号）和《关于公布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的通告》（工信部企业函〔2020〕335号），累计认定两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832家。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继续认定新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本《通知》印发后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同样有资格按程序申请支持。 第二，两部门将制定可量化、可考核的统一标准，在地方推荐企业名单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排名，优中选优，全力打造“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国家队。 第三，对重点“小巨人”企业采取淘汰制。为加强激励约束，通过考核逐年淘汰部分成长速度、目标实现进度相对落后的重点企业。 另外，申请企业名称须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文件所公布的名称一致，不含已在上交所主板、科创板和深交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境外发行股票的。且须符合产业导向、专业化程度、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成长性等方面的条件。 三、中央财政有关奖补资金如何下达 对于每一批重点“小巨人”企业，财政部分别于《实施方案》批复当年、实施期满1年及满2年时，按照预算管理规定、分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建议，按程序滚动安排奖补资金，切块下达省级财政部门。对于2021年启动支持的首批重点“小巨人”企业，将于2021年下达首笔奖补资金，后续奖补资金金额将与绩效考核结果挂钩。第二批、第三批重点“小巨人”企业也按此执行。 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按照《实施方案》（备案版），并结合本地区重点“小巨人”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实际情况，确定资金分配方案（奖补资金90%以上用于直接支持重点“小巨人”企业）。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商财政部门确定资金分配方案时，应统筹考虑全省产业布局，重点“小巨人”企业发展现状与前景，确定每家重点“小巨人”企业的资金分配金额，避免简单分配，并按照直达资金有关要求下达。 四、在中央财政有关奖补资金使用方面有何要求 对于重点“小巨人”企业所获奖补资金，充分发挥企业能动性，不对奖补资金使用方向作限制，由企业围绕“专精特新”发展目标自主安排使用。对于示范平台所获奖补资金，要求必须用于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不得用于平衡本级财政预算，不得用于示范平台自身建设、工作经费等；如检查考核发现存在此类问题的，酌情扣减有关奖补资金。对检查考核发现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 五、如何开展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如何应用 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两部门批复的《实施方案》，组织推进实施并做好分年度实施成效自评估。工业和信息化部商财政部对地方培育工作组织分年度绩效考核，明确绩效考核等次，以及继续支持的重点“小巨人”企业（通过可量化可考核的统一标准择优确定），考核结果与后续奖补资金安排挂钩。对于年度绩效考核中发现问题及不足的，由有关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组织落实整改。 （信息来源：摘自工信部网站）   财政部发布 《关于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问答》 2月20日，财政部国库司围绕《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针对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对于政策扶持范围、可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情形、预留份额、价格评审优惠、采购标的所属行业、中小企业声明函等多方关注的问题进行明确。其中，对扶持范围进行了详细解答： 1.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货物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货物采购包，大中型企业提供的货物全部为小微企业制造，是否可以享受6%-10%的报价扣除？是否还有“双小”（即直接参与采购活动的企业是中小企业，且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的要求？ 答：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以下称《办法》）规定，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的，可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如果一个采购项目或采购包含有多个采购标的的，则每个采购标的均应由中小企业制造。在问题所述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大型企业提供的所有采购标的均为小微企业制造的，可享受价格评审优惠政策。 2.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小微企业制造货物，也有中型企业制造货物的，是否享受《办法》规定的小微企业扶持政策？ 答：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型企业制造，也有小微企业制造的，不享受办法规定的小微企业扶持政策。 3.有些货物采购项目涉及多种货物和多个制造商，投标人从批发商或者经销商处拿货，而非从制造商处直接拿货，难以获知所有制造商的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数据。如果制造商提供给投标人的数据有误或者故意提供虚假的数据，是否认定投标人虚假投标（投标人没有主观故意）？ 答：投标人应当对其出具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真实性负责，投标人出具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在实际操作中，投标人希望获得《办法》规定政策支持的，应从制造商处获得充分、准确的信息。对相关制造商信息了解不充分，或者不能确定相关信息真实、准确的，不建议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 4.对于既有货物又有服务的采购项目，应当如何判断供应商是否属于中小企业？ 答：采购人应当根据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和采购项目的实际情况，确定拟采购项目是货物、工程还是服务项目。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供应商应当满足下列条件：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应当由中小企业制造，不对其中涉及的服务的承接商作出要求；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应当由中小企业承建，不对其中涉及的货物的制造商和服务的承接商作出要求；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的承接商应当为中小企业，不对其中涉及的货物的制造商作出要求。 5.对于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联合体是否享受对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政策？ 答：联合体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联合体各方所提供货物、工程、服务均为中小企业制造、承建、承接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享受对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政策；联合体各方提供货物、工程、服务均为小微企业制造、承建、承接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享受对小微企业的预留份额政策。 6.《办法》第二条中“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负责人是什么意思？控股是否有股权比例的要求?管理关系是什么意思？ 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负责人是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控股是指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以及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管理关系是指与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单位之间存在的其他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与大企业之间存在上述情形的中小企业可依法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但不享受政府采购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 （信息来源：节选自财政部官网）   二、工作动态 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2021年政府采购 进口产品集中论证和统一报批工作 近日，工信部财务司委托部政府采购中心组织实施工信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集中论证和统一报批工作。 此次集中论证范围为工信部2021年拟采购的集中采购目录内及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进口产品（部属高校及科研院所除外）。专家组通过对每类产品的技术特性、使用单位现实需求、国内外同类产品关键技术指标差异等方面的逐项审核、确认，提出专业论证意见。最终结果已正式函报财政部。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的集中论证和统一报批是由政府采购各主管预算单位负责组织实施的一项年度性工作，是规范进口产品政府采购行为、简化流程、提高采购效率的重要举措。 （信息来源：部政采中心）       三、综合信息 国采中心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集采工作 近日，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国采中心”） 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委托，完成2021年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集中采购工作，全部疫苗均足量成交。 此次疫苗采购涉及I型III型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糖丸等14个品种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共计2.42亿支，预算总金额达36.3亿元。为确保疫苗供应安全，保持疫苗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采用谈判及单一来源的采购方式。 为确保项目采购的顺利开展，国采中心组织了对项目需求的论证；根据疫情防控“在线开标、远程评标”的要求，对疫苗采购单一来源和谈判专项范本进行了修订；将11个采用谈判方式的项目采购需求在中央政府采购网公开征求意见，吸收合理建议；根据各品种疫苗评分标准特点，确定集中评审的办法，优化专家抽取方式。在整个采购过程中，严格执行采购过程管理要求，建立了专门的疫苗采购项目进展情况记录，实现重要信息全程留痕。 （信息来源：摘自中国政府采购报）   中央直属机关采购中心发布办公家具定点采购指南 近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采购中心（以下简称“中直采购中心”）印发《关于中直机关2021-2022年度办公家具定点采购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今明两年办公家具定点采购工作进行了明确。 《通知》指出，中直机关各京内行政、事业单位及其所属单位（以下简称“采购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和与之配套的单位自筹资金，单项或批量采购20万元至100万元之间的办公家具，均应按《通知》规定进行定点采购。单项或批量采购办公家具金额在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应按有关规定委托中直采购中心另行组织采购。采购单位在一个自然年内累计定点采购金额不得超过100万元，超出100万元的部分，应委托中直采购中心另行组织采购。《通知》还对前期比价、合同签订、验收结算等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通知》要求，采购单位在采购过程中，应严格执行《关于印发〈中央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的通知》，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和《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办公家具的政府采购工作。中直采购中心将按照要求，每月组织办公家具定点采购项目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 （信息来源：摘自中国政府采购新闻网）         四、数据统计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2月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6%，低于上月0.7个百分点，连续12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有所回落。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2.2%，比上月微升0.1个百分点；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49.6%和48.3%，比上月回落1.8和1.1个百分点，均低于临界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51.9%，比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生产扩张步伐有所放慢。 新订单指数为51.5%，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增速放缓。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7%，比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继续降低。 从业人员指数为48.1%，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较上月下降。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47.9%，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有所延长。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五、专题研究 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发展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九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但从近年政策落地发展来看，我国政府采购对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企业的扶持力度仍有待加强，相关配套措施有待完善。政府采购的经济社会效益仍未能普惠到广大少数民族企业。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采购政策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值得深入思考。 本文通过研究相关政策以及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区政府采购数据，分析得出我国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的现状，并结合国外经验，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一、我国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发展现状 探究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企业之前，首先应当确定何谓少数民族企业。本文结合公司法、政府采购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相关规定，采取综合定义方式，认为满足以下任意一项标准即可被认定为少数民族企业。第一，企业登记注册地在各级民族自治地区的，并有连续3年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第二，企业法人为少数民族群体的；第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数量中少数民族群体占比达到51%及以上的。或有限责任公司认缴的股份中来自少数民族群体的比例达到51%及以上的；第四，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中少数民族群体占比达到51%及以上的，或初始股本来自少数民族群体的比例达到51%及以上的；第五，民族自治地区企业雇佣员工少数民族群体占比达到51%及以上的；非民族自治地区雇佣的员工中少数民族群体占比达到10%（不含）以上的。 以少数民族企业的认定为基础，下文立足五个方面分析我国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企业的现状。 第一，立足现行法律体系对少数民族企业的支持角度。我国法律法规指出了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和企业发展的必要性。政府采购法第九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包括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十条和第六十三条均涉及国家政府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从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少数民族地区扶持的法律规定。由此可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已提高到国家法律的层面。 第二，立足少数民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中标情况。根据少数民族企业的界定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企业基本属于中小企业的范畴。在2020年《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出台前，各地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满足机构自身运转和提供公共服务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各级预算单位预留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关于这一规定，在不同地区落地实施时存在很大差异。 以某少数民族自治区为例，该地区2018年上半年政府招标采购金额为4.19亿元，根据《暂行办法》，其中小微企业所占金额应约为7500万元，然而实际上小微企业占比金额只达到4980万元，占上半年政府招标采购总额的12%（《暂行办法》规定可达18%）。由上述数据可见，中小微企业群体在政府采购中中标的金额和数量占比总体不足，并未达到政策要求扶助的标准。据此，类比推测得出，少数民族企业在政府采购的中标金额和数量占比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存在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政府现有的支持政策落地中执行力不足；二是少数民族企业由于规模技术资金的限制，生产成本相比大企业较高，规模效益不突出，没有特色优质品牌，竞争中主要依靠价格优势和政府政策支持，竞争能力较弱，政府把“大蛋糕”切给这些企业，企业也可能“吃不消”。 第三，立足少数民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中标优势。参考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2018上半年中标小微企业类型分布图（见图1、2、3），可以看出中标企业大多集中分布在专业服务，信息产品，办公、文教（卫）三大方面。由此推测，少数民族企业的中标企业的中标产品大概率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发现，政府采购中，少数民族企业竞争范围比较狭窄，类型比较单一。 第四，立足少数民族企业政府采购的中标方式。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本文通过梳理发现，2018年该地区少数民族企业中标项目共296项，其中67.1%的中标项目是通过单一来源方式中标。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可以推测，在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对于少数民族企业有政策倾斜。但更需要关注的是，单一来源的中标方式占比非常大，说明少数民族企业过于依赖政府扶持，暴露出其自身竞争能力较弱、无法在竞标中与同类型企业形成比较优势的现实。少数民族企业如果仅仅依靠政策扶持是无法持续发展的，少数民族企业应扩宽中标渠道，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以政策扶持协同自身发展战略，壮大规模，寻求更宽广的发展之路。 第五，立足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采购运行规范性。政府采购法正式实施以来，我国政府采购便迈入了法制化、规范化发展的快车道，改革成效显著，尤其是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取得了实质性飞跃。然而，少数民族地区限于经济水平、人员素质，发展相对缓慢，仍存在一些不规范问题亟待解决。第一，机构设置不够规范。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 ”。第六十条“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不得设置集中采购机构，不得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根据法律规定，采购代理机构与行政机关不得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 然而从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情况来看，政府采购中心多隶属于当地财政局，受上级领导，不具有足够的独立性。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不利于政府采购制度的有效执行。第二，预算管理不够规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较为落后，财政压力大。在年初编制预算时很难给各有关单位安排预算资金，导致很多部门在预算期初并没有相应的采购计划和采购资金安排。采购资金大多临时追加，较为零散混乱，无法形成有效规模，难以发挥政府采购批量集中采购的优势，导致了资金的低效使用。 二、域外可借鉴的经验 放眼全球，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对如何发挥政府采购政策扶持少数民族发展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与实践。本文选取部分范例进行介绍，以期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通过“预留计划”扶持少数民族企业。1953年，美国开始实施“预留计划”（“set- aside” programs），联邦政府将全年政府采购合同的5%，预留给在经济和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主要指少数族裔）的群体所拥有的小型企业。除联邦政府层面，美国各州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扶持少数民族企业。例如，为了鼓励少数族裔参与政府采购，佛罗里达州在负责政府采购工作的管理服务部(th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ervices)之下设立了供应多样化办公室（Office of Supplier Diversity），协助少数族裔企业参与政府采购。《佛罗里达州法规汇编2010年版》（The 2010 Florida Statutes）中有关“动产和服务的政府采购”部分的规定（第287.09451条）明确了多样化办公室的15项权力、职责和功能，以更好实现对少数族裔企业的扶持。主要包括推进信息对称，降低少数族裔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在采购金额份额上给予少数族裔企业优惠；建立事后反馈机制等。除佛罗里达州之外，美国其他州也有对少数族裔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优惠政策。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法规定》第10471条规定，由任何州机构、部门、官员或政府实体授权的涉及到工程、专业服务、材料、供给、设备、改建、修缮或改进的合同应由全州范围内的不少于15%的少数族裔企业和不少于5%的妇女企业参与竞标。纽约市规定，全年的政府采购中应把一定比例的采购合同授予少数族裔和妇女企业的规定。 欧盟对境内的少数族裔企业特别设计了扶持政策。为规范政府采购，欧盟参考各成员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发布欧盟公共采购指令。公共采购指令专门将公共采购所发挥的环境保护、促进少数族裔企业、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功能统一为社会责任的公共采购（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 Procurement，SRPP）。公共采购指令主要包括《公共合同指令》（Public Contracts Directive 2014/24/EU），《公用事业指令》（Utility Contracts Directive 2014/25/EU），《特许权指令》（Concessions Directive 2014/23/EU）等。其中的公共合同指令通过预留份额的方式对欧盟境内的弱势企业，如少数族裔企业进行扶持。 WTO《政府采购协议》允许对少数民族、落后地区提供优惠。加拿大在其加入GPA的出价清单中就明确指出，对有关扶持少数民族的预留项目和优惠性政策不作承诺。 三、为政府采购支持少数民族企业建言献策 我国尽管出台了多项措施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但从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企业的现状来看，政策的推进与落实尚待进一步完善。笔者结合我国某些地方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企业的现有做法以及国外的实践经验，提出以下五点建议，供有关部门和读者参考。 第一，设立专项扶持政策，加强监督考核。少数民族地区要想谋发展，就要有本民族本地区的企业品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政府可以在政府采购中根据本地的采购情况，结合对中小微企业的优惠扶持政策，专门预留出面向少数民族企业的采购份额，支持民族企业发展。采购份额可根据少数民族企业的数量规模，产品服务质量水平，市场行情来确定。并且当地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府采购的监督，设立专门面向少数民族企业采购的考核机制，保证优惠政策实际落地，没有缩水。 第二，提高预付资金比例，减轻运转负担。通过查询内蒙古、广西、新疆等地政府招标文件发现，政府采购的付款方式大多是验收工程或服务后一次性付全款，或付大部分款项之后根据产品服务或工程的运行情况交付尾款。然而少数民族企业资金流动性较差，资金总量不足，在承接政府采购的订单之后，常常面临前期生产运营资金筹集困难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可以采取提前预付资金的方式来扶助少数民族企业，针对信用状况良好的少数民族企业可以提前预付合同金额的40%—60%，降低少数民族企业筹资的难度，同时可以缩短供货的时间，节省双方的精力，提高采购效率。 第三，落实合同贷款政策，降低专项利率。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部门在帮助中小企业通过“政府采购合同贷”解决企业“融资难”的基础之上，应当进一步帮助少数民族企业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在核实少数民族企业资质认定下，建立有效调动基层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制定独立的信贷计划，优化统计核算机制，完善绩效考核方案，推行内部资金转移价格优惠措施，安排专项激励费用，细化尽职免责办法，激发基层员工做好少数民族企业融资服务的积极性。 第四，少数民族企业联合体优待。联合体投标是指两个以上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投标。在少数民族企业的中标案例中，联合体中标在少数民族小微企业中标案例中不多，但十分新颖。通过整理广西壮族自治区2018年上半年中标信息，发现6个月通过联合体中标的项目仅3个，与总数441个项目相比占比很小。中标项目分别是广西诺邦电梯空调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中两个采购项目；广西宏建电梯空调有限公司与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中一个采购项目。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是国内较大规模的电梯制造销售企业，它与广西诺邦电梯空调工程有限公司、广西宏建空调有限公司两家少数民族企业合作，可以解决其规模小及资金不足等问题。基于此，建议政府给予少数民企业联合体优待政策，即若大规模企业与少数民族小微企业形成联合体参与投标且中标，提升预付资金比例，鼓励企业以联合体的方式参与政府采购。政府还可以为少数民族企业配备“兄弟企业”，与有意愿的大企业进行沟通，大手拉小手，带动整个少数民族企业的发展。 第五，设立专业服务中介机构。少数民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经验不足，对政府优惠政策和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不熟悉，影响少数民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参与度。据此，可在少数民族企业聚集的地区，在各级政府采购中心设立面向少数民族企业的政府采购服务办公室，聘请专业人士就职（专业人士包括但不限于于政府采购中心任职的已退休或在职的官员、政府采购相关研究专家和大企业曾参与组织政府采购的主管人员），为少数民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提供政策解读、法律法规咨询等服务，同时鼓励办设面向少数民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服务中心，引入市场力量运行，服务中心可以开办面向少数民族企业职工的政府采购相关业务培训，提高企业员工的组织参与政府采购业务的水平，提升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竞争力，降低因操作失误而造成的损失；也可以协助企业参与政府采购。 （本文作者姜爱华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禚德铭 常延婕 程心雨 马小龙 周亦晗 潘思齐 刘凌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转载自《中国政府采购报》）   六、国际动向 法德领导人支持欧盟新冠疫苗采购策略 新华社2月5日报道，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2月5日举行视频会晤，会上表示支持欧盟在新冠疫苗采购方面的策略，同时呼吁欧盟在疫苗生产和供应上加强团结协作。 法国总统在会晤后表示，近几周欧洲加快推进新冠疫苗生产和供应，一些此前不生产相关疫苗的企业也被要求转产新冠疫苗，以增加额外产量。他强调，法国支持欧盟选择的疫苗采购策略。法国和德国如果在疫苗采购和生产上进行竞争，将会陷入失序状态，在经济和公共卫生方面也将适得其反。 据了解，欧盟当前的疫苗生产能力低于预期，成员国所获剂量过少，获取速度过慢。欧盟发言人表示，欧盟将采取措施，以便在今后面对紧急情况时更快做出响应。 （信息来源：摘自新华网网站）     七、采购问答 【编者按】部系统单位如在政府采购实务中遇到疑难问题，可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邮件至本刊编辑部（邮箱：zbzxzhc@miitcntc.org.cn，来信请注明单位名称），本刊将邀请政府采购领域专家在本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本期答疑专家：《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  张松伟   采购人什么情形下可以选择单一来源采购 问：我们单位采购一批货物，两次招标，前来报名的供应商都只有两家，我们可以采用单一单源采购吗?采购人什么情形下可以选择单一来源采购？ 答：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很常见，也非常困扰采购人。但这不属于采购人可以选择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法定情形，财政部门也通常不会因为这个理由批准采购人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两次招标，前来报名的供应商都只有两家，采购人应分析招标文件是否有不合理的资格条件和评审因素，对项目的招标方案根据市场供应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 单一来源作为一种采购方式，因其缺乏竞争性，十分不利于采购人在采购活动中获得合适的价格。因此，政府采购制度设计当中对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使用采取了严格限制的原则。即使在当前大力推行放管服的背景下，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使用仍然是严格限制，没有任何放松的信号。 作为采购人，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局限性，遵循“能不单一就不单一”“单一是无奈之选”的基本使用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单一来源就绝对不能使用，只要符合法定情形，采购人也是可以选择单一单源或者通过变更采购方式使用单一来源的。 单一来源的法定情形，《政府采购法》第31条、第49条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27条做了相应规定，总共有五种情形：一是因货物或服务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导致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二是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三是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的；四是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供应商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五是公共服务项目具有特殊要求，导致只能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采购。   投标保证金的提交截止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 问：投标保证金的提交截止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可以在招标文件里要求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截止时间在开标的前一天吗？ 答：投标保证金的证明文件，包括投标保函、现金提交的转账证明、支票、本票、汇票等，是投标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因此，投标保证金的提交截止时间和投标文件的提交截止时间应为同一时间，作为采购人或代理机构不得在招标文件里要求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截止时间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注：本文分析同样适用于采用招标方式和非招标方式的政府采购项目） 将投标保证金的提交截止时间提前，招标投标项目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第24条，政府采购项目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35条。这两个法条都规定了招标采购方式的等标期为20天，如果将投标保证金的提交截止时间提前，作为投标文件组成部分的投标保证金的证明文件，其等标期就不足20天了。客观上，对供应商也不公平，减少了供应商对是否参加投标分析决策的法定时间（等标期20天）。 对于政府采购项目采用非招标方式采购的，如果要求供应商交纳保证金，保证金提交的截止时间也不能早于相关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提交响应文件的法定截止时间。  

  王盈盈1    甘甜2    郭栋3   王守清1,4 1. 清华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     2.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4.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PPP项目股权结构的优化研究”（7177209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各地HDI指数的编制和研究”（16ZDA009）   [摘要]当前中国PPP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理论研究却落后于实践，症结之一在于PPP项目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研究视角的割裂，前者过于微观且侧重市场逻辑，后者过于宏观又倚重科层分析。未来PPP研究应着力于科层和市场相结合的整合路径，揭开微观项目与宏观结构的互动逻辑，从而推动中国PPP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实现PPP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管理；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154(2020)00-0000-00   一、引言 自2014年以来，中国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我国称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发展井喷。根据国家财政部PPP中心的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累计签约PPP项目数量6546个、金额10.3万亿元。PPP模式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这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我国公共投资结构，也将对地方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由此，PPP理论研究亦日益活跃，现已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然而，PPP理论研究却落后于实践发展，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PPP政策指向模糊和认识不统一等困境。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核心症结在于：当前PPP项目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研究视角存在严重割裂。一方面，两者的分析对象和前提假设不同，前者着眼于项目的最佳实践和科学管理，后者致力于揭示政府行为逻辑并实现公共价值。 为更好地厘清PPP理论研究的整体脉络与研究现状，同时增进学界对中国PPP实践的理解，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中文文献为基准，检索和梳理PPP相关文献，对中国PPP理论研究展开系统性综述，剖析两大视角割裂现状及成因，并提出整合路径的研究展望，希冀为未来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二、基于两大视角的PPP研究现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PPP，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1-2]。自2014年以来的改革正式推动PPP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重要机制，也促使中国PPP研究从过往的微观项目管理视角向着公共管理等更加多元的研究视角发展。 界定PPP概念通常采用情境类型法，这源于PPP实践属性强且各国情境千差万别[2]。这也是项目管理视角的PPP研究先于其他领域的主要原因[3]。中国关于PPP的官方定义来自国办发[2015]42号文，有其独有的特征：一是该定义明确政府为PPP项目责任主体，并限定其行为合规路径，相比西方的“公共部门”内涵更为狭窄；二是该定义采用“社会资本”来界定合作伙伴，相比西方的“私营部门”内涵更为宽泛，它不仅包含私营组织，还可以是国有属性的组织，如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基金等。还需要说明的是，该定义实际上对伙伴设置了准入条件，要求伙伴至少“具备投资、运营管理能力”。除了营利性企业，国际上也有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做PPP伙伴，而我国目前的PPP实践中还鲜见其他组织，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来自我国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社会组织由国家民政部等部门主管，而2014年以来的PPP主要与国家财政部和发展发改委的职能相关。 （一）PPP项目管理研究现状 PPP项目管理研究缘起于工程建设管理，发端于公共设施的工程建设投融资。学者们历来热衷于做PPP项目管理的文献综述或荟萃分析[4-8]。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并含SU=‘项目’并含‘项目管理’”作为检索式，且勾选“工程科技Ⅰ辑”“工程科技Ⅱ辑”和“经济与管理科学”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2276篇文献，主要包含四类主题。 1.关键成功因素（Critical Success Factors，CSFs）研究PPP项目成功实践的影响因素。这是PPP项目管理领域最早也最丰富的研究，自1996年Tiong[9]提出CSFs研究框架以来，学者们基于中国PPP实践挖掘了大量CSFs要素[10-11]，后来又对要素分阶段、分专业、分行业的类型化研究[12]。学者们在研究CSFs时，普遍做出一个“成功”或“失败”的二元判断，然而，迄今并无PPP项目“成功”与否的统一标准，自然也谈不上CSFs清单的“标准答案”。而且，已有研究普遍是静态时点的研究结论，这源于PPP项目的跨度实在太长（通常长达30年），鲜少有学者能跟踪一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此外，受限于PPP项目案例资料的可获得性，学者们通常只能得到“成功”案例，却无法得到“失败”素材，这也暗示着当前CSFs研究结论的有偏（biasedresults）。总之，CSFs研究所挖掘的要素虽然非常多，但迄今仍无法厘清各类要素之间的相协同、相抵触或相匹配的关系，仍停留在实践层面的经验性归纳。这一主题构成后续研究主题的经验性基础。 2.风险分担（Risk Allocations）研究侧重预防项目失败的风险要素识别、评估与分配。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CSFs的实现通常充满不确定性，因此CSFs和风险要素研究实则一体两面。Wang等是中国这一主题的开创人[13]且提出了“外星人眼”风险管理模型[14]，柯永建则紧随其后并提出了风险分担机制[15-16]。我国其他学者基于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学者们延循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17-18]。不过，当前项目管理领域的风险研究主要基于问卷调研等主观资料为素材，这导致研究结论依赖于“参与主体”，而且项目风险因素也高度依赖于“所处情境”。这一主题有待结合这两方面，以提炼更具一般性的因果机制。 3.绩效评价（Performance Measurement）研究项目产出结果的衡量与评价。这是一项偏技术的研究主题，主要包含产出标准、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方法是VfM（Value forMoney，物有所值）评价[19]。Yuan等人[20]建构了中国PPP关键绩效指标与框架，曹启龙等人[21]针对PPP寻租行为提出绩效监督模型。我国于2015年正式将VfM评价纳入PPP实施流程[2]，不过VfM评价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仍存在模糊之处并因此造成争议，未来有望基于大数据手段进一步完善。 4.控制权配置（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研究政府和市场协作之间的最优配置。这是近年的新主题，以伍迪[22]和王守清等人[23]的文献为代表。这一视角早期的研究以实物期权的配置为主，大量借鉴金融工程等理论形成了价格机制[24]、补偿机制[25]等技术性结论。自2015年伍迪[22]应用于PPP后，展现出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趋势。然而，他虽然初步借鉴了周雪光的“控制权”理论，做了视角融合的有益尝试，但解释仍旧有限。不过，学科融合的初步尝试为今后的视角整合打下了基础。 （二）PPP公共管理研究现状 PPP公共管理的研究侧重于组织管理与政策过程，致力于提升PPP的治理效能。Hodge和Greve[26]的PPP文献综述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作品。Wang等人[27]基于Web of Science系统检索得到186篇PPP公共管理文献，提炼了与PPP公共管理研究相关的三大知识背景，即经济学、公共管理和政策、组织理论。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作为检索式，且勾选“社会科学Ⅰ辑”和“社会科学Ⅱ辑”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455篇文献，主要包含六类主题。 1.采纳动机（Adoptionmotivation）探讨地区发展水平对PPP采纳结果的影响。通常，发达程度越高，提高效率的采纳动机越大，而拓宽资金渠道的动机则变小[28]。何平均等人[29]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揭示了农业基础设施PPP的主体动机，将采纳动机研究引入到了特定领域。任小强[30]基于水利工程PPP采纳动机的分析，指出融资和提效两大动机的互动作用。谈婕等人[31]则从落地速度的快慢来解释采纳动机的作用，拓展了动态过程机制。Tan和Zhao[32]则提出采纳率概念，来解释地方政府的PPP采纳行为。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新近研究已呈现项目层面的采纳动机理论解释，显示出初步的从项目到公共管理转向趋势。 2.执行绩效（ImplementationPerformance）有别于项目绩效研究。这一视角下的执行绩效侧重于过程，而项目绩效侧重于产出。张万宽等人[33]最早建构了国家层面的关键影响因素框架。陈婉玲[34]强调PPP的过程绩效监管工作应关注政府责任，建议采用立法、契约制度化及独立监管等手段来实现。近年学者们针对PPP公共价值问题做了大量反思和倡导，包括公共价值失灵[35, 36]、价值冲突与协调[37]、可持续发展导向下的PPP新内涵[38]等。 3.财政责任（Fiscal responsibility）研究致力于考察PPP对公共财政风险的影响。这一主题也是国内学者近年密切关注的主题之一。Tan和Zhao[39]在公共管理顶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上讲述了中国PPP复兴仍是财政短缺和政府债务高企的公共财政故事，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PPP财政承受的高度关注兴趣。关于PPP带来的财政风险，学者们观点不一。温来成等[40]认为我国近年大规模的PPP实践容易产生财政风险，缪小林等[41]着重探讨了PPP如何才能起到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机制，指出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配是关键。张牧扬等[42]实测了我国地方政府实施PPP的财政支出压力，指出多数城市在管理得当的前提下仍有财政空间。此外，税收研究[43, 44]和审计研究[45, 46]日渐成为PPP财政研究的重要议题管理的重要议题。针对我国当前PPP项目以政府付费/补贴模式为主的现状，这一主题有望得到持续探讨和发展。 4.制度/政策研究（Institutional/policyresearch）研究正快速积累成果。理由在于近年PPP大规模实施暴露出的问题均涉及制度根源或政策导向。理想的PPP发展环境应包含公平竞争、规范程序、完善的问责制度和广泛的公众参与等[47, 48]，而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制度建设滞后、市场意识薄弱等困境[49]，加大了PPP失败风险。随着2014年后中国PPP政策的密集发布和积极执行，PPP政策研究成果随之丰富起来，包括规制体系[50]、政策扩散[51]、政策学习[52]、政府执行角色[53]，相配套的PPP制度建设研究也日渐丰富[54, 55]。Wang等人先后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中基于中国PPP素材做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情境的制度特征，如合同制定过程[56]、腐败程度[57]等。 5.比较研究（Comparativestudy）主要从研究方法上的一项分类，侧重于国际比较。谈婕和赵志荣[58]以类型学研究划分了PPP的传统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指出中国属于上述模式的复合。王天义等人[59]探讨了PPP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6.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侧重学理层面的PPP理想探讨。我国学者提出了较多PPP发展的“大问题”[60-62]，回应了我国市场化改革伊始阶段时，学者们提出的问题[63]。 三、PPP研究视角割裂阐释 本文基于两大视角的研究现状梳理，发现当前中国PPP理论研究的特征：项目管理成果多、主题趋向收敛，公共管理成果少、主题快速拓展且日渐丰富。具体而言，PPP项目管理领域中，我国学者近年试图超越“项目失败”现象与单一实践路径的研究局限，探讨复杂情境下多对象、多层次的PPP项目管理问题，或尝试发现项目实践的多重影响因素，也取得了可喜进展。然而，这一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仍非常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的工程建设管理学科背景限制。研究者们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及发展历史了解的有限，导致了PPP项目管理解释框架停留在项目个性层面，却没有提升到结构共性层次，例如，周志忍[64]很早就指出，我国向西方学习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有一定偏向，更多地参照了Savas[65]等积极学派的观点，却较多忽略冷静学派的分析。 PPP在我国的应用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密不可分。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收入的分配权力更加集中于中央，自上而下的巨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现象逐渐凸显[66]，PPP模式得益于这一制度改革下的“专项转移支付”政策，PPP项目成为“专项化”“项目化”的核心手段之一。此外，由于我国PPP实践起源于引进国际投资者的跨国投资项目，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肇始于提高效率的实践动机，加之这一视角更能从实践成效中获得及时反馈，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首先成为我国PPP理论的主要流派，致力于提高效率的“最佳实践”研究，为我国PPP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时至今日，当PPP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一项主要机制时，PPP理论研究的价值判断有必要转向，应从项目管理研究过渡到公共管理研究为主。 PPP公共管理领域的国际前沿历来活跃，见诸大量管理学顶级期刊[67-69]及公共管理顶级期刊[70, 71]。然而，国内PPP公共管理研究仍以理论探讨为主，多数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政策建议。究其原因，在于PPP项目的复杂实践属性没有被充分揭示，源自研究者对于项目经验的了解有限，以至于无法结合理论成果提出指导实践的操作路径。换言之，PPP与购买服务、合同外包等其他市场化机制的异质性仍未被充分揭示，这也导致PPP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黑箱”仍无法打开。事实上，诸如交易结构、伙伴类型、实施程序等PPP项目操作的差异巨大，虽然与当前制度不完善导致操作无法标准化有关系，但PPP本身的复杂和模糊属性仍然是学界无法绕开的研究进路障碍，也造成了当前各个部门对PPP认识不统一、理解不一致等现状[1]4。还比如，我国当前大量PPP项目依赖于政府付费或补贴，而国际上仍有大量的PPP项目以使用者付费作为主要收益来源，若将这两类PPP项目按同质性处理，则研究结果必然会有重大偏差。总言之，PPP理论研究趋势必然朝着公共管理领域体系化，而实现这一研究目标的核心路径是揭开项目异质性。 四、两大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 学者们倡导用复合逻辑解释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创新机制[72-74]。PPP理论研究也可以参照这一逻辑，基于当前两大研究视角的体系，进行项目管理与公共管理的视角整合与相互渗透。以往项目管理视角主要将PPP看作市场行为，而公共管理视角仍坚守科层逻辑，那么未来整合视角的PPP研究转向，应将科层组织和市场组织视作同等重要来解释PPP行为。PPP已有研究与转向的关系如表1所示。下文将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阐释具体操作。            （一）研究对象 1.多中心治理。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成果实质上均属于多中心治理的手段性（Means）研究。以往研究多侧重技术治理，未来研究应更多强调PPP的公共价值创造这一目的性（Ends）研究。而且，我国以往大量研究关注企业组织的PPP，鲜有涉及社会组织的PPP，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遗憾，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非营利性组织的PPP。由此，PPP作为一项多中心治理手段，也将自然地从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向社区服务、基层农村等领域延伸和应用。 2.政府行为。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揭示了大量与政府行为相关的要素，但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互动作用却研究不足。未来研究应结合我国业已形成的政府行为及创新理论体系，从结构/制度路径的央地关系和行动/过程路径的府际关系来拓展PPP的理论研究。此外，正式合同制度下的PPP项目中，实则存在大量非正式制度路径的协调行为，如信任（Trust）、关系协调（Relationship coordination）、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等，从中揭示更多通往PPP项目可持续发展并成功实践的中介机制。 3.公共政策。基于近年发布的上千项PPP相关政策，未来研究有望从公共政策视角解释PPP行为逻辑。例如，PPP操作流程等政策前后接力、相互冲突、高度模糊等现象，暗示着政策过程的利益诉求、网络联盟及共识形成逻辑。以PPP政策作为切口，构成揭开基层政府执行逻辑的新线索，从中寻找PPP等“好政策”执行的动态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PPP政策及制度建设。 （二）研究路径 1.延展路径——“走出去”。立足公共管理理论，未来研究可在PPP项目层面纳入“情境”“权力”和“资源”等社会科学经典概念，产生更具实践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参照“结构-行为”分析范式，将过往PPP项目管理层面揭示的众多异质性要素，提炼成一个共通的宏观环境要素，从而提高PPP研究的理论效度。 2.吸纳路径——“引进来”。在公共管理与政策这一分析单位层面，未来研究可将项目层面已有的CSFs框架、风险分配机制、绩效评价体系和控制权配置等要素吸纳进来，提高对地方政府PPP行为逻辑的解释力，由此提高PPP配套制度和政策设计的适用性。地方政府在国家治理和制度形塑中扮演“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是理解我国行政改革历程及社会转型的重要“切口”，因此，朝着这一研究路径探索，将形成更为一般性的组织管理理论，如协作、网络、数字治理等，从而提高PPP理论与其他治理手段的可比性。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基于文献综述，指出我国PPP理论研究的症结，并提出了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指明未来PPP研究方向。未来有关PPP的研究将存在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实践经验素材，这是PPP理论研究的丰富源泉；第二个层次是项目管理理论，这既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理论解释的归路；第三个层次则是公共管理理论，站在制度格局和政府创新视角定位PPP的工具价值；第四个层次则是本文提出的复杂组织协作理论，基于视角整合形成更一般性的管理理论，与其他协作性机制形成比较和参照。未来PPP研究的发力点在于搭建两大视角的沟通桥梁（Bridge）。具体而言，聚焦多中心治理、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三大研究对象，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研究路径，形成更为整全性的PPP理论框架和体系。 视角整合下的PPP研究将有助于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尤其是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域将越来越依靠PPP这一协作方式来实现治理现代化。这为PPP研究转向提供了现实需求：我国希冀用好PPP这一工具，前提是要理解PPP实践活动中的各方行动逻辑，尤其是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因而须有赖于PPP下一步研究能否对行动逻辑做出有效的解释。未来，通过整合视角和提高视角之间的交流，PPP的理论与实践试图回答好这两个问题：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机制中的政府该如何定位？多元主体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通过回答好这两个问题，不仅能形成PPP各方更成体系的行动逻辑，也能进一步清晰行为标准，进而推动政策指向的清晰化。而且，这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文章来源：管理现代化[J]，2020,40(6): 67-74 (CSSCI)，DOI: 10.19634/j.cnki.11-1403/c.2020.00.000；或公众号“中国PPP智库”。（参考文献具体同见于上述地址）      

一、政策法规   国务院颁布《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中小企业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较为突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为了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国务院制定了《条例》。 《条例》紧紧围绕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强化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诚实守信、优化营商环境作出规范，切实增强中小企业的获得感。《条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社会高度关注、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既充分考虑中小企业实际情况，又尊重市场主体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建立起市场主体自律、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的预防化解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法规制度。 《条例》共29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规范合同订立及资金保障，加强账款支付源头治理。《条例》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要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交易条件，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款项。同时，强化财政资金保障约束，机关、事业单位使用财政资金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不得无预算、超预算开展采购，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保落实到位，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 二是规范支付行为，防范账款拖欠。《条例》对付款期限和检验验收提出了要求。明确禁止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变相延长付款期限。规范了保证金的收取和结算。明确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并对机关、事业单位在公务消费、办公用房、经费安排等方面采取必要限制措施。 三是加强信用监督和服务保障。明确建立支付信息披露制度、投诉处理和失信惩戒制度以及监督评价机制，以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财政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室7月2日发布《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生态环境厅（局）、邮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生态环境局、邮政局，各中央预算单位办公厅（室）结合实际，积极推广应用。据了解，印发这两个标准，是为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广使用绿色包装。 《通知》要求，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中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要参考包装需求标准，在采购文件中明确政府采购供应商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求。采购文件对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提出具体要求的，政府采购合同应当载明对政府采购供应商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求和履约验收相关条款，必要时要求中标、成交供应商在履约验收环节出具检测报告。 根据《通知》，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定点采购项目和电子卖场也要积极推广应用包装需求标准，对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符合包装需求标准的产品加挂标识，引导采购人优先选择。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报》）   部财务司部署落实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作   2020年6月，部财务司根据财政部国库司有关部署印发通知，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解决好贫困地区农畜产品卖难问题”“加大对湖北支持力度”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落实我部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作。 通知指出，根据2019年各单位上报的预留采购份额情况和财政部提供的“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采购完成情况表”，截至6月27日，我部66家单位中，有62家单位在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注册，4家未注册；24家单位预留了采购份额，共计110.29万元；10家单位通过平台开展了采购活动，完成交易额22.27万元，完成率20.19%。 通知要求，未完成份额预留工作的单位务必于7月10日前完成填报工作（无食堂单位可直接注明无食堂，无需预留采购份额）。同时，要求上报采购预留份额的单位应加快开展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采购工作，通过采购平台“保供给、防滞销”等专区采购湖北等贫困地区滞销农副产品，货到验收合格后应及时支付货款。通知还要求优先通过平台线上支付，采用银行转账等线下付款方式的应及时上传支付凭证。 通知明确，部财务司将根据财政部通报情况对各单位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作进行督促追踪，按月通报完成情况。 （信息来源：部政采中心）   二、工作动态   中招联合开通电商平台 引领“互联网+政府采购”新航线   2020年6月9日上午，“中招电商平台开通仪式”在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隆重举行。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有关负责人、中招联合管理层及业务相关人员60余人参加了仪式。 由于疫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企业和各级单位都面临着控制成本的新挑战。中招电商平台深度融合“互联网+”电子化采购模式，顺应政策和市场秩序而生，有利于降本增效、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服务于政府采购各类市场主体。 中招电商平台是一个全国领先的集约化一站式平台，立足于技术和供应链优势，为政府机构、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校等提供丰富、便捷、高效、透明、可控的集约化日常用品采购服务。平台采用系统化运营，充分发挥线上采购的便捷性，规范采购行为，推进采购标准化和信息化，让集采更透明、更高效。 （信息来源：中招联合招标采购网）         三、综合信息   财政部公布中央七家集采机构政采执行情况综合考评    近期，财政部发布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第一千零七十八号），对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采购中心、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全国人大机关采购中心、国家税务总局集中采购中心、中国人民银行集中采购中心、海关总署物资装备采购中心、公安部警用装备采购中心的业务考核情况进行公告。 本次考核采取书面考核、现场抽查和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内控机制、营商环境、专业能力、电子卖场、采购成效等内容进行评价。考核随机抽取了105个采购项目，调阅评审录像251份，向采购人、供应商发放了172份调查问卷，审查采购文件3975本，编制工作底稿1624份，发现各类问题1280个。经综合考核，国家税务总局集中采购中心、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全国人大机关采购中心考核等次为“优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采购中心、公安部警用装备采购中心、中国人民银行集中采购中心考核等次为“良好”，海关总署物资装备采购中心考核等次为“合格”。 考核结果发现部分集中采购机构在内控管理、公平竞争、专业能力、电子卖场、采购程序和效率等方面存在不足。据此，财政部约谈了7家集采机构主要负责人，集中通报了考核结果及主要情况，对整改工作进行部署。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中央多部门公开2020年政府采购预算   2020年6月11日，100个中央部门公布了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情况。呈现出“一增一减”两个特点：一方面，公布政府采购预算的单位数量较去年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近50%的中央部门政府采购预算金额同比下降。 关于政府采购预算金额，近五成的中央部门政府采购预算金额低于去年预算总额。大部分中央部门的政府采购预算文件中都注明，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重点压减公用经费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合理保障必要支出需求。 关于政府采购预算结构，货物、工程和服务政府采购预算金额占比分别为54%、23%、23%，与去年相比无明显变化，货物类政府采购仍占“大头”。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报》）   我军首次对物资工程服务采购质疑投诉进行全面规范   近日，军委后勤保障部出台《军队物资工程服务采购质疑和投诉管理暂行办法》，将原先分散在物资、工程、服务各个采购领域的管理规定，进行了统一规范。 《暂行办法》坚持公开透明。要求处理质疑投诉时必须明确告知供应商进一步反映问题的权利和渠道，包括具体的受理部门、联系方式和受理时限；投诉、复议处理结果在军队采购网发布处理公告，强化公开透明，确保渠道畅通。  严格程序标准。对质疑、投诉、复议申请的提出与受理条件、调查与处理流程、各种具体情况处置进行细化明确，做到便于操作、好用实用；引入第三方检测、检验、鉴定和专家论证等调查方式，增强调查处理的专业性、权威性。 严惩恶意行为。在畅通质疑投诉渠道的同时，增大供应商恶意行为的违规成本，对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等干扰采购秩序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罚，防止因恶意、无效质疑投诉影响采购效率。 严格追责问责。按照责权对等原则，建立追责问责机制，明确采购机构、采购单位、评审专家和采购管理部门的责任义务、违规情形与处理方式，压实各方责任，着力实现权责匹配、公平公正、廉洁高效。 （信息来源：中国招标投标协会网站）   深圳政府采购中心与京东深化扶贫路径   近日，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与京东企业业务、贫困村麻布岗镇大塘面村在拓宽农产品销路、加速扶贫产品品牌化、加强农户技能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发挥电商平台优势，以技术提高政府采购扶贫效率，以消费扶贫带动富民增收。  据了解，今年1月14日，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与京东正式达成战略合作，打造“深圳采购扶贫馆”数字化产销平台，通过定向流量扶持、智能化营销推广等方式，拉升扶贫农产品在不同渠道的销售量和产品知名度，加速贫困地区农产品的品牌化。目前，“深圳采购扶贫馆”已成为深圳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特色馆之一，目标覆盖深圳市对口帮扶的9省54县农副产品。 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力推动深圳采购扶贫馆工作，通过“以买代帮”的形式助农增收，解决农产品销路和劳务就业等问题，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支持消费扶贫的政策功能，激活贫困地区内生动力。 （信息来源：金融界网站）   辽宁省开通政府采购电子保函业务   近日，辽宁省财政厅开通了政府采购电子保函业务，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减轻中小微企业负担，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保证金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 电子保函是以辽宁政府采购网为依托，利用“互联网+政府采购”手段，由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担保凭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可在线办理电子保函，不需额外提供纸质材料，实现办理保函“零跑腿”。相比传统的投标保证金，电子保函具有手续简、价格优、出函快、免担保的特点。能够有效缓解企业递交投标保证金造成的资金占用压力，降低代理机构延误或挪用保证金的风险。 目前，辽宁省本级和沈阳、抚顺等7个市开通了电子保函业务，已为40家企业办理电子保函76份，担保金额共计332.4万元。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网）   天津市建立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   近日，天津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做好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工作的通知》（津财采〔2020〕12号，以下简称《通知》），探索建立天津市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 《通知》对信用修复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失信主体同时符合四项条件，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失信信息在公示有效期间内；失信信息公示满3个月；失信主体在失信行为发生后，依法履行处罚要求和法定义务，在规定期限内主动修正和整改失信行为；首次失信的，或失信行为自纠正之日起1年内未再发生同类失信行为。此外，《通知》还明确了规范信用修复程序和信用修复工作责任。 《通知》的出台有利于天津市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鼓励政府采购失信主体不断完善和重塑自身信用，营造政府采购领域良好营商环境。 （信息来源：天津市财政局网站）   四、统计数据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2020年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9%，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业PMI分别为52.1%和50.2%，比上月上升0.5和1.4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48.9%，比上月下降1.9个百分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53.9%，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生产量环比继续回升。 新订单指数为51.4%，高于上月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继续恢复。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6%，比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降幅收窄。 从业人员指数为49.1%，低于上月0.3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略有回落。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5%，虽与上月持平，但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有所加快。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五、专题研究   开放视域下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应然路向 张堂云   作者简介：张堂云，梧州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府采购、财政经济学。 进一步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是全国政府采购系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抓手。为此，全国政府采购改革工作会议于2019年12月5日至6日在北京召开，按下政府采购改革开放“快进键”，2020年理所当然成为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年。历史地看，我国政府采购制度从诞生那一刻开始，就始终坚持在改革的道路上前行，在开放中改革、在改革中开放，通过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并最终成就了政府采购今天的辉煌。在当前快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更应该强调和重视开放。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对国际社会庄严承诺“加快加入世贸《政府采购协定》”（GPA）。将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置于开放视域下推进，正是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的客观需要，也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新时期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还必须遵循2018年11月14日中央深改委通过的《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这是未来政府采购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迈进政府采购改革开放新征程，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应然路向必须着眼于国家治理全局，从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实行更大范围对外开放政策的角度，对政府采购制度目标进行再认识，构建与国际规则契合度高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形成现代化政府采购治理能力。 一、牢固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一种重要方式，应该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在内的综合绩效最大化。从国际发展趋势看，无论是国际政府采购规制还是各国政府采购实践，都趋向于把“物有所值”作为政府采购追求的目标。中国财政部在2013年全国政府采购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首次提出要确定政府采购“物有所值”制度目标。“物有所值”的制度目标理念应成为推进中国政府采购制度深化改革的思想精髓。 （一）关注采购项目全生命周期 “物有所值”的制度目标要求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全生命周期的成本与效益。在政府采购过程中，不仅考虑商品的价格、性能、服务，还要综合考虑运行、维护成本、以及在商品生命周期结束后的处置成本，如对环境、健康和安全的影响等，物有所值更强调采购人的需求达到更加理想的综合效益，即好用、耐用、环保和价格适合等因素构成的最佳综合效益。在“物有所值”制度目标理念的指引下，政府采购需求计划不仅仅只设立价格指标，还包括健康、环境、安全等其他指标体系。“物有所值”制度目标理念不仅有利于规避“异常低价投标”和“天价采购”现象发生，保护公众合法权益，而且为GPA框架下国外供应商进入中国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隐形壁垒。 （二）关注采购项目的综合绩效 “物有所值”制度目标可以突破GPA的一些藩篱，把绿色发展、促进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融入到政府采购需求计划和评标指标体系中，这样使得政府采购促进创新产品等政策功能实现成为可能，也使采购决策更加科学，更能满足公众的需求，同时，使采购主体由被动变成主动。近年来，英国推行的可持续采购（sustainable public procurement，SPP）就是一个典型。可持续采购被视为促进环保产品设计和激励制造商生产减少环境影响的产品的一种有效方法。可持续采购需要将环境因素、生态标签和生态设计贯穿于整个政府采购过程中，打造“最具经济优势”的采购项目。 （三）拓展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空间 在政府采购实践中，各级政府采购机构片面强调节支，把节约多少采购资金作为政府采购绩效的重要评价标准，甚至把“节支”和“最低价格”作为评判政府采购活动的唯一目标，异常低价中标时常发生，这毫无疑问是对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宗旨的曲解。导致在政府采购过程中，重价格轻综合效益，尤其是政府采购政策功能难以推行。据统计，中国不到1/3地方政府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效果欠佳。“物有所值”制度目标理念能避免政府采购理论界和实务工作者局限于政府采购节支的功能，有利于拓宽政府采购功能的范畴。 二、构建与国际规则契合度高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GPA第二十二条第4款要求各参加方对其国内法律进行调整，使其法律、法规、程序和做法等与GPA精神、文本要求保持一致。因此，中国加入GPA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国内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与GPA和其他国际政府采购规制衔接问题。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关于供应商市场准入制度的规定 供应商市场准入制度是对政府采购中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决定了不同国家供应商公平竞争的起点，针对中国供应商市场准入制度过于简单、笼统，甚至缺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其一，细化供应商资格审查标准。供应商财务、技术标准应该与采购对象的限额、技术规格等要求联系，而不是笼统规定、一刀切。其二，优化资格审查流程。《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对供应商预审资格进行了详细规定，为中国优化供应商资格预审流程指明了方向。为了规避采购人主体审查权和选择权不足的问题，建议建立采购人初审和采购代理机构复审相结合的方式，这样不仅加大了审查力度，为资格审查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而且增加了采购人主体责任意识，有利于后期合同的履行与验收，维护政府采购当事人合法权益；其三，借鉴GPA有关供应商瑕疵的规定，中国《政府采购法》中增加该项规定。 （二）协调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 《政府采购法》不仅与《招标投标法》存在冲突，而且与地方政府规章也存在冲突，甚至《政府采购法》内部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为此，建议从三个方面协调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首先，将政府采购监管范围扩展至工程项目，推动政府采购招投标工作的规范化发展；其次，督促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尽快修订地方规章，以适应《政府采购法》的要求；最后，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应由采购人提出，由财政部门统一编制，克服集中采购目录编制的随意性。 （三）完善政府采购权利救济制度 《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和《关于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加强行政裁决工作的意见》均提出健全行政裁决机制，搭建“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平台，确保政府采购争议得到及时处理。在中国政府采购法制国际化进程中，应立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以国际政府采购规制渗入效应为主，培育公平、高效和多元化的政府采购权利救济制度，促进与GPA 规制的接轨。（1）探索在财政部门设置专业的行政裁决机构（如表1所示），这不仅是做好政府采购权利救济工作的重要保证，而且符合政府采购国际惯例，适应GPA对各成员方的要求。（2）将行政程序和司法救济程序设置为自由选择程序。按照GPA的规定，各缔约方负有提供及时、有效、透明的审查程序的义务。借鉴美国的经验，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也可以考虑把行政、司法救济程序设计为并列关系，便于供应商能够灵活进行选择，从而提高供应商的权利保障程度。（3）建立灵活多样的争议解决方式。实践中，监管部门对争议纠纷基本上以作出裁决的单一且固定的方式进行处理。为了节省行政成本，便于化解纠纷矛盾，我国可以建立如约谈、调解等非强制性的纠纷化解模式。 三、加快形成现代化政府采购治理能力 （一）设置权责清晰的政府采购管理机构 现代政府采购治理能力提升的重点是制度化和规范化，核心是理顺政府采购的权责关系。因此，政府采购的顶层设计，要以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为重点，理顺政府采购的权责关系。本研究结合中国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经验做法，认为比较理想的政府采购机构设置权责体系如表1，具体设置为：第一，立法由部门立法上升为人大立法，即《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合并，由人大负责《政府采购法》的修订；第二，财政部下设政府采购政策办公室、政府采购预算办公室、政府采购业务办公室、政府采购绩效评估办公室和政府采购监督办公室、政府采购合同上诉委员会、政府采购国际事务处理中心，各中心的具体职能如表1所示。   表1  政府采购机构设置和权责关系 机构性质 机构名称 机构职能 立法机构 全国人大 负责修订《政府采购法》 决策机构 政府采购政策办公室 负责政府采购战略、确定政府采购功能，建立政府采购机制。 执行机构 政府采购预算办公室 编制预算、制定需求标准，引导、协助和审核采购人需求计划。 政府采购业务办公室 参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负责政府采购人员培训、政府采购职业资格认定，负责《政府采购法》规制的所有政府采购业务等。 政府采购绩效评估办公室 根据政府采购政策功能需要、制定绩效评估指标，收集整理政府采购数据，定期发布政府采购绩效评估结果。 监督管理机构 政府采购监督办公室 制定和颁布政府采购法规条例、制定政策文件、政策督导。 全国人大、审计署 监督、审计等。 行政裁决机构 政府采购合同上诉委员会 受理国内上诉案件处理和裁定合同纠纷。 政府采购国际事务处理中心 负责跨境采购投诉、合同纠纷等。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设计编制 （二）构建政府采购全链条管理机制 从聚焦采购程序的管理转变到面向采购系统的管理，正是过去全球公共采购管理变化的缩影。特别是，近年来政府采购管理机制已经不再局限于购买交易环节，而是实现了前、后向延伸，囊括了从采购需求管理到采购合同管理的各个环节，形成了全链条管理机制。借鉴新一轮国际政府采购规则修订的经验，可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如图1所示。     图1 全链条政府采购管理流程图 （三）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政府采购已逐渐演变成集政策性、专业性和技术性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为。政府采购工作不仅涉及编制采购需求计划、采购方式的选择、采购合同的签订与履行，还涉及产品或服务的功能和性能标准，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指标。可见，承担这项工作需要具备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心理学、工程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尤其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从事政府采购人员还需要具备国际商务能力、国际招标组织能力、国际法务应对能力和国际市场分析能力。然而，我国政府采购人才供需矛盾突出，人才结构不合理，政府采购治理现代化需要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其一，加强专业教育，鼓励财经类高校申请开设政府采购专业，基于国际化视角精心规设计划政府采购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式、专业课程体系；其二，深入开展在职教育，建议中国多成立专门的政府采购培训机构，尤其需要开展政府采购法和国际招投标培训业务，采取短期学习与中长期培训相结合。其三，政府采购职业规划设计，中国可以借鉴美国政府采购职业规划，如注册公共采购官员（C.P.P.O.）、专业公共采购员（P.P.B.）、注册专业后勤师、注册采购管理员（C.P.M.）、注册专业合同官员等，建立政府采购招投标师制度、职业评审专家制度、采购监督官制度、政府采购合同官等中国特色的采购官制度，同时，建立相应的绩效评价和晋升机制。 （特约稿件）   六、国际动向   美国打击串通投标行为的最新实践   2020 年6 月16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竞争委员会的线上会议中，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助理总检察长Makan Delrahim 向国际社会展示了美国打击采购共谋的团队（PCSF ）。 PCSF 是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于2019 年提出的一项倡议，成员包括反垄断司和13 个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国防刑事调查局特工，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伙伴。该团队的目标是利用团队内综合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更好地威慑、侦查、调查和起诉影响各级政府（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采购、拨款和项目资金的反垄断犯罪和相关犯罪。 自2019 年11 月成立以来，PCSF 在采购领域获得了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响应。50 多个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机构已与PCSF 联系，寻求外展培训、协助保护其采购流程以及与PCSF 合作进行调查的机会。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PCSF 已对2000 多名刑事调查人员、数据科学家和采购官员进行了培训。 （信息来源：搜狐网）   欧盟将在企业并购、公共采购等领域加强监管   2020年6月17日，欧盟发布“外国补贴白皮书”，称外国补贴日益对欧盟市场竞争造成负面影响，为此欧盟拟动用一揽子政策工具，在企业并购、公共采购、申请欧盟资金等领域加强监管。 欧盟委员发布公告称，外国补贴日益对欧盟市场竞争造成负面影响，已超出欧盟“禁止国家援助”的监管范围。除常见的贸易补贴，为并购欧盟企业提供资金便利、直接支持企业在欧运营乃至为企业在欧盟公共采购中标提供便利都应列为“外国补贴”，但欧盟似乎出现“监管空白”。为此欧盟拟动用一揽子政策工具加强监管。 针对为并购欧盟企业提供资金便利，由欧盟委员会对于超出限额的相关企业决定是否对其采取反补贴措施或直接叫停并购。 针对为企业在欧盟公共采购中标提供便利，由招标部门和监管机构审查是否存在外国补贴以及对公共采购的影响。对于企业申请欧盟资金，须审查企业是否接受外国补贴。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就白皮书表示，希望欧盟有关措施遵守世贸组织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思潮干扰，不要以补贴为由设置新的贸易障碍，而应为外资企业经营发展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七、采购问答   【编者按】部系统单位如在政府采购实务中遇到疑难问题，可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邮件至本刊编辑部（邮箱：zbzxzhc@miitcntc.org.cn，来信请注明单位名称），本刊将邀请政府采购领域专家在本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本期答疑专家：《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松伟   供应商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重复提出质疑可否不予受理   　问：供应商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问题重复提出质疑，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可以依据财政部94号令第10条的规定不予受理吗？ 答：首先要看采购文件有没有特别规定。财政部94号令第10条第二款规定：“采购文件可以要求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这一规定，是任意性规定，不是强制性规定。采购人有没有在采购文件里就此作出明确要求，是处理这一问题的主要依据。采购文件如果明确规定了“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应当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否则，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将不予受理”，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在收到供应商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重复提出质疑时，就可以依据采购文件的规定不予受理。采购文件如果没有上述明确规定，则不能不予受理，必须予以答复。应当区分两种情形分别作出不同的答复： 　　第一种情形：供应商重复质疑时没有提出新的证明材料和请求。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可以简单书面答复：“你单位的质疑我单位已经答复过了，鉴于你单位没有提供新的证明材料和请求，我单位没有新的答复意见。”第二种情形：供应商提出了新的证明材料和请求。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则必须对供应商所提出的新的证明材料和请求进行充分的调查核实之后，进行书面答复。     低于平均数20%报价的供应商能否被判投标无效   问：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招标文件规定供应商报价低于平均数20%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判定该供应商的投标为无效投标，是否违法？如何处理？ 答：这是典型的违法行为，属于变相设置最低限价，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12条“不得设定最低限价”的禁止性规定。实践中，一些采购人以“避免供应商低价中标”为理由通过各种方式变相设置最低限价，这种做法是不合规的。政府采购项目中，供应商的报价是否合理，该不该判其投标无效，87号令第60条把这个判定权交给了评标委员会。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可以依据87号令第78条第（二）项“设定最低限价的”，责令采购人、代理机构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采购代理机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3倍、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财政部将《政府采购法》修订列入2020年立法工作安排 2020年2月26日，财政部公开了“2020年立法工作安排”，将政府采购法（修订）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修订）列入其中。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财政部将全年具体立法工作安排如下： 一、力争年内完成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关税法、政府采购法（修订）、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修订）、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条例的起草工作，及时上报国务院；力争年内完成财政票据管理办法（修订）、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管理办法、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修订）、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修订）、金融企业财务规则（修订）等规章项目。 二、积极开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修订工作，适时上报国务院；开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适时发布实施。 三、对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财政转移支付、预算绩效管理等领域开展立法研究。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网）   财政部发布《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 2020年3月2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20〕10号，以下简称《通知》），将按照“试点先行，分步实施”的原则，推进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并明确今年将在中央预算单位和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市本级预算单位开展试点。 《通知》明确，对2020年7月1日起实施的采购项目，中央预算单位和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市本级预算单位应当按规定公开采购意向。各试点地区应根据地方实际尽快推进其他各级预算单位采购意向公开。 《通知》规定，采购意向由预算单位负责公开。中央预算单位的采购意向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央主网公开，地方预算单位的采购意向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地方分网公开，采购意向也可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其他媒体同步公开。 《通知》规定，采购意向按采购项目公开。采购意向公开的内容应当包括采购项目名称、采购需求概况、预算金额、预计采购时间等。采购意向应当尽可能清晰完整，便于供应商提前做好参与采购活动的准备。采购意向仅作为供应商了解各单位初步采购安排的参考，采购项目实际采购需求、预算金额和执行时间以预算单位最终发布的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 （信息来源：财政部网站）   财政部印发《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格式规范（2020年版）》 为规范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行为，提高政府采购活动透明度，2020年3月18日,财政部印发《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格式规范（2020年版）》（以下简称“《公告和公示规范》”）。 《公告和公示规范》对政府采购意向公告、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公告、中标（成交）结果公告、更正公告、终止公告、合同公告、公共服务项目验收结果公告、单一来源采购公示、投诉处理结果公告、监督检查处理结果公告和集中采购机构考核结果公告等13类公告或公示格式进行了规范。 财政部要求各部门、各地区要高度重视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督促指导采购单位和采购代理机构自2020年7月1日起按照本格式规范编制发布政府采购信息。  （信息来源：财政部网站）               部财务司向财政部国库司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9年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报表分析报告》 日前，部财务司向财政部国库司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2019年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报表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我部2019年政府采购总额为354,109.26万元，其中货物类采购215,101.92万元，工程类采购86,765.36万元，服务类采购52,241.98万元，占比分别为60.75%、24.50%和14.75%。《报告》从政府采购计划预算情况、预算执行情况、政府采购组织形式、政府采购方式、政府采购合同、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国别情况、政府采购重要品目、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开展情况、政府采购专项统计情况等9个方面，对2019年我部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数据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报告》全面总结了我部2019年政府采购工作管理开展情况，比如加强审核审批管理、强化队伍建设工作、着力解决突出问题、抓好政策理论研究、开展培训工作、组织进口产品采购集中论证、研究落实《深改方案》、突出互联网+ 创新宣传工作、编印《公信政府采购》专刊、编制《政府采购工作手册》工作、组织信息统计编报工作等。 《报告》指出，2020年部政府采购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建立以优质优价采购结果和用户反馈为导向，采购主体职责清晰、交易规则科学高效、监管机制健全、政策功能完备、制度体系完善、技术支撑先进的政府采购制度，为推动工业和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报告》明确2020年主要目标：一是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发挥采购人在采购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建立健全采购人对采购结果负责机制。二是加强集中采购管理，提升专业化采购能力，为采购人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三是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措施，落实支持创新、绿色、军民融合、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目标。四是积极参与“互联网＋政府采购”行动，促进信息技术与政府采购深度融合。 最后，《报告》提出了从管理层面加快修订《政府采购法》、执行层面加强对供应商日常监管、扩大网上商城购买范围、强化政策功能的落实等建议。 （信息来源：部政府采购中心）   部财务司启动2020年政府采购进口产品 集中论证和统一报批工作 2020年2月11日，部财务司印发通知，部署2020年政府采购进口产品集中论证和统一报批工作。通知明确集中论证的范围为各单位2020年全年拟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内或分散采购分包金额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100万元）的进口产品，部属各高校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可自行组织认证，也可自愿参加集中论证。通知指出，我部将建立《政府采购进口产品论证清单》，采购单位拟采购的产品在清单之内的，无需组织产品论证，只需按规定提供除论证意见以外的其他有关文件及资料报财政部国库司备案。通知要求各单位高度重视，报全2020年拟采购的所有进口产品，经部政府采购中心组织集中论证后，报财政部国库司审批。 （信息来源：部政府采购中心）       财政部发布2019年政府采购透明度第三方评估结果 2020年3月17日，财政部公布了对全国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9年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情况开展的第三方评估结果。结果显示，2019年我国政府采购透明度持续提升，信息发布平台和电子交易平台建设日趋完善，社会主体可以更加及时、准确、便捷获取政府采购信息，有效提高了财政预算执行的透明度，对于优化营商环境起到了明显推动作用。 评估采用量化方式，对各地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信息发布平台建设、采购项目信息公开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各地区平均得分88.4分，结果为良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整体水平明显提升。从得分分布看（下图），高分段地区增多、低分段地区减少，90分以上地区由2018年的8个增加到2019年的11个，80分以下地区由2018年的8个减少到2019年的3个，首次实现没有低于70分的地区。 （二）网站建设更加完善，电子化采购迅速推进。中国政府采购网37个地方分网已实现市县全覆盖，同时网站更加注重用户体验，栏目更加丰富、功能更加优化。超过一半的地区已实现或部分实现在线发布采购公告、免费获取采购文件、提交采购（响应）文件等功能，大多数地区建设了电子交易平台或依托其它电商平台实现在线交易。     （三）信息发布总体规范及时。政府采购信息发布总体呈现过程信息完整、信息要素齐全的特点。其中，财政部门公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等监管处罚信息的情况较好，采购项目信息公开总体情况良好。部分地区结合本省实际，制定了信息公开模板，将信息公开作为电子化采购必经流程，确保了信息发布规范及时。 评估反映出我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市县级工作相对薄弱等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东中部地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持续向好，西部和东北地区相对滞后。90分以上的地区中，东中部有9个，西部仅2个。全国平均分以下的15个地区中，西部8个，中部4个，东部3个。 （二）地方分网信息推送及市县级信息公开不完整、不及时。部分地区还存在预算金额在500万元以上地方采购项目信息未全部向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央主网有效推送、市县级政府采购信息未及时在地方分网公开，还有个别地方分网存在链接无法打开、信息查询功能仅能通过时间和关键字检索等情况。 （三）部分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未严格执行相关规定。采购公告、中标成交公告、采购合同等未说明公告期限或未按时间公开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个别地区存在未按规定公开招标文件、未按要求公开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情况和财政部门投诉联系方式等问题。 （四）监督指导工作力度有待加强。评估发现，有部分地区未开展对市县采购信息公开的相关指导和培训工作，还有部分地区存在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指导和培训不到位的现象。 （信息来源：财政部网站）          财政部解答疫情期间政采九大问题 财政部日前发布《财政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措施问答》，从政策受益者和政策落实者角度，分类梳理了74项政策措施。政府采购有关各方须重点关注的是以下九大解答。 1.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方面有哪些相关政府采购支持措施？ 答：《财政部关于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做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所需医疗物资生产供应的通知》（财办〔2020〕8号）明确，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服务的，作为紧急采购项目执行，无需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在保证货物、工程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优先向复工复产企业直接采购。 2.疫情防控期间，如何推进采购项目电子化实施？ 答：有条件的地方尽量在线提供采购文件、提交投标（响应）文件，实行电子开标、电子评审等流程。鼓励各地区电子卖场加强货源组织。设置专区发布疫情防控采购需求信息和供应商供应信息，促进供需对接。加强价格监控和供应商管理，依法处理提供假冒伪劣产品、哄抬物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3.疫情防控期间开展政府采购相关工作，如何计算工作日？ 答：在政府采购活动及相关质疑、投诉工作中需计算工作日的，国务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延长假期作为公休日，不计入工作日。 4.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做好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工作，应注意哪些方面？ 答：疫情防控期间，可暂停现场受理、质证等工作，并改为网上办理。现场业务恢复时间由各级财政部门视疫情防控实际情况确定并公告。无法召开专家审查会议，可酌情暂缓做出相关案件的处理决定，并提前告知相关当事人。 5.为确保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快捷便利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服务，出台了哪些措施，应注意哪些方面？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财政部2020年1月26日印发《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财办库〔2020〕23号），对防疫物资采购依法开启“绿色通道”。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可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采购进口物资无需审批。同时，要求采购单位建立健全紧急采购内控机制，提高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采购质量，相关采购项目的采购文件和凭据要留存备查。 6.疫情防控期间开展政府采购活动，如何区分轻重缓急？具体如何操作？ 答：对于疫情防控相关的采购项目，作为紧急采购项目按照《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财办库〔2020〕23号）的规定执行。与疫情防控不直接相关的采购项目，因疫情防控无法开展或无法按规定时间继续进行的采购活动，可酌情暂停或延期，并按规定发布相关信息、通知有关当事人；对于确有必要在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的政府采购活动及相关工作，尽量选择网络、电话、邮寄等非现场方式实施。 7.疫情防控期间开展政府采购活动，如何选取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答：疫情防控期间需要选取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原则上不采取现场抽取方式，可由采购人通过网络随机抽取或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定。 8.疫情防控期间按规定应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施的采购活动，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暂停业务，如何开展？ 答：对确需开展、按规定应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施的采购活动，因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暂停业务无法开展的，可在其他平台或其他场所进行。 9.疫情防控期间确需现场办理或开展的采购活动，如何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 答：对确需现场办理或开展的采购活动，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做好采购活动场所的通风、消杀、体温监测、人员信息登记等工作，尽可能减少现场人数、加大座位间隙、缩短工作时间。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代表、评审专家及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做好个人防护，严格执行疫情报告、人员隔离等要求。 （信息来源：财政部网站）   北京市涉疫情防控急需应急医疗设施采购可不招标 近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率先在全国制定出台疫情期间招投标工作的14条举措，保障在疫情防控期间招标采购市场不乱、监管不断。主要内容包括： 疫情防控期间，市、区公共资源交易分平台运行服务机构将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力支持和保障招投标等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特别是对于涉及保障城市运行必需、疫情防控必需、涉及重要国计民生以及企业生产经营急需的项目，以及重点项目、民生工程，会建立“绿色通道”服务机制。 涉及疫情防控急需的应急医疗设施、隔离设施等建设项目，业主单位可以依法采用非招标方式采购，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在招标时酌情缩短有关时限要求。 抓紧推进有关开评标场所系统信息化建设，尽快在本行业领域、区域公共资源交易全面推广电子招投标，实现发布招标公告公示、下载招标文件、提交投标文件、开标、评标、异议澄清补正、合同签订、文件归档等全流程电子化。 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招投标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时应当承诺本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和公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此，市、区各有关部门将按照职责分工采用随机抽查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如发现市场主体提供虚假承诺和资料的，将依法严肃处理，并纳入信用信息记录实行失信联合惩戒。 加强对本行业、领域、区域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全过程实施电子化监管。由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提供投诉通道，保证异议、投诉渠道畅通，各类招标项目的招标人不得借疫情防控之名实施排斥、限制投标人等违法违规行为。 （信息来源：《北京日报》）   山东省财政厅明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Ⅱ级响应期间开展政府采购活动要求 2020年3月8日，山东省财政厅印发《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Ⅱ级响应期间开展政府采购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鲁财采〔2020〕9号，以下简称《通知》），提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我省政府采购复工复产，实施分级分区差异化防控，对开展政府采购活动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提出，分类恢复政府采购开评标活动。疫情期间暂停或延期的项目，应当按照暂停或延期公告依法做好衔接工作，并书面通知报名供应商；延期前报名时间未截止的，应当依法延长报名时间，切实保障供应商合法权益。 《通知》明确继续加强开评标现场管理。要求采购人会同采购代理机构继续做好开评标现场管理工作。一是继续执行登记问询制度。逐一准确登记参与开评标活动人员的基本信息，测量、记录个人体温。二是继续严格执行开标场所每日（次）消毒制度。开评标场所应当配备消毒器具，每日或每次使用前后，都应当进行清理消毒工作。三是继续加强个人防护工作。进入开评标现场人员都应当自行戴好口罩，做好手部卫生消毒。 《通知》要求部分恢复专家抽取制。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原则上应当通过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随机抽取本地专家参加评审。技术复杂、专业性强的采购项目，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采购人可以参照评审专家基本条件自行择优选定相应专业领域的评审专家。年龄偏大、个人身体情况欠佳，或近14天内有湖北及较重疫区的旅行史，或有与发热病人接触史的评审专家，不得参与政府采购开评标活动。 （信息来源：山东省财政厅网站）   吉林省吹响政府采购助力脱贫攻坚战“冲锋号” 吉林省财政厅近日出台通知，就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级预算单位在确保完成既定预留比例的基础上，鼓励更多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同时明确，财政厅将对各省级预算单位和市县的预留采购比例和实际采购数量等情况进行通报。 吉林省财政厅强调，各级预算单位应积极在平台上开展采购活动。要求各预算单位尽快登录平台上的“采购人管理系统”，完成信息填报、激活管理账号、生成并激活交易账号。同时要求各级预算单位继续做好预留比例填报工作，遵循“就近、经济”的原则，积极在平台上开展采购活动，在确保完成既定预留比例的基础上，鼓励更多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注重扶贫实际效果。 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带来的贫困地区农副产品滞销问题，吉林省财政厅在平台上设立了“保供给、防滞销”专区。疫情期间，贫困地区滞销供应商由所在贫困县扶贫办、农业农村局等有关部门出具产地证明，即可入驻平台“保供给、防滞销”专区，无需再通过原有扶贫系统进行审核。 吉林省财政厅还明确，按照《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实施方案》的要求，承担扶贫协作任务的、贫困县定点扶贫任务的预算单位组织本地区、本系统、本行业集中采购贫困县农副产品的，应将任务证明、采购凭证、带贫成效等相关材料，按月上传至平台消费扶贫数据库，购买数额将列入消费扶贫统计范围。财政部将定期对各省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进行通报，省财政厅将对各省级预算单位和市县的预留采购比例和实际采购数量等情况进行通报。 （信息来源：吉林省财政厅网站）   广州市财政局六项政府采购措施战疫情稳经济 2020年3月12日，广州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进一步用好政府采购资金支持企业发展的通知》，为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缓解供应商资金难题，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出一系列措施。 一是发挥财政资金效益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各采购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服务的，作为紧急采购项目执行，无需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在保证货物、工程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优先向复工复产企业直接采购。 二是建立政府采购资金预付制度。各采购单位应当在政府采购合同中约定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合同金额30%的预付款，与疫情防控有关的采购合同最高预付比例可达100%，切实增强供应商的履约能力。 三是加快政府采购资金支付进度。采购单位应当积极配合供应商履行合同、组织验收，进度款原则上应当自收到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支付手续，确保资金及时支付。疫情期间，采购单位应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全力支持供应商盘活政府采购项目存量资金，不得将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未规定的义务作为向供应商付款的条件。 四是进一步降低供应商交易成本。鼓励采购单位原则上免收中标（成交）供应商的预付款保函。疫情期间，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供应商（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应当取消或减少预付款担保。鼓励采购单位、采购代理机构对信用记录良好的供应商（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给予免收履约保证金等支持措施。 五是推动落实采购合同线上融资业务。采购单位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及时公开政府采购合同信息，主动告知供应商关于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的相关信息，供应商申请贷款时，需要将采购合同收款变更开户行的，财政部门和采购单位应予以支持，协助供应商通过“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向银行申请并获得融资。 六是加大监督检查查处力度。财政部门要积极处理供应商提交的关于采购文件中合同验收、资金支付内容不合规的投诉和举报，指导采购单位、代理机构认真处理对应的质疑事项，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确保资金支付合法、合理，促进政府采购资金支持企业发展取得实效。 （信息来源：广州市财政局网站）     昆明市财政局出台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2020年3月3日，昆明市财政局印发《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微企业力度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昆明市将从开通“绿色通道”、加大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力度等八个方面，通过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   一、疫情防控相关的采购，按紧急采购项目执行，走政府采购“绿色通道”，无需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优先向复工复产企业直接采购。 二、采购人履行主体责任，统筹确定本部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确保预留本部门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 三、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的项目，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作出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价格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四、规范保证金收取及退回，减少对中小微企业的资金占用。鼓励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免收或降低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收取比例；鼓励以非现金形式收取保证金。 五、各级采购人必须在中标、成交公告及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签订合同。鼓励采购人在与中小微企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在履约保证金、付款方式、预付款项比例、付款期限等方面给予适当支持。采购人应当10个工作日内足额支付采购资金，不得拖延付款时间。 六、鼓励大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非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政府采购活动。鼓励采购人允许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大型企业依法向中小微企业分包。 七、对中小微企业获得中标或成交的政府采购项目，各级采购人在进行合同备案时应准确勾选中标、成交单位性质。市财政局通过“云南省政府采购监管系统”统计对中小微企业给予支持的政策落实情况，并将结果进行通报，将政策落到实处。 八、各采购单位应积极配合银行办理“微采贷”业务的相关融资手续，提供相关资料，不得设置“门槛”及“障碍”，有效解决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信息来源：财政部网站）   江苏省昆山市优化政府采购服务助力疫情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江苏省昆山市财政局切实发挥政府采购职能作用，在有效减少人员聚集的同时，落实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采购贫困地区和经济薄弱地区农副产品工作等政策，积极支持疫情和脱贫攻坚工作。 一是特事特办，建立采购“绿色通道”。要求各采购单位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应以满足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为首要目标，建立采购“绿色通道”，可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采购进口物资无需审批。 二是加强管理，落实采购内控机制。要求各采购单位建立健全紧急采购内控机制，在确保采购时效的同时，提高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采购质量；加强疫情防控采购项目文件和凭据的管理，留存备查，不得以疫情防控工作为名违反政府采购规定实施其他采购。 三是减少接触，实行网上商城采购。该市全面暂停新增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公告发布，已发布采购公告的项目暂停开标、评审活动；鼓励采购单位从网上商城采购商品。 四是保证运行，续签服务类采购合同。采购单位对于原合同到期且因政府采购活动暂停而无法及时采购的物业管理、绿化养护、检验检测、软件数据维护、环卫服务、护理服务等服务类项目，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原供应商协商签订不超过3个月的补充合同。 五是消费扶贫，力促农副产品采购。督促各采购单位积极开展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农副产品采购，完成我省经济薄弱地区农副产品采购账户申请等相关工作。要求各采购单位加强农副产品采购工作的计划安排，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不得拖欠，确保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取得实效。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报》）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2020年2月份，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明显回落，但随着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目前企业复工率回升较快，生产经营活动正有序恢复。截至2月25日，全国采购经理调查企业中，大中型企业复工率为78.9%，其中大中型制造业企业达到85.6%。        2020年2月份，受疫情影响，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35.7%，比上月下降14.3个百分点。 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36.3%、35.5%和34.1%，比上月下降14.1、14.6和14.5个百分点。 从分类指数看，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均位于临界点之下。 生产指数为27.8%，比上月下降23.5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生产活动放缓。 新订单指数为29.3%，比上月下降22.1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回落。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33.9%，比上月下降13.2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减少。 从业人员指数为31.8%，比上月下降15.7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水平降低。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32.1%，比上月下降17.8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较上月放慢。 （摘自：国家统计局）       美国联邦政府紧急采购立法现状、动向及启示 李雪 赵勇 国际关系学院 一、背景 美国是世界上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相应地，美国联邦政府有关紧急采购的法律法规体系也比较完备。其中主要有：《联邦采购条例》（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s，以下简称FAR）第C编第18部分，对于紧急采购的原则和程序作出了统一规定；2002年《美国国土安全法》（Homeland Security Act，以下简称HSA）也授权增加了现有的紧急采购法律的灵活性；2017财年《国家防御授权法》（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以下简称NDAA2017）第816节和第1641节修改了《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以下简称USC）第41条。为实施NDAA2017的部分内容，美国国防部、联邦服务总署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议修订FAR，内容涉及扩大特殊紧急采购权限，用于采购有助于防御网络攻击或从网络攻击中恢复的货物或服务，以及提供国际灾难援助，或支持应对其他的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 二、美国联邦政府紧急采购法律渊源 （一）《联邦采购条例》（FAR）第C编第18部分 特殊的紧急情况对采购人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他们的采购过程既要反应迅速又要注重成果。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FAR第C编（承包方式和合同类型）第18部分专门对紧急采购的范围、定义和措施作出了统一规定，突出了紧急采购的灵活性。 美国的有关采购的法律和法规为各机构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以高效进入市场的采购工具。这些采购工具为采购机构提供了相当大的灵活性。 1.条件允许时可以进行灵活采购的权限，尤其是在存在异常、急迫的紧急情况或国家安全问题时。 例如，商业项目的简化公开市场竞争：授权采购机构可以使用简化程序采购金额超过简易采购限额（100,000美元但不超过5,000,000美元）的商业物品。合同官可以使用FAR第13部分中规定的任何简化采购程序，不受FAR第6部分竞争要求的约束、以及资格预审来源之间竞争的约束：授权采购机构可以在下订单之前有效地向少数有能力的承包商施加竞争压力。这种方法可以使竞争迅速地集中在最有可能的提供高效解决方案的合同持有人身上。 2.小型企业合同（HUBzone）：该权限使采购机构可以迅速确定具有能力的小型企业并与之签订合同。 3.口头邀请招标：当处理书面招标会延迟采购进度损害政府利益时，授权使用口头邀请招标。 4.委任合同（书面的初步合同）:当需要按要求立即开展工作而又无法在足够的时间内满足确立合同的谈判时，授权采购机构可以签订委任合同。 5.限制来源选择：授权采购机构基于某些原因限制来源选择。 6.创新承包：采购机构有权创新和做出合理的业务判断，即使法律没有明确承认这种做法。 此外，FAR还规定了许多紧急采购下的灵活措施。例如，供应商可以不进行中央承包人登记；多家机构签署一揽子协议；合同官简化部分公示及通知义务；可以不要求供应商提交投标担保；通过国防重点及分配系统进行产业动员；政府机构之间互相采购；单一来源采购；补办加班批准手续；预先付款；债权转让以及电子资金转移等。 （二）《美国国土安全法》（HSA） 2002年的HSA授权增加了现有的紧急采购法律的灵活性，以满足保护美国国土安全的相关的要求。 1.HSA授权成立了一组临时的紧急采购局，以帮助应对新的紧急情况。 2.增加了灵活性。 HSA所增加的灵活性主要体现为：允许采购机构广泛使用简易的采购流程，在购买非商业性物品时放弃某些合规性和其他法律要求（即在合法的情况下将采购非商业性物品视为采购商业性物品）；对不超过7,500美元的采购使用小额采购的灵活性；将通常仅在简易采购限额（即100,000美元）下可用的灵活性应用于支持人道主义、维持和平或应急行动的合同，同时扩大小型企业保留的适用范围。 三、有关修订FAR中紧急采购条款的动议 2018年6月，美国国防部、联邦服务总署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出了对于FAR的修订建议，以对紧急采购的内容进行继续完善。主要内容涉及对FAR第2、12和13部分进行补充和完善。 （一）在FAR第2部分相关名词定义的解释中，增加“紧急”和“重大灾难”的定义，以解释可能引发紧急采购的两种新情况。 USC中“紧急”一词是指总统认为需要联邦援助来救助州和地方、拯救生命、保护财产和公共健康与安全、减轻或避免美国任何地方受灾难威胁的任何场合或情况。法典中“重大灾害”是指任何自然灾害（包括任何飓风、龙卷风、风暴、高水位、风力、潮汐、海啸、地震、火山喷发、滑坡、泥石流、暴风雪或干旱）或无论何种原因，在美国任何地方发生的火灾、洪水或爆炸，并且总统认为，这些火灾、洪水或爆炸造成了足够严重的损害，足以根据《斯塔福德法》（Stafford Act）提供重大的灾难援助，来弥补各州、地方政府和救灾组织在减轻灾害时造成的损失。 国防采购条例委员会和民用机构采购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没有增加“网络攻击”的定义。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定定义；另一方面，两个委员会也不想限制采购机构负责人判断网络攻击的权限。对“国际救灾”也没有法定定义，然而，可以参考USC中关于国际援助的相关规定。USC对美国军队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目的、前提、行动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在该部分的小额采购限额第（3）款和简易采购限额第（1）款下，也增加了新的措辞，以此扩大紧急采购权限。对该条款的描述由原来的“采购由机构负责人确定的用于支持应急行动，促进对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的防御或从攻击中恢复所需的货物或服务”更改为“采购由机构负责人确定的用于支持应急行动；促进对网络攻击、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的防御或从攻击中恢复；提供国际灾难援助或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的响应所需的货物或服务。”  “小额采购限额”的定义变更为：使用简化的采购程序采购货物或服务，其总金额不得超过3,500美元，除此之外，一是根据《戴维斯—培根法》（Davis Bacon Act，以下简称DBA）采购的工程项目总金额不得超过2,000美元。二是根据《服务合同法》（Service Contract Act）获得服务的总金额不得超过2,500美元。三是第13.201（g）（1）条所述采购由机构负责人确定的用于支持应急行动；促进对网络攻击、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的防御或从攻击中恢复；提供国际灾难援助或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的响应所需的货物或服务（根据DBA采购的工程项目除外）。在美国境内授予或履行任何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时，不得超过20,000美元。在美国境外授予或履行任何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时，不得超过30,000美元。  “简易采购限额”的定义为：采购总金额不得超过150,000美元，除此之外，采购由机构负责人确定的用于支持应急行动，促进对网络攻击、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的防御或从中恢复，提供国际灾难援助或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的响应所需的货物或服务，在美国境内授予或履行任何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时，不得超过750,000美元。在美国境外授予或履行任何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时，不得超过1,500,000美元。 （二）FAR第13.201（g）（1）条关于小额采购限额的相关规定和FAR第13.500（c）条关于某些商业项目的简化采购程序中增加了允许行使特别紧急采购权限的新情况（此处的修改与第2部分的修改一致）。 然而，在FAR第12.102（f）（1）条商业项目采购中仅增加了采购货物或服务以促进防御网络攻击或从网络攻击中恢复的新情况。因为在其他新情况下采购货物或服务不应被视为采购商业物品。 （三）FAR第18部分概述了整个FAR中紧急采购的灵活性。 因此第2、12和13部分中的更改也相应地反映在第18部分的更改中。除此之外，在第18.202节中做出以下修改： 1.小额采购限额。 当确定采购是为了便于防御网络攻击、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或从攻击中恢复，促进提供国际灾害援助，或者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响应时，限额就会提高。 2.简易采购限额。 当确定采购是为了便于防御网络攻击、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或从攻击中恢复，促进提供国际灾害援助，或者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响应时，限额就会提高。 3.将某些物品视为商业物品。 当确定采购是为了便于防御网络攻击、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或从攻击中恢复，促进提供国际灾害援助，或者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响应时，合同官可将任何货物或服务的采购视为商业项目的采购。 4.某些商业项目的简化程序。 当确定采购是为了便于防御网络攻击、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或从攻击中恢复，促进提供国际灾害援助，或者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响应时，可以增加授权使用此权限的限额。 （四）其他变更。  “网络攻击”被添加到FAR 第10.001条的市场研究政策中；在FAR第26.2子部分“灾害或紧急援助活动”第26.202条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段落（b），以澄清《斯塔福德法》与增加小额采购限额和简易采购限额之间的联系。在根据《斯塔福德法》使用授权时，要参考第2部分中的“小额采购限额”和“简易采购限额”的定义，以便授权使用增加的小额采购限额和简易采购限额。 四、紧急采购法规修订建议中体现出的灵活性倾向 （一）灵活性的扩大。 公平与效率是采购中永恒的矛盾。在紧急情形下，二者的天平应当更加倾向于效率，灵活性因而在紧急采购中显得至关重要。无论是已有的紧急采购法律，还是对相关的紧急采购法律进行修订，灵活性始终是首要的考虑因素。现有的灵活性主要通过现有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提供的各种工具实现。扩大采购货物或服务的特别紧急采购权限，是紧急采购法律修订的主要方向。    1.对小额采购限额、简易采购限额的使用权扩大。 在NDAA2017颁布之前，为了获得用于支持应急行动或促进抵御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或从攻击中恢复的货物或服务，各机构有权根据FAR第13部分的规定，在美国境内授予或履行任何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时，可以使用20,000美元的较高的小额采购限额；如果是在美国境外授予或履行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则小额采购限额为30,000美元。此外，在 NDAA2017颁布之前，根据FAR第13部分的规定，各机构有权使用750,000美元的更高的简易采购限额用于在美国境内授予或执行任何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采用1,500,000万美元为简易采购限额，用于在美国境外授予或履行任何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这项拟议的规则扩大了采购货物或服务的特别紧急采购权限，除了适用于支持应急行动，促进抵御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或从攻击中恢复，还适用于采购有助于防御网络攻击或从网络攻击中恢复的货物或服务；支持提供国际灾害援助的请求以及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的响应。 2.扩大紧急采购权限减少了对小型企业的合规要求。 基于法定增加的紧急采购授权，减轻了小型企业的负担。根据2014-2016财年联邦采购数据系统中合同履行的报告来看，有不到100家小型企业响应以下招标条款提交报价：报价在3,500美元-20,000美元，或150,000美元-750,000美元，用于支持应对美国的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报价在3,500美元-30,000美元或150,000美元-1,500,000美元的，根据1961年《对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提供国际灾难援助；报价在 150,000美元~750,000美元，用于防御网络攻击或从网络攻击中恢复。该规则降低了对小型企业的合规性要求，估计在第一年会为受影响的小型企业节省大约650,330美元。毕竟在提高这些限额之前，小型企业以前需要的专业技能是中级熟练工。 （二）灵活性的保障。 及时有效的审查与监督对于在紧急采购中成功应用采购灵活性必不可少。第12866号和13563号行政命令指示采购机构评估现有监管替代方案的所有成本和收益。如果需要监管，则选择净收益最大化的方法（包括潜在的经济、环境、公共健康和安全影响、分配影响和公平）。第13563号行政命令强调了量化成本和收益、降低成本、协调规则和促进灵活性的重要性。这是一项重大的监管举措，因此应根据第12866号行政命令“管制规划和审查”第6（b）节进行审查。 美国国防部、联邦服务总署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对这一拟议规则进行了监管成本分析，认为如果招标的估算值在小额采购限额或简易采购限额与现在授权的更高限额之间，则该规则将影响所有响应联邦政府发出的低于小额采购限额和简易采购限额的招标而提交报价的企业，从而减少对要约人（供应商）的要求。按7%的折现率估算的年度公共储蓄估计为1,327,836美元（除小型企业外约为677,506美元，小型企业为650,330美元），预计现值节省约为18,969,086美元。而且，对于此修改FAR的拟定条款，监管秘书处已向小企业管理局首席法律顾问提交了一份初始监管灵活性分析（IRFA）的副本。美国国防部、联邦服务总署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邀请小型企业和其他相关方就该拟定条款对小型企业的预期影响发表意见。 五、启示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在应对重大紧急事件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由于统一高效的紧急采购体系仍需进一步建立完善，在救援物资的采购效率和成本控制方面尚存提升空间。当前我国的《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均把紧急采购作为例外项目。业内专家呼吁建立健全重大疫情和灾害紧急采购制度。要求在遵守一般采购原则的基础上，满足紧急情况下紧急采购的需求，并在国家层面给予统一的指导。紧急采购法律的制定既要确保足够的灵活性又需要进行合理的监管。 在未来紧急采购制度中，应当对于紧急采购的定义、适用范围、启动机制、运行机制、协调及保障机制进行规定，尤其要对紧急采购中涉及的灵活性予以充分重视：一方面，提供一些灵活性的采购工具提高市场准入，便于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确保足够的救援物资来源，提高采购货物或服务的效率；另一方面要扩大采购货物或服务的特别紧急采购权限，鼓励各个机构根据需要灵活运用采购的权限。在监管方面，相关监管部门要做好对紧急采购“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管。由于目前的紧急采购多为分散化的小批量采购，很难实现规模效益；而且在迫在眉睫的紧急情况下，很容易排除竞争，导致最后成交价格过高，损害政府利益。因此，各采购机构需要严格把控成本和收益、降低成本、协调规则并及时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紧急采购的法律还要包括紧急采购的相关原则和流程（采购计划、采购货源，采购方法、评估、合同授予）。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各机构可能会面临着不得不在高度压缩的时间框架内和相关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准备招标。完整的紧急采购流程可以使各个机构根据细化的需求迅速找到货源，将从寻找货源到议价再到签订合同的时间缩短。既提高了紧急采购过程的效率又保障了采购结果的质量。 通过对于美国联邦紧急采购制度及修订建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需要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断变化的。就紧急采购而言，其范围的不断拓展给立法者和实务工作者带来了诸多挑战。只有不断地对于采购需求、采购对象、供应市场、相关当事人和技术手段等各种要素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才有可能建立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政府采购制度。 （转载自《中国政府采购杂志》）                       美国欲退出世贸组织1.7万亿美元政府采购协定 2020年2月5日，据路透社援引美媒报道，美国正在考虑退出规模达1.7万亿美元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政府采购协定》(GPA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报道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要求。 据报道，总统特朗普政府官员正在传阅一份行政命令草案，即如果采购协定不按照美国的想法进行调整，美国就将退出。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透露退出《协议》的真正目的可能是迫使各方重新谈判调整现行条款，以便获得更有利于美国的协议框架。 若美国退出《协议》，包括英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欧盟在内的缔约方将失去在美国政府招标中的特惠准入地位，可能将被排斥出万亿美元级别的美国政府采购市场，将令美国与英国、欧盟的贸易谈判复杂化，同时也给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实施前景带来更大挑战。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欧盟与英国即将正式开启涉及政府采购的关系谈判 2020年2月25日，欧洲理事会正式授权欧盟委员会开启关于英欧未来关系的谈判。欧委会表示，首轮谈判将于3月初开始。双方谈判将涵盖交通、能源、环保、补贴、政府采购、劳工权益、知识产权保护等广泛内容。 英国已于今年2月1日正式退出欧盟并进入过渡期。过渡期内，英国不再享有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政治权利，英欧双方在经贸等领域仍维持现状，过渡期将于今年12月31日结束。届时，英国将从2021年1月1日开始成为真正的欧盟“第三国”，双方将根据英欧未来伙伴关系协议来处理各领域事务。 欧盟希望与英国达成一项全领域、高水平的伙伴关系协议，并且将“公平竞争”视为关键原则，实质是寻求继续以欧盟现有规则来调节英欧关系。欧洲理事会在授权决定中强调，公平竞争的环境是英欧未来伙伴关系的关键。欧盟希望与英国达成一项高水平的自贸协议，不仅维持双方货物贸易“零关税、零配额”的现状，而且还要就海关、监管以及争端解决等方面作出具体安排。 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弗罗斯特近日在布鲁塞尔公开表示，欧盟想用所谓“公平竞争”来规制英国，完全是没搞清楚问题的本质。他说，英国之所以选择脱欧，恰恰就是要摆脱欧盟在法律规则上的过度插手。弗罗斯特还重申，英国绝不会为了与欧盟达成协议而延长脱欧过渡期。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   欧洲议会批准《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 2020年2月12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以下简称《协定》）， 《协定》包括《自由贸易协议（FTA）》和《投资保护协议（IPA）》。《协定》谈判长达7年多，将在越南政府签署后，有望最快于2020年7月生效。 《协定》是欧盟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降税的商品多达99%，预计生效后85.6%的越南商品的关税将降至零。欧盟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但越南商品由于竞争力有限，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较小。因此，在开放市场的承诺下，输欧越南商品价格竞争力将得到提升，有助于促进越南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并扩大越南商品向欧盟出口。2019年越南进出口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其中对欧盟出口额为414.8亿美元，从欧盟进口额为149.1亿美元。 越南也是继新加坡之后，第二个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东南亚国家，越南工贸部部长陈俊英表示：“如果一切顺利，该协定将于七月份生效。当新冠肺炎疫情对越南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时候，该协议将成为经济增长杠杆，为越南企业进军GDP规模达18万亿美元的欧盟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  

习近平强调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   2020年2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要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原则，尽快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要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做到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对短期可能出现的物资供应短缺，建立集中生产调度机制，统一组织原材料供应、安排定点生产、规范质量标准，确保应急物资保障有序有力。要健全国家储备体系，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提升储备效能。要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对应急救援物资实行集中管理、统一调拨、统一配送，推动应急物资供应保障网更加高效安全可控。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   财政部颁布《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2020年02月03日，财政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102号《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 《办法》共三十五则条款，七个章节，《办法》着重从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购买内容和目录、购买活动的实施、合同及履行、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几个重点内容作出来规定，对于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促进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供给具有重大意义。 《办法》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财政部、民政部、工商总局2014年12月15日颁布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财综〔2014〕96号）同时废止。 （信息来源：财政部网站）   财政部印发《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 2020年1月26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支持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财政部印发《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强调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以下简称采购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应以满足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为首要目标，建立采购“绿色通道”，可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采购进口物资无需审批。 此外，《通知》要求各采购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紧急采购内控机制，在确保采购时效的同时，提高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采购质量。各采购单位应当加强疫情防控采购项目采购文件和凭据的管理，留存备查。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采购单位及采购人员存在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当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举报。 （信息来源：财政部网站）   财政部印发《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政府采购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 2020年2月6日，财政部印发《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政府采购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强调要合理安排政府采购活动。对于非紧急的采购活动，因疫情防控而无法开展或无法按规定时间继续进行的采购活动，可酌情暂停或延期，并按规定发布相关信息、通知有关当事人；对于确有必要在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的政府采购活动及相关工作，要尽量选择网络、电话、邮寄等非现场方式实施。疫情防控期间需要选取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原则上不采取现场抽取方式，可由采购人通过网络随机抽取或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定。对确需开展、按规定应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施的采购活动，因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暂停业务无法开展的，可在其他平台或其他场所进行。 《通知》鼓励推进采购项目电子化实施。有条件的地方尽量在线提供采购文件、提交投标（响应）文件，实行电子开标、电子评审等流程。鼓励各地区电子卖场加强疫情防控相关物资的货源组织，设置专区发布疫情防控采购需求信息和供应商供应信息，促进供需对接。加强对电子卖场的价格监控和供应商管理，依法处理提供假冒伪劣产品、哄抬物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自疫情防控终止之日起，即恢复正常采购活动。 （信息来源：财政部网站）   工信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发挥政府储备作用 支持应对疫情紧缺物资增产增供的通知》 2020年2月7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发挥政府储备作用支持应对疫情紧缺物资增产增供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鼓励企业多措并举扩大重点医疗防护物资生产供应，支持生产《政府兜底采购收储的产品目录（第一批）》（以下简称《产品目录》）所列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的企业抓紧释放已有产能，进一步增加产量。《通知》还要求实施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政府兜底采购收储。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储备作用，疫情防控期间，将《产品目录》中重点医疗防护物资品种增列储备物资目录，国家相关部门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按现有收储制度和办法，对《产品目录》中企业多生产的重点医疗防护物资，全部由政府兜底采购收储。 此外，《通知》要求加强地方应急物资政府收储、支持企业对扩大的产能适时转产、完善重点支持企业名单管理制度、依法加强产品质量和市场监管等多措施并举，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产品目录》 1、医用防护服GB19082-2003   2、N95医用级防护口罩GB19083   3、医用外科口罩YY0469-2011   4、医用一次性使用口罩   5、生产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等重要原材料   6、医用护目镜/防护面屏/负压防护头罩   7、医用隔离衣   8、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9、全自动红外体温检测仪   10、经卫生健康、药监部门依程序确认治疗有效的药品和疫苗（具体品目另发）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网）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积极应对疫情创新 做好招投标工作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通知》 2020年2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积极应对疫情创新做好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针对疫情期间的招投标工作提出了十三个方面的要求，具体包括：要坚决服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切实避免对招投标等交易活动“一刀切”、保证招标项目竞争度和投标质量、加快推进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全面推行在线投标开标、积极推广电子评标和远程异地评标、改进投标担保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升招投标服务供给、大力推进招投标行政监督电子化、保障投标人和潜在投标人合法权益、切实尽责履行政府职能、加强招投标活动服务保障和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通知》还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认识当前形势下创新开展招投标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既要解决当前突出问题，更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加快提升招投标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质量和水平。 （信息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   工信部全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工信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克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积极发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物资保障组组长单位作用，在调度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供应，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支持疫情防控，引导工业通信业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等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为统筹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和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工信部迅速组织调度国内疫情防控物资，加大国际采购支援疫情前线，保障一线医护人员所需的重点医疗物资。一是调用中央医药储备。向武汉市紧急调用1万套防护服、5万套手套。二是协调各省物资支援武汉。截至2月24日，累计协调各省物资运到湖北的医用防护服257.9万件，医疗隔离眼罩/医用隔离面罩77.1万个，负压救护车507辆，呼吸机1.5万台，心电监护仪1.3万台，84消毒液（5%）11.3万箱。三是积极开辟国际物资采购渠道，组织国际专项采购。四是会同卫健委等部门，加快国外标准和中国标准的衔接和互认工作，推动符合欧盟、日本、美国等标准的出口产品在中国的使用。 工信部协调各方面保证原材料供应和物资调运，推动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组织企业扩产转产医用防护服，多举措保障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供应。一是举办电商平台疫情防控物资供需对接座谈会，推动供需对接，做好供应保障。二是与中国红十字会建立疫情防控物资保障联动机制，对畅通物资接收、采购、调配渠道等事项进行沟通对接。三是向15家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派出驻企特派员，帮助企业及时解决困难问题，保障医用防护服物资实施国家统一管理、统一调拨。四是组织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或转产扩大产能。五是协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切实保障疫情防控重点企业资金。 工信部充分动员信息通信行业力量，迅速将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运用到疫情监测、防控和保障防疫物资生产等方面。一是召开疫情防控大数据专家会商会，成立了疫情防控大数据专家组，研究部署大数据支撑服务疫情防控相关工作。二是召开疫情防控大数据支撑服务工作现场调度会，到中国联通大数据公司等企业调研运用大数据支撑服务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情况。三是建立疫情防控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度平台，全力保障重点医疗防控物资生产供应，优先保障重点地区需要，同时保障好生活必需品供应。 工信部积极引导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业复工复产。一是针对各地疫情防控形势出台《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关于有序推动工业通信业企业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为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提供准确的指导。二是连续召开全国工业通信业企业复工复产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加快推进5G发展做好信息通信业复工复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工业通信业企业复工复产联络员动员部署会等会议，部署分类分批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加大对企业的帮扶力度，优化政府公共服务，加强应急通信保障，再次部署特派员下沉企业，做好企业恢复生产的指导和服务工作。 （信息来源：根据工信部网站信息整理）   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2020年1月25日，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工信部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招标中心）紧急下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部署招标中心及下属单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并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白会宜主任任组长，刘树苹书记任副组长，中心其他领导和办公室、行政处负责人任组员。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后勤服务保障组和所属企业复工复产指导组，领导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招标中心下属企业中招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招国际）创新工作方式开展招投标工作，积极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1月31日以来，中招国际通过远程办公加现场办公方式逐步恢复办公，通过视频会议等多种形式恢复与业主和投标人的日常沟通与联系。采取远程分散评标、紧急采购项目室外开标、室内评标等措施，尽可能地避免人员聚集和交叉感染。 招标中心下属企业中招联合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招联合）积极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推动招标采购的电子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中招联合招标采购电子平台是一款能够实现售标、投标、开标、评标、签字、培训“六不见面”的智能评标系统，目前已有400多家企业入驻，是招标采购电子化平台中的佼佼者。2020年2月27日，该平台入选财政部“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采购系统”，成为疫情防控期间财政部首推的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平台，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防控电子化采购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信息来源：部政采中心综合处）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探索应急采购管理体系全力保障疫情防控 近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资产经营公司建立公司防控疫情组织机构，组织应急物资供应保障、主动服务学校疫情防控，探索应急采购管理体系建设，全力保障疫情防控。 资产经营公司物资供应中心在学校疫情防控要求发布后，紧急采购和储备了一批酒精、消毒液、红外测温枪、防护手套、口罩等防控物资，及时为学校部分对外窗口单位以及院系、部门提供了应急供应保障。 资产公司印刷厂针对疫情期间停工停业情况，及时为校内单位提供紧急印务、涉密印务等服务，保障相关科研工作的开展；资产公司进出口部与海外厂家、海关、码头等保持沟通，跟进了解学校设备进口情况，保障疫情期间实验设备的采购与通关。 （信息来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站）   北京市确保疫情防控紧急采购顺利实施 2020年1月26日，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紧急通知》），部署相关工作，确保疫情防控采购工作顺畅、便利实施。 《紧急通知》指出，市属各单位、各区财政局、开发区财政审计局、燕山财政分局，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要遵照执行财政部《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并提出三项要求。 第一，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有关采购工作由采购单位负责。供应商要严格按照防控需求，提供满足采购需求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第二，各区财政部门要立即将财政部要求传达至各区所有预算单位，确保疫情防控采购工作顺畅、便利。第三，全市各预算单位疫情防控期间的其他采购事项，应合理安排采购时间，避免人员聚集。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网）   湖北省政府明确紧急采购工作要求 2020年1月30日，湖北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政府采购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疫情防控期间政府采购工作要求。 一是对于疫情防控相关紧急采购，按照《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要求执行。如有需要，各采购单位或采购代理机构可通过“中国湖北政府采购网”发布采购公告，更好实现供需对接。 二是自即日起，湖北省政府采购项目现场开标、评标等人员聚集活动原则上应当暂停或延期。受此影响的政府采购项目，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发布更正公告，并通过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等不见面方式告知相关供应商、评审专家。因工作需要确需开展政府采购开标、评标等活动的，按照“谁采购、谁负责”的原则，由采购人负责做好人员登记与防护、场所消毒与通风等防护工作。 三是因疫情导致政府采购合同无法如期履行的，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充分协商一致，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变更、中止或终止政府采购合同。无过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四是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政府采购单位及采购人员存在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当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举报。政府采购供应商提起质疑投诉、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答复质疑以及财政部门处理投诉原则上采用邮寄方式。 五是自湖北省疫情应急响应终止之日起，即恢复正常采购活动，不再另行通知。 （信息来源：中国湖北政府采购网）   天津市及时出台应对措施建立采购绿色通道 2020年1月30日，天津市出台《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政府采购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积极研究应对措施，强化疫情防控期间政府采购活动管理。 《通知》明确总体原则。一是疫情防控一级响应期间，全市各类政府采购项目的开标和评审活动，原则上应当暂停或延期，由采购人自行决定。二是强化主体责任。要求采购人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会同采购代理机构按照疫情防控一级响应的有关要求，做好开标和评审现场的疫情防控工作。三是放宽专家选定权限。对于确需组织评审活动的政府采购项目，建议采购人以自行选定评审专家的抽取方式为主。同时，进一步严格参评人员防护，对存在拒不佩戴口罩、体温异常等情况评审专家，要求其回避或不邀请其参与项目评审活动。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网）   山东省级政采网上商城设立疫情防控物资采购专区 近日，山东省财政厅和省政府采购中心在网上商城设立“疫情防控物资采购大厅”专区，向采购单位和供应商提供疫情防控物资采购需求和供给信息的发布和查询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为疫情防控紧急采购提供便利。  “疫情防控物资采购大厅”物资供需对接范围主要包括：口罩（医用口罩、N95口罩等）、手套（一次性手套、防化手套等）、防护装备（防护服、隔离服、防护眼镜、防护面具等）、消毒剂（酒精、含氯消毒剂等）、洗手液、喷雾器、测温仪等。 各采购单位采购疫情防控物资，可通过“疫情防控物资采购大厅”发布采购需求，供应方可根据采购需求提供相应物资和服务。山东省财政厅和省政府采购中心将对供应商进行管理，对存在发布虚假信息、哄抬物资价格等行为的供应商采取约谈、屏蔽等管理措施，维护良好的采购秩序。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报》）    国家统计局2020年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2020年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0%，比上月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0.4%，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中型企业PMI为50.1%，比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大、中型企业PMI均位于临界点之上；小型企业PMI为48.6%，比上月回升1.4个百分点，仍位于临界点之下。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51.3%，比上月回落1.9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上，表明制造业生产扩张步伐有所放缓。 新订单指数为51.4%，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位于临界点之上，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1%，比上月微落0.1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下，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减少。 从业人员指数为47.5%，比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但位于临界点之下，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量有所减少。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49.9%，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微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较上月略有放慢。 (摘自：国家统计局)        抗击重大疫情紧急采购的问题探讨 何红锋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紧急采购的适用条件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成立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1月20日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2020年1月29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其依据为《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已经构成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备了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条件。此时，政府可以采取多种应急措施，例如征用，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被征用的财产在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返还。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 在此条件下，财政部分别于2020年1月26日发布了《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2020年2月6日发布了《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政府采购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导紧急采购的具体运作。各地方财政部门也发布了大量的关于紧急采购的规范性文件。因此，就本次疫情开展的紧急采购，其开展的条件是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 《政府采购法》第85条规定：“对因严重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所实施的紧急采购和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采购，不适用本法。”因此，抗击本次疫情的紧急采购不适用《政府采购法》。紧急采购对时间的要求极其紧迫，因此，在程序上必须简化和便利化，《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规定：“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以下简称采购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应以满足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为首要目标，建立采购“绿色通道”，可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采购进口物资无需审批。” 二、紧急采购中的标段划分 紧急采购中的标段划分会与平常有较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与重大疫情发生后政府采取的措施有关。比如，很多企业已经停产了（其中相当大部分是政府规定的），虽然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服务，没有停产或者停止服务，但这些货物、工程和服务基础性的货物、服务已经停产或者停止服务。比如，口罩的原料（例如纺织品等）企业已经停产，口罩运输物流企业已经停止服务，这个时候，这些停产的原料需要政府组织货源或者组织生产，运输工作可能需要政府自行完成。这个时候，原本可以作为一个标段采购的货物生产或者货物生产加运输，就需要分成不同的标段进行采购。这时候标段的划分要考虑当地市场、企业、政府的具体情况。以采购口罩时运输是否作为同一标段为例：如果供应商可以组织或者委托运输，则口罩与运输可以作为一个标段进行采购；如果供应商无法完成运输工作，但当地政府可以协调物流企业进行运输，则可以考虑将口罩生产与口罩运输分为两个标段进行采购；如果供应商无法完成运输工作，当地政府也不具备协调物流企业进行运输的能力，则应当自行组织运输力量进行运输，只能采购口罩这种货物。 三、紧急采购的采购方式 按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公开招标是主要的采购方式。公开招标的优势主要是其具有较好的竞争性。但在重大疫情发生后的政府采购中，竞争性的考虑已经位居其次，最主要的是紧急，是速度。此时，公开招标一般是不能考虑的了。以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项目为例，总建筑面积3.39万平方米，8天建成，其中，设计任务由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承担，2020年1月23日接受任务后，60人的设计团队全部在单位集结，在接到任务5个小时内为项目现场提供了场地平整设计图纸，为连夜开工争取了时间； 24小时就提供了方案设计图纸，并通过确认。通过连续奋战60小时，2020年1月26日凌晨顺利交付施工图。而此时，施工也已经同时展开了。如果按照《政府采购法》或者《招标投标法》的要求，先进行设计招标、完成设计后再进行施工招标，没有几个月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紧急采购中，可以由采购人直接决定供应商，甚至都无法进行询价，因为很多时候询价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因为需要明确采购的内容与数量。以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项目为例，因为是边设计、边施工的，确定施工单位时，还没有详细的施工图，也就是没有具体的工作量，施工单位根本无法报价。但采购人在决策确定供应商时，还是应当遵循内控机制，需要内部有一个合理决策过程。在选择供应商时，应当考虑供应商的业绩、经验、能力、信誉等因素。 四、紧急采购的定价 在当下的紧急采购中，很多单位没有考虑盈利问题，甚至很多供应商都没有与采购人订立合同。但采购人在选择供应商时，必须考虑定价问题，至少要考虑未来的结算问题。并且，从规范的角度，最好还是要订立合同，在合同中，可以把无法明确的内容空出来，先在合同中订立可以明确的内容。 就价格而言，如果能够明确总价，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不能明确总价，但能明确单价，可以先明确单价，然后根据紧急采购最终确定的采购量进行结算。但是，本次疫情下，大量企业停工、大量员工放假（又赶上春节假期），导致原料进价、员工工资都会有较大涨幅，可能导致单价也无法确定，则可以考虑采取“成本加酬金”方式进行定价。这种方式，本质上类似于实报实销，供应商的生产成本全部由采购人承担，在此之外，还要给企业一定的利润率。在这种定价方式中，供应商的成本在结算时将受到严格的审核，这就需要承包商保留好相关支出凭证。 五、紧急采购中注意区别采购与征用的区别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45条的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根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国务院有权在全国范围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紧急调集人员或者调用储备物资，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本次疫情爆发后，很多地方政府采取了征用行为，比如，武汉市政府征用了体育馆等场馆进行方舱医院建设，大多数征用行为被公众所理解。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征用行为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例如，大理市卫生健康局对运输途中路过大理的口罩实施征用。这说明政府的征用行为需要慎重。 有的学者建议在紧急采购中应当建立强制采购制度，以便在供应商不愿意卖商品或者服务时，强制其提供。我是反对这一提法的，因为征用制度可以起到这一作用。政府采购则还是要保持供应商自愿交易的原则。无法建立强制采购制度的困难，在于我国没有合同强制履行制度。举例而言，比如，双方订立了一个合同，例如，采购一批口罩，供应方违约，没有供货，法院即使判决继续履行，仍然不会强制执行交货（口罩）、需要供货方主动履行。判决中会明确不交货的违约责任，例如违约金，只有这个违约金是可以执行的。如果供货方最终没有交货，法院强制执行的将是违约金。 总之，政府采购是基于供应商自愿的基础进行的交易。如果出现政府认为必须使用某潜在供应商的财产、而潜在供应商可能不愿意交付的情况时，则可以采取征用的方式取得。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相关的规定，长期以来没有区分“征用”和“征收”，2007年3月16日颁布的《物权法》对“征用”和“征收”进行了区分：征收主要是所有权的改变，征收后，被征收财产所有权变为国家所有；而征用只是使用权的改变，所有者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武汉市政府征用体育馆等场馆，由于只是使用，使用完毕后会还给所有者，这是征用。但口罩则不能征用。只能征收，因为口罩不可能在使用完毕后还给原所有者。但《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没有对两者进行区分，而大理市的行为依照《物权法》的规定属于征收而非征用，这可能使得以后的类似的所谓“征用”缺乏法律依据。这需要以后对《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修改，或者由有关机构进行解释。 （转载自《政府采购杂志》）      海关总署已进口捐赠口罩超7000万只 2020年1月26日，海关总署凌晨发布《关于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捐赠物资办理通关手续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要求全力保障进口药品、消毒物品、防护用品、救治器械等防控物资快速通关，各直属海关相关通关现场设立进口捐赠物资快速通关专门受理窗口和绿色通道，实施快速验放。紧急情况下可先登记放行，再按规定补办相关手续。 在2020年2月5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金海介绍，从1月24日以来，从进口物资的品类来看，77.3%是防护用品，共3.67亿件，价值9.4亿元。其中，捐赠物资占比23%，共计8776万件，价值2.86亿元，主要包括口罩7179万只，防护服153万件，护目镜33万副。下一步将主动对接，积极协调，及时了解需求，第一时间将防疫物资送到最需要的前线。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21个国家和1个国际组织向我国捐赠防疫物资 2020年2月9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月8日12时，韩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阿联酋、阿尔及利亚、埃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21个国家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中方捐助了疫情防控物资。还有一些国家政府也表达了向中方捐助物资的意愿。此外，不少国家社会各界友好人士也纷纷主动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抗击疫情提供支持。21个国家和1个国际组织捐赠的702.62万个医用口罩、29.95万套防护服、19.19万副护目镜和357.17万双医用手套等物资已运抵国内。 （信息来源：《新京报》）   哈萨克斯坦国政府采购腐败犯罪造成25亿坚戈损失 近日，哈萨克斯坦反腐败署高级调查员毕盖达罗夫公开表示，该国半数以上的腐败案件和人员涉及税务部门，其中，政府采购成为最严重的腐败犯罪高发区。 据统计，2019年年初以来，哈萨克斯坦反腐败署已办理383起腐败刑事案件，其中大多数腐败犯罪行为涉及招标分配、非法签约及伪造完工证明。 毕盖达罗夫表示，哈萨克斯坦国内半数以上的腐败案件和人员涉及税务部门，其中，海关部门为腐败犯罪高发区。边境口岸长期存在以通关便利为名的系统性索贿受贿问题。国家收入委员会人员腐败犯罪行为则主要包括受贿、贪污及滥用职权。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报》）     沙特《政府招标采购办法》生效 近日，沙特颁布实施新的《政府招标采购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要求沙特政府机构必须在Etimad在线平台公布采购计划、进行采购，以确保采购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提高采购透明度。沙特财政部表示，该在线系统还将引入专门委员会和相应的管理机制，以处理招标和承包各阶段遇到的投诉、申诉、违规和纠纷。 《办法》引入了灵活的合同价格和补偿制度，并通过优先考虑中小企业而非大型企业的方式，鼓励中小企业更广泛地参与招标采购项目。 此外，为防止个人利益影响招投标，确保公平竞争，《办法》规定价值2000万里亚尔（约合533.3万美元）的项目必须进行资格预审，若预审和授标间隔超过一年，允许竞标者资格延续。未完成资格预审的项目应重新进行资格预审，且需符合主管部门统一制定的、资格文件中规定的标准。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报》）   巴基斯坦邮政展开太阳能招标 近日，巴基斯坦最大的邮政运营商巴基斯坦邮(PakistanPost)目前发出征求意向书，寻求开发商在其场地上建造并网分布式大型太阳能电站。 据了解，巴基斯坦邮政局共有超过1.2万个办事点，邮政局希望使用光伏设施为其业务提供动力。开发商将需要为项目提供资金并为邮政运营提供动力。邮政局在招标文件中宣布：“在满足巴基斯坦邮政局部门的需求之后。剩余电力所产生的收入将由公司出售，利润将由双方共享。 据称到2022年，巴基斯坦太阳能装机量将接近5吉瓦，该国有数个大型光伏项目正在开发或建设中。根据IRENA的最新统计数据，巴基斯坦到2018年底已安装了约1,568兆瓦的光伏装机容量，仅在2018年，巴基斯坦就部署了约826兆瓦的太阳能项目。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信息网）   阿曼最大渔港公开招标 2020年1月22日，阿曼杜库姆经济特区管理局宣布，辖区内杜库姆渔港对外公开招标，吸引境内外资金参与港口管理运营及相关其他项目开发。 中国与阿曼经贸关系密切。阿曼国家统计和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是阿曼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杜库姆经济特区最大投资国。在经济特区内，中方投资兴建了“中国-阿曼（杜库姆）产业园”，占地11.72平方公里，园区项目涵盖石油化工、建筑材料、电子商务等9个领域，投资总额将达到107亿美元。 （信息来源：新华社网站）   日本将增派在美官员应对美产装备采购问题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1月22日，日本防卫装备厅长官武田博史与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防务安全合作局负责人胡珀举行会谈。日方表示，日本将增派在美官员，防止关于采购美国装备的合作出现问题。 据报道，围绕采购美国产防卫装备品时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FMS)，日方确认将与美国加强合作，以防止出现未交付或多付款问题。该厅计划增派在美联络官，努力掌握合同履行情况。 “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在美国向盟国等有偿提供最尖端装备品时适用。日本购买时根据美国提出的估价提前预付钱款，交付后若有多付部分将清算退回。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