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 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安排这次学习，目的是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法度者，正之至也。”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大量法律法令，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为建立新型法律制度积累了实践经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国家机构组织法、选举法、婚姻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框架体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逐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完善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制度，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抓住法治体系建设这个总抓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法治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主要是：法律规范体系不够完备，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存在薄弱点和空白区；法治实施体系不够高效，执法司法职权运行机制不够科学；法治监督体系不够严密，各方面监督没有真正形成合力；法治保障体系不够有力，法治专门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涉外法治短板比较明显，等等。这些问题，必须抓紧研究解决。 我多次强调，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对外开放深入推进，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 从国内看，我们已经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共同富裕，都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必须提高全面依法治国能力和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从国际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我们必须加强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顺应事业发展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全面加以推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坚持法治体系建设正确方向。我讲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具体讲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定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正确处理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重大问题上做到头脑特别清晰、立场特别坚定。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法治体系建设全过程。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是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体系，不能被西方错误思潮所误导。 第二，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古人讲：“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要加强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等重要领域立法，加快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立法步伐，努力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要发挥依规治党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政治保障作用，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格局。要聚焦人民群众急盼，加强民生领域立法。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新型毒品犯罪和“邪教式”追星、“饭圈”乱象、“阴阳合同”等娱乐圈突出问题，要从完善法律入手进行规制，补齐监管漏洞和短板，决不能放任不管。这些年来，资本无序扩张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平台经济、数字经济野蛮生长、缺乏监管，带来了很多问题。要加快推进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修订工作，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2021年4月25日至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西考察。这是25日下午，习近平在桂林市阳朔县漓江杨堤码头，了解漓江流域综合治理、生态保护等情况。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毛泽东同志说过：“搞宪法是搞科学。”要抓住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提高立法效率，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各级立法机构和工作部门要遵循立法程序、严守立法权限，切实避免越权立法、重复立法、盲目立法，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影响。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推进法治体系建设，重点和难点在于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要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要旗帜鲜明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绝不容许利用职权干预司法、插手案件。   2019年2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考察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这是1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市公安局，同公安英模和干警代表一一握手，向全国广大公安干警致以新春祝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第三，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当前，法治领域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原因在于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要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目标，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健全执法权、监察权、司法权运行机制，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规范高效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加强对立法权、执法权、监察权、司法权的监督，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进行。要加强统筹谋划，完善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发展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调解等法律服务队伍，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要深化执法司法人员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法治专门队伍管理教育和培养。要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继续依法打击执法司法领域腐败行为，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 需要强调的是，法治领域改革政治性、政策性强，必须把握原则、坚守底线，决不能把改革变成“对标”西方法治体系、“追捧”西方法治实践。 第四，运用法治手段开展国际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运用法治方式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能力明显提升。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按照急用先行原则，加强涉外领域立法，进一步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法律法规，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要把拓展执法司法合作纳入双边多边关系建设的重要议题，延伸保护我国海外利益的安全链。要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建设。 第五，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和宣传。我们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规律，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举措。我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概括为“十一个坚持”。要加强对我国法治的原创性概念、判断、范畴、理论的研究，加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落实到各法学学科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中，推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法治人才。要加强对律师队伍的政治引领，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自觉遵守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等从业基本要求，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要把推进全民守法作为基础工程，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要总结我国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实践的经验，阐发我国优秀传统法治文化，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提升我国法治体系和法治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好主体责任，聚焦重大部署、重要任务、重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主动担当作为，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央依法治国办要发挥好职能作用，推动党中央法治建设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条战线各个部门要齐抓共管、压实责任、形成合力，提高工作法治化水平。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12月6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来源：《求是》2022/04 ​

重要论述 1936年2月18日 毛泽东和彭德怀在清涧袁家沟发布东征作战命令。命令指出：在党中央及军委会抗日讨卖国贼，向山西消灭阎锡山部队，发展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号召全国抗日讨卖国贼运动，并在军事上巩固向前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下，第一方面军第一步有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的任务。命令还规定：先头绝对隐蔽乘夜偷渡，以坚决敏捷手段夺取敌堡，割断电线，控制前进阵地及翼侧掩护阵地，以保证后队渡河及与援敌作战之有利地位。 1945年2月18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谈判的方针我看是对的，赫尔利来时我们开了中央会议，现在还是那五条方针。国民党和赫尔利都是要我们廉价或无代价下水，我们抵制了这些东西，现在又要套我们的军队，我们也抵制了。我们提出八条和党派会议，这是有原则的妥协，“左”一点、右一点（不妥协或无原则的妥协）都是危险的。还说，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 1982年2月18日 邓小平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谈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指出：我们正在搞体制改革。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必须消除。干部老化问题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把它当作一场革命。当然这是对体制的革命，而不是对人的革命。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差不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算是第一个试验。他还指出：毛泽东提出的以自力更生为主，这始终是我们的根本原则。不靠自己努力，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吸收外国资金的方针不会变，还要贯彻下去，只是不能太天真。 1991年2月18日 邓小平在视察建设中的南浦大桥工地时说：上海这么大，总是要造好几座桥。随后前往新锦江大楼顶层俯瞰上海市容，听取浦东开发规划汇报。指出：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还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党史回眸 1951年 2月18日 中共中央向党内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央于2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问题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城市工作、整党建党、统一战线工作、整风等8个问题。 1985年 2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新划入沿海开放区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此后，国务院又相继决定开放了一批沿江、沿边、内陆和省会城市，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格局。 2005年 2月18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 2014年 2月18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提出，两岸双方应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历史瞬间 1935年2月18日至21日，红军夺取桐梓、占领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取得了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的大胜利。图为黔北要隘娄山关。   1991年2月18日，邓小平视察上海南浦大桥工地时同大桥工程设计人员握手。   来源：共产党员网  

——把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传承好、发扬好④ 本报评论部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思想的力量，总是能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2015年2月，正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安杨家岭党的七大会址。站在当年的会场，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地说道：“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这一番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精辟论述了我们党“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概括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是勇于理论创新的党，也是善于理论创新的党。回望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 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不仅来自于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一路走来，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思想的光芒，照亮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些年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应时代之变迁、立时代之潮流、发时代之先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 人民日报 》（ 2022年02月17日 05 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成协中 财政部新近出台的《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110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总结了实践中普遍运用的协议供货、定点采购经验，借鉴国际经验，对框架协议采购制度作出了具体规范。在赋予框架协议采购方式以法定地位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的公共采购制度，具有重要的制度创新价值。基于各种考虑，《暂行办法》将规范重点放在框架协议采购程序方面，重点对框架协议的适用范围、框架协议的类型和适用条件等做出了细致规定，而对相关监管制度和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为简略。本文将主要围绕框架协议采购的监管框架，谈几点初步的思考。 《暂行办法》创设了以征集人为核心的制度设计 框架协议采购作为一种采购方式，具有不同于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磋商）、询价和单一来源等的特殊之处。其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小额零星的适用范围；二是采购程序的双阶段设计；三是成交供应商的不确定性。与这些特点相适应，《暂行办法》创设了以“征集人”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对现有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中以采购人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做出了一定程度的革新。 首先，《暂行办法》明确了征集人拟定采购方案的法定职责。在启动正式征集程序之前，集中采购机构要拟订采购方案，报财政部门审核；主管预算单位要将本部门、本系统有特殊要求、需统一配置的小额零星采购列入部门集中采购项目，拟订采购方案，报财政部门备案。同时，要做好电子化采购相关准备，已有电子采购系统的，根据《暂行办法》规定优化功能设置；没有电子采购系统的，为避免重复建设，可选择已开发相关功能的第三方平台实施框架协议采购。 其次，《暂行办法》明确了征集人确定采购需求和开展需求调查的法定职责。《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了集中采购机构或者主管预算单位应当确定框架协议采购需求，和开展需求调查的程序要求。这与《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的“采购人组织确定采购需求和编制采购实施计划”的规定不完全一致。 再次，《暂行办法》明确了征集人组织征集程序和签订框架协议的法定职责。《暂行办法》第五条明确了集中采购机构和主管预算单位“负责征集程序和订立框架协议”的法定职责。第十三条、第十五条又进一步明确了征集人在征集公告和征集文件中确定最高限制单价、确定框架协议期限的职责。 最后，《暂行办法》明确了征集人对于框架协议履约管理的法定职责。包括对第二阶段最高限价、需求标准的执行情况和确定成交供应商情况进行管理，为第二阶段合同授予提供工作便利，对入围产品升级换代进行审核，建立用户反馈和评价机制，公开封闭式框架协议第二阶段成交结果，办理入围供应商清退和补充事宜等。 以征集人为核心的制度设计，赋予了征集人在框架协议采购过程中大量程序性义务与监管职责，具有重要的制度创新意义。 框架协议采购中的质疑投诉如何实施 《暂行办法》本身并未对框架协议采购中的权利救济做出特别规定。根据财政部负责人的解读，在框架协议采购的两阶段，供应商均可依法提出质疑和投诉。框架协议订立阶段，供应商如认为征集相关的文件、过程和入围结果使自己权益受损的，可依法向征集人提出质疑，对质疑答复不满意或征集人未按时答复的，可依法向财政部门提出投诉。合同授予阶段，供应商如认为二次竞价、顺序轮候过程和成交结果使自己权益受损的，可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质疑答复不满意或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按时答复的，可依法向财政部门提出投诉。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按照合同约定和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处理，不属于质疑和投诉范围。质疑、投诉的具体要求按照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以下简称“94号令”）等规定执行。这一解读，基本遵循了现行《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94号令的规范要求，与《暂行办法》的法律定位一致。但这一解读在实践中仍有一些亟待明确的问题。 （一）非入围供应商的质疑权利 根据前述解读，供应商在框架协议的两个阶段均可以提出质疑和投诉。但在两个阶段可以提出质疑和投诉的供应商的范围是否相同？尤其是在第二阶段有权提起投诉的供应商的范围如何确定？ 关于有权提起质疑和投诉的供应商的范围，《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仅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即“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供应商。94号令第十一条对有权提出质疑的供应商的范围做出了限定，“提出质疑的供应商（以下简称质疑供应商）应当是参与所质疑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采购行政裁决第29号指导性案例指出，“潜在供应商已依法获取采购文件的，可以对该文件提出质疑，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市场主体明显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不属于潜在供应商。”在政府采购质疑投诉处理实践中，也进一步明确，对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的质疑，必须是实际参与质疑项目的供应商，未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不得对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提出质疑。 在框架协议采购的质疑投诉中，对第一阶段提出质疑的供应商范围，可以参照前述规则确定。略有差别的是对第二阶段确定供应商的过程和结果提出质疑的供应商范围。考虑到框架协议采购的双阶段性质，第一阶段已经确定了入围供应商的范围，那么，在第二阶段有权对采购人确定供应商的过程和结果提出质疑的，原则上应当局限于已经入围的供应商。但这一点也并非绝对，因为《暂行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了采购人在特定条件下将政府采购合同授予非入围供应商的权利。这实际上就赋予了非入围供应商在特定条件下被授予合同的合法预期。在条件成就时，采购人拒绝将采购合同授予非入围供应商，就可能侵犯非入围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此时，应当承认满足相应条件的非入围供应商的质疑权利。 （二）入围供应商能否对合同授予阶段采购人“直接选定”提出质疑 《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确定第二阶段供应商的方式包括直接选定、二次竞价和顺序轮候三种方式。财政部负责人在前述解读中指出，“合同授予阶段，供应商如认为二次竞价、顺序轮候过程和成交结果使自己权益受损的，可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二次竞价和顺序轮候过程，因为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和不确定性，未中标供应商有权对其提出质疑，理所应当。那么，对于采购人通过直接选定方式确定供应商的过程和结果，未中标供应商能否提出质疑呢？ 前述解读可能是考虑到《暂行办法》既然将直接选定方式作为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主要方式，那么如何直接选定就是采购人的一项法定权利，对于选定过程和结果，其他当事人不能提出质疑。这种考虑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对于公共主体而言，法定权利并非一种可以依据自身意愿随意行使的权利，而是一种受法律约束的权利。尽管《暂行办法》赋予了采购人在封闭式框架协议的第二阶段通过直接选定方式确定中标供应商的权利，但此种权利行使仍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一是在征集文件中未明确载明通过二次竞价或者顺序轮候确定成交供应商；二是供应商在直接选定时应当主要考虑入围产品价格、质量以及服务便利性、用户评价等因素。在实践中，采购人完全可能在这两项条件不满足时通过直接选定方式将采购合同授予不适当的入围供应商。此时，在价格和质量方面更具竞争优势的其他入围供应商获得中标资格的权益就会受到侵害。那么，承认这些非中标供应商对于通过直接选定方式来确定供应商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质疑的权利，就具有了现实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当然，其也具有规范上的依据，因为其也满足《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和94号令对提出质疑的供应商的条件。 （三）质疑的法律效力 关于质疑的法律效力，《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和94号令均未做出明确规定。采购人和代理机构在收到供应商的质疑后，应当依法进行处理，并无暂停采购活动的权利。在投诉处理阶段，财政部门可以依据94号令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视具体情况书面通知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暂停采购活动，暂停采购活动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0日。 对于框架协议采购，是否有必要做出特别规定？对于这一问题，需要结合框架协议采购的适用条件来考虑。《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可以采用的框架协议采购方式采购的，主要限于小额零星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公共采购示范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框架协议程序的使用条件相比，其欠缺了关于紧急采购的规定。《公共采购示范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了质疑会产生采购合同或框架协议暂停生效的法律效力。当然在“紧迫公共利益”要求情况下，此种暂停效力会被打破。紧急采购显然应当属于这种“紧迫公共利益”的范畴。 现行《暂行办法》对于框架协议采购中质疑的法律效力，并未做出特别规定，原则上适用《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和94号令关于质疑程序的一般性规定。但考虑到《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了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为将来财政部门将框架协议采购适用于其他情形预留了规范上的接口，此时平衡采购的竞争性要求和公共利益可能就对质疑的法律效力提出规范上的新需求。在未来修订和完善框架协议采购制度时，需要对其做出制度上的设计和回应。 框架协议采购中的法律责任的理解与适用 《暂行办法》第五章用了五个条款，对框架协议政府采购的法律责任做出了规定。与先前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暂行办法》对于法律责任的规定略显简略。 （一）第四十三条的理解与适用 从《暂行办法》第五章五个条款的内容来看，第四十四条至第四十七条都属于转介条款，相关法律责任的追究，需要借助于其他法律规范来实施。仅第四十三条属于新设的法律责任条款，规定了主管预算单位、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的法律责任。本条针对主管预算单位、采购人和代理机构设定的法律责任，主要有三类：责令限期改正、警告、“处分+通报”。从合法性上看，《暂行办法》作为规章，有权设定这三类法律责任，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之情形。 但在具体的适用上，可能会存在如下困难： 1.本条针对主管预算单位、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设定了完全相同的法律责任，但这三类主体在框架协议采购中的法律地位并不完全相同。在框架协议采购中，存在两份协议，一是框架协议，集中采购机构与主管预算单位是甲方，入围供应商是乙方；二是采购合同，采购人是甲方，成交供应商是乙方。这两份协议的甲方的法律责任是否完全相同？一种更为合理的设计，是区分征集人和采购人的法律责任，一条规定框架协议的甲方（集中采购机构、主管预算单位）的法律责任，一条规定采购合同的甲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法律责任，根据其不同的违法事由，做出有区别的法律责任设计。 2.本条设定的主要是行政法律责任，但无论是第一阶段的征集人，还是第二阶段的采购人和代理机构，其在框架协议签订和履行过程中的角色并非单一。针对其所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设定行政法律责任，可能造成针对法律责任过重，或者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竞合的问题。一种更为妥当的制度设计，是针对框架协议和采购合同订立过程中较为重要的违法行为，设定行政法律责任；而对于框架协议和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法律责任，可设定法律责任竞合的处理规则，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可辅之以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二）第四十四条的理解与适用 《暂行办法》第四十四条主要是针对入围或成交结果无效的处理时的法律责任设计。这一条的适用，需要结合《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来进行。但目前通过转介条款，来设计入围或成交结果无效的法律责任，在实践中可能面临一些难题： 1.这里影响入围或成交结果的行为，是否局限于采购人和代理机构的行为？还是可以扩展适用至征集人、供应商的违法违约行为？从《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第五十二条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的内容来看，其主要针对采购人、集采机构、代理机构，而未涵盖主管预算单位、供应商。现有条文未列明本条的适用对象，从逻辑上将主管预算单位、供应商纳入其中并无不当；但本条作为转介条款，其适用又主要依赖《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 2.本条完全参照针对传统采购方式的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处理规则，来设计针对框架协议和采购结果无效时的处理规则，过于简单，忽视了框架协议采购的二阶段特性。鉴于框架协议采购的二阶段性质，对于因存在违法或违约行为而对入围或成交结果的处理，一方面需要慎重考虑违法或违约事由的法律影响，不宜认定所有的或多数的违法违规行为都能导致结果的可撤销或无效；二是需要考虑框架协议与采购合同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过程论的角度重新明确处理规则，可能更为合理。 （三）关于入围供应商的法律责任 《暂行办法》第四十五条也是通过转介条款的形式，规定了供应商的行政法律责任。本条的适用，主要应当结合《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来进行。供应商存在《暂行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所列违法情形，可直接适用《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处罚。同时依据《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串通投标的，中标、成交无效。其内容与《暂行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取消其入围资格、解除框架协议的法律后果是一致的，这部分的适用没有太大障碍。但入围供应商放弃封闭式框架协议入围资格或者退出封闭式框架协议，现有《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对此问题尚未规定相应法律责任，这部分的法律责任如何追究，会成为未来法律实施的一个难点。 此外，《暂行办法》第十九条关于入围供应商清理的规定，实际上也为入围供应商存在违法违约行为时设定了取消入围资格或解除框架协议的法律责任，不宜将其放在第二章一般规定中，将其与第四十五条的内容进行整合，是一种更合逻辑的制度设计。 总体来看，《暂行办法》主要以征集程序为核心做了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制度设计，在投诉处理和法律责任的设计方面略显简单，主要依赖《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范，未完全考虑框架协议采购的特殊性。期待未来框架协议采购的完善，能够更充分体现框架协议采购的特点，在监管框架方面做出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制度设计。

重要论述 1942年2月17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电报指出：估计日本占领新加坡，完成第一步南进计划后有三种可能的动向：攻印、攻苏、单独解决中国。蒋明显地望日攻苏以趁机压我向北，并在布置准备工作。二十日，毛泽东复电指出：与我们估计略同，如日侵苏应准备对付蒋的压力，但蒋不敢与我决裂的。财政经济今年亦有办法，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复电通报了延安整风的情况，指出：总之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毛泽东的复电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53年2月17日 毛泽东在湖北武汉听取孝感地委负责人等关于土改后农村状况的汇报时，谈到对过渡时期的想法，指出：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了。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当天，他还同中南局、湖北省和武汉市负责人谈到这个问题，指出：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他还谈到：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就要给饭吃。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2014年2月17日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他指出： 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我们在学习宣传全会精神上还要下细功夫、苦功夫、深功夫，夯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认识基础。在学习理解上，要防止一知半解、断章取义、生搬硬套，要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又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在贯彻落实上，要防止徒陈空文、等待观望、急功近利，必须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抓实、再抓实。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工作，既要敢于突破，又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走，确保实现改革的目标任务。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部署的，要注意避免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倾向，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那些思维定势。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 2017年2月17日 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指出： 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牢固树立和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召开这次座谈会，就是想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分析国家安全形势，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安全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和总体部署，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国家安全涵盖领域十分广泛，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正在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时刻面对各种风险考验和重大挑战。这既对国家安全工作提出了新课题，也为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新机遇。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 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要切实加强国家安全工作，为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保障。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要突出抓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土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等各方面安全工作。要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整体水平，注意从源头上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加强交通运输、消防、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治理，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和市场化引导，加强网络安全预警监测，确保大数据安全，实现全天候全方位感知和有效防护。要积极塑造外部安全环境，加强安全领域合作，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要加大对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物质、技术、装备、人才、法律、机制等保障方面的能力建设，更好适应国家安全工作需要。 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各地区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的国家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维护国家安全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关心和爱护国家安全干部队伍，为他们提供便利条件和政策保障。   党史回眸 1979年 2月17日－3月16日 中国边防部队实施对越自卫反击战。3月16日，自卫反击战结束。 1989年 2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指出，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努力改善和加强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基础上，加快和深化文艺体制改革，加强文艺队伍的自身建设。 2001年 2月17日－19日 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安徽召开，主要任务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精神，总结交流安徽等地的试点经验，研究完善有关政策，部署今年试点工作。温家宝发表讲话指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是党和国家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事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改革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08年 2月17日－19日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坚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在坚持改革创新上下功夫，在突破重点难点上下功夫，在做好基础工作上下功夫，在提高工作水平上下功夫，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历史瞬间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   来源：共产党员网  

2月10日，财政部发布第一千五百二十三号至第一千五百三十二号10则信息公告。其中涉及的问题有：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代理机构违反了财政部74号令第二十六条和财库〔2012〕69号文第二条的规定；招标文件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开标、评标现场录像声音缺失；代理机构无正当理由拒绝供应商在评审现场演示，影响评标委员会评审；供应商涉嫌提供虚假的《中小企业声明函》；采购人及代理机构未依法编制招标文件。 第一千五百二十三号公告中，财政部在对“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机房硬件设备维保和值班服务采购项目（一标段）”（项目编号：NXSWJ-2021-3）投诉案处理过程中，发现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情形，对其作出罚款48532元的行政处罚。 第一千五百二十四号公告中，财政部在对“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康复器材采购项目”（项目编号：TPYB21/02）投诉处理过程中，发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违反了《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以下简称74号令）第二十六条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2〕69号）第二条的规定，对其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据了解，2021年12月10日，财政部曾就上述项目发布第一千四百六十四号投诉处理结果公告。该公告中，投诉人投诉事项1、2、3为：相关供应商所投产品不符合谈判文件技术参数要求。财政部调查认定投诉事项1、2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3成立，确认采购活动违法。责令代理机构就未对谈判过程录音录像、未按照74号令的规定组织开展采购活动的问题限期改正。 第一千五百二十五号、第一千五百二十六号公告中，财政部在对“南昌海关物业服务招标项目”（项目编号：BCG791210104C00）投诉处理过程中，发现招标文件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且开标、评标现场录像声音缺失，对采购人、代理机构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2021年12月21日，财政部曾就上述项目发布第一千四百七十一号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第一千五百三十号公告中，投诉人投诉事项为：代理机构无正当理由拒绝其在评审现场演示，影响评标委员会评审。财政部调查认定投诉事项成立，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责令代理机构就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问题限期改正。 第一千五百三十一号公告中，投诉人诉称，北京劳雷物理探测仪器有限公司涉嫌提供虚假的《中小企业声明函》。财政部调查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由于本项目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确认采购活动违法。 该项目系“一带一路地震监测台网项目重力台分系统--超导重力仪（微漂重力仪）”（项目编号：19CNIC021708193-28），预算金额6240万元。2021年9月30日，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公开招标公告，采购需求为13套超导重力仪，接受进口设备投标。11月8日发布中标公告，同时公布招标文件，未公布中标人中小企业声明函。北京劳雷物理探测仪器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4202.9万元。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明确，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第十三条明确，中标、成交供应商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中标、成交结果公开中标、成交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第一千五百三十二号公告中，投诉人提出6项投诉事项，财政部调查认定投诉事项1、2、3、4、6缺乏事实依据，对投诉事项5不再进行审查，驳回投诉。责令采购人及代理机构就未依法编制招标文件的问题限期改正。

近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的通知》（以下简称《规划》），以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积极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2020年以来，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在这场与病毒对抗的攻坚战中，出现物资急剧短缺、供需矛盾失衡、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应急采购作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体系问题日益凸显。自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关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应急采购制度”的提案到《规划》的发布，应急采购制度正在被人们持续关注。 《规划》提出，优化应急物资管理。其中强调，依法完善应急处置期间政府紧急采购制度，优化流程、简化手续。完善各类应急物资政府采购需求标准，细化技术规格和参数，加强应急物资分类编码及信息化管理。完善应急物资分类、生产、储备、装卸、运输、回收、报废、补充等相关管理规范。完善应急捐赠物资管理分配机制，规范进口捐赠物资审批流程。  

重要论述 1927年2月16日 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将一月四日至二月四日到湖南五县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批评中央与农民的革命情绪不相称，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他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现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今后问题，不在责备谁人破坏联合战线，而在共同负责建设起一个联合战线。当前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贫农的革命情绪依然非常之高，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下的。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因此无论为应付目前的环境或准备不久要来的革命，我们党都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这样才有办法。 1935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告指出：由于川滇军阀利用长江天险布防拦阻我们，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在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导下，中央红军自一月二十九日一渡赤水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接连四渡赤水，粉碎了国民党重兵集团聚歼中央红军的企图，取得了“四渡赤水”的重大胜利。这是毛泽东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1949年2月16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评论《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论指出：究竟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呢，还是以拯救战争罪犯为前提呢？按照国民党的《特别宣传指示》，国民党是选择了后者。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这篇评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党史回眸 1984年 2月16日 邓小平在参观上海市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时指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1996年 2月16日 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全面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继续搞好国家安居工程，加快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 2004年 2月16日—21日 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 2016年 2月16日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   历史瞬间 1927年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毛泽东于1953年2月16日第一次来武汉。图为毛泽东赴汉口途中下车喜迎春雪。   1984年2月16日，邓小平在上海观看小学生操作计算机时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来源：共产党员网    

重要论述 1938年2月15日 毛泽东复信《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提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复信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关于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共同纲领。有了这个纲领，来信中提出的关于用实际行动帮助国民党健全的问题，以及所担心的两党军队会成为两党互信障碍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复信借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今后症结不但在于要有一个纲领，而且要保证永不许任何一方撕毁这个纲领，这是一件最中心的事。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49年2月15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评论指出：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起来，至于不可收拾。叫喊“全面和平”最起劲的反动派，原来就是最缺乏全面立场的反动派。这些反动派是今天中国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他们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争，即所谓“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但是，事实上他们既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和平，也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战争。全面的力量是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这一方面，不在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方面。这种局面，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国民党长期作孽的结果。任何郑重的人，都不能忽视今天中国政治形势中这个基本的事实。这篇评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87年2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批转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的通知》指出：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们参加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使改革、开放政策顺利地贯彻实施，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通知》收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党史回眸 1933年 2月15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推行“左”的政策，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刻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的职务。临时中央随即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召开了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认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5月4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接着，邓、毛、谢、古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 1953年 2月15日 中共中央把曾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作了个别修改，通过为正式决议。《决议》的正式通过，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85年 2月15日 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乔治岛建成。 1987年 2月15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1993年 2月15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指出要把握时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积极稳步地放开价格和经营，增强粮食企业的活力，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向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方向推进。   历史瞬间 1984年2月，邓小平为上海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1985年2月，中国南极长城站举行落成典礼。   来源：共产党员网  

重要论述 1959年2月14日 毛泽东在会见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马特时，谈到如何对待马列主义的问题。谈话指出：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81年2月14日 邓小平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作序。邓小平在序言中说：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 2006年2月14日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特征。他指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农村发展的目标，在战略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思路看，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要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指导方针更明确。从背景看，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村生产力持续发展和农村经营体制日趋完善的新形势下提出的，发展起点更高。从目标看，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体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协调统一的发展要求，工作布局更全。从方式看，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明确要加大国家投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并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扶持力度更大。这篇讲话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为题，收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党史回眸 1950年 2月14日 中国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对苏联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访问。 1986年 2月14日 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初，为推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变革科研经费拨款方式，中国科学院89位院士（学部委员）致函党中央、国务院，建议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坚持支持基础研究，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由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三大系列组成的资助格局。 1993年 2月14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要求把加快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工作的一个战略重点来抓。同时指出，这项决定也适用于东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2006年 2月14日至20日 中共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胡锦涛、温家宝先后在开班式和结业式上讲话。胡锦涛强调要真正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2006年4月至2007年1月，中央连续举办50期培训班，对全国5474名县委书记、县长进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培训。 2008年 2月14日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灾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积极努力，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下一步救灾和市场保障指挥部将组织开展受灾群众倒塌房屋的恢复重建，扎实做好灾区物资供应工作，支持灾区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历史瞬间   1939年2月14日，毛泽东与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爱德华（右一）、柯棣华（右二）亲切交谈。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   来源：共产党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