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0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证监发〔2020〕40号，下称“40号文”），明确在重点领域以个案方式开展基础设施REITs试点。 2020年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投资〔2020〕586号，下称“586号文”），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REITs正式启动。可以说，这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40号文发布后，笔者组织十几个业务相关弟子研讨后于2020年5月21日书面答复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REITs试点的四大类十几个问题的函询，并在2020年6月4日参加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证监会联合举行的研讨会后于2020年6月9日在“清华PPP研究中心”公众号上公开；2020年5月9日在财政部PPP专家群专题研讨REITs时，笔者也表达了对40号文的一些理解（见财政部PPP中心公众号“道PPP” 2020年5月26日报道）。 （1）基础设施REITs对发起人（原始权益人/原投资者）、机构和散户投资者、基金管理人、运营商、咨询机构特别是律师事务所等都有业务机会，但短期内很难有量，而是改革的意义重大，是我国基础设施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如果通过REITs试点，消除有关障碍并实施成功，可期望长期逐步稳健发展。 （2）基础设施REITs除了对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有巨大好处，对相关项目的投资者特别是工程企业投资者也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是滚动发展，通过建设（新增项目）/收购（存量项目）→培育项目→发行REITs→回笼资金再投资于新建或存量项目，甚至可以“跨区域、跨行业使用”，提高投资效率，实现转型升级与扩大市场。二是5年后可能实现出表，降低负债率，满足国资委等要求。 （3）REITs的重要成功要素类似于工程建设中的“人、机、料”：“人”即能力，特别是运营商和基金管理人的能力；“机”即资产，指项目的合规性、股权和收益权（而不仅仅是片面的资产所有权）；“料”即现金流，核心在对项目的收益/现金流的评估（而非片面的资产评估，因为基础设施的特性如公共性和垄断性等）与保证、税负中性（而非税收优惠，因为我国对REITs还没有税收优惠政策）、项目的增值收益（但基础设施的特性使其很难有类似于商业房地产的增值收益）。 （4）资产估值正常或偏低但运营收益/租金正常或偏高（目前国内多数固定资产估值偏高，但运营收益或租金偏低）的项目比较适合REITs，故建议重点关注三类基础设施项目：一是使用者付费（或穿透看是使用者付费）如路/桥/隧/水/电/气等传统类项目；二是集成开发相关的如仓储物流、产业园区等项目群类的；三是新兴但发展前景好的如信息（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与融合（智能交通/能源）等新基建类项目。 现在586号文发布了，笔者上述两文中的观点基本上得到了政策的验证。586号文的出台，业界肯定会有很多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笔者也凑个热闹，但因为笔者是学术界专门研究PPP的，故下面仅从PPP相关理念/国际惯例再谈谈笔者对586号文的几点看法。 行文逻辑与主要内容是，先回顾PPP项目的四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原则和六大方面的重要评估内容，进而提出PPP基础设施REITs要维持之前PPP项目各相关方之间的公平，再强调基础设施REITs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是项目的合规与现金流，最后指出586号文中对这些重要因素的考虑和体现。 观点总体保持中立，但毕竟PPP是提供公共产品，故个别观点可能稍微偏向政府和公众，不一定全部正确，仅供参考，目的是希望读者兼听，促进思考和理解政策，以利于基础设施REITs试点项目的成功和后续基础设施REITs的可持续发展。 二、PPP项目的核心原则和重要评估内容 因各国国情不同，各国的PPP定义和内涵、应用目的和范围、相关制度、法规政策和实施流程等也不同，但学术界和国际多边机构的基本共识是真正的风险分担、明确的产出要求、全生命期绩效、支付与绩效关联这四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原则，笔者之前也一直在宣传（如《清介有守王守清：PPP四原则、五“步”曲、六评估》）。 其中，对政府和公众最重要的是全生命期绩效：①强调投资者要全过程集成，包括设计、建设、融资（含再融资）、运营，提高整体和全过程效率；②强调投资者单点对政府负责，即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发挥能动性和创造力，责权利匹配；③项目建成后的再融资和（有形/无形）资产交易（如变更股权、变更贷款、实施ABS和/或REITs等），都必须保持PPP合同原来的责权利公平，特别是再融资和资产交易的发起人不能损害政府/公众/债权人的利益。 为了实现PPP的上述核心原则，实施PPP项目一般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评估（各国的具体评估方法和要求会有些差异，但核心内容类似）：①法律法规政策的合理性；②项目的可行性（比传统模式的可研更广，如还有财务、合同和社会等可行性）；③项目的可融资性和可交易性；④政府或公众的可负担性；⑤项目的可交付性；⑥项目的可监管性。 其中，与REITs最相关且最重要的是项目的可融资性、可交易性和可交付性，即投资者有能力管控全过程并对政府和债权人等负责；若经政府和债权人同意，通过再融资和交易转移出去了某些责权利（如发行REITs），那受让方就必须承继相应的责权利。 三、PPP基础设施REITs要维持各方之间的公平 PPP项目建成后，建设风险得到释放，特别是运营稳定后，可预测性（含项目现金流等）提高，整体风险降低，增强了潜在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信心，原投资者进行再融资（含REITs，下同），有利于发展二级市场、吸引更多机构和散户投资者参与、促进融资渠道多元化、降低融资成本，让原投资者腾出资金实施更多项目、提高资金流动性和使用效率等。 因此，基础设施REITs非常必要，而且，如果项目选择适当（这是REITs最重要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可行和有意义的，如引言中所述。 但是，由于PPP项目的公共性，其再融资应受约束，需经政府（代表公众）和债权人同意，最好不能让投资者完全退出，如果完全退出，则要求受让方完全承继原投资者的责任，否则，项目再融资后若出问题将很难找到责任方并进行有效问责，容易造成原投资者投机、政府打PPP旗号上不该上的项目，或者不合适的项目发行REITs，损害政府、公众和债权人的利益，对REITs的机构或散户投资者也不利。 其实，再融资主要应是债权变更，原投资者用更便宜的贷款去取代之前更贵的贷款，降低融资成本；REITs则主要是股权变更，原投资者找新的机构和散户投资者购买其股权，套现/融资以实施其他项目。 因为PPP项目再融资是投资者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去建设并利用建成的设施去盈利，所依赖的是公共产品，所以，不管是债权变更还是股权变更，若原投资者因此有额外获利，都应与政府分享，这已是国际惯例。而且，股权变更特别是原投资者股权退出则应受政府更严格的限制和监管，以避免上一段末所述问题。 当然，股权变更和退出要区分阶段和原投资者是否实质控制股东，如建设期的施工承包商股东、运营期的运营商和设备供应商股东的退出必须受约束：①股权锁定期，不同类型项目锁定期不同；②必须获政府和债权人同意，或满足PPP合同与贷款合同中约定的前提条件；③要审核受让方能够承继原投资者的责任，并区别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后者比例应有上限）；等等。 总之，要防止聪明人（原投资者/基金管理人等）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制度不完善等对不够聪明但可能想贪便宜的特别是散户投资者玩“击鼓传花”，让政府和公众承担本已转移给PPP项目原投资者的风险，在国内目前金融体系不够成熟、信息不够透明、操作不够规范、监管不够实时、违规成本不高时很容易出现的短期行为。 而政府要牢记的是，不管是PPP项目原投资者的主动再融资还是被动再融资，只有不会对项目或政府或公众造成负面影响前提下，才能同意原投资者的再融资（含REITs）。 综合上述PPP理念和国际惯例，并结合我国有关政策，下面再强调与PPP基础设施REITs直接相关的几条原则和底线：①不能违反资产交易监管要求，特别是涉及新建项目中的国有股份、国有存量项目的；②不能变相逃避招标采购要求，即PPP中标后原投资者股权转让或退出要受约束，不是说不能转让或退出，而是说必须经过政府和债权人同意；③不能让项目出现问题特别是其运营阶段，故要么限制原实质控制投资者的退出，要么让受让方承继原投资者的责任，出现问题则必须按相关法规政策与合同进行惩罚。 四、REITs项目的合规与现金流的重要性 因为PPP项目合同期长，不确定性大，相关方多，特别是涉及强势且可能不守信用的政府和“光脚不怕穿鞋”的公众用户，故PPP项目特别是国际PPP项目多是基于（有限追索）项目融资，以让投资者把项目的风险与其母公司隔离。 除了法律、金融、信用、担保等体系和区域经济与行业发展等宏观因素，在项目层面，PPP项目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①项目现金流、项目资产与合同权益；②投资者能力，不仅仅是建设能力，更重要的是运营和集成优化能力；③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对各方责权利特别是风险公平分担的合同安排；等等。 上述这些因素都在586号文中有反映，也是前面各节所述有关原则和要点的具体体现。例如，为了保证项目现金流，586号文第三条强调REITs项目“聚焦重点区域”（符合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第四条强调“聚焦重点行业”（补短板和新基建，后者主要是考虑其增长性、使用者付费和创新性等），第五条“鼓励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高科技产业园、特色产业园”（集成创新开发，第十四条第3款明确对“需以打包后项目整体收益进行判断”），都是为项目现金流进行铺垫。 而第九条则明确要求“现金流持续稳定且来源合理分散，投资回报良好，近3年内总体保持盈利或经营性净现金流为正”，并用了一个新指标“预计未来3年净现金流分派率原则上不低于4%”；第十八条第3款还进一步明确“收入来源以使用者付费为主”（包括按照穿透原则实质为使用者付费的，如虽然有时体现为政府付费，但本质还是使用者付费的水/电/气等PPP项目），含PPP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地方政府补贴。 但586号文未明确使用者付费的比例，故有一定灵活性（征求意见稿是80%以上，笔者在答复函询和研讨会上建议，试点项目不宜一刀切，可先定50%～70%作为底线，并依不同行业、项目类型、所处市场、产权特征、政府信用、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和运营商的信用和能力等微调，试点成功后再分别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作为获得项目现金流的基础，REITs发起人需“依法合规拥有项目所有权、特许经营权或运营收费权”，586号文第七条就明确了这一点。注意其中的“或”，这是考虑到基础设施产权一般是国有，投资者仅需拥有能够带来现金流的运营收费权即可，不一定要拥有所有权。 另外，PPP项目公司的股权一般比较分散，往往同时有地方政府/政府方股东、社会资本投资者（往往是联合体）含财务投资人等多方持股，且社会资本转让股权通常在PPP合同与贷款合同中受到股权锁定期或转让前置审批要求的限制，故40号文中要求100%的股权转让，以及586号文第七条“相关股东已协商一致同意转让”、第二十三条“涉及国有资产转让的项目，应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 PPP项目的股权转让，应获得合作政府方的同意”等，可能会存在实操层面的一些障碍，会使得适合REITs的项目减少。不过作为试点，从严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试点成功后可再酌情放松。 项目和流程的合规，则是上述二者的根本，故586号文中有大量的篇幅强调项目合规情况（第十二条第2款和附件2）并要求提交相关证明（第十二条第3款和附件3），第十三条还要求聘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其实，这些要求除了有利于发行REITs成功、避免后续出现问题和争议，也有利于保护REITs投资者特别是散户投资者（毕竟他们不像机构投资者那样有能力）。 值得称赞的是第十七条第4款还明确“应以手续办理时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国家政策等为依据，判定相关手续的合法合规性”，第十八条第1、第2款以2015年以后批复实施的PPP项目及2015年6月《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等6部委25号令，笔者很荣幸作为领衔专家参与了起草）进行政策的新老划断，但特别强调“通过公开招标等竞争方式确定社会资本方”，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比较，就很难有与传统模式相比的效率提高和物有所值（PPP的核心原则之一）。 第十一条还要求相关方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项目运营期间未出现安全、质量、环保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第十八条第4款要求PPP项目“未出现暂停运营等重大问题或重大合同纠纷”；等等：这些都是要保证项目能合法合规“运营稳健、正常”，保证现金流，保护公众利益，也保护基金管理人、机构和散户投资者。 最后，586号文第八条明确要求“项目运营时间原则上不低于3年”、第九条要求现金流“近3年内总体保持盈利或经营性净现金流为正”也是强调项目现金流。之所以规定最短运营年限要求，主要是因为，按照实践经验，不同类型项目能进入稳定运营所需的时间一般为2～5年，故国家发展改革委、证监会有关PPP项目ABS的发改投资〔2016〕2698号文“建议项目已建成并正常运营2年以上”。 但是从财务角度考虑（本质还是现金流），项目经过3年运营后，就能够更好发现、释放、解决运营初期中的相关问题和风险，确保运营稳定，就会有比较清晰和稳定的财务报表，就可以更清楚地分析项目的运营和现金流情况。 当然，结合具体项目的复杂度和现金流前景，有些项目的最短运营年限可适当缩短，故586号文中加上了“原则上”。例如，如果项目比较简单但市场需求已经培育且有实质证据表明项目前景看好，再加上合同中的有关约定能保证项目现金流稳定甚至有增长，个别项目的最短运营年限就可适当缩短，但需经过一定认定程序。 还要提醒的是，有些特殊行业，如轨道交通对试运营和正式运营的定义与其他行业有些不同，因此，要重“运营”的实质而非用词。   （王守清博士，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高校PPP论坛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A）2021年“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来源：“项目管理评论”公众号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 　　《十四五规划纲要》共十九篇、六十五章，全文63000余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编制，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小编为招标采购业界同仁梳理了其中涉及政府采购、招投标、公共资源交易、政府购买服务、PPP等相关内容，快来看看吧。 　　一、关于政府采购 　　第五章“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第一节“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明确提出，拓展优化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和激励政策，发挥重大工程牵引示范作用，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创新产品和服务。 　　第四十六章“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第三节“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明确提出，将更多公共服务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加大政府购买力度，完善财政、融资和土地等优惠政策。在资格准入、职称评定、土地供给、财政支持、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等方面公平对待民办与公办机构。 　　二、关于招投标 　　第十九章“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第四节“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明确提出，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破除招投标等领域各种壁垒。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税费优惠和信贷支持力度。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 　　三、关于公共资源交易 　　第二十章“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第二节“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明确提出，发展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完善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 　　四、关于政府购买服务 　　第四十六章“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第二节“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明确提出，在育幼、养老等供需矛盾突出的服务领域，支持社会力量扩大普惠性规范性服务供给，保障提供普惠性规范性服务的各类机构平等享受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第三节“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明确提出，将更多公共服务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加大政府购买力度，完善财政、融资和土地等优惠政策。在资格准入、职称评定、土地供给、财政支持、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等方面公平对待民办与公办机构。 　　第四十七章“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第一节“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明确提出，促进平等就业，增加高质量就业，注重发展技能密集型产业，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扩大政府购买基层教育、医疗和专业化社会服务规模。 　　第四十九章“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第二节“优化社会救助和慈善制度”明确提出，以城乡低保对象、特殊困难人员、低收入家庭为重点，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构建综合救助格局。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 　　第五十一章“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第三节“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明确提出，培育规范化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组织、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加强财政补助、购买服务、税收优惠、人才保障等政策支持和事中事后监管。 　　五、关于PPP 　　第十四章“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第二节“拓展投资空间”明确提出，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规范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健康发展，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 　　第四十六章“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第二节“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明确提出，在育幼、养老等供需矛盾突出的服务领域，支持社会力量扩大普惠性规范性服务供给，保障提供普惠性规范性服务的各类机构平等享受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 　　六、关于药品带量采购 　　第四十四章“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第二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明确提出，推进国家组织药品和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使用改革，发展高端医疗设备。完善创新药物、疫苗、医疗器械等快速审评审批机制，加快临床急需和罕见病治疗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促进临床急需境外已上市新药和医疗器械尽快在境内上市。 此外，第二十章“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第三节“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明确提出，坚持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竞争政策框架，构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环节的竞争政策实施机制。统筹做好增量审查与存量清理，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刚性约束，完善公平竞争审查细则，持续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及做法。第四节“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制定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和失信惩戒措施清单，完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推广信用承诺制度。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公开和应用，推广惠民便企信用产品与服务。建立公共信用信息和金融信息的共享整合机制。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加强征信监管，推动信用服务市场健康发展。加强信用信息安全管理，保障信用主体合法权益。建立健全政府失信责任追究制度。   　　来源：“工信政府采购”微信公众号

一、政策法规 财政部、工信部印发 《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1月23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财建〔2021〕2号，以下简称《通知》），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在“十四五”时期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根据《通知》，将通过中央财政资金引导，促进上下联动，将培优中小企业与做强产业相结合，加快培育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聚焦主业、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动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和质量，助力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中央财政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将安排100亿元以上奖补资金，分三批（每批不超过三年）支持1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推进工业“四基”领域或制造强国战略明确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补短板”，与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促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通过工业设计促进提品质和创品牌等。同时，支持国家（或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每省每批次不超过三个），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上市辅导、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知识产权应用、上云用云及工业设计等服务，并对重点“小巨人”企业提供“点对点”服务。 （信息来源：摘自工信部网站）   财政部、工信部解读 《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为回应社会广泛关注，推动《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政策加快落地，财政部、工信部有关部门结合社会关注的问题，对有关政策要点进行解读。 此次解读，明确了《通知》的政策背景及重要意义，同时对实务工作的具体程序进行解释： 一、《通知》明确的支持事项 在“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将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累计安排100亿元以上奖补资金，引导地方完善扶持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分三批（每批不超过三年）重点支持1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即重点“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这些企业更好发挥示范作用。 主要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进以下工作：一是加大创新投入，加快技术成果产业化应用，推进工业“四基”领域或制造强国战略明确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补短板”和“锻长板”；二是与行业龙头协同创新、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支撑产业链补链延链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三是促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并通过工业设计促进提品质和创品牌。另外，支持企业加快上市步伐，加强国际合作等，进一步增强发展潜力和国际竞争力。 此外，还支持每省每批次不超过3个国家（或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上市辅导、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知识产权应用、上云用云及工业设计等服务。其中，对于重点“小巨人”企业，还应提供“点对点”服务。 二、如何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选拔由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小巨人”企业 首先，纳入选拔范围的企业是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此基础上，企业可自愿申请，并由地方作出推荐。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发布《关于公布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的通告》（工信部企业函〔2019〕153号）和《关于公布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的通告》（工信部企业函〔2020〕335号），累计认定两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832家。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继续认定新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本《通知》印发后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同样有资格按程序申请支持。 第二，两部门将制定可量化、可考核的统一标准，在地方推荐企业名单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排名，优中选优，全力打造“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国家队。 第三，对重点“小巨人”企业采取淘汰制。为加强激励约束，通过考核逐年淘汰部分成长速度、目标实现进度相对落后的重点企业。 另外，申请企业名称须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文件所公布的名称一致，不含已在上交所主板、科创板和深交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境外发行股票的。且须符合产业导向、专业化程度、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成长性等方面的条件。 三、中央财政有关奖补资金如何下达 对于每一批重点“小巨人”企业，财政部分别于《实施方案》批复当年、实施期满1年及满2年时，按照预算管理规定、分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建议，按程序滚动安排奖补资金，切块下达省级财政部门。对于2021年启动支持的首批重点“小巨人”企业，将于2021年下达首笔奖补资金，后续奖补资金金额将与绩效考核结果挂钩。第二批、第三批重点“小巨人”企业也按此执行。 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按照《实施方案》（备案版），并结合本地区重点“小巨人”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实际情况，确定资金分配方案（奖补资金90%以上用于直接支持重点“小巨人”企业）。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商财政部门确定资金分配方案时，应统筹考虑全省产业布局，重点“小巨人”企业发展现状与前景，确定每家重点“小巨人”企业的资金分配金额，避免简单分配，并按照直达资金有关要求下达。 四、在中央财政有关奖补资金使用方面有何要求 对于重点“小巨人”企业所获奖补资金，充分发挥企业能动性，不对奖补资金使用方向作限制，由企业围绕“专精特新”发展目标自主安排使用。对于示范平台所获奖补资金，要求必须用于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不得用于平衡本级财政预算，不得用于示范平台自身建设、工作经费等；如检查考核发现存在此类问题的，酌情扣减有关奖补资金。对检查考核发现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 五、如何开展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如何应用 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两部门批复的《实施方案》，组织推进实施并做好分年度实施成效自评估。工业和信息化部商财政部对地方培育工作组织分年度绩效考核，明确绩效考核等次，以及继续支持的重点“小巨人”企业（通过可量化可考核的统一标准择优确定），考核结果与后续奖补资金安排挂钩。对于年度绩效考核中发现问题及不足的，由有关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组织落实整改。 （信息来源：摘自工信部网站）   财政部发布 《关于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问答》 2月20日，财政部国库司围绕《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针对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对于政策扶持范围、可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情形、预留份额、价格评审优惠、采购标的所属行业、中小企业声明函等多方关注的问题进行明确。其中，对扶持范围进行了详细解答： 1.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货物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货物采购包，大中型企业提供的货物全部为小微企业制造，是否可以享受6%-10%的报价扣除？是否还有“双小”（即直接参与采购活动的企业是中小企业，且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的要求？ 答：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以下称《办法》）规定，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的，可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如果一个采购项目或采购包含有多个采购标的的，则每个采购标的均应由中小企业制造。在问题所述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大型企业提供的所有采购标的均为小微企业制造的，可享受价格评审优惠政策。 2.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小微企业制造货物，也有中型企业制造货物的，是否享受《办法》规定的小微企业扶持政策？ 答：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型企业制造，也有小微企业制造的，不享受办法规定的小微企业扶持政策。 3.有些货物采购项目涉及多种货物和多个制造商，投标人从批发商或者经销商处拿货，而非从制造商处直接拿货，难以获知所有制造商的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数据。如果制造商提供给投标人的数据有误或者故意提供虚假的数据，是否认定投标人虚假投标（投标人没有主观故意）？ 答：投标人应当对其出具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真实性负责，投标人出具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在实际操作中，投标人希望获得《办法》规定政策支持的，应从制造商处获得充分、准确的信息。对相关制造商信息了解不充分，或者不能确定相关信息真实、准确的，不建议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 4.对于既有货物又有服务的采购项目，应当如何判断供应商是否属于中小企业？ 答：采购人应当根据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和采购项目的实际情况，确定拟采购项目是货物、工程还是服务项目。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供应商应当满足下列条件：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应当由中小企业制造，不对其中涉及的服务的承接商作出要求；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应当由中小企业承建，不对其中涉及的货物的制造商和服务的承接商作出要求；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的承接商应当为中小企业，不对其中涉及的货物的制造商作出要求。 5.对于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联合体是否享受对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政策？ 答：联合体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联合体各方所提供货物、工程、服务均为中小企业制造、承建、承接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享受对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政策；联合体各方提供货物、工程、服务均为小微企业制造、承建、承接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享受对小微企业的预留份额政策。 6.《办法》第二条中“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负责人是什么意思？控股是否有股权比例的要求?管理关系是什么意思？ 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负责人是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控股是指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以及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管理关系是指与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单位之间存在的其他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与大企业之间存在上述情形的中小企业可依法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但不享受政府采购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 （信息来源：节选自财政部官网）   二、工作动态 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2021年政府采购 进口产品集中论证和统一报批工作 近日，工信部财务司委托部政府采购中心组织实施工信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集中论证和统一报批工作。 此次集中论证范围为工信部2021年拟采购的集中采购目录内及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进口产品（部属高校及科研院所除外）。专家组通过对每类产品的技术特性、使用单位现实需求、国内外同类产品关键技术指标差异等方面的逐项审核、确认，提出专业论证意见。最终结果已正式函报财政部。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的集中论证和统一报批是由政府采购各主管预算单位负责组织实施的一项年度性工作，是规范进口产品政府采购行为、简化流程、提高采购效率的重要举措。 （信息来源：部政采中心）       三、综合信息 国采中心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集采工作 近日，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国采中心”） 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委托，完成2021年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集中采购工作，全部疫苗均足量成交。 此次疫苗采购涉及I型III型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糖丸等14个品种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共计2.42亿支，预算总金额达36.3亿元。为确保疫苗供应安全，保持疫苗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采用谈判及单一来源的采购方式。 为确保项目采购的顺利开展，国采中心组织了对项目需求的论证；根据疫情防控“在线开标、远程评标”的要求，对疫苗采购单一来源和谈判专项范本进行了修订；将11个采用谈判方式的项目采购需求在中央政府采购网公开征求意见，吸收合理建议；根据各品种疫苗评分标准特点，确定集中评审的办法，优化专家抽取方式。在整个采购过程中，严格执行采购过程管理要求，建立了专门的疫苗采购项目进展情况记录，实现重要信息全程留痕。 （信息来源：摘自中国政府采购报）   中央直属机关采购中心发布办公家具定点采购指南 近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采购中心（以下简称“中直采购中心”）印发《关于中直机关2021-2022年度办公家具定点采购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今明两年办公家具定点采购工作进行了明确。 《通知》指出，中直机关各京内行政、事业单位及其所属单位（以下简称“采购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和与之配套的单位自筹资金，单项或批量采购20万元至100万元之间的办公家具，均应按《通知》规定进行定点采购。单项或批量采购办公家具金额在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应按有关规定委托中直采购中心另行组织采购。采购单位在一个自然年内累计定点采购金额不得超过100万元，超出100万元的部分，应委托中直采购中心另行组织采购。《通知》还对前期比价、合同签订、验收结算等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通知》要求，采购单位在采购过程中，应严格执行《关于印发〈中央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的通知》，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和《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办公家具的政府采购工作。中直采购中心将按照要求，每月组织办公家具定点采购项目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 （信息来源：摘自中国政府采购新闻网）         四、数据统计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2月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6%，低于上月0.7个百分点，连续12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有所回落。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2.2%，比上月微升0.1个百分点；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49.6%和48.3%，比上月回落1.8和1.1个百分点，均低于临界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51.9%，比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生产扩张步伐有所放慢。 新订单指数为51.5%，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增速放缓。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7%，比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继续降低。 从业人员指数为48.1%，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较上月下降。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47.9%，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有所延长。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五、专题研究 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发展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九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但从近年政策落地发展来看，我国政府采购对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企业的扶持力度仍有待加强，相关配套措施有待完善。政府采购的经济社会效益仍未能普惠到广大少数民族企业。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采购政策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值得深入思考。 本文通过研究相关政策以及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区政府采购数据，分析得出我国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的现状，并结合国外经验，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一、我国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发展现状 探究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企业之前，首先应当确定何谓少数民族企业。本文结合公司法、政府采购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相关规定，采取综合定义方式，认为满足以下任意一项标准即可被认定为少数民族企业。第一，企业登记注册地在各级民族自治地区的，并有连续3年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第二，企业法人为少数民族群体的；第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数量中少数民族群体占比达到51%及以上的。或有限责任公司认缴的股份中来自少数民族群体的比例达到51%及以上的；第四，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中少数民族群体占比达到51%及以上的，或初始股本来自少数民族群体的比例达到51%及以上的；第五，民族自治地区企业雇佣员工少数民族群体占比达到51%及以上的；非民族自治地区雇佣的员工中少数民族群体占比达到10%（不含）以上的。 以少数民族企业的认定为基础，下文立足五个方面分析我国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企业的现状。 第一，立足现行法律体系对少数民族企业的支持角度。我国法律法规指出了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和企业发展的必要性。政府采购法第九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包括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十条和第六十三条均涉及国家政府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从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少数民族地区扶持的法律规定。由此可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已提高到国家法律的层面。 第二，立足少数民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中标情况。根据少数民族企业的界定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企业基本属于中小企业的范畴。在2020年《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出台前，各地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满足机构自身运转和提供公共服务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各级预算单位预留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关于这一规定，在不同地区落地实施时存在很大差异。 以某少数民族自治区为例，该地区2018年上半年政府招标采购金额为4.19亿元，根据《暂行办法》，其中小微企业所占金额应约为7500万元，然而实际上小微企业占比金额只达到4980万元，占上半年政府招标采购总额的12%（《暂行办法》规定可达18%）。由上述数据可见，中小微企业群体在政府采购中中标的金额和数量占比总体不足，并未达到政策要求扶助的标准。据此，类比推测得出，少数民族企业在政府采购的中标金额和数量占比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存在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政府现有的支持政策落地中执行力不足；二是少数民族企业由于规模技术资金的限制，生产成本相比大企业较高，规模效益不突出，没有特色优质品牌，竞争中主要依靠价格优势和政府政策支持，竞争能力较弱，政府把“大蛋糕”切给这些企业，企业也可能“吃不消”。 第三，立足少数民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中标优势。参考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2018上半年中标小微企业类型分布图（见图1、2、3），可以看出中标企业大多集中分布在专业服务，信息产品，办公、文教（卫）三大方面。由此推测，少数民族企业的中标企业的中标产品大概率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发现，政府采购中，少数民族企业竞争范围比较狭窄，类型比较单一。 第四，立足少数民族企业政府采购的中标方式。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本文通过梳理发现，2018年该地区少数民族企业中标项目共296项，其中67.1%的中标项目是通过单一来源方式中标。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可以推测，在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对于少数民族企业有政策倾斜。但更需要关注的是，单一来源的中标方式占比非常大，说明少数民族企业过于依赖政府扶持，暴露出其自身竞争能力较弱、无法在竞标中与同类型企业形成比较优势的现实。少数民族企业如果仅仅依靠政策扶持是无法持续发展的，少数民族企业应扩宽中标渠道，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以政策扶持协同自身发展战略，壮大规模，寻求更宽广的发展之路。 第五，立足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采购运行规范性。政府采购法正式实施以来，我国政府采购便迈入了法制化、规范化发展的快车道，改革成效显著，尤其是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取得了实质性飞跃。然而，少数民族地区限于经济水平、人员素质，发展相对缓慢，仍存在一些不规范问题亟待解决。第一，机构设置不够规范。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 ”。第六十条“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不得设置集中采购机构，不得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根据法律规定，采购代理机构与行政机关不得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 然而从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情况来看，政府采购中心多隶属于当地财政局，受上级领导，不具有足够的独立性。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不利于政府采购制度的有效执行。第二，预算管理不够规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较为落后，财政压力大。在年初编制预算时很难给各有关单位安排预算资金，导致很多部门在预算期初并没有相应的采购计划和采购资金安排。采购资金大多临时追加，较为零散混乱，无法形成有效规模，难以发挥政府采购批量集中采购的优势，导致了资金的低效使用。 二、域外可借鉴的经验 放眼全球，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对如何发挥政府采购政策扶持少数民族发展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与实践。本文选取部分范例进行介绍，以期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通过“预留计划”扶持少数民族企业。1953年，美国开始实施“预留计划”（“set- aside” programs），联邦政府将全年政府采购合同的5%，预留给在经济和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主要指少数族裔）的群体所拥有的小型企业。除联邦政府层面，美国各州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扶持少数民族企业。例如，为了鼓励少数族裔参与政府采购，佛罗里达州在负责政府采购工作的管理服务部(th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ervices)之下设立了供应多样化办公室（Office of Supplier Diversity），协助少数族裔企业参与政府采购。《佛罗里达州法规汇编2010年版》（The 2010 Florida Statutes）中有关“动产和服务的政府采购”部分的规定（第287.09451条）明确了多样化办公室的15项权力、职责和功能，以更好实现对少数族裔企业的扶持。主要包括推进信息对称，降低少数族裔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在采购金额份额上给予少数族裔企业优惠；建立事后反馈机制等。除佛罗里达州之外，美国其他州也有对少数族裔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优惠政策。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法规定》第10471条规定，由任何州机构、部门、官员或政府实体授权的涉及到工程、专业服务、材料、供给、设备、改建、修缮或改进的合同应由全州范围内的不少于15%的少数族裔企业和不少于5%的妇女企业参与竞标。纽约市规定，全年的政府采购中应把一定比例的采购合同授予少数族裔和妇女企业的规定。 欧盟对境内的少数族裔企业特别设计了扶持政策。为规范政府采购，欧盟参考各成员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发布欧盟公共采购指令。公共采购指令专门将公共采购所发挥的环境保护、促进少数族裔企业、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功能统一为社会责任的公共采购（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 Procurement，SRPP）。公共采购指令主要包括《公共合同指令》（Public Contracts Directive 2014/24/EU），《公用事业指令》（Utility Contracts Directive 2014/25/EU），《特许权指令》（Concessions Directive 2014/23/EU）等。其中的公共合同指令通过预留份额的方式对欧盟境内的弱势企业，如少数族裔企业进行扶持。 WTO《政府采购协议》允许对少数民族、落后地区提供优惠。加拿大在其加入GPA的出价清单中就明确指出，对有关扶持少数民族的预留项目和优惠性政策不作承诺。 三、为政府采购支持少数民族企业建言献策 我国尽管出台了多项措施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但从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企业的现状来看，政策的推进与落实尚待进一步完善。笔者结合我国某些地方政府采购扶持少数民族企业的现有做法以及国外的实践经验，提出以下五点建议，供有关部门和读者参考。 第一，设立专项扶持政策，加强监督考核。少数民族地区要想谋发展，就要有本民族本地区的企业品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政府可以在政府采购中根据本地的采购情况，结合对中小微企业的优惠扶持政策，专门预留出面向少数民族企业的采购份额，支持民族企业发展。采购份额可根据少数民族企业的数量规模，产品服务质量水平，市场行情来确定。并且当地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府采购的监督，设立专门面向少数民族企业采购的考核机制，保证优惠政策实际落地，没有缩水。 第二，提高预付资金比例，减轻运转负担。通过查询内蒙古、广西、新疆等地政府招标文件发现，政府采购的付款方式大多是验收工程或服务后一次性付全款，或付大部分款项之后根据产品服务或工程的运行情况交付尾款。然而少数民族企业资金流动性较差，资金总量不足，在承接政府采购的订单之后，常常面临前期生产运营资金筹集困难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可以采取提前预付资金的方式来扶助少数民族企业，针对信用状况良好的少数民族企业可以提前预付合同金额的40%—60%，降低少数民族企业筹资的难度，同时可以缩短供货的时间，节省双方的精力，提高采购效率。 第三，落实合同贷款政策，降低专项利率。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部门在帮助中小企业通过“政府采购合同贷”解决企业“融资难”的基础之上，应当进一步帮助少数民族企业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在核实少数民族企业资质认定下，建立有效调动基层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制定独立的信贷计划，优化统计核算机制，完善绩效考核方案，推行内部资金转移价格优惠措施，安排专项激励费用，细化尽职免责办法，激发基层员工做好少数民族企业融资服务的积极性。 第四，少数民族企业联合体优待。联合体投标是指两个以上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投标。在少数民族企业的中标案例中，联合体中标在少数民族小微企业中标案例中不多，但十分新颖。通过整理广西壮族自治区2018年上半年中标信息，发现6个月通过联合体中标的项目仅3个，与总数441个项目相比占比很小。中标项目分别是广西诺邦电梯空调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中两个采购项目；广西宏建电梯空调有限公司与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中一个采购项目。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是国内较大规模的电梯制造销售企业，它与广西诺邦电梯空调工程有限公司、广西宏建空调有限公司两家少数民族企业合作，可以解决其规模小及资金不足等问题。基于此，建议政府给予少数民企业联合体优待政策，即若大规模企业与少数民族小微企业形成联合体参与投标且中标，提升预付资金比例，鼓励企业以联合体的方式参与政府采购。政府还可以为少数民族企业配备“兄弟企业”，与有意愿的大企业进行沟通，大手拉小手，带动整个少数民族企业的发展。 第五，设立专业服务中介机构。少数民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经验不足，对政府优惠政策和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不熟悉，影响少数民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参与度。据此，可在少数民族企业聚集的地区，在各级政府采购中心设立面向少数民族企业的政府采购服务办公室，聘请专业人士就职（专业人士包括但不限于于政府采购中心任职的已退休或在职的官员、政府采购相关研究专家和大企业曾参与组织政府采购的主管人员），为少数民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提供政策解读、法律法规咨询等服务，同时鼓励办设面向少数民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服务中心，引入市场力量运行，服务中心可以开办面向少数民族企业职工的政府采购相关业务培训，提高企业员工的组织参与政府采购业务的水平，提升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竞争力，降低因操作失误而造成的损失；也可以协助企业参与政府采购。 （本文作者姜爱华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禚德铭 常延婕 程心雨 马小龙 周亦晗 潘思齐 刘凌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转载自《中国政府采购报》）   六、国际动向 法德领导人支持欧盟新冠疫苗采购策略 新华社2月5日报道，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2月5日举行视频会晤，会上表示支持欧盟在新冠疫苗采购方面的策略，同时呼吁欧盟在疫苗生产和供应上加强团结协作。 法国总统在会晤后表示，近几周欧洲加快推进新冠疫苗生产和供应，一些此前不生产相关疫苗的企业也被要求转产新冠疫苗，以增加额外产量。他强调，法国支持欧盟选择的疫苗采购策略。法国和德国如果在疫苗采购和生产上进行竞争，将会陷入失序状态，在经济和公共卫生方面也将适得其反。 据了解，欧盟当前的疫苗生产能力低于预期，成员国所获剂量过少，获取速度过慢。欧盟发言人表示，欧盟将采取措施，以便在今后面对紧急情况时更快做出响应。 （信息来源：摘自新华网网站）     七、采购问答 【编者按】部系统单位如在政府采购实务中遇到疑难问题，可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邮件至本刊编辑部（邮箱：zbzxzhc@miitcntc.org.cn，来信请注明单位名称），本刊将邀请政府采购领域专家在本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本期答疑专家：《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  张松伟   采购人什么情形下可以选择单一来源采购 问：我们单位采购一批货物，两次招标，前来报名的供应商都只有两家，我们可以采用单一单源采购吗?采购人什么情形下可以选择单一来源采购？ 答：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很常见，也非常困扰采购人。但这不属于采购人可以选择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法定情形，财政部门也通常不会因为这个理由批准采购人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两次招标，前来报名的供应商都只有两家，采购人应分析招标文件是否有不合理的资格条件和评审因素，对项目的招标方案根据市场供应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 单一来源作为一种采购方式，因其缺乏竞争性，十分不利于采购人在采购活动中获得合适的价格。因此，政府采购制度设计当中对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使用采取了严格限制的原则。即使在当前大力推行放管服的背景下，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使用仍然是严格限制，没有任何放松的信号。 作为采购人，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局限性，遵循“能不单一就不单一”“单一是无奈之选”的基本使用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单一来源就绝对不能使用，只要符合法定情形，采购人也是可以选择单一单源或者通过变更采购方式使用单一来源的。 单一来源的法定情形，《政府采购法》第31条、第49条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27条做了相应规定，总共有五种情形：一是因货物或服务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导致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二是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三是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的；四是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供应商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五是公共服务项目具有特殊要求，导致只能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采购。   投标保证金的提交截止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 问：投标保证金的提交截止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可以在招标文件里要求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截止时间在开标的前一天吗？ 答：投标保证金的证明文件，包括投标保函、现金提交的转账证明、支票、本票、汇票等，是投标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因此，投标保证金的提交截止时间和投标文件的提交截止时间应为同一时间，作为采购人或代理机构不得在招标文件里要求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截止时间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注：本文分析同样适用于采用招标方式和非招标方式的政府采购项目） 将投标保证金的提交截止时间提前，招标投标项目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第24条，政府采购项目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35条。这两个法条都规定了招标采购方式的等标期为20天，如果将投标保证金的提交截止时间提前，作为投标文件组成部分的投标保证金的证明文件，其等标期就不足20天了。客观上，对供应商也不公平，减少了供应商对是否参加投标分析决策的法定时间（等标期20天）。 对于政府采购项目采用非招标方式采购的，如果要求供应商交纳保证金，保证金提交的截止时间也不能早于相关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提交响应文件的法定截止时间。  

大岳咨询 金永祥 宋雅琴   2014年8月，大岳咨询公众号发表的《从中国PPP发展历程看未来》一文指出，PPP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中国以来，经历了探索阶段、试点阶段、推广阶段、反复阶段和普及阶段共五个阶段。在2013年至2020年的普及阶段，PPP既经历了大规模推广带来的高速发展，也经受了严格监管带来的低迷萎缩。随着监管环境的逐步稳定和各方信心的日益恢复，PPP走出低谷进入平稳运行的迹象明显。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这一年，PPP将迈入第六阶段——成熟阶段。 普及阶段（第五阶段）回顾：PPP淬火成钢 2013年下半年，随着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大力推广PPP模式，PPP一度成为政府基础设施融资的唯一合规工具，这极大地推动了PPP在中国进入普及阶段。PPP应用的行业领域越来越广泛，从过去以市政公用和交通行业为主，扩展到包含政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十九个主要领域。同时，适用PPP模式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到2017年四季度，PPP项目库在库项目数量曾一度达到1.4万个，投资额高达18.2万亿。央企和地方国企继民营企业和外资之后成为社会资本的主体，推动PPP从一种融资模式上升为国家经济政策。 2014年到2017年是PPP的高光期，作为基建领域和投融资领域的行业热点，媒体对PPP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行业内的研讨沙龙接连不断，同时PPP还吸引了其他行业大规模的人员转行过来。高速扩张带来了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等问题，引起了监管层和有关各方的关注并强化了对PPP的规范和完善。2017年年底以来，财政部、发改委、国资委、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围绕PPP建立了全方位的监管体系，PPP的应用范围、操作流程和文件范本也逐渐稳定了下来。严厉的监管让浮躁的市场冷静了下来，浑水摸鱼、借PPP之名违规上项目的漏洞被堵住，大浪淘沙将不坚定的参与方洗出，让不专业的主体受到了教训，渐渐地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逐步回归理性。这个过程，有损失，有代价，但这是PPP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与此同时，对于PPP本质的认识也日渐深化。各方尤其是监管部门逐渐意识到，对PPP不能苛责求全，要用发展的、改革的眼光来看待PPP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判断PPP的得失要与其他政府投融资工具进行比较，只要PPP的运作效果优于其他政府投融资工具，那么PPP就应该成为主要的政府投融资工具和治理工具。 综上，我们总结PPP在普及阶段有以下特征：（1）不同部门对成为PPP的主管部门热情很高，相关政策层出不穷，从前期大力推广到后期加强监管；（2）PPP成为行业热点，吸引了大量资源；（3）PPP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4）PPP项目规模越来越大；（5）PPP的本质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各方愿意沉下心来深度反思PPP，PPP逐渐走向规范和完善；（6）各方对PPP的态度逐渐回归理性，PPP作为经济政策受到认可；（7）各方认识到，对PPP既要监管又不能苛责，这是PPP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二、 成熟阶段（第六阶段）的特征：PPP行稳致远 普及阶段中后期的深度政策调整促进了PPP的沉淀升华，随着各方对PPP的边界、合规性、治理优势的认知逐步达成共识，我们认为，PPP从2021年将进入第六个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并开始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成熟阶段的PPP将具备如下七大特征： 一是PPP的政策不再剧烈波动。中央政府不会再大规模、运动式的推进PPP，相关部门将会把主要精力从争做行业主管部门转向对PPP项目的日常管理。PPP宏观导向方面的政策会趋向稳定，具体管理层面的政策将随项目实际执行情况的需求而进行细节的调整。PPP法有望出台，将政策层面的经验提升到法律层面上，进一步稳定各方预期，整个行业趋于平静。 二是PPP成为政府基建投融资的常态化工具之一。围绕PPP的一系列争论基本尘埃落地，PPP的应用范围、项目边界、是否认定为隐性债务等问题解决之后，PPP将成为地方政府基建投融资工具包中的一个稳定可靠的工具，地方政府新启动基建项目都会把PPP作为一个基本选项纳入决策范围。同时，常态化环境下，地方政府不再出于完成政治任务的目的来被动推进PPP项目，PPP项目将反映地方政府的真实需求。 三是市场的自主进化将主导PPP的走向。随着监管政策对PPP市场的扰动趋少，各方主体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项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决策上，以理性决策人的身份决定项目的走向。未来，PPP究竟适合用在哪些行业领域、到底能支撑多大的投资规模、政企双方以何种权利义务形式展开合作，将不再是行政主导的结果，而是商业谈判的结果。整体而言，PPP的行政色彩会淡化，市场色彩将更加浓重。 四是PPP的边界将逐渐模糊，成为一种广义的市场化运作模式。由于狭义PPP有着严格的范式和边界，市场上逐渐出现一些类PPP模式，包括特许经营、ABO、封闭运行的片区开发等，其底层逻辑与PPP是一致的，都是用合同的方式设立政企之间的合作关系。PPP概念的重要性将逐渐淡化，项目各方将更重视项目的条件和运作模式的本质。 五是PPP作为一种政策要素，将为政府投融资体制的其他创新模式提供支撑。PPP与专项债的融合已经破冰，未来还有进一步优势互补的可能性。随着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探索步伐加快，PPP还能够成为ABS、类REITs和REITs的基础，为资产证券化项目源源不断的提供优质底层资产。可以预期，基于PPP的政策创新会不断出现。 六是PPP将成为一种治理理念。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接受PPP的培训、接受PPP的方法论，并在潜移默化中运用PPP思维来统筹各种资源，PPP将影响政府运作的方方面面。政府将放弃运动员的身份，重归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监管者角色，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项目决策、投资人选择、合同管理、绩效考核、项目监管之上。PPP带来的这种治理理念，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政企不分、一事一议、事后讨价还价等固有弊端，提升政府科学决策的水平。 七是PPP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抓手。PPP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以社会资本身份参与PPP的众多国有企业将借此机会向专业化的投资运营公司转型，金融机构将逐渐转向以项目融资为主的风险控制体制，咨询公司中只有经验丰富且具备较强专业实力的才能生存下来为地方政府服务。PPP将大幅提升我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三、 结语 历经“青春期”的起起伏伏，成熟期的PPP将变得更为稳重，不再张扬。作为一种市场化的政府投融资工具，随着前期行政推动色彩的淡化，PPP的发展将回到市场逻辑。 “十四五”规划就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重要部署，并提出“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与此同时，盘活政府存量资产、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预计，“十四五”期间PPP将会在以下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一是采用PPP方式盘活政府存量资产；二是PPP与专项债结合，整合资源、优势互补，落实政府投资稳增长的任务；三是PPP与REITs结合，推动政府基础设施向标准化的股权投资产品转化。我们期待，PPP能更好的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拓展基础设施投融资路径，引导民间投资投向基础设施，在提升发展质量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政府投融资的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作出持久的贡献。   来源：大岳咨询公众号  

  王盈盈1    甘甜2    郭栋3   王守清1,4 1. 清华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     2.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4.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PPP项目股权结构的优化研究”（7177209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各地HDI指数的编制和研究”（16ZDA009）   [摘要]当前中国PPP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理论研究却落后于实践，症结之一在于PPP项目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研究视角的割裂，前者过于微观且侧重市场逻辑，后者过于宏观又倚重科层分析。未来PPP研究应着力于科层和市场相结合的整合路径，揭开微观项目与宏观结构的互动逻辑，从而推动中国PPP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实现PPP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管理；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154(2020)00-0000-00   一、引言 自2014年以来，中国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我国称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发展井喷。根据国家财政部PPP中心的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累计签约PPP项目数量6546个、金额10.3万亿元。PPP模式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这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我国公共投资结构，也将对地方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由此，PPP理论研究亦日益活跃，现已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然而，PPP理论研究却落后于实践发展，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PPP政策指向模糊和认识不统一等困境。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核心症结在于：当前PPP项目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研究视角存在严重割裂。一方面，两者的分析对象和前提假设不同，前者着眼于项目的最佳实践和科学管理，后者致力于揭示政府行为逻辑并实现公共价值。 为更好地厘清PPP理论研究的整体脉络与研究现状，同时增进学界对中国PPP实践的理解，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中文文献为基准，检索和梳理PPP相关文献，对中国PPP理论研究展开系统性综述，剖析两大视角割裂现状及成因，并提出整合路径的研究展望，希冀为未来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二、基于两大视角的PPP研究现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PPP，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1-2]。自2014年以来的改革正式推动PPP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重要机制，也促使中国PPP研究从过往的微观项目管理视角向着公共管理等更加多元的研究视角发展。 界定PPP概念通常采用情境类型法，这源于PPP实践属性强且各国情境千差万别[2]。这也是项目管理视角的PPP研究先于其他领域的主要原因[3]。中国关于PPP的官方定义来自国办发[2015]42号文，有其独有的特征：一是该定义明确政府为PPP项目责任主体，并限定其行为合规路径，相比西方的“公共部门”内涵更为狭窄；二是该定义采用“社会资本”来界定合作伙伴，相比西方的“私营部门”内涵更为宽泛，它不仅包含私营组织，还可以是国有属性的组织，如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基金等。还需要说明的是，该定义实际上对伙伴设置了准入条件，要求伙伴至少“具备投资、运营管理能力”。除了营利性企业，国际上也有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做PPP伙伴，而我国目前的PPP实践中还鲜见其他组织，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来自我国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社会组织由国家民政部等部门主管，而2014年以来的PPP主要与国家财政部和发展发改委的职能相关。 （一）PPP项目管理研究现状 PPP项目管理研究缘起于工程建设管理，发端于公共设施的工程建设投融资。学者们历来热衷于做PPP项目管理的文献综述或荟萃分析[4-8]。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并含SU=‘项目’并含‘项目管理’”作为检索式，且勾选“工程科技Ⅰ辑”“工程科技Ⅱ辑”和“经济与管理科学”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2276篇文献，主要包含四类主题。 1.关键成功因素（Critical Success Factors，CSFs）研究PPP项目成功实践的影响因素。这是PPP项目管理领域最早也最丰富的研究，自1996年Tiong[9]提出CSFs研究框架以来，学者们基于中国PPP实践挖掘了大量CSFs要素[10-11]，后来又对要素分阶段、分专业、分行业的类型化研究[12]。学者们在研究CSFs时，普遍做出一个“成功”或“失败”的二元判断，然而，迄今并无PPP项目“成功”与否的统一标准，自然也谈不上CSFs清单的“标准答案”。而且，已有研究普遍是静态时点的研究结论，这源于PPP项目的跨度实在太长（通常长达30年），鲜少有学者能跟踪一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此外，受限于PPP项目案例资料的可获得性，学者们通常只能得到“成功”案例，却无法得到“失败”素材，这也暗示着当前CSFs研究结论的有偏（biasedresults）。总之，CSFs研究所挖掘的要素虽然非常多，但迄今仍无法厘清各类要素之间的相协同、相抵触或相匹配的关系，仍停留在实践层面的经验性归纳。这一主题构成后续研究主题的经验性基础。 2.风险分担（Risk Allocations）研究侧重预防项目失败的风险要素识别、评估与分配。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CSFs的实现通常充满不确定性，因此CSFs和风险要素研究实则一体两面。Wang等是中国这一主题的开创人[13]且提出了“外星人眼”风险管理模型[14]，柯永建则紧随其后并提出了风险分担机制[15-16]。我国其他学者基于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学者们延循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17-18]。不过，当前项目管理领域的风险研究主要基于问卷调研等主观资料为素材，这导致研究结论依赖于“参与主体”，而且项目风险因素也高度依赖于“所处情境”。这一主题有待结合这两方面，以提炼更具一般性的因果机制。 3.绩效评价（Performance Measurement）研究项目产出结果的衡量与评价。这是一项偏技术的研究主题，主要包含产出标准、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方法是VfM（Value forMoney，物有所值）评价[19]。Yuan等人[20]建构了中国PPP关键绩效指标与框架，曹启龙等人[21]针对PPP寻租行为提出绩效监督模型。我国于2015年正式将VfM评价纳入PPP实施流程[2]，不过VfM评价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仍存在模糊之处并因此造成争议，未来有望基于大数据手段进一步完善。 4.控制权配置（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研究政府和市场协作之间的最优配置。这是近年的新主题，以伍迪[22]和王守清等人[23]的文献为代表。这一视角早期的研究以实物期权的配置为主，大量借鉴金融工程等理论形成了价格机制[24]、补偿机制[25]等技术性结论。自2015年伍迪[22]应用于PPP后，展现出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趋势。然而，他虽然初步借鉴了周雪光的“控制权”理论，做了视角融合的有益尝试，但解释仍旧有限。不过，学科融合的初步尝试为今后的视角整合打下了基础。 （二）PPP公共管理研究现状 PPP公共管理的研究侧重于组织管理与政策过程，致力于提升PPP的治理效能。Hodge和Greve[26]的PPP文献综述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作品。Wang等人[27]基于Web of Science系统检索得到186篇PPP公共管理文献，提炼了与PPP公共管理研究相关的三大知识背景，即经济学、公共管理和政策、组织理论。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作为检索式，且勾选“社会科学Ⅰ辑”和“社会科学Ⅱ辑”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455篇文献，主要包含六类主题。 1.采纳动机（Adoptionmotivation）探讨地区发展水平对PPP采纳结果的影响。通常，发达程度越高，提高效率的采纳动机越大，而拓宽资金渠道的动机则变小[28]。何平均等人[29]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揭示了农业基础设施PPP的主体动机，将采纳动机研究引入到了特定领域。任小强[30]基于水利工程PPP采纳动机的分析，指出融资和提效两大动机的互动作用。谈婕等人[31]则从落地速度的快慢来解释采纳动机的作用，拓展了动态过程机制。Tan和Zhao[32]则提出采纳率概念，来解释地方政府的PPP采纳行为。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新近研究已呈现项目层面的采纳动机理论解释，显示出初步的从项目到公共管理转向趋势。 2.执行绩效（ImplementationPerformance）有别于项目绩效研究。这一视角下的执行绩效侧重于过程，而项目绩效侧重于产出。张万宽等人[33]最早建构了国家层面的关键影响因素框架。陈婉玲[34]强调PPP的过程绩效监管工作应关注政府责任，建议采用立法、契约制度化及独立监管等手段来实现。近年学者们针对PPP公共价值问题做了大量反思和倡导，包括公共价值失灵[35, 36]、价值冲突与协调[37]、可持续发展导向下的PPP新内涵[38]等。 3.财政责任（Fiscal responsibility）研究致力于考察PPP对公共财政风险的影响。这一主题也是国内学者近年密切关注的主题之一。Tan和Zhao[39]在公共管理顶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上讲述了中国PPP复兴仍是财政短缺和政府债务高企的公共财政故事，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PPP财政承受的高度关注兴趣。关于PPP带来的财政风险，学者们观点不一。温来成等[40]认为我国近年大规模的PPP实践容易产生财政风险，缪小林等[41]着重探讨了PPP如何才能起到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机制，指出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配是关键。张牧扬等[42]实测了我国地方政府实施PPP的财政支出压力，指出多数城市在管理得当的前提下仍有财政空间。此外，税收研究[43, 44]和审计研究[45, 46]日渐成为PPP财政研究的重要议题管理的重要议题。针对我国当前PPP项目以政府付费/补贴模式为主的现状，这一主题有望得到持续探讨和发展。 4.制度/政策研究（Institutional/policyresearch）研究正快速积累成果。理由在于近年PPP大规模实施暴露出的问题均涉及制度根源或政策导向。理想的PPP发展环境应包含公平竞争、规范程序、完善的问责制度和广泛的公众参与等[47, 48]，而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制度建设滞后、市场意识薄弱等困境[49]，加大了PPP失败风险。随着2014年后中国PPP政策的密集发布和积极执行，PPP政策研究成果随之丰富起来，包括规制体系[50]、政策扩散[51]、政策学习[52]、政府执行角色[53]，相配套的PPP制度建设研究也日渐丰富[54, 55]。Wang等人先后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中基于中国PPP素材做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情境的制度特征，如合同制定过程[56]、腐败程度[57]等。 5.比较研究（Comparativestudy）主要从研究方法上的一项分类，侧重于国际比较。谈婕和赵志荣[58]以类型学研究划分了PPP的传统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指出中国属于上述模式的复合。王天义等人[59]探讨了PPP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6.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侧重学理层面的PPP理想探讨。我国学者提出了较多PPP发展的“大问题”[60-62]，回应了我国市场化改革伊始阶段时，学者们提出的问题[63]。 三、PPP研究视角割裂阐释 本文基于两大视角的研究现状梳理，发现当前中国PPP理论研究的特征：项目管理成果多、主题趋向收敛，公共管理成果少、主题快速拓展且日渐丰富。具体而言，PPP项目管理领域中，我国学者近年试图超越“项目失败”现象与单一实践路径的研究局限，探讨复杂情境下多对象、多层次的PPP项目管理问题，或尝试发现项目实践的多重影响因素，也取得了可喜进展。然而，这一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仍非常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的工程建设管理学科背景限制。研究者们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及发展历史了解的有限，导致了PPP项目管理解释框架停留在项目个性层面，却没有提升到结构共性层次，例如，周志忍[64]很早就指出，我国向西方学习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有一定偏向，更多地参照了Savas[65]等积极学派的观点，却较多忽略冷静学派的分析。 PPP在我国的应用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密不可分。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收入的分配权力更加集中于中央，自上而下的巨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现象逐渐凸显[66]，PPP模式得益于这一制度改革下的“专项转移支付”政策，PPP项目成为“专项化”“项目化”的核心手段之一。此外，由于我国PPP实践起源于引进国际投资者的跨国投资项目，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肇始于提高效率的实践动机，加之这一视角更能从实践成效中获得及时反馈，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首先成为我国PPP理论的主要流派，致力于提高效率的“最佳实践”研究，为我国PPP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时至今日，当PPP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一项主要机制时，PPP理论研究的价值判断有必要转向，应从项目管理研究过渡到公共管理研究为主。 PPP公共管理领域的国际前沿历来活跃，见诸大量管理学顶级期刊[67-69]及公共管理顶级期刊[70, 71]。然而，国内PPP公共管理研究仍以理论探讨为主，多数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政策建议。究其原因，在于PPP项目的复杂实践属性没有被充分揭示，源自研究者对于项目经验的了解有限，以至于无法结合理论成果提出指导实践的操作路径。换言之，PPP与购买服务、合同外包等其他市场化机制的异质性仍未被充分揭示，这也导致PPP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黑箱”仍无法打开。事实上，诸如交易结构、伙伴类型、实施程序等PPP项目操作的差异巨大，虽然与当前制度不完善导致操作无法标准化有关系，但PPP本身的复杂和模糊属性仍然是学界无法绕开的研究进路障碍，也造成了当前各个部门对PPP认识不统一、理解不一致等现状[1]4。还比如，我国当前大量PPP项目依赖于政府付费或补贴，而国际上仍有大量的PPP项目以使用者付费作为主要收益来源，若将这两类PPP项目按同质性处理，则研究结果必然会有重大偏差。总言之，PPP理论研究趋势必然朝着公共管理领域体系化，而实现这一研究目标的核心路径是揭开项目异质性。 四、两大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 学者们倡导用复合逻辑解释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创新机制[72-74]。PPP理论研究也可以参照这一逻辑，基于当前两大研究视角的体系，进行项目管理与公共管理的视角整合与相互渗透。以往项目管理视角主要将PPP看作市场行为，而公共管理视角仍坚守科层逻辑，那么未来整合视角的PPP研究转向，应将科层组织和市场组织视作同等重要来解释PPP行为。PPP已有研究与转向的关系如表1所示。下文将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阐释具体操作。            （一）研究对象 1.多中心治理。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成果实质上均属于多中心治理的手段性（Means）研究。以往研究多侧重技术治理，未来研究应更多强调PPP的公共价值创造这一目的性（Ends）研究。而且，我国以往大量研究关注企业组织的PPP，鲜有涉及社会组织的PPP，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遗憾，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非营利性组织的PPP。由此，PPP作为一项多中心治理手段，也将自然地从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向社区服务、基层农村等领域延伸和应用。 2.政府行为。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揭示了大量与政府行为相关的要素，但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互动作用却研究不足。未来研究应结合我国业已形成的政府行为及创新理论体系，从结构/制度路径的央地关系和行动/过程路径的府际关系来拓展PPP的理论研究。此外，正式合同制度下的PPP项目中，实则存在大量非正式制度路径的协调行为，如信任（Trust）、关系协调（Relationship coordination）、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等，从中揭示更多通往PPP项目可持续发展并成功实践的中介机制。 3.公共政策。基于近年发布的上千项PPP相关政策，未来研究有望从公共政策视角解释PPP行为逻辑。例如，PPP操作流程等政策前后接力、相互冲突、高度模糊等现象，暗示着政策过程的利益诉求、网络联盟及共识形成逻辑。以PPP政策作为切口，构成揭开基层政府执行逻辑的新线索，从中寻找PPP等“好政策”执行的动态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PPP政策及制度建设。 （二）研究路径 1.延展路径——“走出去”。立足公共管理理论，未来研究可在PPP项目层面纳入“情境”“权力”和“资源”等社会科学经典概念，产生更具实践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参照“结构-行为”分析范式，将过往PPP项目管理层面揭示的众多异质性要素，提炼成一个共通的宏观环境要素，从而提高PPP研究的理论效度。 2.吸纳路径——“引进来”。在公共管理与政策这一分析单位层面，未来研究可将项目层面已有的CSFs框架、风险分配机制、绩效评价体系和控制权配置等要素吸纳进来，提高对地方政府PPP行为逻辑的解释力，由此提高PPP配套制度和政策设计的适用性。地方政府在国家治理和制度形塑中扮演“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是理解我国行政改革历程及社会转型的重要“切口”，因此，朝着这一研究路径探索，将形成更为一般性的组织管理理论，如协作、网络、数字治理等，从而提高PPP理论与其他治理手段的可比性。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基于文献综述，指出我国PPP理论研究的症结，并提出了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指明未来PPP研究方向。未来有关PPP的研究将存在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实践经验素材，这是PPP理论研究的丰富源泉；第二个层次是项目管理理论，这既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理论解释的归路；第三个层次则是公共管理理论，站在制度格局和政府创新视角定位PPP的工具价值；第四个层次则是本文提出的复杂组织协作理论，基于视角整合形成更一般性的管理理论，与其他协作性机制形成比较和参照。未来PPP研究的发力点在于搭建两大视角的沟通桥梁（Bridge）。具体而言，聚焦多中心治理、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三大研究对象，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研究路径，形成更为整全性的PPP理论框架和体系。 视角整合下的PPP研究将有助于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尤其是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域将越来越依靠PPP这一协作方式来实现治理现代化。这为PPP研究转向提供了现实需求：我国希冀用好PPP这一工具，前提是要理解PPP实践活动中的各方行动逻辑，尤其是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因而须有赖于PPP下一步研究能否对行动逻辑做出有效的解释。未来，通过整合视角和提高视角之间的交流，PPP的理论与实践试图回答好这两个问题：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机制中的政府该如何定位？多元主体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通过回答好这两个问题，不仅能形成PPP各方更成体系的行动逻辑，也能进一步清晰行为标准，进而推动政策指向的清晰化。而且，这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文章来源：管理现代化[J]，2020,40(6): 67-74 (CSSCI)，DOI: 10.19634/j.cnki.11-1403/c.2020.00.000；或公众号“中国PPP智库”。（参考文献具体同见于上述地址）      

一、政策法规   财政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区块链前商业化采购（pre-commercial procurement，PCP），该PCP将专注于开发基于欧盟法律框架的新型区块链解决方案，例如通用数据保护法规、电子识别、认证和信任服务法规以及网络信息系统指令。该过程将为能够提供最佳性价比的服务供应商颁发研发合同，此后，这些供应商将分阶段开发解决方案，并减少进入每个后续阶段的承包商数量。 采购过程将涉及与被认为能够提供最佳性价比的现有服务提供商并行颁发几份研发合同，入围提供商将分阶段开发解决方案，并减少进入后续阶段的承包商数量。 PCP旨在填补现有解决方案与完全符合欧盟法律框架，安全性，稳定性，互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定制系统之间的空白。 （信息来源：区块链网络）     七、采购问答   【编者按】部系统单位如在政府采购实务中遇到疑难问题，可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邮件至本刊编辑部（邮箱：zbzxzhc@miitcntc.org.cn，来信请注明单位名称），本刊将邀请政府采购领域专家在本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本期答疑专家：《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  张松伟   中标供应商被认定为无效后应如何处理 问：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中标供应商被认定为中标无效之后，什么时候顺延第二名？什么时候选择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答：我认为，正确的处理原则是:在有合格第二名的情况下，应当顺延第二名；在没有合格第二名的情况下，可选择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财政部94号令均有相关规定，也是在保证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对政府采购活动效率进行保障的有力措施。 仔细研读《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71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32条可以看到，一旦认定中标或成交结果无效，在来得及的情况下，这两个法条都对必须另行确定中标供应商给予了强制性规定，但设置了一个前置性条件：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所谓的“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是指去掉中标或成交供应商，通过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数量在3家以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 也就是说，只有在合格供应商不符合法定数量时，才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如何判定 问：判定“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的标准是什么？ 答：在处理对采购文件提起的诉讼事项以及对政府采购过程和采购结果提起的投诉事项时，《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通过第31、32条赋予了财政部门“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的高效处置权。 实务当中，很多地方财政部门没有用好这个高效处置权。为什么财政部门较少使用这项权利，通过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如何判定，很难搞明白，知难而退；二是“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都是违法行为，依据《政府采购法》第36条直接废标，法律风险低，投诉方也容易接受，自己也省事。 政府采购项目花的所有费用，最终都要由财政来买单，政府采购项目不该废标而废标，成本是巨大的。政府采购长期以来被诟病的三大问题之一就是效率低下，不该废标而废标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政府采购对供应商的救济制度保护的是供应商本质上的公平公正待遇，同时也是要兼顾效率的，不该废标而废标不仅助长部分恶意投诉供应商的不良习气，而且也严重降低了政府采购应有的效率。 “投诉事项成立不影响采购结果”的情形，主要存在于采购结果产生之后，供应商对采购文件、采购过程、采购结果进行投诉的情形。在没有产生采购结果之前，对采购文件和采购过程的投诉，只要投诉成立，很难作出“投诉事项成立不影响采购结果”的预先判断。 在我看来，采购结果产生之后，对采购文件、采购过程、采购结果进行投诉的情形，判定“投诉事项成立不影响采购结果”的标准为：（一）采购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投诉事项成立，但并未导致中标或成交供应商资格条件或实质性响应条款不满足，且中标或成交供应商减去因投诉事项导致的相应得分仍然排名第一的；（二）采购项目采用最低评标价法，投诉事项成立，但并未导致中标或成交供应商资格条件或实质性响应条款不满足，且中标或成交供应商去掉因投诉事项导致的价格扣除之后仍然是报价最低的。    

一、政策法规   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2020年8月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现行《条例》于1995年发布施行，在规范预算管理、增强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科学性、深化分税制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制定的行政法规。本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成果，将预算法实施后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等有关规定法治化；细化明确了预算法有关规定，对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事项做出具体规定；满足预算管理实际需要，根据近年来的实践对预算收支范围、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务等各项工作做出相应规定，确保公共财政资金节用裕民。《条例》共8章97条，主要从明确预算收支范围、强化预算公开要求、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明确预算草案编制时间、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规范财政专户等方面做出规定。 （信息来源：根据财政部官网信息整理）   财政部要求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固定资产管理   近日，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的通知》，从落实管理责任、加强基础管理、规范管理行为、完善追责机制四方面提出14点要求。 通知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真正落实“过紧日子”，在摸清固定资产存量基础上，合理提出配置需求，审核部门要严格把关，从严控制。固定资产配置能通过调剂、收回出租出借等方式解决的，原则上不得重新购置、建设、租用。购置、建设、租用固定资产的，应当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等法律法规，并做好政府采购等履约验收与固定资产入账的衔接。严格按规定标准配置固定资产，没有配置标准的，结合本单位履职需要和事业发展需求，厉行节约，合理配备。固定资产原则上不得一边出租出借、一边新增配置。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新闻网）   财政部：政采电子化交易监管规则不适用《电子招投标办法》   财政部近日发函明确，政府采购项目交易及监管规则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和财政部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执行，不适用《电子招投标办法》。  据了解，湖南省财政厅近日就政府采购项目实行电子招投标的相关问题向财政部致函。财政部经研究向其复函并作出答复。财政部明确，按照《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的指导意见》（国办函﹝2019﹞41号，以下简称“41号文”）有关要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坚持“公共服务”定位，主要围绕交易服务优化完善系统功能，提升服务水平，不得介入各行业主管部门法定监管职责，不得改变各行业法定交易规则，也不得强制进场交易。政府采购项目交易及监管规则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和财政部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执行，不适用《电子招投标办法》（发展和改革委20号令）。  针对各类采购方式的电子化流程设置，财政部指出，政府采购法规定了多种采购方式，很多政府采购项目涉及多轮谈判磋商，采购程序非标准化，不宜“一刀切”的按某一种采购方式流程实行全电子化交易。强制要求所有政府采购项目执行电子招投标流程，不仅于法无据，也会影响采购效率，不符合41号文确定的“服务高效”基本原则，不符合非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的实际情况。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网）       二、工作动态   财政部公布2019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   2019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067.0亿元，较上年减少2794.4亿元，下降7.8%，占全国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0.0%和3.3%。　 一、地方政府采购规模下降明显。中央预算单位、地方预算单位政府采购规模分别为2666.3亿元和30400.7亿元，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8.1%和91.9%。地方政府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集中财力保重点支出，政府采购支出下降较大。　 二、工程、服务类采购规模降幅明显。货物、工程、服务采购规模分别为8607.0亿元，15004.3亿元和9455.6亿元，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26.0%、45.4%和28.6%，增幅为6.7%、-4.5%和-21.7%。其中：地方预算单位工程、服务规模分别较上年下降5.2%和23.5%，导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下降。 三、分散采购规模占比持续上升。政府集中采购、部门集中采购、分散采购规模分别为13042.4亿元、4913.0亿元和15111.5亿元，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39.4%、14.9%和45.7%。 四、公开招标采购仍占主导地位。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单一来源采购分别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78.3%、1.0%、3.6%、6.2%、1.4%和6.2%，公开招标采购规模占比较上年上升7.8个百分点，竞争性磋商和单一来源采购规模分别下降2.1和5.6个百分点，其他采购方式占比基本持平。 主要原因：一是服务类项目占比大幅减少，导致服务类采购项目普遍采用的非招标采购方式占比下降，公开招标采购方式占比相应上升。二是各地区各部门规范单一来源采购管理，使单一来源采购占比下降 五、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持续显现。节能环保产品采购方面：全国强制和优先采购节能、节水产品633.7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规模的90%，全国优先采购环保产品718.7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规模的88%。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全国政府采购授予中小微企业合同金额为24519.1亿元，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74.1%，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为11922.3亿元，占授予中小微企业合同金额的48.6%。公务机票购买情况：全国共37.2万家预算单位购买公务机票1181万张、金额达162.2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17.8%和17.6%。 （信息来源：财政部官网）   哈尔滨工程大学召开资产工作部署会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秋季学期各项工作部署，保证年度工作顺利开展，哈尔滨工程大学国资处近日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强调，工作中要坚持问题导向，善用辩证思维，探索创新路径、工作精准发力，做好对下半年学校各项重点工作的支撑。针对完善资产工作协同机制，加强国有资产规范化管理；落实采购“放管服”工作，提升采购服务能力等方面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同时就业务工作改进、服务手段创新、管理水平提升展开讨论，提出工作拓展创新建议。涉及深化调查研究和工作研讨常态化机制，完善“检查-反馈-整改”常态化工作机制，建立采购活动后评价机制，扩大线上业务办理范围，多维度畅通沟通渠道，拓展业务咨询深度和广度等内容。 （信息来源：哈尔滨工程大学网站）   三、综合信息   我军开展定价择优采购试点   近日，军委后勤保障部就定价择优采购开展试点。推动军队采购从“拼价格”向“比质量、优服务”转型，有力提升军品质量。 实施定价择优采购与传统采购模式相比，在定价方式上，采用先期论证测算定价，促进采购单位一体化统筹管理预算、科研、定价和供应；在招标评审上，全过程聚焦军品质量，取消“价格分”，强化评审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在质量管控上，由多方共同监督评价质量。 试点分先行先试、改进完善、总结推广三个阶段推进，对部分物资、服务类项目试点开展定价择优采购，军民通用的货架产品以及技术成熟、标准恒定的军品暂不适用定价择优采购。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湖北搭建“政采贷”线上平台 为中小微企业纾困   近日，湖北省财政厅建立省级“政采贷”线上平台，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实现互联互通。该平台即日起正式上线运行。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湖北省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复工复产步履维艰。为帮扶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建立“政采贷”平台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线上“政采贷”业务的主要模式是将政府采购管理系统、银行业务系统与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互联互通，通过政府采购、融资申请、授信意向等数据的传输共享，实现政府、银行、企业的三方信息在线交互，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从融资申请到贷款发放的“一站式”服务，有效满足政府采购中标企业短、频、快的融资需求。 相关财政负责人强调，“政采贷”平台上线后，参与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中小企业、采购人等各方主体，应严格依法依规参加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活动；财政部门也将继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更大力度激发全省中小企业的市场活力，降低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成本，提高企业在政府采购领域的获得感。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山西省上线分散采购全流程电子化系统   据了解，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打造的分散采购全流程电子化交易系统近日正式上线。 为确保系统稳定运行，各参与主体须按照要求准确表述有关全流程电子化交易的内容，该系统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有效提高了采购的经济性和效率性，大幅提升工作效率，降低市场主体交易成本。 为规范分散采购进场。中心坚持建设标准化、管理制度化、运行程序化、交易电子化的工作思路，先后出台了《招标采购代理机构现场守则》《评审专家现场守则》《评标区管理规定》《开标评标现场服务与管理办法》《交易现场见证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 截至目前，已有40余个分散采购项目全部完成全流程电子化采购工作。中心下一步还将着力推进不见面开评标和远程异地评标工作，以解决一些特殊项目的专家资源不足的问题。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海南省将实施评审专家信用评价管理   海南省财政厅近日出台《海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对评审专家信用评价实行累积记分制管理，以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规范评审工作，提高评审质量，发挥评审专家专业支撑作用。《办法》自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 《办法》对评审专家库建设和管理、评审专家选聘、评审专家继续教育测试、评审专家信用评价、评审专家解聘与监督管理等作了全面规定。 《办法》规定，评审专家信用评价实行累积记分制。记分来源分为评审专家违法违规行为和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评审专家的履职情况评价。评审专家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周期为12个月，满分为12分。评审专家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 12 分的，暂停其专家抽取资格一年。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新闻网）   广东省集采目录向“省域统一”目标迈进   广东省财政厅日前印发《广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年版）》（以下简称“新目录”）明确，全省原则上实行相对统一的集中采购目录。 新目录与财政部制定的《地方目录及标准指引》保持基本一致。并以《地方目录及标准指引》为基准，结合实际情况，保留了现行集中采购目录中的视频会议系统设备、装修工程、修缮工程、法律服务、审计服务、资产及其他评估服务等6个项目，不包含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同时，新目录明确了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按照新目录的相关要求，广东省财政厅还将加快建设全省统一的电子卖场，制定统一的电子卖场交易目录和交易规则，不断拓展和丰富各类电子交易方式，为各级预算单位提供方便、快捷采购渠道。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四、统计数据   2020年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    一、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 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0%，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总体平稳运行。     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2.0%，与上月持平；中型企业PMI为51.6%，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47.7%，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53.5%，虽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但仍位于临界点以上，反映制造业生产量与上月相比有所增长。 新订单指数为52.0%，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回升，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持续恢复。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3%，比上月下降0.6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继续减少。 从业人员指数为49.4%，比上月略升0.1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基本稳定。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4%，与上月持平，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仍在加快。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五、专题研究   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行为的认定及其解决路径 刘涛 一、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行为的认定依据 不管是政府采购法律体系中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还是招标投标法律体系中的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其构成一是要有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二是要有通过虚假响应谋取、骗取中标的主观故意。关于第一点，《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投标人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列举了五种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的行为，包括使用伪造变造的许可证件、提供虚假的财务状况或者业绩、提供虚假的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简历和劳动关系证明等。实践中弄虚作假的表现当然更多，有虚假的社保缴纳记录、产品检测报告、技术指标参数，甚至是虚假的法定代表人签名、公司印章等等，造假的手段和方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有关第二点主观故意的判断，招标投标法律体系采取的是严格准客观标准，就是有确切证据表明或者按照正常人的通常理解，认为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来自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而非过失，即被认为是故意通过虚假响应谋取中标。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个推定故意的判断，应严格限定在有确切证据，或者按照正常人的通常理解能够形成一般共识的范围之内。只要有任何证据表明行为人的弄虚作假行为存在过失的可能，或者按照正常人的通常理解，行为人谋取中标的目的存疑，在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情况下，这一推定就不成立。 2018年1月12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第五百一十七号），财政部对“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新校区云服务平台采购项目”的投诉处理决定，其对同类事项的不同处理思路，就鲜明的体现了这一适用原则。 财政部针对该案投诉人提出的两项投诉分别进行了辨析说理，关于投诉事项一，投诉人认为金商祺投标产品曙光天阔I620-G20服务器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支持NFC面板”，财政部经调查核实认为，招标文件要求包含“支持NFC面板”，金商祺在响应时删除了该部分内容，在没有响应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进行明示，而且标示无偏差，存在较强的主观故意。同时，在调查期间，其也未能证明其投标产品满足该项要求。上述行为明显违反了政府采购诚实信用原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情形。 关于投诉事项二，投诉人认为金商祺投标产品曙光DS800-G25系列磁盘阵列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获得VMware、VAAI、VASA兼容性认证”，财政部认为，招标文件中存储1和存储2的第9项指标要求为“获得VMware、VAAI、VASA兼容性认证”，由于该指标要求不明晰，中标人对此也作出了相应解释，可以认定其对此项要求理解存在偏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投标产品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投诉事项二缺乏事实依据。 这一案例虽然来源于政府采购领域，其内在逻辑和价值取向也一样适用于招标投标领域，其本质从大的方面讲是如何理解诚实信用原则在公共采购领域的地位、作用及其具体适用问题，从小的方面说是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准确界定问题。但是不管从哪个方面讲，未经调查核实取得确切证据证明，或者无法按照正常人的通常理解得出普遍共识，单凭部分证据和主观推断认定弄虚作假谋取中标，违背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会在事实上形成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泛化，使得供应商（投标人）的任何无心之失都有可能构成弄虚作假谋取中标，从而导致中标无效的后果，这很显然并不是公共采购立法的初衷。 二、弄虚作假骗取中标问题的解决路径 必须说明的是，强调对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行为的严格认定，并不代表对公共采购领域里大量存在的弄虚作假行为视而不见、放任自流。相反，因为此类行为对公共采购诚信基础的侵蚀和采购效率效果的破坏，它一直是公共采购立法、司法和执法规范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处理结果信息公告共计265则，其中47则涉及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问题。截止到2020年8月31日，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处理结果信息公告共计130则，其中15则涉及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问题，可以说，这一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供应商（投标人）违法违规问题的重灾区。 在诚信体系建设远远谈不上完善的当下，公共采购领域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大量涌现、屡禁不绝，把它归因于社会大环境当然没有问题，要治理起来也确实极为困难，但是公共采购自身也并非无计可施、无事可做。从财政部公布的有关案例来看，此类弄虚作假谋取中标的问题大部分是在投诉处理和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在专家评审和确定中标人阶段发现处理的少之又少。这说明我们现有的专家评审和采购人（招标人）确定中标人环节在这一问题上的审查确认流于形式，形式审查的特点非常明显。过度依赖事后质疑投诉和监督检查，不但使得大量弄虚作假谋取中标的行为无法及时发现，还使得发现问题后处理纠偏的成本极高，严重影响采购的效率和效果。 专家评审制度的问题有目共睹，这里不再赘叙，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解决了现在亟待解决的专家遴选、考核及职业道德建设问题，以现有的封闭式独立评审方式，仍然无法解决及时发现、准确认定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问题。因为除非评审专家对评审项目及供应商（投标人）情况的了解足够深入、足够全面（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否则这种几乎杜绝任何形式的检索、调查、求证甚至是评审专家的专业讨论的评审方式，会使得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行为的发现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发现了，因为缺乏有效可靠的佐证，评审专家也根本没有认定的动力和信心，对供应商（投标人）响应材料真实性的审查流于形式就是必然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关于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的报告义务之所以在实践中成为僵尸条款，原因也在这里。 独立评审的本意是否是禁止任何形式的检索、调查、求证以及评审专家之间的专业讨论，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探讨的。独立评审再怎么强调，其重心还是在评审，在于如何保障评审的质量，实现采购的目的。评审要独立，讲的是评审专家的意志独立不受他人非法干预，强化对评审客观公正性的保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在评审的质量上。只要能够保证评审专家的评审活动不受无关的非法干预、有助于提高评审的质量，评审专家基于评审需要采取的检索、调查、求证、讨论都应在允许之列（当然具体实现形式需要认真研究），这是推动现有的评审方式从形式审查为主向实质审查转变的必要举措之一。 同样的，在现在公共采购领域深化改革、强化采购人（招标人）主体责任的大背景之下，在制度层面确保采购人（招标人）对评标报告及中标候选人的投标文件进行复核的权利，是现实所需，也是解决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问题的重要抓手。应在立法、司法、执法各个层面鼓励采购人（招标人）在确定中标人环节对评标报告和投标文件的真实性予以必要的调查核实，而不是现在简单的盖章确认。 采购人（招标人）作为采购结果的最终承受者，理应有义务、也有动力去做这种核实。很多人认为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采购人（招标人）的此种复核权，既然招标文件由采购人（招标人）编制，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招标人）组建，在评审结束后采购人（招标人）对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人的投标文件进行复核的意义就不大。意义大不大暂且不论，采购人（招标人）作为合同中的一方，在要约承诺的过程中，难道都不能对对方要约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这个问题不言自明，似乎没有争论的必要。同时，评审专家作为采购人（招标人）的代理人，其在评审活动中是否尽到了谨慎、注意义务，采购人（招标人）通过对评标报告和投标文件的复核进行验证，理论上并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有人担心采购人（招标人）通过此种复核可能会试图改变评审结果或者提出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要求，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立法者也早已先知先觉，在立法环节规定了采购人（招标人）的诸多禁止性行为，以实现保障采购人（招标人）合法权利与维护评审结果严肃性之间的相对平衡，这其中包括：除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的情形外，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组织重新评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不得通过对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进行考察等方式改变评审结果；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等等，都是这一规则要求的体现。 （特约稿件）           疫情期间如何开展“不见面”形式的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 广西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竞争性谈判是《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规定的政府采购方式之一。传统的谈判形式需要供应商与谈判小组针对项目进行面对面交谈，但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开展见面形式的谈判活动，谈判过程将可能发生聚集性传染事件，这给传统谈判采购活动的组织带来了风险。那么，在疫情期间如何保证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顺利进行？笔者认为采用“不见面”形式谈判，即在采购活动全过程通过电子网络设备、现代通讯等工具或方法实现文件的传输以及采购活动各方的沟通，减少或避免人员面对面接触的一种采购活动组织形式，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一、关于竞争性谈判的法律法规 政府采购活动的组织必须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八条，《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对竞争性谈判的程序及谈判、评审过程的相关要求进行了规定。 纵观各省及地市相关法律法规，仅有贵州省财厅发布的《关于竞争性谈判方式有关问题的规定》（黔财采〔2006〕34号）一文中规定竞争性谈判必须采用面对面形式。由此可见，除贵州省外，其他省份从法律法规层面都未禁止采用“不见面”方式组织谈判采购活动。 二、开展“不见面”形式谈判活动的途径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不见面形式的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的组织。 途径一为选择采用全流程电子化采购,即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完成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全过程。包括发布采购公告、谈判文件下载、供应商提出提问或质疑、发布澄清及修改、制作响应文件，响应文件上传、在线截标、在线评审、在线谈判、多次报价（或最后报价）、发布成交公告、发送成交通知书等。参与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的各方人员整个过程均无需面对面接触。 全流程电子化采购是疫情期间不见面形式组织采购活动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对于部分还未实现全流程电子化采购的地区或机构而言，则可以通过途径二解决“不见面，少接触”的问题。 途径二为在传统采购活动的基础上，将传统的面对面递交响应文件、参加截标会议、谈判、多次报价等做法调整为采用电子网络设备、现代通讯等工具或方法来实现文件的传输以及采购活动各方的沟通，从而完成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本文将重点对途径二进行探讨。 三、“不见面”方式谈判过程的探讨 传统的谈判采购活动，可能出现“见面”的场景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采购文件的领取、响应文件的递交、截标环节、评审环节、谈判报价环节、成交结果通知的领取。 对于采购文件、成交结果通知的领取，可以通过电子化交易平台发布、邮寄或者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解决“见面”领取的问题。 对于响应文件的递交，可以通过上传电子化交易平台、邮寄等方式解决“见面”递交的问题。采用邮寄方式的，可在采购文件中注明“响应文件递交时间以快递签收时间为准，供应商应合理估计邮寄时间以确保按时送达，发送快递时应注明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对于响应文件的编制可以在采购文件中要求供应商在其响应文件的外包装上注明联系方式。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如果发现因快递等非供应商原因出现包装破损，可以在不拆封响应文件的前提下通过拍照、录制短视频等方式记录寄件收到时的外部状态并与供应商寄件人进行联系确认，以避免或消除后续出现因快递包装影响响应文件密封性问题争议的隐患。 对于截标环节，根据《政府采购法》 第三十八条中关于竞争性谈判的规定，竞争性谈判的报价不可以公开唱标，因此截标环节最主要的事项为检查响应文件的密封性情况。对于截标会议，可以采用直播方式邀请供应商远程观看。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谈判文件中写明拟使用的直播软件。截标会议现场，由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在摄像头下进行全方位展示响应文件密封性以及拆封响应文件。未到现场的供应商对截标有异议的，可通过直播软件客户端提出，项目负责人通过直播软件与其通话联系，当场作出答复并制作记录。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将截标会议现场直播画面进行录音录像保存。 目前主流的在线会议应用基本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腾讯会议为代表的便捷在线会议，参会人员在会议APP中输入代理机构提供的会议号，填写供应商名称和参会人员姓名即可参加会议。另一种是以钉钉会议为代表的标准在线会议，参会人员需要注册钉钉账号，并告知采购代理机构账号名称，采购代理机构在开标当日通过账号邀请参会人员进入截标大会。相较于标准型在线会议，便捷型的优点在于方便参加，即开即用，只需输入对应的会议号就能进入会议。它的缺陷在于一般不自带会议录像功能，如果需要保存直播视频，只能使用额外的设备，这就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设备和人员。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人可结合自身情况和要求选择在线会议的类型。 对于评审谈判环节，如采取不见面形式进行则需要对授权人的身份、报价文件的盖章及递交、澄清答复等细节问题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规定。谈判小组向供应商提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纠正的，可要求供应商在合理时间内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进行。为避免供应商不作回应，可在谈判文件中写明逾期未做澄清、说明或者纠正的，经电话催告仍不澄清的，视为放弃应答。谈判过程的提问及回答可通过视频软件、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供应商根据谈判情况和谈判文件修改书面通知需要对原响应文件进行修改的，应将经签字扫描后的修改文件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采购代理机构。为了节约评审时间，报价环节可以采取电话报价方式，先由采购代理机构的评审现场工作人员与供应商电话连线进行报价，再让供应商将报价文件签字扫描后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采购代理机构。谈判文件中应明确规定电话报价与书面报价不一致时的处理方式。 为了及时联系到供应商，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在谈判文件中要求供应商务必在响应文件中填写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电话联系方式、传真号码或电子邮箱并且规定未填写联系方式可能发生的后果及责任。 四、分析和总结 上述途径二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见面”的问题，但实践中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不足之处在于供应商参加开标会议需使用外部的直播软件来实现，外部的直播软件在功能上并不能完全适用于采购活动的规则。直播方式双向沟通的便利性相对于传统的见面形式仍存在不足，具体来说就是供应商发言、会议纪律的组织不够便利等问题。因此，该途径是在技术层面未能完全解决全流程电子化招标投标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除竞争性谈判外，政府采购项目还有公开招标、竞争性磋商、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这些方式采购活动的组织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未能完全控制和消除的情况下同样可采用上述“不见面”的方式。 笔者呼吁业内各方加大对全流程电子化招标投标平台的开发及完善力度，尽快解决多次报价、远程评标保密性的技术难题，使电子化招标投标平台能够完全适用于不同采购方式的采购活动规则。另外，笔者也呼吁立法者在修法时充分考虑法律法规与电子化招标投标的发展以及应用的适应性问题，从法律法规层面减少采购活动中的“见面”环节，引导招标投标活动进入不见面的“无纸化”时代。 （广西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供稿）   六、国家动态   国际公共采购一站式交易服务平台发布    在9月8日举行的服贸会“全球采购与数字贸易的创新融合”高峰论坛上，国际公共采购“一站式”交易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并启动，该平台将为企业参与国际采购所有环节提供“一站式”服务。 国际公共采购“一站式”交易服务平台由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联合各方合作伙伴筹备建设，该平台以“顶层设计+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的方式建设，功能包括产业互联网、中国进出口企业评价及认证、国际采购信息定制、国际公共采购培训体系、中国企业国际投标代理服务、跨境电商、直播经济、跨境支付与结算、供应链金融等。国际采购需要的所有环节将来都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完成，所以称其为“一站式”平台。 预计将有超过1000家国际采购组织及超过10万家供应商库在平台上线，未来3年内，国际公共采购交易服务平台线上交易及结算规模将超过上百亿美元，实现全球采购+数字贸易的创新融合发展。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七、采购问答   【编者按】部系统单位如在政府采购实务中遇到疑难问题，可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邮件至本刊编辑部（邮箱：zbzxzhc@miitcntc.org.cn，来信请注明单位名称），本刊将邀请政府采购领域专家在本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本期答疑专家：《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松伟   供应商对哪些采购文件无权质疑   问：有一家供应商对政府采购项目的预算金额提出质疑，说项目预算金额过低、不合理，对此采购人、代理机构该如何答复？ 答：供应商对于项目采购预算无权质疑，采购人、代理机构对于此项质疑可以答复：“采购预算不属于供应商质疑的范围。” 采购文件包括的内容很多。《政府采购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采购文件包括采购活动记录、采购预算、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评标标准、评估报告、定标文件、合同文本、验收证明、质疑答复、投诉处理决定及其他有关文件、资料。供应商并不是对采购文件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提出质疑。《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53条第（一）项就供应商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加了五个字的限定“对可以质疑的”，这就表明供应商对采购文件的一部分内容是不可以提出质疑的，也就是供应商无权质疑。 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供应商无权质疑的采购文件内容至少包含八个方面：（一）采购活动记录；（二）采购预算；（三）投标文件里中标或成交结果公布之外的内容；（四）定标文件；（五）验收证明；（六）质疑答复；（七）投诉处理决定；（八）评估报告里中标或成交结果公布之外的内容。以上八个方面供应商无权质疑的内容要么涉及政府采购当事人内部事务、商业秘密，依法可以不公开，导致供应商无权质疑；要么是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的法律文件不容质疑。   政府采购货物或者服务的化整为零如何界定   问：政府采购货物公开招标的数额标准是200万元，我们单位今年的办公用品第一批采购了180万元，没有达到公开招标的数额，我们采取了竞争性磋商进行采购。后来发现不够，还需要采购50多万元，因为，50万也没有达到公开招标的数额，我们又采用了竞争性磋商方式进行采购，这属于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吗？如何界定化整为零？ 答：是否属于化整为零，关键要看单位年度办公用品的预算金额。如果财政部门最终批复的年度办公用品预算金额在200万元以上，该单位以上做法就属于化整为零；如果财政部门最终批复的年度办公用品预算金额在200万元以下，该单位本年度后来的50万元办公用品采购是通过调整预算获得的采购资金，该单位以上做法就不属于化整为零。 不得将应当以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货物或者服务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公开招标，是《政府采购法》第28条的强制性规定。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是防止采购人规避公开招标。 如何界定化整为零？《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28条给出了明确规定：在一个财政年度内，采购人将一个预算项目下的同一品目或者类别的货物、服务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方式多次采购，累计资金数额超过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属于以化整为零方式规避公开招标，但项目预算调整或者经批准采用公开招标以外方式采购除外。《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28条是判定采购人化整为零的重要依据。准确适用这一法条，要把握五个关键点。第一，判断化整为零有一个时间限度，即一个财政年度内，我国的财政年度是自然年度；第二，一个预算项目下，也就是说，要看采购人所采购的货物或服务是否属于财政部门最终批复的部门预算中的同一个预算项目；第三，同一品目或者类别的货物、服务；第四，两种例外情形，项目预算调整或者经批准采用公开招标以外方式采购除外；第五，本质是规避公开招标，如果多次采购均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就不存在化整为零的问题。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实务当中，某些货物或者服务属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制定的网上商城、电子卖场采购品目或者协议供货、定点采购品目，一些采购人就把本单位年度预算金额在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这些品目的采购，分数次通过网上商城、电子卖场或者协议供货、定点采购来完成采购，最终，一年下来，同一品目或者类别的货物或者服务累计采购金额超过了公开招标数额，这同样属于化整为零。因为，网上商城、电子卖场或者协议供货、定点采购，是针对小额、零星采购项目的。      

一、政策法规   十七部门印发《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7个部门近日共同印发《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提出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小企业财税支持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促进制度等7方面25条具体措施。 在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方面，意见提出，鼓励地方依法制定本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地方法规。探索建立中小企业法律法规评估制度和执行情况检查制度。坚持公平竞争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公正公平对待中小企业，破除不合理门槛和限制。完善中小企业统计监测和发布制度，健全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完善公正监管制度。 针对降低中小企业成本，意见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小企业财税支持制度，健全精准有效的财政支持制度，建立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长效机制，强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机制。 意见还包括坚持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促进制度、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制度、完善和优化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保护制度、强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组织领导制度等方面。 （信息来源：新华网网站）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     7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 草案细化预算法有关规定，将近年来财税体制改革和预算管理实践成果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特别是为确保公共财政节用裕民，对财政支出向社会公开作出明确规定，要求一般性转移支付公开细化到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公开细化到地区和项目，单位预决算支出公开到项、基本支出公开到款，政府债务、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等按规定公开。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时效，规定县级以上各级政府按一定比例，将下一年度转移支付提前下达至下一级政府。 （信息来源：央视网）   国务院:扩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首购、订购等非标采购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扩大首购、订购等非招标方式的应用，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重大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采购力度。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孵化情况列入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需要注意：针对创新型产品与服务的政府首购或订购遵循的不一定是最低价格原则，而是最佳价值原则，尤其是对于那些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前沿、社会公益、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领域的创新，更需要政策的大力引导与持续性支持。 高投入、高风险是制约技术创新的两个最大的障碍。政府采购，通过针对中小科技企业创新型产品与服务量身定制的首购或订购，可以有效帮助供应商降低创新风险，提高其创新意愿和后力。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二、工作动态   工信部2020年度第一期政府采购业务培训班成功举办   为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要求，加强部机关司局和通信管理局的政府购买服务工作，部财务司委托部政府采购中心于7月8日至9日举办了2020年度第一期政府采购业务培训班。 此次培训依托中招联合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中招学院”平台和“腾讯会议”APP以线上直播和录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来自部机关各司局、通信管理局及部分直属高校、部属事业单位150余名负责政府购买服务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此次培训。 培训过程中，财政部综合司相关负责同志和部政府采购中心专家分别以《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的理念、政策与实践》、《政府购买服务实施的依据、要求与方法》为题，对今年开始实施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02号）进行深度解读和专业性实务指导。 （信息来源：部政采中心）   《中国招标》杂志社正式揭牌   8月4日，《中国招标》杂志社正式揭牌，原《中国招标》周刊社正式更名为《中国招标》杂志社。此前，《中国招标》杂志的主管单位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变更为工业和信息化部。 作为中国招标采购领域的专业期刊之一，《中国招标》杂志社在应对市场化竞争方面，开展了诸多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深耕传统业务，通过模式创新实现业务板块拓展。开启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培训思路，不断扩展培训领域;瞄准期刊办刊方向，从内容的深度上、招标产业链的广度上、招标采购当事人的辐射面上，提升期刊质量。另一方面，搭乘国家诚信建设的顺风车，细化信用公示服务，为营造招标采购行业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加油助力。 （信息来源：中国招标投标网）   三、综合信息   江苏省将取消政府采购投标保证金    日前，江苏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支持企业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苏财购〔2020〕52号）要求：进一步降低供应商投标成本，取消政府采购投标保证金。 通知强调：确需收取履约保证金的，应允许供应商自主选择缴纳形式；收取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在采购合同中约定履约保证金退还的方式、时间、条件和不予退还的情形，明确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 通知还要求：一是建立政府采购资金预付制度。采购人应当在政府采购合同中约定预付款的时间和比例。二是加大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力度，根据项目类型，给予参与政府采购的小微企业不同程度的扶持。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深圳开展政府采购行政裁决改革试点   日前，深圳市财政局出台《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行政裁决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规程》），规范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流程。  为落实行政裁决调解方案，发挥其化解民事纠纷的“分流阀”作用。深圳市财政局坚持从依法依规、以人为本、立足实践、改革创新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实现了行政裁决（调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下一步，深圳市财政局将在规范行政裁决流程程序的同时，大力推进行政裁决（调解）信息化建设，以“互联网+政务服务”和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升级改造为契机，积极推进行政裁决在线立案、在线办理、信息共享和大数据分析等功能上线，努力适应人民群众便捷、高效化解矛盾纠纷的需要，将该市政府采购打造成为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简便高效、诚实信用的“阳光采购”。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报网站）   财政部参加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2020年第二轮多边谈判   世界贸易组织（WTO）《政府采购协定》（GPA）2020年第二轮多边谈判近日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财政部国库司相关人员参加谈判，并就中国政府采购的有关情况以及国情报告的更新情况作了主题发言。 此次会议围绕新成员加入、GPA委员会主席换届、下一轮会议安排等问题开展研讨，其中中国加入GPA是会议重点议题之一。国库司相关人员参加了谈判，并结合今年5月底我国向WTO提交的《中国政府采购国情报告》（2020年更新版），对中国政府采购的有关情况以及国情报告的更新情况作了主题发言。参加方对中国继去年10月提交第七份出价后再次提交国情报告更新版表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加入GPA的积极举措，同时也对我国出价提出了进一步改进建议。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网)   全国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会召开   近日，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供销总社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会。 会议指出，截至7月中旬，“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交易平台”的供应商已覆盖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交易额突破 10亿元，惠及50多万贫困农户，带贫益贫成效明显。 会议强调，政府采购扶贫后续工作压力还比较大，各级预算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加快推进政府采购扶贫工作，按时完成预留份额任务，抓好采购执行，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督促预算单位加快采购执行进度，多采购贫困地区滞销的农产品。贫困地区财政部门要牵头做好农副产品货源组织工作，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抓好产销对接，助力农业产业发展。平台要发挥枢纽作用，整合产业上下游资源，狠抓运营管理和服务，打造国家级扶贫平台。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指示要求，认真落实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真抓实干，开拓创新，按期完成今年确定的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目标任务。 （信息来源：财政部网站）   北京市财政局发布政府采购负面清单   为助力北京市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保护政府采购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市财政局近日印发《北京市政府采购负面清单》（以下简称《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对政府采购活动涉及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当中的禁止行为进行了汇总，方便各方当事人快速进行查询，有效地约束其行为。《负面清单》适用范围覆盖政采活动全部当事人，根据适用主体不同，分别规定了各个主体的禁止行为并给予实例指导，便于实际应用中采购主体进行辨别和操作。 下一步，北京市财政局还将根据实际情况，对该清单进行动态调整。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四、统计数据   国家统计局2020年7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1%，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2.0%，比上月微落0.1个百分点；中型企业PMI为51.2%，比上月上升1.0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48.6%，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54.0%，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生产量环比持续增长。 新订单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回升，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逐步回暖。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9%，比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降幅继续收窄。 从业人员指数为49.3%，比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略有改善。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4%，虽比上月微落0.1个百分点，但仍在临界点以上，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继续加快。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五、专题研究   关于GPA规则下增强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思考 刘绍航 一、绪论 GPA（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中文名称为《政府采购协定》，是WTO框架下的诸边协议之一。主要目的是为各国的政府采购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框架，凡是加入协议的成员方，可以在商定的范围内，互相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并给予成员方的供应商与本国供应商同等的待遇，以实现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和扩大化。该协议为诸边协议，不属于加入WTO所必须签订的一揽子协议。目前，共有美国、日本等48个世贸组织成员（包括欧盟及其28个成员方）签署了该协议，成员方主要为发达经济体。 在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时,欧美等发达国家曾要求我国同时签订《政府采购协定》，但较之已经实行政府采购制度长达百年的欧美发达经济体，我国的政府采购还属于刚刚起步阶段，市场调节机制还不够完善，国内供应商竞争力不强，很多产业还处于起步期，非常需要政府资金的支持与培养。此时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不利于我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实现。所以，我国在加入WTO时并没有同时签订政府采购协定，只是承诺将尽快启动加入GPA谈判工作。但此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预见到了我国政府采购市场中蕴含的大量商机，不断施加压力，希望我国能够尽早开放政府采购市场。 2007年，我国正式向WTO递交了第一份加入GPA的出价清单，从此开启了加入GPA的漫长谈判之路。第一份出价清单比较保守，门槛价设定较高，受GPA规则约束的采购实体较少、例外情形较多，没有得到其他成员方的认可。从第一份出价清单中可以看出，以当时国内政府采购市场的整体发展情况以及产业竞争力水平，我国只能先期开放一小部分政府采购市场，再逐步扩大开放领域。此后，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日趋完善，产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我国陆续向WTO递交了多份修改后的清单，逐步降低了门槛价并扩大了开放范围，但开放程度始终未能够与其他成员方达成一致。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提出：“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GPA）的进程”。2019年10月，我国向WTO递交了第7份出价清单，根据有关报道，本次清单中涵盖了政府部门、军队、高校、医院以及国有企业等多个领域，进一步调整了例外情形，本次出价程度已与GPA其他成员方基本相当。由此可见，我国对于开放政府采购市场，进一步实现贸易扩大化已经有了充足的信心。2018年我国政府采购市场总规模已经突破3.5万亿人民币，并且每年还保持正向增长的态势。GPA成员方面对如此浩瀚的采购市场，也非常迫切地希望我国能签署《政府采购协定》，以便能够尽早进入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并从中获取利润。一旦我国签署了《政府采购协定》，就意味着在出价清单范围内的政府采购市场，要对GPA成员方开放，并给予和本国供应商同等的待遇。这将是一把双刃剑，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境外供应商会分走一部分政府采购订单。但与此同时，也给我国优势企业走出国门，建立国际声誉制造了机遇。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后，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减少国外供应商对我国弱势产业的冲击并帮助我国企业尽快走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本文将结合政府采购实际工作经验，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二、加入GPA对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影响 如果我国成功加入GPA，届时国外优势产业的供应商将会逐步进入我国政府采购市场，与国内的供应商形成复杂的竞争和博弈局面，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竞争性，也会对我国的弱势产业造成一定的冲击。而其他成员方的政府采购领域也将向我国开放，同时为我国供应商“走出去”提供广袤的市场。所以加入GPA对政府采购工作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使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有助于提升政府采购结果的物有所值程度。 国外供应商的进入，将使国内的政府采购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在政府采购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市场总供给将会增加。同样的预算条件，参与投标的供应商更多，采购人的选择余地更大，有助于提高采购结果的性价比，获得境外国家先进的产品和服务，让政府采购结果物有所值。同时政府采购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也会倒逼我国企业重视政府采购工作，增强自身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提升标书制作水平，促进政府采购市场的良性发展。 （二）净化采购市场，减少政府采购中贪污腐败的现象发生。 政府采购领域，是容易滋生贪污腐败问题的高风险区域。一些供应商和政府人员，通过暗箱操作、权钱交易、内定中标人等方法，让一部分政府采购工作沦为了“走过场、走程序”的形式化工作。我国加入GPA以后，政府采购活动不仅受本国供应商监督，还将受到境外供应商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一种形象。所以对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会更加严格，境外供应商遇到不公正情况时，也能够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利，通过广泛的监督，会引导政府采购市场的自我净化，更加透明公正，减少采购过程中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为我国供应商“走出去”提供广袤的市场。 如果我国成为GPA成员方，我国的企业也有机会参加其他成员方的政府采购项目。但目前还有几点困难，一是国外政府采购市场还未对我国开放过，国内企业参加国际政府采购项目经验较少，对国际政府采购规则不熟悉，参与国际竞争的欲望不高。二是各国政府都希望通过政府采购方式，保护本国产业，虽然不设置明显的歧视条款，但都设置了一定的技术壁垒、环保壁垒，我国企业想要进入国外政府采购市场，必须先突破这些壁垒。所以虽然加入GPA给予了我国供应商同等的机会，但由于客观情况，在政府市场开放初期，我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会相对困难，需要国家的指导与帮助。 （四）政府采购对本国企业扶持力度减弱。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很多产业现在已经具备了国际一流水准。尤其目前我国开始加快GPA谈判进程，从另一个侧面也反应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较加入WTO时已经有了大幅提升，加之有本土化优势的存在，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之后，已经可以和境外供应商产生充分的竞争。但是对于一些在进出口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产业以及政府订单依赖程度较高的产业，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比如，我国的服务行业，2018年我国服务业政府采购规模为12081.9亿元，已经占据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33.7%，而且占有率呈逐年扩大的趋势。但目前我国的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仍然存在较大的逆差。以2018年我国对外贸易数据为例，我国服务业出口总额2668.4亿美元，进口总额5250.4亿美元，贸易逆差2582亿美元。而GPA成员方中大部分都为服务型经济体，以美国为例，根据WTO官方网站统计数据，美国2018年服务业出口总额8082.24亿美元，服务业进口总额5362.35亿美元，贸易顺差2719.89亿美元，而中国一直是美国服务贸易输出的重要承接国之一，2017年美国对外出口的服务贸易，有7.3%的份额流向了中国。 由此可见，政府采购市场开放之后，服务行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还有需要扶持的一些幼稚产业、高科技研发产业、自主创新产业等，这些产业往往前期投入大，盈利慢，但是其研发成果会带有一部分的正外部性，可以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能力。政府订单一直是扶持这些企业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科技水平更为成熟的境外企业加入竞争后，可能会分走一部分政府订单，对这些企业产生一定的冲击。 （五）对我国就业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各国都希望用政府采购政策尽量保护本国产业，这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保护本国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失业率，维持社会稳定。比如，美国《购买美国产品法》要求政府采购要优先购买美国产品，但是对于购买GPA成员方的产品，不受该法律的约束。在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为了刺激美国经济，降低失业率，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出台了“购买美国货条款”，条款要求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此举引来了加拿大、欧盟等WTO成员方的强烈反对。但是这从侧面说明，通过政府采购保护国内产业，有助于提高本国就业率。而当政府采购对国内产业支持作用减弱时，对本国的就业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考虑到各国政府采购领域开放后，真正授予国外供应商的合同比例并不高，所以该影响不会太大。 综合来看，我国加入GPA有利也有弊，不可一概而论。对于国内竞争力比较强的行业，适宜对外开放，形成充分竞争，可以提高采购资金使用效益。对于服务业以及一些弱势产业要谨慎开放。关键是在于如何减少市场开放之后对我国弱势产业的冲击，并帮助我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让我国企业能够享受到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后的红利。 三、在GPA规则下增强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几点对策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后，会对我国弱势产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国内学者也提出了很多的对策，本文在大家提出对策的基础上，参考日本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经验，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提出一些建议。 （一）采购文件的设置上，突出本地服务优势。 相较于境外供应商，我国的企业具有一定的本土化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具有我国行业的准入许可及相应的资质条件；对本国技术标准有深入的了解；具有在我国实施的类似项目业绩；项目服务团队中，我国人员所占比例较高等。突出本国供应商的本土化优势，将本土化优势融入资质审核或者评分标准中，会提高本国企业的中标几率。该方法也是GPA成员方经常采用的一种策略。比如日本，就曾要求供应商需具有日本本地服务业绩，通过这种条款将很多境外供应商拒之门外。 （二）结合产业竞争力情况，灵活选择采购方式。 政府采购市场对外开放之后，对于报价清单范围内的政府采购工作，原则上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或选择性招标方式，符合一定条件还可以采取限制性招标方式。日本曾经就通过指名招标（邀请招标）的方式，将一部分政府合同授予了本国供应商。所以，笔者认为应当结合产业竞争力情况，灵活选择采购方式。对于竞争力较强的产业，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充分竞争，对于需要国家保护和扶持的产业，更多采取邀请招标、限制性招标方式，帮助这些产业继续获得政府订单的支持。 （三）加强对投标成本的审查，防止境外企业以倾销、高额补贴等手段占领国内政府采购市场。 我国的政府采购领域，虽然一直要求供应商不得低于成本报价，扰乱市场秩序。但是关于成本的界定始终不清，导致对投标成本的审查往往无法启动，也曾出现过“1分钱中标”的事件。政府采购市场开放之后，境外的供应商为了能够先期进入我国政府采购市场，获得先发优势，可能会牺牲一部分自身利益，压低投标报价，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这会扰乱政府采购市场秩序，并对我国产业造成一定的冲击。此时需要加强对投标报价中成本的监督，制定明确的成本审查程序和方法，鼓励采购人采用两阶段招标法以及现场清标等方式，先期了解供应商的意向报价，并在实际评审阶段采取相应的对策，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出现。 （四）充分利用好《政府采购协定》中的例外情况，以及我国出价清单中的不适用情形，引导政府采购资金流向。 《政府采购协定》第三条规定了不适用该协议的例外情形，我国的出价清单上也详细规定了多种不适用情形。如果我国最终加入GPA，应在利用好这些例外情形，加大政府采购对中小企业、监狱企业、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将政府采购合同授予上述行业的比例，纳入各单位的绩效考评工作中，引导政府采购资金流向更需要扶持的地方。 四、在GPA规则下企业如何拓展海外市场 如果我国成为GPA成员方，其他国家的政府采购市场也会向我国对等开放，给我国企业提供广袤的海外市场。但是由于我国企业还缺少国际投标经验，加之各国都对本国的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一定的壁垒，我国企业想要进入发达经济体的政府采购市场，在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同时也需要国家政策上的支持与帮助。 （一）加强海外招标信息的搜集工作，降低企业寻找投标机会的成本。 当前的GPA组织并没有统一的招标信息发布渠道，招标信息分散于各个成员方的政府采购网站上。而我国国内也缺少收集海外招标信息的专业网站。增强国内企业竞争力，首先要为企业拓宽信息渠道，可以通过在权威的政府采购网站上增设海外招标信息专栏等方式，让企业及时了解海外招标情况，降低企业寻找投标机会的成本。 （二）鼓励我国企业和境外企业组成联合体参加海外项目投标。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初期，我国企业由于缺少国际投标经验、对当地市场情况不了解、语言沟通障碍等原因，在参与海外项目时会受到一定的阻力。此时最好的方法是能够与境外公司组成联合体进行投标，既可以提升中标几率，也可以向合作企业快速学习国际投标经验、服务经验，在合作中提升，为以后的投标打下良好基础。 （三）加强与各国间技术标准的交流，争取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本国产业，各国政府在对外贸易政策中都设定了技术壁垒，尤其是在政府采购领域，通常会设立高于普通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一直是阻碍我国企业向海外扩张的一堵高墙，突破技术壁垒，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一环。此时，更需要我国能够更多主导、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不断加强与他国技术标准的交流，特别在他国技术标准准备修订的时候，更需要及时了解修订方向，根据标准修订方向早做准备和研发，在新技术标准出台后，尽量抢得市场先机。 （转载自《中国政府采购》杂志）         六、国际动向   欧盟敦促各成员国联合采购医疗物资   2020年7月30日，路透社以欧盟委员会一份总结报告为消息源报道：“一旦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成功，可能没有（足够的）注射器和其他医疗用品”。 报告显示，欧盟询问各成员国注射器、酒精和面罩等个人防护装备的库存，敦促各成员国考虑联合采购。联合采购计划能够以更优惠的价格获得所需物资，避免欧盟各国政府为订购这些物资“打价格战”。此外，欧盟要求各成员国考虑联合采购更多流感疫苗并扩大接种规模，以降低流感和新冠疫情今年秋季同时暴发的风险。欧盟各成员国可在7月24日以前决定是否加入流感疫苗联合采购计划。 路透社报道，多种新冠疫苗正在研发过程中，有效性尚待证实，一旦证实疫苗有效，疫苗的量产和分配事宜可能成为大规模接种的障碍。但多个国家已经开始寻求确保本国获得充足疫苗供应。路透社称，英国迄今与多家制药企业签署4份协议，预购2.5亿剂新冠疫苗，是预购疫苗剂量最多的国家。 （信息来源：新华社）         七、采购问答   【编者按】部系统单位如在政府采购实务中遇到疑难问题，可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邮件至本刊编辑部（邮箱：zbzxzhc@miitcntc.org.cn，来信请注明单位名称），本刊将邀请政府采购领域专家在本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本期答疑专家：《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松伟   竞争性磋商能否设定最低限价   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87号令）规定了不能设置最低限价，竞争性磋商是不是也不能设定最低限价及最低限价的计算办法，有法律依据吗？ 答：无论是政府采购还是招标投标，不管采用哪种采购方式，都不能设置最低限价。因为设置最低限价限制了竞争，这是不需要证明的公理；最大限度的竞争，也就是充分竞争，是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的灵魂，也是这个行业不需要证明的公理。两个公理摆在这儿，即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也应该禁止招标人或采购人设定最低限价。 如果招标人或采购人设定了最低限价，有关权力机关该如何处理？《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27条第三款规定：“招标人不得规定最低投标限价。”遗憾的是，《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并没有规定招标人设定最低投标限价的法律责任，第27条第三款的规定也仅仅是强制性管理规定，而非强制性效力规定。因此，招标投标项目，行政监督部门可以依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27条之规定，责令招标人改正，而没有依据对设定最低投标限价的招标人作出行政处罚。 政府采购法规体系里，财政部87号令第12条明确规定：“采购人根据价格测算情况，可以在采购预算额度内合理设定最高限价，但不得设定最低限价。”第78条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采购代理机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3倍、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二）设定最低限价的；”对于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项目，财政部门可以依据财政部87号令第78条，责令采购人、代理机构改正，并作出相应罚款等行政处罚。 对于采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等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的政府采购项目，该怎么处理呢？财政部74号令和财库214号文都没有对此作出具体规定，这是实践中困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问题。我认为，财政部门可以“类推适用”87号令第12条、第78条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类推适用，即法律规范的类推适用，是指适用法律的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或问题的过程中，由于法律规范本身无明文规定，因而，比照最类似的有关法律规定或者按照法的基本原则、精神进行处理。（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法理学》第四版第133页）   政府采购可否对专家的打分进行选择性计算   问：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中采用综合评分法，以算数平均数作为基准分，技术和商务平均分低于或高于平均数20%的不纳入计分范围。这样做符合要求吗？ 答：这其实是对专家打分进行选择性计算的典型做法，不符合政府采购法规要求，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55条第四款“评标时，评标委员会各成员应当独立对每个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并汇总每个投标人的得分。”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依据财政部87号令第七十八条第（十二）项来处罚。 政府采购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除了公开招标，还有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同样不允许对专家打分进行选择性计算。《政府采购竞争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文）第24条第二款规定：“评审时，磋商小组各成员应当独立对每个有效响应的文件进行评价、打分，然后汇总每个供应商每项评分因素的得分。”  

一、政策法规   国务院颁布《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中小企业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较为突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为了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国务院制定了《条例》。 《条例》紧紧围绕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强化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诚实守信、优化营商环境作出规范，切实增强中小企业的获得感。《条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社会高度关注、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既充分考虑中小企业实际情况，又尊重市场主体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建立起市场主体自律、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的预防化解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法规制度。 《条例》共29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规范合同订立及资金保障，加强账款支付源头治理。《条例》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要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交易条件，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款项。同时，强化财政资金保障约束，机关、事业单位使用财政资金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不得无预算、超预算开展采购，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保落实到位，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 二是规范支付行为，防范账款拖欠。《条例》对付款期限和检验验收提出了要求。明确禁止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变相延长付款期限。规范了保证金的收取和结算。明确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并对机关、事业单位在公务消费、办公用房、经费安排等方面采取必要限制措施。 三是加强信用监督和服务保障。明确建立支付信息披露制度、投诉处理和失信惩戒制度以及监督评价机制，以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财政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室7月2日发布《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生态环境厅（局）、邮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生态环境局、邮政局，各中央预算单位办公厅（室）结合实际，积极推广应用。据了解，印发这两个标准，是为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广使用绿色包装。 《通知》要求，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中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要参考包装需求标准，在采购文件中明确政府采购供应商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求。采购文件对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提出具体要求的，政府采购合同应当载明对政府采购供应商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求和履约验收相关条款，必要时要求中标、成交供应商在履约验收环节出具检测报告。 根据《通知》，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定点采购项目和电子卖场也要积极推广应用包装需求标准，对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符合包装需求标准的产品加挂标识，引导采购人优先选择。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报》）   部财务司部署落实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作   2020年6月，部财务司根据财政部国库司有关部署印发通知，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解决好贫困地区农畜产品卖难问题”“加大对湖北支持力度”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落实我部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作。 通知指出，根据2019年各单位上报的预留采购份额情况和财政部提供的“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采购完成情况表”，截至6月27日，我部66家单位中，有62家单位在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注册，4家未注册；24家单位预留了采购份额，共计110.29万元；10家单位通过平台开展了采购活动，完成交易额22.27万元，完成率20.19%。 通知要求，未完成份额预留工作的单位务必于7月10日前完成填报工作（无食堂单位可直接注明无食堂，无需预留采购份额）。同时，要求上报采购预留份额的单位应加快开展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采购工作，通过采购平台“保供给、防滞销”等专区采购湖北等贫困地区滞销农副产品，货到验收合格后应及时支付货款。通知还要求优先通过平台线上支付，采用银行转账等线下付款方式的应及时上传支付凭证。 通知明确，部财务司将根据财政部通报情况对各单位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作进行督促追踪，按月通报完成情况。 （信息来源：部政采中心）   二、工作动态   中招联合开通电商平台 引领“互联网+政府采购”新航线   2020年6月9日上午，“中招电商平台开通仪式”在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隆重举行。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有关负责人、中招联合管理层及业务相关人员60余人参加了仪式。 由于疫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企业和各级单位都面临着控制成本的新挑战。中招电商平台深度融合“互联网+”电子化采购模式，顺应政策和市场秩序而生，有利于降本增效、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服务于政府采购各类市场主体。 中招电商平台是一个全国领先的集约化一站式平台，立足于技术和供应链优势，为政府机构、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校等提供丰富、便捷、高效、透明、可控的集约化日常用品采购服务。平台采用系统化运营，充分发挥线上采购的便捷性，规范采购行为，推进采购标准化和信息化，让集采更透明、更高效。 （信息来源：中招联合招标采购网）         三、综合信息   财政部公布中央七家集采机构政采执行情况综合考评    近期，财政部发布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第一千零七十八号），对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采购中心、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全国人大机关采购中心、国家税务总局集中采购中心、中国人民银行集中采购中心、海关总署物资装备采购中心、公安部警用装备采购中心的业务考核情况进行公告。 本次考核采取书面考核、现场抽查和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内控机制、营商环境、专业能力、电子卖场、采购成效等内容进行评价。考核随机抽取了105个采购项目，调阅评审录像251份，向采购人、供应商发放了172份调查问卷，审查采购文件3975本，编制工作底稿1624份，发现各类问题1280个。经综合考核，国家税务总局集中采购中心、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全国人大机关采购中心考核等次为“优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采购中心、公安部警用装备采购中心、中国人民银行集中采购中心考核等次为“良好”，海关总署物资装备采购中心考核等次为“合格”。 考核结果发现部分集中采购机构在内控管理、公平竞争、专业能力、电子卖场、采购程序和效率等方面存在不足。据此，财政部约谈了7家集采机构主要负责人，集中通报了考核结果及主要情况，对整改工作进行部署。 （信息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中央多部门公开2020年政府采购预算   2020年6月11日，100个中央部门公布了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情况。呈现出“一增一减”两个特点：一方面，公布政府采购预算的单位数量较去年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近50%的中央部门政府采购预算金额同比下降。 关于政府采购预算金额，近五成的中央部门政府采购预算金额低于去年预算总额。大部分中央部门的政府采购预算文件中都注明，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重点压减公用经费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合理保障必要支出需求。 关于政府采购预算结构，货物、工程和服务政府采购预算金额占比分别为54%、23%、23%，与去年相比无明显变化，货物类政府采购仍占“大头”。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报》）   我军首次对物资工程服务采购质疑投诉进行全面规范   近日，军委后勤保障部出台《军队物资工程服务采购质疑和投诉管理暂行办法》，将原先分散在物资、工程、服务各个采购领域的管理规定，进行了统一规范。 《暂行办法》坚持公开透明。要求处理质疑投诉时必须明确告知供应商进一步反映问题的权利和渠道，包括具体的受理部门、联系方式和受理时限；投诉、复议处理结果在军队采购网发布处理公告，强化公开透明，确保渠道畅通。  严格程序标准。对质疑、投诉、复议申请的提出与受理条件、调查与处理流程、各种具体情况处置进行细化明确，做到便于操作、好用实用；引入第三方检测、检验、鉴定和专家论证等调查方式，增强调查处理的专业性、权威性。 严惩恶意行为。在畅通质疑投诉渠道的同时，增大供应商恶意行为的违规成本，对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等干扰采购秩序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罚，防止因恶意、无效质疑投诉影响采购效率。 严格追责问责。按照责权对等原则，建立追责问责机制，明确采购机构、采购单位、评审专家和采购管理部门的责任义务、违规情形与处理方式，压实各方责任，着力实现权责匹配、公平公正、廉洁高效。 （信息来源：中国招标投标协会网站）   深圳政府采购中心与京东深化扶贫路径   近日，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与京东企业业务、贫困村麻布岗镇大塘面村在拓宽农产品销路、加速扶贫产品品牌化、加强农户技能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发挥电商平台优势，以技术提高政府采购扶贫效率，以消费扶贫带动富民增收。  据了解，今年1月14日，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与京东正式达成战略合作，打造“深圳采购扶贫馆”数字化产销平台，通过定向流量扶持、智能化营销推广等方式，拉升扶贫农产品在不同渠道的销售量和产品知名度，加速贫困地区农产品的品牌化。目前，“深圳采购扶贫馆”已成为深圳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特色馆之一，目标覆盖深圳市对口帮扶的9省54县农副产品。 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力推动深圳采购扶贫馆工作，通过“以买代帮”的形式助农增收，解决农产品销路和劳务就业等问题，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支持消费扶贫的政策功能，激活贫困地区内生动力。 （信息来源：金融界网站）   辽宁省开通政府采购电子保函业务   近日，辽宁省财政厅开通了政府采购电子保函业务，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减轻中小微企业负担，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保证金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 电子保函是以辽宁政府采购网为依托，利用“互联网+政府采购”手段，由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担保凭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可在线办理电子保函，不需额外提供纸质材料，实现办理保函“零跑腿”。相比传统的投标保证金，电子保函具有手续简、价格优、出函快、免担保的特点。能够有效缓解企业递交投标保证金造成的资金占用压力，降低代理机构延误或挪用保证金的风险。 目前，辽宁省本级和沈阳、抚顺等7个市开通了电子保函业务，已为40家企业办理电子保函76份，担保金额共计332.4万元。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网）   天津市建立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   近日，天津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做好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工作的通知》（津财采〔2020〕12号，以下简称《通知》），探索建立天津市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 《通知》对信用修复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失信主体同时符合四项条件，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失信信息在公示有效期间内；失信信息公示满3个月；失信主体在失信行为发生后，依法履行处罚要求和法定义务，在规定期限内主动修正和整改失信行为；首次失信的，或失信行为自纠正之日起1年内未再发生同类失信行为。此外，《通知》还明确了规范信用修复程序和信用修复工作责任。 《通知》的出台有利于天津市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鼓励政府采购失信主体不断完善和重塑自身信用，营造政府采购领域良好营商环境。 （信息来源：天津市财政局网站）   四、统计数据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2020年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9%，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业PMI分别为52.1%和50.2%，比上月上升0.5和1.4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48.9%，比上月下降1.9个百分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53.9%，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生产量环比继续回升。 新订单指数为51.4%，高于上月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继续恢复。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6%，比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降幅收窄。 从业人员指数为49.1%，低于上月0.3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略有回落。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5%，虽与上月持平，但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有所加快。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五、专题研究   开放视域下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应然路向 张堂云   作者简介：张堂云，梧州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府采购、财政经济学。 进一步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是全国政府采购系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抓手。为此，全国政府采购改革工作会议于2019年12月5日至6日在北京召开，按下政府采购改革开放“快进键”，2020年理所当然成为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年。历史地看，我国政府采购制度从诞生那一刻开始，就始终坚持在改革的道路上前行，在开放中改革、在改革中开放，通过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并最终成就了政府采购今天的辉煌。在当前快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更应该强调和重视开放。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对国际社会庄严承诺“加快加入世贸《政府采购协定》”（GPA）。将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置于开放视域下推进，正是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的客观需要，也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新时期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还必须遵循2018年11月14日中央深改委通过的《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这是未来政府采购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迈进政府采购改革开放新征程，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应然路向必须着眼于国家治理全局，从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实行更大范围对外开放政策的角度，对政府采购制度目标进行再认识，构建与国际规则契合度高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形成现代化政府采购治理能力。 一、牢固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一种重要方式，应该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在内的综合绩效最大化。从国际发展趋势看，无论是国际政府采购规制还是各国政府采购实践，都趋向于把“物有所值”作为政府采购追求的目标。中国财政部在2013年全国政府采购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首次提出要确定政府采购“物有所值”制度目标。“物有所值”的制度目标理念应成为推进中国政府采购制度深化改革的思想精髓。 （一）关注采购项目全生命周期 “物有所值”的制度目标要求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全生命周期的成本与效益。在政府采购过程中，不仅考虑商品的价格、性能、服务，还要综合考虑运行、维护成本、以及在商品生命周期结束后的处置成本，如对环境、健康和安全的影响等，物有所值更强调采购人的需求达到更加理想的综合效益，即好用、耐用、环保和价格适合等因素构成的最佳综合效益。在“物有所值”制度目标理念的指引下，政府采购需求计划不仅仅只设立价格指标，还包括健康、环境、安全等其他指标体系。“物有所值”制度目标理念不仅有利于规避“异常低价投标”和“天价采购”现象发生，保护公众合法权益，而且为GPA框架下国外供应商进入中国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隐形壁垒。 （二）关注采购项目的综合绩效 “物有所值”制度目标可以突破GPA的一些藩篱，把绿色发展、促进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融入到政府采购需求计划和评标指标体系中，这样使得政府采购促进创新产品等政策功能实现成为可能，也使采购决策更加科学，更能满足公众的需求，同时，使采购主体由被动变成主动。近年来，英国推行的可持续采购（sustainable public procurement，SPP）就是一个典型。可持续采购被视为促进环保产品设计和激励制造商生产减少环境影响的产品的一种有效方法。可持续采购需要将环境因素、生态标签和生态设计贯穿于整个政府采购过程中，打造“最具经济优势”的采购项目。 （三）拓展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空间 在政府采购实践中，各级政府采购机构片面强调节支，把节约多少采购资金作为政府采购绩效的重要评价标准，甚至把“节支”和“最低价格”作为评判政府采购活动的唯一目标，异常低价中标时常发生，这毫无疑问是对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宗旨的曲解。导致在政府采购过程中，重价格轻综合效益，尤其是政府采购政策功能难以推行。据统计，中国不到1/3地方政府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效果欠佳。“物有所值”制度目标理念能避免政府采购理论界和实务工作者局限于政府采购节支的功能，有利于拓宽政府采购功能的范畴。 二、构建与国际规则契合度高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GPA第二十二条第4款要求各参加方对其国内法律进行调整，使其法律、法规、程序和做法等与GPA精神、文本要求保持一致。因此，中国加入GPA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国内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与GPA和其他国际政府采购规制衔接问题。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关于供应商市场准入制度的规定 供应商市场准入制度是对政府采购中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决定了不同国家供应商公平竞争的起点，针对中国供应商市场准入制度过于简单、笼统，甚至缺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其一，细化供应商资格审查标准。供应商财务、技术标准应该与采购对象的限额、技术规格等要求联系，而不是笼统规定、一刀切。其二，优化资格审查流程。《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对供应商预审资格进行了详细规定，为中国优化供应商资格预审流程指明了方向。为了规避采购人主体审查权和选择权不足的问题，建议建立采购人初审和采购代理机构复审相结合的方式，这样不仅加大了审查力度，为资格审查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而且增加了采购人主体责任意识，有利于后期合同的履行与验收，维护政府采购当事人合法权益；其三，借鉴GPA有关供应商瑕疵的规定，中国《政府采购法》中增加该项规定。 （二）协调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 《政府采购法》不仅与《招标投标法》存在冲突，而且与地方政府规章也存在冲突，甚至《政府采购法》内部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为此，建议从三个方面协调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首先，将政府采购监管范围扩展至工程项目，推动政府采购招投标工作的规范化发展；其次，督促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尽快修订地方规章，以适应《政府采购法》的要求；最后，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应由采购人提出，由财政部门统一编制，克服集中采购目录编制的随意性。 （三）完善政府采购权利救济制度 《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和《关于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加强行政裁决工作的意见》均提出健全行政裁决机制，搭建“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平台，确保政府采购争议得到及时处理。在中国政府采购法制国际化进程中，应立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以国际政府采购规制渗入效应为主，培育公平、高效和多元化的政府采购权利救济制度，促进与GPA 规制的接轨。（1）探索在财政部门设置专业的行政裁决机构（如表1所示），这不仅是做好政府采购权利救济工作的重要保证，而且符合政府采购国际惯例，适应GPA对各成员方的要求。（2）将行政程序和司法救济程序设置为自由选择程序。按照GPA的规定，各缔约方负有提供及时、有效、透明的审查程序的义务。借鉴美国的经验，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也可以考虑把行政、司法救济程序设计为并列关系，便于供应商能够灵活进行选择，从而提高供应商的权利保障程度。（3）建立灵活多样的争议解决方式。实践中，监管部门对争议纠纷基本上以作出裁决的单一且固定的方式进行处理。为了节省行政成本，便于化解纠纷矛盾，我国可以建立如约谈、调解等非强制性的纠纷化解模式。 三、加快形成现代化政府采购治理能力 （一）设置权责清晰的政府采购管理机构 现代政府采购治理能力提升的重点是制度化和规范化，核心是理顺政府采购的权责关系。因此，政府采购的顶层设计，要以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为重点，理顺政府采购的权责关系。本研究结合中国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经验做法，认为比较理想的政府采购机构设置权责体系如表1，具体设置为：第一，立法由部门立法上升为人大立法，即《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合并，由人大负责《政府采购法》的修订；第二，财政部下设政府采购政策办公室、政府采购预算办公室、政府采购业务办公室、政府采购绩效评估办公室和政府采购监督办公室、政府采购合同上诉委员会、政府采购国际事务处理中心，各中心的具体职能如表1所示。   表1  政府采购机构设置和权责关系 机构性质 机构名称 机构职能 立法机构 全国人大 负责修订《政府采购法》 决策机构 政府采购政策办公室 负责政府采购战略、确定政府采购功能，建立政府采购机制。 执行机构 政府采购预算办公室 编制预算、制定需求标准，引导、协助和审核采购人需求计划。 政府采购业务办公室 参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负责政府采购人员培训、政府采购职业资格认定，负责《政府采购法》规制的所有政府采购业务等。 政府采购绩效评估办公室 根据政府采购政策功能需要、制定绩效评估指标，收集整理政府采购数据，定期发布政府采购绩效评估结果。 监督管理机构 政府采购监督办公室 制定和颁布政府采购法规条例、制定政策文件、政策督导。 全国人大、审计署 监督、审计等。 行政裁决机构 政府采购合同上诉委员会 受理国内上诉案件处理和裁定合同纠纷。 政府采购国际事务处理中心 负责跨境采购投诉、合同纠纷等。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设计编制 （二）构建政府采购全链条管理机制 从聚焦采购程序的管理转变到面向采购系统的管理，正是过去全球公共采购管理变化的缩影。特别是，近年来政府采购管理机制已经不再局限于购买交易环节，而是实现了前、后向延伸，囊括了从采购需求管理到采购合同管理的各个环节，形成了全链条管理机制。借鉴新一轮国际政府采购规则修订的经验，可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如图1所示。     图1 全链条政府采购管理流程图 （三）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政府采购已逐渐演变成集政策性、专业性和技术性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为。政府采购工作不仅涉及编制采购需求计划、采购方式的选择、采购合同的签订与履行，还涉及产品或服务的功能和性能标准，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指标。可见，承担这项工作需要具备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心理学、工程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尤其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从事政府采购人员还需要具备国际商务能力、国际招标组织能力、国际法务应对能力和国际市场分析能力。然而，我国政府采购人才供需矛盾突出，人才结构不合理，政府采购治理现代化需要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其一，加强专业教育，鼓励财经类高校申请开设政府采购专业，基于国际化视角精心规设计划政府采购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式、专业课程体系；其二，深入开展在职教育，建议中国多成立专门的政府采购培训机构，尤其需要开展政府采购法和国际招投标培训业务，采取短期学习与中长期培训相结合。其三，政府采购职业规划设计，中国可以借鉴美国政府采购职业规划，如注册公共采购官员（C.P.P.O.）、专业公共采购员（P.P.B.）、注册专业后勤师、注册采购管理员（C.P.M.）、注册专业合同官员等，建立政府采购招投标师制度、职业评审专家制度、采购监督官制度、政府采购合同官等中国特色的采购官制度，同时，建立相应的绩效评价和晋升机制。 （特约稿件）   六、国际动向   美国打击串通投标行为的最新实践   2020 年6 月16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竞争委员会的线上会议中，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助理总检察长Makan Delrahim 向国际社会展示了美国打击采购共谋的团队（PCSF ）。 PCSF 是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于2019 年提出的一项倡议，成员包括反垄断司和13 个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国防刑事调查局特工，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伙伴。该团队的目标是利用团队内综合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更好地威慑、侦查、调查和起诉影响各级政府（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采购、拨款和项目资金的反垄断犯罪和相关犯罪。 自2019 年11 月成立以来，PCSF 在采购领域获得了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响应。50 多个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机构已与PCSF 联系，寻求外展培训、协助保护其采购流程以及与PCSF 合作进行调查的机会。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PCSF 已对2000 多名刑事调查人员、数据科学家和采购官员进行了培训。 （信息来源：搜狐网）   欧盟将在企业并购、公共采购等领域加强监管   2020年6月17日，欧盟发布“外国补贴白皮书”，称外国补贴日益对欧盟市场竞争造成负面影响，为此欧盟拟动用一揽子政策工具，在企业并购、公共采购、申请欧盟资金等领域加强监管。 欧盟委员发布公告称，外国补贴日益对欧盟市场竞争造成负面影响，已超出欧盟“禁止国家援助”的监管范围。除常见的贸易补贴，为并购欧盟企业提供资金便利、直接支持企业在欧运营乃至为企业在欧盟公共采购中标提供便利都应列为“外国补贴”，但欧盟似乎出现“监管空白”。为此欧盟拟动用一揽子政策工具加强监管。 针对为并购欧盟企业提供资金便利，由欧盟委员会对于超出限额的相关企业决定是否对其采取反补贴措施或直接叫停并购。 针对为企业在欧盟公共采购中标提供便利，由招标部门和监管机构审查是否存在外国补贴以及对公共采购的影响。对于企业申请欧盟资金，须审查企业是否接受外国补贴。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就白皮书表示，希望欧盟有关措施遵守世贸组织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思潮干扰，不要以补贴为由设置新的贸易障碍，而应为外资企业经营发展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七、采购问答   【编者按】部系统单位如在政府采购实务中遇到疑难问题，可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邮件至本刊编辑部（邮箱：zbzxzhc@miitcntc.org.cn，来信请注明单位名称），本刊将邀请政府采购领域专家在本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本期答疑专家：《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松伟   供应商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重复提出质疑可否不予受理   　问：供应商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问题重复提出质疑，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可以依据财政部94号令第10条的规定不予受理吗？ 答：首先要看采购文件有没有特别规定。财政部94号令第10条第二款规定：“采购文件可以要求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这一规定，是任意性规定，不是强制性规定。采购人有没有在采购文件里就此作出明确要求，是处理这一问题的主要依据。采购文件如果明确规定了“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应当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否则，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将不予受理”，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在收到供应商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重复提出质疑时，就可以依据采购文件的规定不予受理。采购文件如果没有上述明确规定，则不能不予受理，必须予以答复。应当区分两种情形分别作出不同的答复： 　　第一种情形：供应商重复质疑时没有提出新的证明材料和请求。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可以简单书面答复：“你单位的质疑我单位已经答复过了，鉴于你单位没有提供新的证明材料和请求，我单位没有新的答复意见。”第二种情形：供应商提出了新的证明材料和请求。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则必须对供应商所提出的新的证明材料和请求进行充分的调查核实之后，进行书面答复。     低于平均数20%报价的供应商能否被判投标无效   问：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招标文件规定供应商报价低于平均数20%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判定该供应商的投标为无效投标，是否违法？如何处理？ 答：这是典型的违法行为，属于变相设置最低限价，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12条“不得设定最低限价”的禁止性规定。实践中，一些采购人以“避免供应商低价中标”为理由通过各种方式变相设置最低限价，这种做法是不合规的。政府采购项目中，供应商的报价是否合理，该不该判其投标无效，87号令第60条把这个判定权交给了评标委员会。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可以依据87号令第78条第（二）项“设定最低限价的”，责令采购人、代理机构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采购代理机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3倍、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工信部联企业〔2020〕108号）（以下简称《意见》），强调：强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机制。 《意见》称：修订《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号），完善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惠等措施，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应占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意见》强调：坚持公平竞争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公正公平对待中小企业，破除不合理门槛和限制，实现大中小企业和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完善审查流程和标准，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投诉、公示、抽查制度。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意见》附后。   《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 工信部联企业〔2020〕1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发源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特别是一些基础性制度性问题亟待解决。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形成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提出如下意见。 一、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 （一）健全中小企业法律法规体系。以《中小企业促进法》为基础，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体系。鼓励地方依法制定本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地方法规。探索建立中小企业法律法规评估制度和执行情况检查制度，督促法律法规落实到位。 （二）坚持公平竞争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公正公平对待中小企业，破除不合理门槛和限制，实现大中小企业和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完善审查流程和标准，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投诉、公示、抽查制度。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三）完善中小企业统计监测和发布制度。健全中小企业统计监测制度，定期发布中小企业统计数据。建立中小企业融资状况调查统计制度，编制中小微企业金融条件指数。加强中小企业结构化分析，提高统计监测分析水平。探索利用大数据等手段开展中小企业运行监测分析。完善《中小企业主要统计数据》手册，研究编制中小企业发展指数。适时修订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四）健全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坚持“政府+市场”的模式，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查询机制，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及时整合共享各类涉企公共服务数据。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完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创新小微企业征信产品，高效对接金融服务。研究出台有关法律法规，规范中小企业信用信息采集、公示查询和信用监管等。发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基础作用，将涉企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依法公示。 （五）完善公正监管制度。减少监管事项，简化办事流程，推广全程网上办、引导帮办，全面推行信用监管和“互联网+监管”改革。推进分级分类、跨部门联合监管，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落实和完善包容审慎监管，避免对中小企业采取简单粗暴处理措施，对“一刀切”行为严肃查处。 二、坚持和完善中小企业财税支持制度 （六）健全精准有效的财政支持制度。中央财政设立中小企业科目，县级以上财政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建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公司制母基金，健全基金管理制度，完善基金市场化运作机制，引导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强资金绩效评价。 （七）建立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长效机制。实行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依法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按照规定实行缓征、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措施，简化税收征管程序；对小微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减免等优惠政策，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落实好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加强涉企收费监督检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八）强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机制。修订《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完善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惠等措施，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应占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三、坚持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促进制度 （九）优化货币信贷传导机制。综合运用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商业银行增加小微企业信贷投放。进一步疏通利率传导渠道，确保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有效传导至贷款利率。建立差异化小微企业利率定价机制，促进信贷利率和费用公开透明，保持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定价合理水平。 （十）健全多层次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推进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深化大中型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改革，推动中小银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有序健康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发展便利续贷业务和信用贷款，增加小微企业首贷、中长期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开展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融资，加强银税互动。推动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研究出台《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加快推进小额金融纠纷快速解决等机制建设。完善规范银行业涉企服务收费监管法规制度，降低小微企业综合性融资成本。 （十一）强化小微企业金融差异化监管激励机制。健全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长效机制，出台《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修订《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将商业银行小微企业服务情况与资本补充、金融债发行、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金融机构总部相关负责人考核及提任挂钩。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建立授信尽职免责负面清单制度。督促商业银行优化内部信贷资源配置和考核激励机制，单列小微企业信贷计划，改进贷款服务方式。 （十二）完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大力培育创业投资市场，完善创业投资激励和退出机制，引导天使投资人群体、私募股权、创业投资等扩大中小企业股权融资，更多地投长、投早、投小、投创新。稳步推进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支持更多优质中小企业登陆资本市场。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对接资本市场。稳步推进新三板改革，健全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完善中小企业上市培育机制，鼓励地方加大对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企业的支持。加大优质中小企业债券融资，通过市场化机制开发更多适合中小企业的债券品种，完善中小企业债券融资增信机制，扩大债券融资规模。 （十三）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和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引导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担保费率水平。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合作，合理确定风险分担比例和担保贷款风险权重，落实金融机构和融资担保机构尽职免责制度，提高小微企业融资可获得性。推动建立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公示系统。 四、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制度 （十四）完善创业扶持制度。改善创业环境，广泛培育创业主体。完善创业载体建设，健全扶持与评价机制，为小微企业创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高质量服务。鼓励大企业发挥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市场优势，为创业活动提供支撑。鼓励服务机构提供创业相关规范化、专业化服务。 （十五）完善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制度。创新中小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促进大中小企业联合参与重大科技项目，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大企业科研仪器、实验设施、中试小试基地等创新资源向中小企业开放。调整完善科技计划立项、任务部署和组织管理方式，大幅提高中小企业承担研发任务比例，加大对中小企业研发活动的直接支持。完善专业化市场化创新服务体系，完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机制，提升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专业化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等扶持中小企业创新的能力与水平。完善中小企业创新人才引进和培育制度，优化人才激励和权益保障机制。以包容审慎的态度，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 （十六）完善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机制。健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标准体系和评价机制，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完善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协同创新和融通发展制度，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提高中小企业专业化能力和水平。 （十七）构建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技术应用机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应用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新材料技术、智能绿色服务制造技术、先进高效生物技术等，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应用新技术的工作机制，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支持产业园区、产业集群提高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建立中小企业新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新技术推广机制，提高新技术在园区和产业链上的整体应用水平。 五、完善和优化中小企业服务体系 （十八）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健全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社会化公益服务相结合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完善服务机构良性发展机制和公共服务平台梯度培育、协同服务和评价激励机制。探索建立全国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一体化平台。发展中小企业服务产业，引导服务机构提供规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引导大企业结合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为中小企业提供配套服务。鼓励各类社会组织为企业提供公益性服务，探索建立志愿服务机制。 （十九）健全促进中小企业管理提升机制。完善中小企业培训制度，构建具有时代特点的课程、教材、师资和组织体系，建设慕课平台，构建多领域、多层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中小企业培训体系。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加快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弘扬“工匠精神”。健全中小企业品牌培育机制。实施小微企业质量管理提升行动。完善中小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机制。 （二十）夯实中小企业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深化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促进中小企业国际交流合作。探索建设中小企业海外服务体系，夯实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服务机制，在国际商务法务咨询、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性贸易措施、质量认证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帮助。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推进关税保证保险改革。鼓励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探索建立B2B出口监管制度，支持跨境电商优进优出。 六、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保护制度  （二十一）构建保护中小企业及企业家合法财产权制度。坚决保护中小企业及企业家合法财产权，依法惩治侵犯中小企业投资者、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依法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其他涉案财产与合法财产，严格区分企业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严格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与家庭成员财产。建立涉政府产权纠纷治理长效机制。出台并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从源头遏制拖欠问题。 （二十二）健全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法定赔偿额。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加强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区建设，强化专利导航工作机制，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开发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产品的政策，提升中小企业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能力。优化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维权机制，建设一批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强化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推进知识产权纠纷仲裁调解工作。提高知识产权审查效率，减轻中小企业申请和维持知识产权的费用负担。 （二十三）完善中小企业维权救济制度。构建统一的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畅通中小企业表达诉求渠道，完善咨询投诉举报处理程序和督办考核机制。探索建立中小企业公益诉讼制度、国际维权服务机制。鼓励法律服务机构开展小微企业法律咨询公益服务。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应急救援救济机制，帮助中小企业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不可抗力事件。  七、强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组织领导制度  （二十四）强化各级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机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必须建立健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由政府领导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办公室设在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的综合管理部门，强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队伍建设。领导小组要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及时向上一级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有关工作情况。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认真执行领导小组议定事项，建立内部责任制，加强工作落实。 （二十五）完善中小企业决策保障工作机制。完善中小企业政策咨询制度，培育一批聚焦中小企业研究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政策出台前征求中小企业与专家意见制度和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制度。完善中小企业政策发布、解读和舆情引导机制，提高政策知晓率、获得感和满意度。定期开展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第三方评估，并向社会公布结果。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统计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0年7月3日   来源：政府采购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