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23日，为应付即将到来的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周恩来、朱德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急转临.........人目前要求。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25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讨论纲要草案。后经多次变动和修改，1960年4月正式通过并公布。 1997年1月23日，国家统计局发表《宏观调控成效显著，优化结构势在必行——1996年经济形势及1997年展望》的文章，指出：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当前国民经济运行良好，“软着陆”基本成功。 2009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的通报。会议强调，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就是进一步抓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切实做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工作。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狠抓落实，把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切实把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到会代表693名，候补代表8.........件，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罗荣桓等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董必武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等1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又通过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下设11个人民委员部。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 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和上海，充分肯定试办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的决策。 198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通知指出：几年来农村改革已取得了重要成果，农村经济新体制的框架已初步显现出来，现在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改革必须坚持下去，并做好充实、巩固、配套、提高工作，争取再以五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使新体制充实和完善起来，在农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为了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今后要继续改革统购派购制度，扩大农产品市场；搞活农村金融，开拓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对农村各类自营专业户、个体经营者实行长期稳定的方针；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等。 1993年1月22日，邓小平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他充分肯定了上海的工作，同时指出：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回头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就是了。他还说，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有共.........2年1月20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少奇作了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强调共产党在华中地区的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会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加强了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民兵建设、精兵简政和拥军优属等项工作。 1983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是，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部署，围绕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这一农村工作的中心思想，力争用三五年左右的时间，使广大农民对十二大文件精神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敢于劳动致富，做到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兼顾；基层干部和党员经过整风学习，面貌一新；党风、社会风气实现根本好转。 1993年1月20日，首都各界及海外来宾隆重集会，纪念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诞辰一百周年。江泽民发表长篇讲话，高度赞扬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

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2月13日至26日，解放大陈岛及外围列岛。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强调，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1991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和报道，介绍上年1月24日陈云同浙江省党政领导同志的谈话情况和内容。陈云对他所写的条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做解释说：不唯上，并非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十五个字中，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1月18日至23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应在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加以完善。完善的主要途径应是发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服务，并逐步形成社会化服务体系。科技兴农是农业的希望所在，要在去年“科技、教育兴农”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努力把科技、教育兴农这件大事继续向前推进一步。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要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提高农业投资比重来体现。要充分发挥中央、地方、集体、农民四个积极性，组织吸引各方面的财力，努力增加农业投入。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谈话，明确回答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指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特别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次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2005年1月18日，中国南极内陆冰盖昆仑科考队确认找到了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这是人类首次登上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 2010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通知》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是规范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对于保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水平和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6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提出反对霸权主义.........三大任务。 1995年1月16日至21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19日，江泽民与出席会议的同志座谈。江泽民说：要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引导人民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关系，绝不能为了个人的、小团体的利益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绝不允许金钱至上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起来，毒害人民。宣传思想工作要在这方面继续发挥好的作用。 2008年1月16日，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深入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完善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开放合作而作出的重大决策。《规划》提出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功能定位，开放开发的任务、重点和方向。提出了以面向东盟合作和服务带动“三南”（西南、华南和中南）为支点，把构建国际大通道和“三基地一中心”作为核心内容，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的发展战略目标。 2009年1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至此，持续5年多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 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这成为实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项制度性安排。

1931年1月15日，根据六届四中全会前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省的宁都县小布成立。党中央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前，暂由项英代理书记。1931年8月30日，党中央作出《关于中央苏区党组织问题的决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八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毛泽东代理书记，10月，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11月初赣南会议后由项英代理书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在会后根据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接着，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194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进一步作出关于全军组织编制、番号的决定：根据战争的发展，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改为按序数排列，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战略决战结束后，各野战军先后进行了整编。同月，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人民武装，遵令整编为闽粤赣边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根据中央军委致华东局电，将浙南、浙西、闽东、闽西、赣东等地区的游击队统一编成闽浙赣边纵队。其他地区的游击队也先后进行整编。到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各游击部队和长期坚持海南岛斗争的琼崖纵队，已发展到五万多人。 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在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到本年底，在中国大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 1988年1月15日，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批准书，宣布联合声明自即日起生效。按照联合声明的规定，从这时开始，澳门进入过渡期。 1998年1月15日至17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工作会议。 2008年1月15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指出，要着力加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吴克坚、叶剑英.........0个机构。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2月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此报告。之后，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对机构改革的性质、任务和方针原则提出重要意见。他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1月19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的讲话印发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认真贯彻落实。随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工作逐步展开。 1993年1月13日至19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制定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2004年6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必须明确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讲话指出，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会议。大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的任务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11个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由9名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议初步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概念。1983年6月26日，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进一步阐述了有关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六条方针。 2011年1月1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正式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校订重印。1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座谈会。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２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1990年1月4日至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讨论以企业改革为重点的1990年改革工作的任务。会议提出要完善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继续实行和完善厂长责任制等七条主要措施。 2019年1月4日，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讲话指出，全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在新的起点上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马塞力木终于不用被绑在土地上了。 今年6月，已经是脱贫户的他卖掉5只羊，6000多元。现在，他家羊圈里有30只左右的羊。养这么多羊，这是过去不敢想的，因为没水。 马塞力木所在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沿岭乡和平村，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处，平均海拔超过2100米。取水下沟上山、人挑畜驮，每家都有一个壮劳力被牢牢绑在水上。马塞力木家吃水要靠他赶着毛驴去县城拉，来回一趟少说一两个小时。 当地把饮水安全作为“两不愁”的保障重点，终于将水引上东乡高高的山梁。去年，马塞力木卖掉了毛驴。 马塞力木正在见证的是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的反贫困斗争。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实施了一系列中长期扶贫规划，累计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减贫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2012年底到2019年底减贫9348万人。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绝对贫困将在中国历史性地终结。 历史最好减贫成绩 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剩余的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农村贫困人口也将全部脱贫。在12月2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表示，剩余的贫困人口正在履行退出程序，从目前情况看，到年底所有贫困人口也将全部退出。 “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党对全国人民的庄重承诺，多年来通过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已变成现实。 贫困县和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提高。2013年至2019年，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79元增加到11567元，年均增长9.7%，比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2.2个百分点。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幅30.2%。 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有卫生室和村医，10.8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98%。 劳动技能和积极性充分激发。不再受贫困束缚的脱贫者，可以干过去想干而没条件、没能力干的事情。很多贫困户表示，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多的财富。 “还有更多溢出效应值得关注。”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说。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涉农整合资金、易地扶贫搬迁和危房改造资金、政府债券、小额信贷、扶贫贷款以及社会扶贫资金逐年增加，年均投入过万亿元，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住房改造和产业发展，加上对上下游的拉动，扶贫投资实际带动数万亿元社会总投资。 黄承伟说，这些资金显著改善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也带动了非贫困农户实现发展增收。从长远看，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必然促进地区消费结构升级，促进消费总需求的直接增加，对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提供了空间，为拉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广阔市场和动力。 黄承伟认为，扶贫开发中不断壮大的扶贫产业，有效增加了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仅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已脱贫地区发展还能提供可持续的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 此外，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有专家指出，脱贫攻坚实践和贫困治理进程中形成的相应制度安排、实践策略和有效经验，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创新案例和经验示范。 业内专家表示，如果把贫困视为劳动对象，脱贫攻坚路径方法方式作为劳动资料，党及其带领下所有向贫困发起总攻的人民群众作为劳动者，那么三者相互作用消除的绝对贫困和解放发展的生产力，足以载入生产力发展史，乃至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发展史。 加速全球减贫进程 脱贫攻坚也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减贫方案。 贫困不仅制约中国生产力发展，也制约着世界生产力发展。反贫困是人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共同奋斗目标。 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减贫被确定为第一个目标，贫困对世界发展的制约可见一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布的2017年《发展融资：进展与展望》报告也显示，如果不加强国际合作和国家层面的行动，到2030年，全球仍将有6.5%的人口面临极度贫困的威胁。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持续开展一系列以农村扶贫开发为中心的减贫行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减贫速度看，中国明显快于全球。从2012年底到2019年底，中国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到2020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将提早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 从减贫数量看，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按照世界银行1.9美元国际贫困线标准，1981年到2013年，中国已使8.5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中国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末的88.3%下降至2013年末的1.85%，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在1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是近8年的脱贫攻坚成绩单，令世界刮目相看，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从扶贫方略看，中国把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实施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通过“六个精准”“五个一批”，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对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一系列问题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显著提升了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大限度激发了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也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重要参考经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眼下，中国经验正毫无保留地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尽最大努力助其减贫，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新贡献。 比如，中国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并在“东亚减贫合作倡议”“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框架下扎实推进合作项目。中国在非洲援建2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惠及50多万当地民众。中国也不断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共建“一带一路”预计将帮助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黄承伟说，中国在世界和人类历史上创造的脱贫攻坚奇迹，将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注入强大信心，同时中国的减贫方案和减贫智慧，将为解决贫困治理一系列世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这些方案对于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提供了一种崭新选择。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黄承伟表示，脱贫攻坚这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创举，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脱贫攻坚，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矢志坚守社会主义本质不动摇。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78年变革土地经营制度，激活农民积极性，提高土地产出率，到1986年成立专门机构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发式扶贫，到2000年之后开展整村推进扶贫，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把改善民生福祉作为目标，一代接着一代干，让生产力大幅提升，让贫困无处藏身，创造了令国际社会叹为观止的反贫困奇迹。 业内专家分析，西方国家的扶贫依靠福利政策，但不同政党对贫困治理的态度不同，导致扶贫政策难以持续，很难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中国之所以创造了世界反贫困史上的奇迹，要归因于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始终坚守和接续奋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脱贫攻坚，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专家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扶贫主要依靠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因不具备大规模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扶贫效果就很有限。中国将脱贫攻坚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务院专门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扶贫工作，又成立国家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负责督战，这些顶层设计既是动员全国力量投入脱贫攻坚战的保证，更是我国战胜贫困的决心宣示。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党中央就作出决定，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截至2016年底，东部经济发达的249个县市区对口帮扶了西部354个贫困县，落实援助资金160多亿元，助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了东西部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 “这种全国一盘棋统筹考虑、大规模动员调度的能力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办到。”黄承伟说。 奠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基 绝对贫困在统计意义上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中国反贫困事业的终结。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规划“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样表述，在党的中央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脱贫攻坚作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举措，2020年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后，将进入到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战略性举措将聚焦乡村振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仇焕广认为，乡村振兴是稳定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保障。 “只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才能提高各类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仇焕广说，只有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才能为实现“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超前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做出部署，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指明了方向。 规划特别要求认真总结脱贫攻坚经验。仇焕广认为，脱贫攻坚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并在此前提下构建完善的体制机制。“脱贫攻坚之所以成效显著，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密不可分。” 仇焕广表示，这套体制机制可充分运用到乡村振兴之中。比如，乡村振兴可参照脱贫攻坚领导责任制，建立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县委书记是“一线总指挥”，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乡村振兴的领导责任制，让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还可参照脱贫攻坚工作机制，坚持实施“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要求各省区市党委和政府每年要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展情况，以强化资源要素支持和制度供给，形成乡村振兴工作合力；另可参照脱贫攻坚考核机制，建立市县党政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绩效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能够落地生根。 规划还要求，加快建立健全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持续改善欠发达地区和其他地区相对贫困人口的发展条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增强脱贫地区造血功能。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认为，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的实现，我国农村的贫困将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需要更加关注个体的致富能力和群体的致富机会，让全社会坚持开展扶志扶智活动，提高帮扶实效；还需要更加注重城乡融合发展、共同进步，使经济和金融政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都能更好地适应乡村发展需要，使农民在乡村和城镇发展中都能充分得到改善生活的机会。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站在新起点上，中国已做好了“预备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始终重视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党的十九大之后，党中央又把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2012年底到2019年底累计减贫9348万人，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脱贫攻坚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甚至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刘苗苗） 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