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盈盈1    甘甜2    郭栋3   王守清1,4 1. 清华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PPP (Publiolor: red;">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管理；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olor: red;">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154(2020)00-0000-00   一、引言 自2014年以来，中国PPP（Publiolor: red;">c-PrivatePartnership，我国称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发展井喷。根据国家财政部PPP中心的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累计签约PPP项目数量6546个、金额10.3万亿元。PPP模式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这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我国公共投资结构，也将对地方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由此，PPP理论研究亦日益活跃，现已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然而，PPP理论研究却落后于实践发展，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PPP政策指向模糊和认识不统一等困境。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核心症结在于：当前PPP项目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研究视角存在严重割裂。一方面，两者的分析对象和前提假设不同，前者着眼于项目的最佳实践和科学管理，后者致力于揭示政府行为逻辑并实现公共价值。 为更好地厘清PPP理论研究的整体脉络与研究现状，同时增进学界对中国PPP实践的理解，本文以中国知网（olor: red;">CNKI）收录的中文文献为基准，检索和梳理PPP相关文献，对中国PPP理论研究展开系统性综述，剖析两大视角割裂现状及成因，并提出整合路径的研究展望，希冀为未来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二、基于两大视角的PPP研究现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PPP，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1-2]。自2014年以来的改革正式推动PPP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重要机制，也促使中国PPP研究从过往的微观项目管理视角向着公共管理等更加多元的研究视角发展。 界定PPP概念通常采用情境类型法，这源于PPP实践属性强且各国情境千差万别[2]。这也是项目管理视角的PPP研究先于其他领域的主要原因[3]。中国关于PPP的官方定义来自国办发[2015]42号文，有其独有的特征：一是该定义明确政府为PPP项目责任主体，并限定其行为合规路径，相比西方的“公共部门”内涵更为狭窄；二是该定义采用“社会资本”来界定合作伙伴，相比西方的“私营部门”内涵更为宽泛，它不仅包含私营组织，还可以是国有属性的组织，如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基金等。还需要说明的是，该定义实际上对伙伴设置了准入条件，要求伙伴至少“具备投资、运营管理能力”。除了营利性企业，国际上也有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做PPP伙伴，而我国目前的PPP实践中还鲜见其他组织，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来自我国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社会组织由国家民政部等部门主管，而2014年以来的PPP主要与国家财政部和发展发改委的职能相关。 （一）PPP项目管理研究现状 PPP项目管理研究缘起于工程建设管理，发端于公共设施的工程建设投融资。学者们历来热衷于做PPP项目管理的文献综述或荟萃分析[4-8]。本文通过中国知网（olor: red;">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olor: red;">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并含SU=‘项目’并含‘项目管理’”作为检索式，且勾选“工程科技Ⅰ辑”“工程科技Ⅱ辑”和“经济与管理科学”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2276篇文献，主要包含四类主题。 1.关键成功因素（olor: red;">Critiolor: red;">cal Suolor: red;">color: red;">cess Faolor: red;">ctors，olor: red;">CSFs）研究PPP项目成功实践的影响因素。这是PPP项目管理领域最早也最丰富的研究，自1996年Tiong[9]提出olor: red;">CSFs研究框架以来，学者们基于中国PPP实践挖掘了大量olor: red;">CSFs要素[10-11]，后来又对要素分阶段、分专业、分行业的类型化研究[12]。学者们在研究olor: red;">CSFs时，普遍做出一个“成功”或“失败”的二元判断，然而，迄今并无PPP项目“成功”与否的统一标准，自然也谈不上olor: red;">CSFs清单的“标准答案”。而且，已有研究普遍是静态时点的研究结论，这源于PPP项目的跨度实在太长（通常长达30年），鲜少有学者能跟踪一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此外，受限于PPP项目案例资料的可获得性，学者们通常只能得到“成功”案例，却无法得到“失败”素材，这也暗示着当前olor: red;">CSFs研究结论的有偏（biasedresults）。总之，olor: red;">CSFs研究所挖掘的要素虽然非常多，但迄今仍无法厘清各类要素之间的相协同、相抵触或相匹配的关系，仍停留在实践层面的经验性归纳。这一主题构成后续研究主题的经验性基础。 2.风险分担（Risk Alloolor: red;">cations）研究侧重预防项目失败的风险要素识别、评估与分配。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olor: red;">CSFs的实现通常充满不确定性，因此olor: red;">CSFs和风险要素研究实则一体两面。Wang等是中国这一主题的开创人[13]且提出了“外星人眼”风险管理模型[14]，柯永建则紧随其后并提出了风险分担机制[15-16]。我国其他学者基于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学者们延循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17-18]。不过，当前项目管理领域的风险研究主要基于问卷调研等主观资料为素材，这导致研究结论依赖于“参与主体”，而且项目风险因素也高度依赖于“所处情境”。这一主题有待结合这两方面，以提炼更具一般性的因果机制。 3.绩效评价（Performanolor: red;">ce Measurement）研究项目产出结果的衡量与评价。这是一项偏技术的研究主题，主要包含产出标准、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方法是VfM（Value forMoney，物有所值）评价[19]。Yuan等人[20]建构了中国PPP关键绩效指标与框架，曹启龙等人[21]针对PPP寻租行为提出绩效监督模型。我国于2015年正式将VfM评价纳入PPP实施流程[2]，不过VfM评价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仍存在模糊之处并因此造成争议，未来有望基于大数据手段进一步完善。 4.控制权配置（Alloolor: red;">cation of olor: red;">Control Rights）研究政府和市场协作之间的最优配置。这是近年的新主题，以伍迪[22]和王守清等人[23]的文献为代表。这一视角早期的研究以实物期权的配置为主，大量借鉴金融工程等理论形成了价格机制[24]、补偿机制[25]等技术性结论。自2015年伍迪[22]应用于PPP后，展现出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趋势。然而，他虽然初步借鉴了周雪光的“控制权”理论，做了视角融合的有益尝试，但解释仍旧有限。不过，学科融合的初步尝试为今后的视角整合打下了基础。 （二）PPP公共管理研究现状 PPP公共管理的研究侧重于组织管理与政策过程，致力于提升PPP的治理效能。Hodge和Greve[26]的PPP文献综述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作品。Wang等人[27]基于Web of Solor: red;">cienolor: red;">ce系统检索得到186篇PPP公共管理文献，提炼了与PPP公共管理研究相关的三大知识背景，即经济学、公共管理和政策、组织理论。本文通过中国知网（olor: red;">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olor: red;">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作为检索式，且勾选“社会科学Ⅰ辑”和“社会科学Ⅱ辑”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455篇文献，主要包含六类主题。 1.采纳动机（Adoptionmotivation）探讨地区发展水平对PPP采纳结果的影响。通常，发达程度越高，提高效率的采纳动机越大，而拓宽资金渠道的动机则变小[28]。何平均等人[29]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揭示了农业基础设施PPP的主体动机，将采纳动机研究引入到了特定领域。任小强[30]基于水利工程PPP采纳动机的分析，指出融资和提效两大动机的互动作用。谈婕等人[31]则从落地速度的快慢来解释采纳动机的作用，拓展了动态过程机制。Tan和Zhao[32]则提出采纳率概念，来解释地方政府的PPP采纳行为。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新近研究已呈现项目层面的采纳动机理论解释，显示出初步的从项目到公共管理转向趋势。 2.执行绩效（ImplementationPerformanolor: red;">ce）有别于项目绩效研究。这一视角下的执行绩效侧重于过程，而项目绩效侧重于产出。张万宽等人[33]最早建构了国家层面的关键影响因素框架。陈婉玲[34]强调PPP的过程绩效监管工作应关注政府责任，建议采用立法、契约制度化及独立监管等手段来实现。近年学者们针对PPP公共价值问题做了大量反思和倡导，包括公共价值失灵[35, 36]、价值冲突与协调[37]、可持续发展导向下的PPP新内涵[38]等。 3.财政责任（Fisolor: red;">cal responsibility）研究致力于考察PPP对公共财政风险的影响。这一主题也是国内学者近年密切关注的主题之一。Tan和Zhao[39]在公共管理顶刊Publiolor: red;">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上讲述了中国PPP复兴仍是财政短缺和政府债务高企的公共财政故事，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PPP财政承受的高度关注兴趣。关于PPP带来的财政风险，学者们观点不一。温来成等[40]认为我国近年大规模的PPP实践容易产生财政风险，缪小林等[41]着重探讨了PPP如何才能起到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机制，指出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配是关键。张牧扬等[42]实测了我国地方政府实施PPP的财政支出压力，指出多数城市在管理得当的前提下仍有财政空间。此外，税收研究[43, 44]和审计研究[45, 46]日渐成为PPP财政研究的重要议题管理的重要议题。针对我国当前PPP项目以政府付费/补贴模式为主的现状，这一主题有望得到持续探讨和发展。 4.制度/政策研究（Institutional/poliolor: red;">cyresearolor: red;">ch）研究正快速积累成果。理由在于近年PPP大规模实施暴露出的问题均涉及制度根源或政策导向。理想的PPP发展环境应包含公平竞争、规范程序、完善的问责制度和广泛的公众参与等[47, 48]，而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制度建设滞后、市场意识薄弱等困境[49]，加大了PPP失败风险。随着2014年后中国PPP政策的密集发布和积极执行，PPP政策研究成果随之丰富起来，包括规制体系[50]、政策扩散[51]、政策学习[52]、政府执行角色[53]，相配套的PPP制度建设研究也日渐丰富[54, 55]。Wang等人先后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中基于中国PPP素材做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情境的制度特征，如合同制定过程[56]、腐败程度[57]等。 5.比较研究（olor: red;">Comparativestudy）主要从研究方法上的一项分类，侧重于国际比较。谈婕和赵志荣[58]以类型学研究划分了PPP的传统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指出中国属于上述模式的复合。王天义等人[59]探讨了PPP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6.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olor: red;">ch）侧重学理层面的PPP理想探讨。我国学者提出了较多PPP发展的“大问题”[60-62]，回应了我国市场化改革伊始阶段时，学者们提出的问题[63]。 三、PPP研究视角割裂阐释 本文基于两大视角的研究现状梳理，发现当前中国PPP理论研究的特征：项目管理成果多、主题趋向收敛，公共管理成果少、主题快速拓展且日渐丰富。具体而言，PPP项目管理领域中，我国学者近年试图超越“项目失败”现象与单一实践路径的研究局限，探讨复杂情境下多对象、多层次的PPP项目管理问题，或尝试发现项目实践的多重影响因素，也取得了可喜进展。然而，这一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仍非常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的工程建设管理学科背景限制。研究者们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及发展历史了解的有限，导致了PPP项目管理解释框架停留在项目个性层面，却没有提升到结构共性层次，例如，周志忍[64]很早就指出，我国向西方学习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有一定偏向，更多地参照了Savas[65]等积极学派的观点，却较多忽略冷静学派的分析。 PPP在我国的应用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密不可分。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收入的分配权力更加集中于中央，自上而下的巨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现象逐渐凸显[66]，PPP模式得益于这一制度改革下的“专项转移支付”政策，PPP项目成为“专项化”“项目化”的核心手段之一。此外，由于我国PPP实践起源于引进国际投资者的跨国投资项目，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肇始于提高效率的实践动机，加之这一视角更能从实践成效中获得及时反馈，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首先成为我国PPP理论的主要流派，致力于提高效率的“最佳实践”研究，为我国PPP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时至今日，当PPP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一项主要机制时，PPP理论研究的价值判断有必要转向，应从项目管理研究过渡到公共管理研究为主。 PPP公共管理领域的国际前沿历来活跃，见诸大量管理学顶级期刊[67-69]及公共管理顶级期刊[70, 71]。然而，国内PPP公共管理研究仍以理论探讨为主，多数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政策建议。究其原因，在于PPP项目的复杂实践属性没有被充分揭示，源自研究者对于项目经验的了解有限，以至于无法结合理论成果提出指导实践的操作路径。换言之，PPP与购买服务、合同外包等其他市场化机制的异质性仍未被充分揭示，这也导致PPP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黑箱”仍无法打开。事实上，诸如交易结构、伙伴类型、实施程序等PPP项目操作的差异巨大，虽然与当前制度不完善导致操作无法标准化有关系，但PPP本身的复杂和模糊属性仍然是学界无法绕开的研究进路障碍，也造成了当前各个部门对PPP认识不统一、理解不一致等现状[1]4。还比如，我国当前大量PPP项目依赖于政府付费或补贴，而国际上仍有大量的PPP项目以使用者付费作为主要收益来源，若将这两类PPP项目按同质性处理，则研究结果必然会有重大偏差。总言之，PPP理论研究趋势必然朝着公共管理领域体系化，而实现这一研究目标的核心路径是揭开项目异质性。 四、两大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 学者们倡导用复合逻辑解释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创新机制[72-74]。PPP理论研究也可以参照这一逻辑，基于当前两大研究视角的体系，进行项目管理与公共管理的视角整合与相互渗透。以往项目管理视角主要将PPP看作市场行为，而公共管理视角仍坚守科层逻辑，那么未来整合视角的PPP研究转向，应将科层组织和市场组织视作同等重要来解释PPP行为。PPP已有研究与转向的关系如表1所示。下文将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阐释具体操作。            （一）研究对象 1.多中心治理。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成果实质上均属于多中心治理的手段性（Means）研究。以往研究多侧重技术治理，未来研究应更多强调PPP的公共价值创造这一目的性（Ends）研究。而且，我国以往大量研究关注企业组织的PPP，鲜有涉及社会组织的PPP，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遗憾，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非营利性组织的PPP。由此，PPP作为一项多中心治理手段，也将自然地从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向社区服务、基层农村等领域延伸和应用。 2.政府行为。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揭示了大量与政府行为相关的要素，但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互动作用却研究不足。未来研究应结合我国业已形成的政府行为及创新理论体系，从结构/制度路径的央地关系和行动/过程路径的府际关系来拓展PPP的理论研究。此外，正式合同制度下的PPP项目中，实则存在大量非正式制度路径的协调行为，如信任（Trust）、关系协调（Relationship olor: red;">coordination）、冲突管理（olor: red;">Confliolor: red;">ct management）等，从中揭示更多通往PPP项目可持续发展并成功实践的中介机制。 3.公共政策。基于近年发布的上千项PPP相关政策，未来研究有望从公共政策视角解释PPP行为逻辑。例如，PPP操作流程等政策前后接力、相互冲突、高度模糊等现象，暗示着政策过程的利益诉求、网络联盟及共识形成逻辑。以PPP政策作为切口，构成揭开基层政府执行逻辑的新线索，从中寻找PPP等“好政策”执行的动态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PPP政策及制度建设。 （二）研究路径 1.延展路径——“走出去”。立足公共管理理论，未来研究可在PPP项目层面纳入“情境”“权力”和“资源”等社会科学经典概念，产生更具实践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参照“结构-行为”分析范式，将过往PPP项目管理层面揭示的众多异质性要素，提炼成一个共通的宏观环境要素，从而提高PPP研究的理论效度。 2.吸纳路径——“引进来”。在公共管理与政策这一分析单位层面，未来研究可将项目层面已有的olor: red;">CSFs框架、风险分配机制、绩效评价体系和控制权配置等要素吸纳进来，提高对地方政府PPP行为逻辑的解释力，由此提高PPP配套制度和政策设计的适用性。地方政府在国家治理和制度形塑中扮演“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是理解我国行政改革历程及社会转型的重要“切口”，因此，朝着这一研究路径探索，将形成更为一般性的组织管理理论，如协作、网络、数字治理等，从而提高PPP理论与其他治理手段的可比性。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基于文献综述，指出我国PPP理论研究的症结，并提出了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指明未来PPP研究方向。未来有关PPP的研究将存在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实践经验素材，这是PPP理论研究的丰富源泉；第二个层次是项目管理理论，这既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理论解释的归路；第三个层次则是公共管理理论，站在制度格局和政府创新视角定位PPP的工具价值；第四个层次则是本文提出的复杂组织协作理论，基于视角整合形成更一般性的管理理论，与其他协作性机制形成比较和参照。未来PPP研究的发力点在于搭建两大视角的沟通桥梁（Bridge）。具体而言，聚焦多中心治理、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三大研究对象，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研究路径，形成更为整全性的PPP理论框架和体系。 视角整合下的PPP研究将有助于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尤其是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域将越来越依靠PPP这一协作方式来实现治理现代化。这为PPP研究转向提供了现实需求：我国希冀用好PPP这一工具，前提是要理解PPP实践活动中的各方行动逻辑，尤其是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因而须有赖于PPP下一步研究能否对行动逻辑做出有效的解释。未来，通过整合视角和提高视角之间的交流，PPP的理论与实践试图回答好这两个问题：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机制中的政府该如何定位？多元主体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通过回答好这两个问题，不仅能形成PPP各方更成体系的行动逻辑，也能进一步清晰行为标准，进而推动政策指向的清晰化。而且，这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文章来源：管理现代化[J]，2020,40(6): 67-74 (olor: red;">CSSolor: red;">CI)，DOI: 10.19634/j.olor: red;">cnki.11-1403/olor: red;">c.2020.00.000；或公众号“中国PPP智库”。（参考文献具体同见于上述地址）      

一、公司简介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信软件）系中国宝武实际控制、宝钢股份控股的上市软件企业，总部位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历经四十年发展，宝信软件在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支撑中国制造企业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城市智能化水平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中国领先的工业软件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公司产品与服务业绩遍及钢铁、交通、医药、有色、化工、装备制造、金融、公共服务、水利水务等多个行业。 近年来,宝信软件紧紧围绕“互联网+制造业”等国家战略，致力于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引领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企业从信息化、自动化向智慧制造迈进；同时，公司还持续强化智慧城市相关领域的开拓，在智能交通、智慧楼宇、公共服务等领域也拥有强大实力，努力推动智慧城市创新。公司顺应IT产业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借助商业模式创新，全面提供工业互联网、云计算、数据中心（IDC）、大数据、智能装备等相关产品和服务，努力成为贯彻推动国家战略的行业领军企业，成为智慧城市建设与创新的中坚力量。 二、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2017年工业转型升级项目《面向钢铁轧制过程应用的专业性信息物理系统测试验证床建设》，起止时间为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项目已于2020年6月12日完成验收。项目目标完成情况：建设了较完备的面向钢铁行业应用的信息物理系统测试验证床，平台围绕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聚焦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智慧生产、智慧质量、智能物流、智慧服务等关键领域进行相关标准研究，制定钢铁行业的相关检测规范；形成了相关基础数据与工具库；完成了关键生产单元CPS能力的提升；开展了人工智能、边缘技术等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工作，并形成了相应研究报告和知识产权；为众多企业提供了测试验证服务，实现20个以上解决方案案例并推广；建成了面向钢铁轧制过程的信息物理系统行业应用体验中心。完成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登记10项。 三、项目成果及创新点 本项目以钢铁制造企业的应用需求为导向，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技术，搭建了面向特定行业应用的信息物理系统测试验证试验床，涵盖设计、仿真、制造、服务等关键环节，针对专业性关键技术和重点标准开展了测试验证和应用推广，提升了测试验证关键生产单元和过程的数据采集、设备连接、实施监测和反馈控制能力；开展了设备互联互通、异构系统集成、虚拟仿真优化、软件定义生产、平台智能应用等测试，以及关键共性技术和系统解决方案在钢铁生产环境、生产工艺下的适用性、可行性、稳定性等验证。建成了信息物理系统行业应用体验中心，具备行业解决方案与最佳实践的演示宣传与示范推广功能。目前已在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钢铁有限公司、宝钢特钢长材有限公司、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等多家国内大型钢企完成成果应用及示范。本项目创新点包括： 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钢铁流程工业系统平台架构，以物理实体的静态模型为基础，通过实时数据采集技术、数据集成技术与数据深度融合技术，动态跟踪物理实体的运行状态，将物理空间中的物理实体在信息空间进行全要素重建，形成具有感知、分析、决策、执行能力的物理信息系统下的数字孪生。 在钢铁生产流程场景下依赖先进网络通信技术实现CPS网络通信的高效保障，实现复杂异构网络的泛在连接与深度融合，建立CPS系统平台架构下数据“状态感知、实时分析、科学决策、精准执行”的自动流动闭环数据集成体系。 钢铁工厂生产流程的智慧建模，构筑CPS系统平台下钢铁生产信息虚体工厂与物理实体工厂的虚实映射，在生产信息数据高度集成的条件下，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充分发挥CPS系统的信息配置优势，建立钢铁生产的智能优化模型，实现生产全流程模型的精准拟合。 基于工业架构的制造执行与智慧决策技术，在物理信息系统框架下，充分利用集成与融合数据，同时考虑历史与实时数据，深度优化钢铁生产全流程的生产决策问题。结合系统优化与调度技术，利用上述智能优化模型，实现生产单元的优化控制与全流程生产的优化决策。 本项目以制造业“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为宗旨，以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工程实践相结合的模式，探索构建钢铁行业智能制造的整体系统架构，构建钢铁行业（企业）信息物理系统平台和解决方案，突破钢铁流程信息物理系统信息互联与数据集成技术、研究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钢铁流程工业操作系统平台架构、研究基于工业操作平台的制造执行与智慧决策技术分析等关键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物理平台。 四、项目实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经济效益 智慧工厂是推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是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作为钢铁企业智慧化的主抓手，推进工厂智能化建设，积极将创新活动在工厂全范围全过程推广。项目在原有已实现信息化的基础上，突破了信息物理系统的技术壁垒，实施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制造系统，实现了一套完整的CPS解决方案，可以将传统钢铁工厂从一个封闭的生产环境转变为一个在信息交互和传感上开放的智能生产空间。以下是几个典型的示范应用所取得的年度经济效益: 1.武钢 CSP 产线智慧排程： CSP 产线智慧排程应用，提升了计划调整的及时性、生产计 划信息的准确性、生产管理的高效性等效果，具体指标方面， 现货率下降 1%、在制品库存下降 3000 吨、合同完成率提升2个百分点，能够提高客户的满意度，提升宝武品牌形象，全面从 节约人力劳动成本、现货发生成本及库存资金占用成本等方面 取得良好成效。 2.宝钢股份质量方面： 上线后提高表面质量结果的判断准确率、优化工艺参数和预测产品性能，实现产品质量的精细化控制;可提高生产运行监控水平和应急指挥能力，提升物 流管控，实现设备预测维护，提高管理和工作效率 20%。 项目在全宝钢股份 4 个基地推广，每年可获得数千万元的 经济收益，后续若在全国钢厂推广，对于钢铁企业将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效益。 3.宝信相关产业发展的效益： 与信息物理系统相关新签合同:从 2019 年1月份至 2020 年 6 月份，新签合同额稳步增长，相关新签合同总金额达10亿以上。 （二）社会效益 项目所形成的相关研究成果将为我国钢铁行业全面推进智能制造战略，尽快形成全球市场主导地位，占领智能制造的制高点打下基础，同时，关键技术的突破、应用案例的成功实施，也会对我国信息技术公司快速成长为领先的系统供应商提供有力的支撑，增强在全国拓展应用的信心和底气，有助于双重战略的加快实施和推进。  

一、政策法规 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将“上轨运行” 近日，司法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法.........济伙伴关系协定》（Rolor: red;">CEP）第四次领导人会议期间，商务部部长钟山代表中国政府与东盟十国及中、日、韩、澳、新西兰的贸易部长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olor: red;">CEP），标志着当前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 Rolor: red;">CEP包括20个章节，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全面的市场准入承诺，是一份全面、现代、高质量、互惠的自贸协定。规则领域纳入了较高水平的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内容。 Rolor: red;">CEP协定充分考虑了成员间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差异，专门设置了中小企业和经济技术合作等章节，以帮助发展中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成员充分共享Rolor: red;">CEP成果。 Rolor: red;">CEP的签署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的里程碑，这将为我国外贸及相关企业创造公平、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同时有力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国际抗疫合作，稳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助推区域和世界经济恢复发展。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   2020年中国国际公共采购论坛在上海举办 2020年11月6日，财政部与上海市政府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共同举办了2020年中国国际公共采购论坛。 论坛以“商机共享、规则互通”为主题，来自多边开发银行、联合国驻华系统、外国政府驻华使馆的高级官员、中央相关部门和全国政府采购监管机构负责人，集中采购机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和优秀供应商代表集中探讨了政府采购规则与最佳实践，分享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政府采购抗疫经验，共建政府采购合作平台。 财政部副部长在论坛致辞中介绍了中国政府采购市场现状与未来，提到中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营造国际一流的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建立公平竞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体系，保障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能公平参与政府采购，对内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来自世界各国、各组织的采购代表以及供应商代表就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参与政府及国际公共采购出谋献策。 （信息来源：摘自财政部官网）     三、综合信息 国家医保局：开展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近日出台《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的操作规范（2020版）》（以下简称《规范》），要求公平有序开展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工作。 《规范》对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的目录清单、落实企业守信承诺、采集记录失信信息、失信行为信用评级、失信责任分级处置、医药企业信用修复、信用评价制度的信息化建设等作了规定，省级集中采购机构建立并实施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应坚持以买卖合同关系为基础、以部门协同和保障医药企业的合法权利为原则，不得实施地方保护、破坏公平竞争。 《规范》提出，信用评级根据失信行为的性质、情节、时效，以及影响范围等因素，将失信情况评定为“一般”“中等”“严重”“特别严重”四个等级。不同等级将会有不同程度和时限的惩罚措施，惩罚中止期限根据医药企业信用修复行为和结果及时调整。对于失信等级评定为“严重”或“特别严重”的医药企业，省级集中采购机构定期向社会公开披露该企业评级结果和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新闻网）   湖北政采执行环节实现“一网通办” 湖北省交易（采购）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日前在湖北省政府采购电子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上顺利完成了采购项目网上开标、评审工作，该省政府采购执行环节实现了“一网通办””。 平台于今年9月中旬完成升级改造工作，改造后实现了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等六种采购方式执行环节的全流程电子化，且平台与湖北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系统、省政府采购网及政府采购专家库数据互通，相关资料全部无纸化并“一键归档“。 采购主体可以通过平台完成协议签订、结果确认、内部审批等多个功能。对提升湖北省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规范政府采购活动、提高采购工作质效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信息来源：摘自中国政府采购报网站）   青海出台政府采购电子卖场新规 青海省财政厅近日出台《青海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管理办法（暂行）》（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将设供应商“诚信分”和黄橙红三色预警制度，供应商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将被“停业”1-3个月，甚至取消其电子卖场供应商资格。 《暂行办法》还对电子卖场各方主体职责和义务、供应商及商品维护管理、电子卖场交易规则、履约验收、监督管理等作出了全面规定。明确了网上超市、协议供货、在线询价、反向竞价等在电子卖场实施的政府采购活动的交易规则。在履约验收方面，《暂行办法》要求，采购人应加强履约验收管理。 《暂行办法》是该省针对政府采购主体信用体系管理的一次尝试，对规范当地政府采购，优化营商环境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信息来源：摘自中国政府采购新闻网）       四、数据统计 2020年10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  10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4%，虽比上月微落0.1个百分点，但自3月份以来连续位于临界点以上，表明制造业总体持续回暖。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2.6%，略高于上月0.1个百分点；中型企业PMI为50.6%，比上月微落0.1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49.4%，比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53.9%，虽比上月微落0.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生产量继续增长。  新订单指数为52.8%，与上月持平，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保持稳定恢复。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8.0%，比上月下降0.5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有所减少。  从业人员指数为49.3%，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小幅降低。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6%，虽比上月微落0.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较上月加快。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五、专题研究 从变更登记程序和证照改革看经营范围能否作为投标人资格条件 付大学 王子钰 2019年6月某市交通委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招标项目，评标委员会确定甲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在公示期内，第二中标候选人乙公司提出质疑：第一中标候选人甲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应当否决其投标。该项目招标文件中明确要求：投标人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标志、标线制作安装”，然而甲公司营业执照上经营范围仅有“交通设施”，并没有标明“标志、标线制作安装”。如何处理此质疑困扰着招标采购人员。此类案例在实践中具有普遍性，甚至在招标过程中有因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而被否决的情形。经营范围能否作为投标人资格条件成为实践操作中的热点问题。 一、经营范围的法理定位 对经营范围的界定，业内有三种观点：第一种为“能力说”，认为经营范围是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范围。此观点又可以分为两种子观点：一个是“限制权利能力说”，认为公司经营范围就是限制公司的权利能力，在其经营范围内才具有特别民事权利能力，即商事权利能力。另一个是“限制行为能力说”，认为公司经营范围就是限制公司的行为能力，超出经营范围公司就不再有行为能力。第二种为“授权说”，认为经营范围是股东对公司内部管理机关的授权，对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没有限制。第三种为“内部责任说”，认为经营范围只是约定公司内部管理机关的职责范围，对外只有宣示作用，对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没有影响。第一种观点是传统公司法理论的主流观点；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有类似之处，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 经营范围性质如何，需要考察法律对它的定位。根据《公司法》第20条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5条和第32条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公司可以修改公司章程，改变经营范围，但是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从上述规定，经营范围是公司章程规定的，而公司章程由股东或股东会制定或修改，可见经营范围是由股东协商确定的，并且在经营过程中股东会有权进行变更。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政府批准或许可的项目之外，公司经营范围充分体现了私法自治性，法律上并没有对公司的经营范围有特定限制，也没有明确规定超越范围行为无效。《民法典》第505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确定，不得仅以超越经营范围确认合同无效。若按照“能力说”，超越经营范围一定会影响公司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进而决定公司行为的效力。从法律定位上，经营范围并未对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产生影响，也未影响公司行为的效力。总之，传统理论主流观点——“能力说”是值得质疑的。对于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和后置许可经营项目，有无通过经营许可审批是企业一种行为能力的反映，已登记的经营范围则不能准确体现公司的行为能力。 经营范围对非许可经营项目而言，现行公司法经营范围的性质更接近于“授权说”或“内部责任说”。现行《公司法》删除了2004年《公司法》“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这句话，对越围经营并没有禁止性规定。依据“法无禁止皆可为”原则，公司可以越围经营，而且要保护善意第三人，但越围经营违反了公司章程授权，特定条件下需要公司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换言之，公司内部管理机关越围行为造成公司损失的，股东有权认为内部管理机关超越授权，并追究相关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尽管经营范围是公司内部的授权行为，但出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考虑，法律规定公司经营范围属于必须登记事项。 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具有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政府大大减少了对公司的干预或管制，公司通过政府所登记的经营范围不再是公司行为能力的体现。换言之，有关经营范围的“能力说”越来越难以满足实践需要，不能以营业范围作为投标人经营能力来审查其投标资格条件。 二、经营范围不应作为资格条件 （一）变更登记程序决定经营范围不适合作为资格条件 对非许可经营项目、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和后置许可经营项目，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有所不同。非许可经营项目在变更决议或决定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在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后置许可经营项目在变更登记后需要取得审批机关批准后才能从事经营活动。可见，三类项目变更登记的前置条件不同，非许可经营项目和后置许可经营项目需要提交变更决议和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而前置许可经营项目不仅需要提交变更决议和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还需要提供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 从变更登记程序上看，其一，针对非许可经营项目，公司有没有经营能力，不是仅看登记，还可能要看近30日内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决议和公司章程。变更决议和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自治的范畴。为了某些项目的投标，公司完全可以临时作出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然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变更登记即可。其二，针对许可经营项目，公司有没有特定项目的经营能力更不是看登记，而是看有无审批机关的批准。因为前置许可经营项目从批准到登记理论上还有30日的空档期，而后置许可经营项目登记时还没有获得审批。因此，现有登记的经营范围不一定是公司经营能力的真实体现。 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是公司已登记事项的形式表现。在登记不能准确反映公司的经营能力情况下，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就更不能及时准确体现公司的经营能力。因此，从变更登记程序角度，招标文件将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作为投标人资格条件是不科学的。 （二）证照改革决定经营范围不适合作为资格条件 “证照分离”——营业执照不再是特定资格能力的显示。2015年12月上海开始“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即经营许可证（即资质）与营业执照分离，2018年全国推广“证照分离”改革，区分“证”与“照”各自功能以破解“准入不准营”问题。《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国发［2018］35号）：“营业执照是登记主管部门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市场主体资格和一般营业能力进行确认后，颁发给市场主体的法律文件。许可证是审批主管部门依法颁发给特定市场主体的凭证。这类市场主体需持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方可从事特定经营活动。”“证照分离”改革之后，需要许可的经营项目招标时，许可证才是招标过程中要审查的资格条件。不需要许可的经营项目，投标人则不受现有营业范围的限制，只要公司满足招标的其他条件要求，临时变更营业范围完全是可行的。 “登记简化”——营业执照载明事项功能弱化。从2019年3月1日起，深圳、珠海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商事登记改革，试行新版营业执照，其种类大幅精简、不再记载经营范围、不再记载“注册资本、实收资本”。营业执照不再载明营业范围后，公司的经营能力就不能通过营业执照进行判断。因此，证照改革后，经营范围不适合作为招标项目的投标人资格条件。 2020年9月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文《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过程中企业经营资质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法规［2020］727号）明确：不得以招标项目超出投标人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为由认定其投标无效。一方面，这个政策性规定既符合法理，也符合登记和营业执照改革的实践。另一方面，这个政策性规定能够破解招标投标实践中“营业范围能否作为资格条件”的困惑，促进招标投标活动公平竞争。打破“将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作为投标条件的资格条件”条条框框，进一步优化招标采购领域的营商环境。 （特约稿件）       六、国际动向 欧盟委员会批准采购德美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欧盟委员会已于11月11日批准采购3亿剂德美（BioNTeolor: red;">ch生物技术公司和辉瑞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采购协议内容包括，欧盟成员国首期采购2亿剂新冠疫苗，并有权选择再购买1亿剂疫苗。据悉，欧盟将以每剂15.5欧元（18.3美元）的价格采购共计3亿剂疫苗。 德国生物工程企业BioNTeolor: red;">ch与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Pfizer）11月9日发布消息，双方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BNT162b2III期临床试验显示，疫苗的有效性被证明超过90%，计划11月份在美国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欧盟委员会表示，这款疫苗是目前最有前途的一款候选疫苗，欧盟计划尽快把疫苗分发到各成员国，所有欧盟成员国将在相同条件下、同一时间获得疫苗。 （信息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七、采购问答 【编者按】部系统单位如在政府采购实务中遇到疑难问题，可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邮件至本刊编辑部（邮箱：zbzxzholor: red;">c@miitolor: red;">cntolor: red;">c.org.olor: red;">cn，来信请注明单位名称），本刊将邀请政府采购领域专家在本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本期答疑专家：《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松伟   “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是否为重大违法记录 问：《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供应商应当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若某供应商在这三年内的某一年受到行政处罚，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规定一年内不能参与政府采购活动，那么这一年的期限届满之后，又是在这三年之内，这个供应商还能不能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答：我的观点是可以参加，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不是重大违法记录。 这个问题在实务中很多人问到，它的实质是：“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是不是重大违法记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19条第二款对此问题做了回应，规定：“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届满的，可以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即便如此，因为法律存在竞合，这一问题在实务中仍然争议不断。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在对条例第19条进行释义时，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具体明确的解释：“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届满的，可以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是指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中，因违法经营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不纳入《政府采购法》第22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的重大违法记录范围，处罚期限届满后，不受《政府采购法》第22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重大违法记录的限制，可以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条例作此规定，主要是考虑两者实际上都是限制供应商在一定期限内不得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实际法律后果产生了竞合，不宜叠加适用。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明确禁止供应商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已经对供应商的违法行为作出了惩戒，没有必要再次从供应商的资格上限制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中，“因违法经营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不纳入《政府采购法》第22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的重大违法记录范围”的权威表述，已经表明，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不是重大违法记录。   供应商的质疑函不符合要求是否可以不予受理 问：供应商没有按照财政部发布的质疑函范本提交质疑函，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可以不予受理吗？ 答：为了规范供应商的质疑行为，财政部94号令第12条规定：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二）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三）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四）事实依据；（五）必要的法律依据；（六）提出质疑的日期。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财政部2018年3月还发布了质疑函范本，对供应商的质疑行为进行规范，指导供应商依法进行质疑。 对于质疑函的内容来说，财政部94号令第12条属于强制性管理规定，不是强制性效力规定，更没有赋予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因此对供应商不予受理的权力，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不能因此项理由对供应商的质疑不予受理。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可以在采购文件里向供应商提供财政部的质疑函示范文本，引导供应商按照财政部94号令第12条关于质疑函的强制性管理规定去做。对于供应商没有按照规定去做的，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也要先受理质疑，再根据供应商的具体质疑内容去进行书面答复。具体可以区分两种情形去进行书面答复： 第一种情形：供应商没有明确的事实依据和请求。这实质上是询问，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应当本着审慎的态度，对供应商询问的内容进行调查，并予以如实书面答复。第二种情形：供应商有明确的事实依据和请求。这就具备了质疑的核心要件，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应当严格依据质疑答复程序，对质疑内容充分调查之后依法妥善处理并作出答复。 需要提醒的是，采购人和代理机构不能参照财政部94号令第21条的“投诉书内容不符合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应当在收到投诉书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通知投诉人补正。补正通知应当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未按照补正期限进行补正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受理” 的规定，对质疑供应商搞所谓的补证通知和不予受理。    

一、政策法规   国务院颁布《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able publiolor: red;">c proolor: red;">curement，SPP）就是一个典型。可持续采购被视为促进环保产品设计和激励制造商生产减少环境影响的产品的一种有效方法。可持续采购需要将环境因素、生态标签和生态设计贯穿于整个政府采购过程中，打造“最具经济优势”的采购项目。 （三）拓展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空间 在政府采购实践中，各级政府采购机构片面强调节支，把节约多少采购资金作为政府采购绩效的重要评价标准，甚至把“节支”和“最低价格”作为评判政府采购活动的唯一目标，异常低价中标时常发生，这毫无疑问是对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宗旨的曲解。导致在政府采购过程中，重价格轻综合效益，尤其是政府采购政策功能难以推行。据统计，中国不到1/3地方政府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效果欠佳。“物有所值”制度目标理念能避免政府采购理论界和实务工作者局限于政府采购节支的功能，有利于拓宽政府采购功能的范畴。 二、构建与国际规则契合度高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GPA第二十二条第4款要求各参加方对其国内法律进行调整，使其法律、法规、程序和做法等与GPA精神、文本要求保持一致。因此，中国加入GPA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国内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与GPA和其他国际政府采购规制衔接问题。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关于供应商市场准入制度的规定 供应商市场准入制度是对政府采购中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决定了不同国家供应商公平竞争的起点，针对中国供应商市场准入制度过于简单、笼统，甚至缺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其一，细化供应商资格审查标准。供应商财务、技术标准应该与采购对象的限额、技术规格等要求联系，而不是笼统规定、一刀切。其二，优化资格审查流程。《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对供应商预审资格进行了详细规定，为中国优化供应商资格预审流程指明了方向。为了规避采购人主体审查权和选择权不足的问题，建议建立采购人初审和采购代理机构复审相结合的方式，这样不仅加大了审查力度，为资格审查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而且增加了采购人主体责任意识，有利于后期合同的履行与验收，维护政府采购当事人合法权益；其三，借鉴GPA有关供应商瑕疵的规定，中国《政府采购法》中增加该项规定。 （二）协调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 《政府采购法》不仅与《招标投标法》存在冲突，而且与地方政府规章也存在冲突，甚至《政府采购法》内部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为此，建议从三个方面协调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首先，将政府采购监管范围扩展至工程项目，推动政府采购招投标工作的规范化发展；其次，督促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尽快修订地方规章，以适应《政府采购法》的要求；最后，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应由采购人提出，由财政部门统一编制，克服集中采购目录编制的随意性。 （三）完善政府采购权利救济制度 《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和《关于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加强行政裁决工作的意见》均提出健全行政裁决机制，搭建“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平台，确保政府采购争议得到及时处理。在中国政府采购法制国际化进程中，应立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以国际政府采购规制渗入效应为主，培育公平、高效和多元化的政府采购权利救济制度，促进与GPA 规制的接轨。（1）探索在财政部门设置专业的行政裁决机构（如表1所示），这不仅是做好政府采购权利救济工作的重要保证，而且符合政府采购国际惯例，适应GPA对各成员方的要求。（2）将行政程序和司法救济程序设置为自由选择程序。按照GPA的规定，各缔约方负有提供及时、有效、透明的审查程序的义务。借鉴美国的经验，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也可以考虑把行政、司法救济程序设计为并列关系，便于供应商能够灵活进行选择，从而提高供应商的权利保障程度。（3）建立灵活多样的争议解决方式。实践中，监管部门对争议纠纷基本上以作出裁决的单一且固定的方式进行处理。为了节省行政成本，便于化解纠纷矛盾，我国可以建立如约谈、调解等非强制性的纠纷化解模式。 三、加快形成现代化政府采购治理能力 （一）设置权责清晰的政府采购管理机构 现代政府采购治理能力提升的重点是制度化和规范化，核心是理顺政府采购的权责关系。因此，政府采购的顶层设计，要以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为重点，理顺政府采购的权责关系。本研究结合中国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经验做法，认为比较理想的政府采购机构设置权责体系如表1，具体设置为：第一，立法由部门立法上升为人大立法，即《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合并，由人大负责《政府采购法》的修订；第二，财政部下设政府采购政策办公室、政府采购预算办公室、政府采购业务办公室、政府采购绩效评估办公室和政府采购监督办公室、政府采购合同上诉委员会、政府采购国际事务处理中心，各中心的具体职能如表1所示。   表1  政府采购机构设置和权责关系 机构性质 机构名称 机构职能 立法机构 全国人大 负责修订《政府采购法》 决策机构 政府采购政策办公室 负责政府采购战略、确定政府采购功能，建立政府采购机制。 执行机构 政府采购预算办公室 编制预算、制定需求标准，引导、协助和审核采购人需求计划。 政府采购业务办公室 参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负责政府采购人员培训、政府采购职业资格认定，负责《政府采购法》规制的所有政府采购业务等。 政府采购绩效评估办公室 根据政府采购政策功能需要、制定绩效评估指标，收集整理政府采购数据，定期发布政府采购绩效评估结果。 监督管理机构 政府采购监督办公室 制定和颁布政府采购法规条例、制定政策文件、政策督导。 全国人大、审计署 监督、审计等。 行政裁决机构 政府采购合同上诉委员会 受理国内上诉案件处理和裁定合同纠纷。 政府采购国际事务处理中心 负责跨境采购投诉、合同纠纷等。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设计编制 （二）构建政府采购全链条管理机制 从聚焦采购程序的管理转变到面向采购系统的管理，正是过去全球公共采购管理变化的缩影。特别是，近年来政府采购管理机制已经不再局限于购买交易环节，而是实现了前、后向延伸，囊括了从采购需求管理到采购合同管理的各个环节，形成了全链条管理机制。借鉴新一轮国际政府采购规则修订的经验，可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如图1所示。     图1 全链条政府采购管理流程图 （三）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政府采购已逐渐演变成集政策性、专业性和技术性于一体的综合性行为。政府采购工作不仅涉及编制采购需求计划、采购方式的选择、采购合同的签订与履行，还涉及产品或服务的功能和性能标准，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指标。可见，承担这项工作需要具备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心理学、工程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尤其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从事政府采购人员还需要具备国际商务能力、国际招标组织能力、国际法务应对能力和国际市场分析能力。然而，我国政府采购人才供需矛盾突出，人才结构不合理，政府采购治理现代化需要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其一，加强专业教育，鼓励财经类高校申请开设政府采购专业，基于国际化视角精心规设计划政府采购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式、专业课程体系；其二，深入开展在职教育，建议中国多成立专门的政府采购培训机构，尤其需要开展政府采购法和国际招投标培训业务，采取短期学习与中长期培训相结合。其三，政府采购职业规划设计，中国可以借鉴美国政府采购职业规划，如注册公共采购官员（olor: red;">C.P.P.O.）、专业公共采购员（P.P.B.）、注册专业后勤师、注册采购管理员（olor: red;">C.P.M.）、注册专业合同官员等，建立政府采购招投标师制度、职业评审专家制度、采购监督官制度、政府采购合同官等中国特色的采购官制度，同时，建立相应的绩效评价和晋升机制。 （特约稿件）   六、国际动向   美国打击串通投标行为的最新实践   2020 年6 月16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olor: red;">CD ）竞争委员会的线上会议中，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助理总检察长Makan Delrahim 向国际社会展示了美国打击采购共谋的团队（Polor: red;">CSF ）。 Polor: red;">CSF 是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于2019 年提出的一项倡议，成员包括反垄断司和13 个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国防刑事调查局特工，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伙伴。该团队的目标是利用团队内综合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更好地威慑、侦查、调查和起诉影响各级政府（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采购、拨款和项目资金的反垄断犯罪和相关犯罪。 自2019 年11 月成立以来，Polor: red;">CSF 在采购领域获得了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响应。50 多个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机构已与Polor: red;">CSF 联系，寻求外展培训、协助保护其采购流程以及与Polor: red;">CSF 合作进行调查的机会。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Polor: red;">CSF 已对2000 多名刑事调查人员、数据科学家和采购官员进行了培训。 （信息来源：搜狐网）   欧盟将在企业并购、公共采购等领域加强监管   2020年6月17日，欧盟发布“外国补贴白皮书”，称外国补贴日益对欧盟市场竞争造成负面影响，为此欧盟拟动用一揽子政策工具，在企业并购、公共采购、申请欧盟资金等领域加强监管。 欧盟委员发布公告称，外国补贴日益对欧盟市场竞争造成负面影响，已超出欧盟“禁止国家援助”的监管范围。除常见的贸易补贴，为并购欧盟企业提供资金便利、直接支持企业在欧运营乃至为企业在欧盟公共采购中标提供便利都应列为“外国补贴”，但欧盟似乎出现“监管空白”。为此欧盟拟动用一揽子政策工具加强监管。 针对为并购欧盟企业提供资金便利，由欧盟委员会对于超出限额的相关企业决定是否对其采取反补贴措施或直接叫停并购。 针对为企业在欧盟公共采购中标提供便利，由招标部门和监管机构审查是否存在外国补贴以及对公共采购的影响。对于企业申请欧盟资金，须审查企业是否接受外国补贴。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就白皮书表示，希望欧盟有关措施遵守世贸组织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思潮干扰，不要以补贴为由设置新的贸易障碍，而应为外资企业经营发展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七、采购问答   【编者按】部系统单位如在政府采购实务中遇到疑难问题，可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邮件至本刊编辑部（邮箱：zbzxzholor: red;">c@miitolor: red;">cntolor: red;">c.org.olor: red;">cn，来信请注明单位名称），本刊将邀请政府采购领域专家在本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本期答疑专家：《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松伟   供应商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重复提出质疑可否不予受理   　问：供应商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问题重复提出质疑，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可以依据财政部94号令第10条的规定不予受理吗？ 答：首先要看采购文件有没有特别规定。财政部94号令第10条第二款规定：“采购文件可以要求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这一规定，是任意性规定，不是强制性规定。采购人有没有在采购文件里就此作出明确要求，是处理这一问题的主要依据。采购文件如果明确规定了“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应当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否则，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将不予受理”，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在收到供应商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重复提出质疑时，就可以依据采购文件的规定不予受理。采购文件如果没有上述明确规定，则不能不予受理，必须予以答复。应当区分两种情形分别作出不同的答复： 　　第一种情形：供应商重复质疑时没有提出新的证明材料和请求。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可以简单书面答复：“你单位的质疑我单位已经答复过了，鉴于你单位没有提供新的证明材料和请求，我单位没有新的答复意见。”第二种情形：供应商提出了新的证明材料和请求。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则必须对供应商所提出的新的证明材料和请求进行充分的调查核实之后，进行书面答复。     低于平均数20%报价的供应商能否被判投标无效   问：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招标文件规定供应商报价低于平均数20%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判定该供应商的投标为无效投标，是否违法？如何处理？ 答：这是典型的违法行为，属于变相设置最低限价，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12条“不得设定最低限价”的禁止性规定。实践中，一些采购人以“避免供应商低价中标”为理由通过各种方式变相设置最低限价，这种做法是不合规的。政府采购项目中，供应商的报价是否合理，该不该判其投标无效，87号令第60条把这个判定权交给了评标委员会。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可以依据87号令第78条第（二）项“设定最低限价的”，责令采购人、代理机构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采购代理机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3倍、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为充分发挥专家作用，推动我国PPP事业健康发展，首届国家发展改革委PPP专家库于2016年10月正式组建，并于2017年8月对专家库进行了增补，整体运转良好。首届入库专家认真遵守《国家发展改革委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积极参与我国PPP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研究、PPP政策宣传与知识培训、各地PPP项目规划设计与评估咨询等，有力推动了我国PPP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得到了普遍肯定和好评。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首届入库专家聘任期已经届满。受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委托，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于今年5月启动了入库专家的续聘遴选工作。续聘遴选以个人申请为主。我中心组织评审专家12人，分成三个评审组，根据续聘申请资料分别对申请人的理论业绩、实操业绩和履职业绩等指标进行综合打分。评审组按照所申报专业，对申请人进行分类排序，并根据各专业申请人数和分值分布确定续聘分数线，最终形成了252人的续聘推荐名单。续聘的入库专家来自政府部门、高等院校、金融机构、咨询公司以及社会资本方等各个方面，来源分布广、专业水平较高。   为更好发挥知名专家的带头引领作用，发展改革委在入库专家中选择了理论素养较高或实践经验丰富，且在PPP领域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12名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名单如下（按姓氏拼音）：   编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白会宜 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 主任 2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院长 3 李开孟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 主任 4 孙学工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 所长 5 王守清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 首席专家/教授 6 王天义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 总裁/共同主任 7 薛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 院长/专家委员会主任 8 杨斌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 副校长/共同主任 9 杨永恒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执行主任/教授 10 于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与创新研究所 所长 11 张长春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 所长 12 邹再华 中国PPP基金 监事会主席     根据专家的实际情况和本人意见，本次续聘也对专家分组进行了相应调整，名单如下（按姓氏拼音）：   一、综合（46人）   编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白会宜 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 主任 2 曹蓉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 副部长 3 褚春超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副主任 4 傅涛 E20环境平台（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5 韩凤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中心主任 6 和军 辽宁大学东北振兴研究中心 副主任 7 胡昊 上海交通大学PPP研究中心/工程管理研究所 主任/所长 8 胡振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副院长 9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院长 10 李兵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副教授 11 李开孟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 主任 12 李兰贞 天津天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13 李连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 副所长 14 李晓峰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副主任 15 李泽正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 PPP中心副主任 16 刘国艳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 室主任 17 刘继才 西南交通大学 系主任 18 刘强 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所（现挂职贵州省发改委副主任） 副所长 19 刘穷志 武汉大学PPP研究中心 主任 20 刘世坚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 主任助理 21 马小丁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 投资项目室主任 22 孟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 原巡视员 23 祁玉清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 投融资室主任 24 宋金波 大连理工大学经管学院 副院长 25 孙学工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 所长 26 王守清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 首席专家/教授 27 王天义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 总裁/共同主任 28 王盈盈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助理 29 王有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图书馆 教授/馆长 30 邬彩霞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 主任助理 31 吴卫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研究生院院长 32 吴亚平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 体制政策室主任 33 吴有红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 体制政策室副主任，PPP中心副主任 34 熊伟 同济大学 助理教授 35 薛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 院长/专家委员会主任 36 薛涛 E20环境平台（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合伙人 37 杨斌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 副校长/共同主任 38 杨燕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39 杨永恒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执行主任/教授 40 尹贻林 天津理工大学公共项目与工程造价研究所 所长 41 于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与创新研究所 所长 42 张阿芬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集美大学经济研究所 院长/所长 43 张长春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 所长 44 周昌恩 中国计划出版社 社长 45 周正祥 长沙理工大学 所长 46 邹再华 中国PPP基金 监事会主席     二、财务（23人）   编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崔志娟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教授 2 丁玉芳 南京卓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 董国云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董事长 4 扶松 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总经理 5 高亚莉 财政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硕士生导师 6 李竞一 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合伙人、董事 7 李庆亮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PPP总监 8 李彦宏 山西国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9 林荣华 北京金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咨询八部总经理 10 刘正奇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11 满莉 深圳铁汉生态环境股份公司 政策首席专家 12 史晋燕 北京国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兼评估稽查部经理 13 孙治红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 总经理 14 韦小泉 北京和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5 肖靓 北京金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16 谢娜 中央财经大学 中财政信研究院副院长 17 徐文斌 江苏省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分公司副总经理 18 杨晓敏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9 张俊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二院副总工 20 赵国华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PPP研究中心 副院长、城市开发综合设计研究分院院长/咨询部主任 21 赵仕坤 北京中泽融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22 朱红 江苏省工程咨询中心 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23 祝泽文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咨江西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三、法律（34人）   编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陈松 浙江财经大学PPP研究中心 副主任 2 崔宏伟 清华大学法学院 民商法学（PPP法律制度研究及建构）方向博士研究生 3 高科 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 执行主任 4 黄华珍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5 黄建球 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 执行主任 6 黄山 北京清控伟仕咨询有限公司 CEO 7 贾怀远 德恒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德恒迪拜分所主任 8 江帆 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 主任 9 江河 福州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10 靳林明 北京市世泽（广州）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11 李成林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 高级律师 12 李继忠 北京（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 13 廖睿 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14 刘飞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15 刘敬霞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16 穆振辉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执委会主席 17 孙丕伟 红马投资 法律总监 18 孙一飞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业务五部主任 19 谭敬慧 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 主任 20 汪金敏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21 王晰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国际商事法律事务部副主任 22 魏士荣 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23 徐玉环 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总裁 24 薛起堂 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执行主任/惠诚PPP中心主任 25 闫拥军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管委会副主任 26 姚毅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27 叶万和 北京采安律师事务所 管理合伙人 28 余文恭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29 袁华之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中国区不动产与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高级合伙人 30 张乐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拓展中心总裁 31 张晓峰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北京办公室执委会主任 32 张志勤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33 周吉高 上海建领城达律师事务所 主任合伙人 34 周兰萍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四、金融（45人）   编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白青刚 国家开发银行陕西分行 副行长 2 常庆海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 3 陈民 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4 刁亚楠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资产证券化业务负责人 5 何亮宇 北京中联国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6 贺锐骁 上海证券交易所 资深经理、债券业务中心融资监管一部副总经理 7 胡恒松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固定收益融资总部总经理 8 姜卫东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 9 蒋中松 浙江深度求索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 金浩 中建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 11 李茂年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12 李文峥 信保基金管理公司 REITs负责人 13 刘新平 中铁（上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济师，投资发展中心总经理 14 罗桂连 天职（北京）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裁 15 罗以弘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执行董事 16 吕建红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融资总部总经理 17 苗纪江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18 聂敏 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19 水恒宇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济师 20 宋杰 北京亦庄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21 孙旭东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部副部长 22 谭国彬 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裁 23 谭鹏程 远东宏信有限公司（宏信建投） 总经理助理 24 谭志国 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25 屠树毅 深圳前海铁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26 王东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事业部副总经理 27 王艺军 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8 尉立浩 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裁 29 肖光睿 北京明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30 徐保满 南开大学房地产金融与法律研究中心 主任 31 颜立群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龙元明城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副总裁、总经理 32 尹昱 建设银行建银咨询公司 山东分公司副总经理 33 尹志国 北京城建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34 张继峰 云南云岭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首席经济学家/副总经理 35 张武龙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36 张宇 沈阳市于洪区投融资管理中心 副主任 37 张泽来 天津远津绿洲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38 章贵栋 龙元明城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9 赵俊 华泰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总裁 40 郑大卫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PPP中心 副主任 41 郑建平 中关村现代产业咨询策划研究院 副院长 42 郑新盈 招商银行机构客户部 总经理 43 周金荣 中再资产股份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44 周伟 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咨询总监 45 周颖辉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战略客户部 总经理     五、项目管理（104人）   编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毕志清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 2 蔡建升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 3 陈传 成都罗卡基建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四川大学 董事总经理/博士生导师 4 陈宏能 北京金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5 陈淑青 福建省招标采购集团有限公司 PPP咨询部副总经理 6 陈伟 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业务董事 7 陈永宏 青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8 程发彬 北京时远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 9 储彤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事业部副总经理 10 丁伯康 江苏现代资产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长 11 范群英 青矩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副总裁 12 付军明 湖北省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13 傅庆阳 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4 傅晓 北京惠诚律师事务所 PPP中心副主任 15 高轩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总监 16 宫丽华 山东道一数字经济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 17 谷卫彬 中咨海外咨询有限公司 主任 18 郭飚 北京清控伟仕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9 郭树锋 杭州城投建设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0 韩彦彬 帕萨旺洛蒂格能源环境（北京）公司 总经理 21 贺晓东 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海南分公司总经理 22 黄俊莉 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3 黄文军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PPP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 24 焦军 北京明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5 金晶 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投资咨询部经理 26 金永祥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27 李从银 安徽科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8 李飞 北京明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29 李菲 北京金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30 李红薇 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1 李清立 北京交通大学 副教授 32 李士宗 中国宏泰产业市镇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裁 33 李炜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基础设施投融资合伙人 34 李雄坤 杭州城投建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 35 李媛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36 李长军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37 李智慧 国融大通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38 连国栋 山西万方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9 梁静 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裁 40 廖亮 江西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江西省工程咨询中心） 总工程师 41 刘清文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审查处处长 42 刘永锋 广东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公司技术负责人 43 卢耀军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事业部副总经理 44 逯元堂 生态环境部 处长 45 马风章 山东省工程咨询院（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 主任 46 潘敬锋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上海投资发展公司 副总裁兼大湾区总经理 47 彭程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PPP研究所/中国财政学会PPP研究专业委员会/北京亚太财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所长/秘书长/经理 48 钱毅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院长助理 49 曲伟 青岛市工程咨询院 副院长 50 任兵 北京中设泛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圣华安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51 任宇航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投资发展总部总经理 52 茹博军 国阳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53 邵建华 山西省投资咨询和发展规划院 主任咨询师 54 沈俊清 建银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咨询部副总经理 55 沈翔 上海同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56 孙国宁 广东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绿色发展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 57 孙宏斌 中海楷博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长 58 唐琳 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59 唐智伟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处长 60 田丽凤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PPP事业部副总经理 61 童玫 北京金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62 王建宙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副总经理 63 王利彬 中瑞均富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64 王强 上海城投集团，上海社科院PPP研究中心 战略部高级主管，秘书长 65 王少辉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基础设施部 总经理 66 王胜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副总裁、公司执行总经理 67 王彦斌 山西省投资咨询和发展规划院 主任 68 王勇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研究院副院长、规划与投融资中心主任 69 王钊 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副总裁 70 王忠华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专业总工 71 魏旺拴 山西省投资咨询和发展规划院 处长 72 吴健 南京卓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73 吴中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74 武威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主任 75 邢佶勇 北京国融城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76 徐成彬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副主任 77 徐东升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市场投资中心副总经理 78 徐志刚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 79 徐志国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80 徐作武 中国通用咨询投资有限公司 首席PPP咨询师 81 许瑞祥 天和国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PPP事业部副总经理 82 杨宝昆 云南云岭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83 杨光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84 杨荣南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大桥局高级专家，调研员，兼任3个PPP项目公司董事长 85 杨永平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副处长 86 叶继涛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研究部总经理 87 尤伯军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社会业务部副主任 88 于道德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89 袁竞峰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设与房地产系 系主任 90 张迪 国咨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91 张建红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92 张燎 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93 张笑戬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 94 张兴宇 中咨海外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95 张勇 山东省工程咨询院（山东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 副主任 96 张云峰 青岛市工程咨询院 院长 97 赵国富 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98 赵继生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济师 99 赵喜安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济师/产业投资部总经理/中交雄安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100 郑敬波 北京金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101 钟韵 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教师 102 周建毅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分公司总经理 103 周鹏 天津天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104 朱玲 北京城市快轨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受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委托,承担专家库的运营维护及日常管理工作,欢迎社会各界对PPP专家库的管理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建议或联系入库专家洽谈PPP相关工作。    特此公告。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 2020年7月21日

财金〔2020〕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为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工作，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保障合作各方合法权益，我们制定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绩效管理操作指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绩效管理操作指引 财政部 2020年3月16日 附件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绩效管理操作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以下简称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工作，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保障合作各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PPP项目绩效管理是指在PPP项目全生命周期开展的绩效目标和指标管理、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等项目管理活动。 第三条  项目实施机构应在项目所属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PPP项目绩效管理工作，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协助。 各级财政部门负责PPP项目绩效管理制度建设、业务指导及再评价、后评价工作。 第四条  本指引适用于所有PPP项目，包括政府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和使用者付费项目。 第五条  各参与方应当按照科学规范、公开透明、物有所值、风险分担、诚信履约、按效付费等原则开展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   第二章 PPP项目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管理 第六条  项目实施机构负责编制PPP项目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报项目所属行业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核。 第七条  PPP项目绩效目标包括总体绩效目标和年度绩效目标。总体绩效目标是PPP项目在全生命周期内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年度绩效目标是根据总体绩效目标和项目实际确定的具体年度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应当具体、可衡量、可实现。 PPP项目绩效目标编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指向明确。绩效目标应符合区域经济、社会与行业发展规划，与当地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以结果为导向，反映项目应当提供的公共服务，体现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责任（ESG）理念。 （二）细化量化。绩效目标应从产出、效果、管理等方面进行细化，尽量进行定量表述；不能以量化形式表述的，可采用定性表述，但应具有可衡量性。 （三）合理可行。绩效目标应经过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符合客观实际，既具有前瞻性，又有可实现性。 （四）物有所值。绩效目标应符合物有所值的理念，体现成本效益的要求。 第八条  PPP项目绩效目标应包括预期产出、预期效果及项目管理等内容。 预期产出是指项目在一定期限内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时效等。 预期效果是指项目可能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带来的影响情况，物有所值实现程度，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各方满意程度等。 项目管理是指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预算、监督、组织、财务、制度、档案、信息公开等管理情况。 第九条  PPP项目绩效指标是衡量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工具，应按照系统性、重要性、相关性、可比性和经济性的原则，结合预期产出、预期效果和项目管理等绩效目标细化量化后合理设定。 第十条  PPP项目绩效指标体系由绩效指标、指标解释、指标权重、数据来源、评价标准与评分方法构成。 指标权重是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相对重要程度。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通常包括专家调查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 数据来源是在具体指标评价过程中获得可靠和真实数据或信息的载体或途径。获取数据的方法通常包括案卷研究、资料收集与数据填报、实地调研、座谈会、问卷调查等。 评价标准是指衡量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尺度。绩效评价标准具体包括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他经相关主管部门确认的标准。 评分方法是结合指标权重，衡量实际绩效值与评价标准值偏离程度，对不同的等级赋予不同分值的方法。 第十一条  PPP项目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各阶段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PPP项目准备阶段，项目实施机构应根据项目立项文件、历史资料，结合PPP模式特点，在项目实施方案中编制总体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体系并充分征求相关部门、潜在社会资本等相关方面的意见。财政部门应会同相关主管部门从依据充分性、设置合理性和目标实现保障度等方面进行审核。 （二）PPP项目采购阶段，项目实施机构可结合社会资本响应及合同谈判情况对绩效指标体系中非实质性内容进行合理调整。PPP项目绩效目标和指标体系应在项目合同中予以明确。 （三）PPP项目执行阶段，绩效目标和指标体系原则上不予调整。但因项目实施内容、相关政策、行业标准发生变化或突发事件、不可抗力等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影响绩效目标实现而确需调整的，由项目实施机构和项目公司（未设立项目公司时为社会资本，下同）协商确定，经财政部门及相关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PPP项目移交完成后，财政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针对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从全生命周期的项目产出、成本效益、物有所值实现情况、按效付费执行情况及对本地区财政承受能力的影响、监管成效、可持续性、PPP模式应用等方面编制绩效评价（即后评价）指标体系。 第十二条  项目公司（社会资本）对绩效目标或指标体系调整结果有异议的，可申请召开评审会，就调整结果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等进行评审。双方对评审意见无异议的，按评审意见完善后履行报批程序；仍有异议的，按照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机制处理。 第十三条  编制政府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PPP项目年度支出预算时，应将年度绩效目标和指标连同编制的预算申报材料一并报送财政部门审核。使用者付费PPP项目参照执行。   第三章 PPP项目绩效监控 第十四条  项目实施机构应根据项目合同约定定期开展PPP项目绩效监控，项目公司（社会资本）负责日常绩效监控。 第十五条  PPP项目绩效监控是对项目日常运行情况及年度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的跟踪、监测和管理，通常包括目标实现程度、目标保障措施、目标偏差和纠偏情况等。 PPP项目绩效监控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严格遵照国家规定、行业标准、项目合同约定，按照科学规范、真实客观、重点突出等原则开展绩效监控。重点关注最能代表和反映项目产出及效果的年度绩效目标与指标，客观反映项目运行情况和执行偏差，及时纠偏，改进绩效。 （二）项目实施机构应根据PPP项目特点，考虑绩效评价和付费时点，合理选择监控时间、设定监控计划，原则上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绩效监控。 第十六条  PPP项目绩效监控工作通常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开展绩效监控。项目公司（社会资本）开展PPP项目日常绩效监控，按照项目实施机构要求，定期报送监控结果。项目实施机构应对照绩效监控目标，查找项目绩效运行偏差，分析偏差原因，结合项目实际，提出实施纠偏的路径和方法，并做好信息记录。 （二）反馈、纠偏与报告。项目实施机构应根据绩效监控发现的偏差情况及时向项目公司（社会资本）和相关部门反馈，并督促其纠偏；偏差原因涉及自身的，项目实施机构应及时纠偏；偏差较大的，应撰写《绩效监控报告》报送相关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   第四章 PPP项目绩效评价 第十七条  项目实施机构应根据项目合同约定，在执行阶段结合年度绩效目标和指标体系开展PPP项目绩效评价。 财政部门应会同相关主管部门、项目实施机构等在项目移交完成后开展PPP项目后评价。 第十八条  PPP项目绩效评价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严格按照规定程序，遵循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二）结合PPP项目实施进度及按效付费的需要确定绩效评价时点。原则上项目建设期应结合竣工验收开展一次绩效评价，分期建设的项目应当结合各期子项目竣工验收开展绩效评价；项目运营期每年度应至少开展一次绩效评价，每3-5年应结合年度绩效评价情况对项目开展中期评估；移交完成后应开展一次后评价。 （三）绩效评价结果依法依规公开并接受监督。 第十九条  PPP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通常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下达绩效评价通知。项目实施机构确定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时间后，应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项目公司（社会资本）及相关部门做好准备和配合工作。 （二）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项目实施机构应根据政策要求及项目实际组织编制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内容通常包括项目基本情况、绩效目标和指标体系、评价目的和依据、评价对象和范围、评价方法、组织与实施计划、资料收集与调查等。项目实施机构应组织专家对项目建设期、运营期首次及移交完成后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进行评审。 （三）组织实施绩效评价。项目实施机构应根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对PPP项目绩效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通过综合分析、意见征询，区分责任主体，形成客观、公正、全面的绩效评价结果。对于不属于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责任造成的绩效偏差，不应影响项目公司（社会资本）绩效评价结果。 （四）编制绩效评价报告。PPP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应当依据充分、真实完整、数据准确、客观公正，内容通常包括项目基本情况、绩效评价工作情况、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相关建议、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五）资料归档。项目实施机构应将绩效评价过程中收集的全部有效资料，主要包括绩效评价工作方案、专家论证意见和建议、实地调研和座谈会记录、调查问卷、绩效评价报告等一并归档，并按照有关档案管理规定妥善管理。 （六）评价结果反馈。项目实施机构应及时向项目公司（社会资本）和相关部门反馈绩效评价结果。 第二十条  项目公司对绩效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明确提出并提供有效的佐证材料，向项目实施机构解释说明并达成一致意见。无法达成一致的，应组织召开评审会，双方对评审意见无异议的，根据评审意见确定最终评价结果；仍有异议的，按照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机制处理。 第二十一条  项目实施机构应将PPP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报送相关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复核，复核重点关注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是否落实、引用数据是否真实合理、揭示的问题是否客观公正、提出的改进措施是否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 第二十二条  PPP项目绩效评价结果是按效付费、落实整改、监督问责的重要依据。 （一）按效付费。 政府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政府承担的年度运营补贴支出应与当年项目公司（社会资本）绩效评价结果完全挂钩。财政部门应按照绩效评价结果安排相应支出，项目实施机构应按照项目合同约定及时支付。 使用者付费项目，项目公司（社会资本）获得的项目收益应与当年项目公司（社会资本）绩效评价结果挂钩。绩效评价结果优于约定标准的，项目实施机构应执行项目合同约定的奖励条款。绩效评价结果未达到约定标准的，项目实施机构应执行项目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可通过设置影响项目收益的违约金、项目展期限制或影响调价机制等方式实现。 绩效评价结果可作为项目期满合同是否展期的考量因素。 （二）落实整改。 项目实施机构应根据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统筹开展整改工作，并将整改结果报送相关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涉及自身问题的，项目实施机构应及时整改；涉及项目公司（社会资本）或其他相关部门问题的，项目实施机构应及时督促整改。 （三）监督问责。 项目实施机构应及时公开绩效评价结果并接受社会监督；项目实施机构绩效评价结果应纳入其工作考核范畴。   第五章 组织保障 第二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健全PPP项目绩效管理工作相关制度和共性指标框架，加强项目识别论证、政府采购、预算收支与绩效管理及信息披露等业务指导，切实做好项目合规性审查，确保项目全生命周期规范实施、高效运营。 各级财政部门应结合预算绩效管理要求，认真审核PPP项目财政收支预算申请及PPP项目绩效目标和指标体系，充分考虑本级财政承受能力，合理安排财政预算，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合规性和有效性的监督。 各级财政部门可结合每年工作重点，选取重大PPP项目开展绩效再评价。 第二十四条  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应按照绩效管理相关制度要求，建立健全本行业、本领域核心绩效指标体系，明确绩效标准；合规履行预算编制、申报和执行程序；加强与财政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第二十五条  项目实施机构、项目公司（社会资本）应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确保各项工作合法合规。 项目实施机构应做好PPP项目绩效管理具体工作，并对PPP项目实施规范性、财政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有效性负责。 项目公司（社会资本）应做好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维护、移交等工作的日常管理和信息记录；积极配合开展PPP项目绩效管理工作，并对所提供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 第二十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会同相关主管部门依托PPP综合信息平台，加强PPP项目信息管理。项目实施机构、项目公司（社会资本）应根据项目实际进展及时提供和更新PPP项目绩效管理相关信息，做好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 本指引施行前已发布中标通知书的项目，沿用采购文件或项目合同中约定的绩效评价指标及结果应用等条款，按照本指引开展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相关工作，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体系不完善的，可参照本指引进行补充完善。   附件：1.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导图     2.PPP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参考）     3.PPP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参考）     4.PPP项目建设期绩效评价共性指标框架（参考）     5.PPP项目运营期绩效评价共性指标框架（参考）

发改投资〔2017〕20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精神，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79号）要求，鼓励民间资本规范有序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更好发展，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加快补短板建设，充分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创造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良好环境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领域开放力度，除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外，一律向民间资本开放，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限制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在制定PPP政策、编制PPP规划、确定PPP项目实施方案时，注重听取民营企业的意见，充分吸收采纳民营企业的合理建议。主动为民营企业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创造更加公平、规范、开放的市场环境。对民间资本主导或参与的PPP项目，鼓励开通前期工作办理等方面的“绿色通道”。鼓励结合本地区实际，依法依规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 　　二、分类施策支持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 　　针对不同PPP项目投资规模、合作期限、技术要求、运营管理等特点，采取多种方式积极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创新、运营等方面的优势。对商业运营潜力大、投资规模适度、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PPP项目，积极支持民间资本控股，提高项目运营效率。对投资规模大、合作期限长、工程技术复杂的项目，鼓励民营企业相互合作，或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合作，通过组建投标联合体、成立混合所有制公司等方式参与，充分发挥不同企业比较优势。鼓励民间资本成立或参与投资基金，将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由专业机构管理并投资PPP项目，获取长期稳定收益。 　　三、鼓励民营企业运用PPP模式盘活存量资产 　　积极采取转让-运营-移交（TOT）、改扩建-运营-移交（ROT）等多种运作方式，规范有序盘活存量资产，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避免项目规划选址、征地拆迁等比较复杂的前期工作由民营企业承担。盘活资产回收的资金主要用于补短板项目建设，形成新的优质资产，实现投资良性循环。对适宜采取PPP模式的存量项目，鼓励多采用转让项目的经营权、收费权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降低转让难度，提高盘活效率。对已经采取PPP模式的存量项目，经与社会资本方协商一致，在保证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可通过股权转让等多种方式，将政府方持有的股权部分或全部转让给民营企业。对在建的政府投资项目，积极探索、规范有序推进PPP模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四、持续做好民营企业PPP项目推介工作 　　依托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立的PPP项目库，对入库项目定期进行梳理，规范有序开展推介工作，适时选择回报机制明确、运营收益潜力大、前期工作成熟的PPP项目，向民营企业推介。重点推介以使用者付费为主的特许经营类项目，审慎推介完全依靠政府付费的PPP项目，以降低地方政府支出压力，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工商联、行业协会等加强合作，通过多种方式推介优质项目、介绍典型案例，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和业务培训力度，帮助民营企业更好参与PPP项目。 　　五、科学合理设定社会资本方选择标准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通过公开招标等竞争性方式选择PPP项目的社会资本方。合理确定社会资本方资格，不得设置超过项目实际需要的注册资本金、资产规模、银行存款证明或融资意向函等条件，不得设置与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无关的准入条件。规范投标保证金设置，除合法合规的投标保证金外，不得以任何其他名义设置投标担保要求，推行以银行保函方式缴纳保证金。科学设置评标标准，综合考虑投标人的工程技术、运营水平、投融资能力、投标报价等因素。鼓励通过组建高质量的PPP项目特殊目的载体（SPV）等方式，整合各方资源，完善项目治理结构，提高专业化运作能力。支持民间资本股权占比高的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运营经验丰富、商业运作水平高、创新创造能力强的民营企业。 　　六、依法签订规范、有效、全面的PPP项目合同 　　在与民营企业充分协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础上，客观合理、全面详尽地订立PPP项目合同。明确各方责权利和争议解决方式，合理确定价格调整机制，科学设定运营服务绩效标准，有效设置排他性条款，保障项目顺利实施。PPP项目合同既要规范民营企业投资行为，确保项目持续稳定运行，也要保证当政府方不依法履约时，民营企业可以及时获得合理补偿乃至合法退出。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对PPP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监管。禁止政府和投资人签订承诺回购投资本金、承诺最低收益等条款，严禁利用PPP模式违法违规变相举债，严防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七、加大民间资本PPP项目融资支持力度 　　鼓励政府投资通过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民间资本PPP项目，鼓励各级政府出资的PPP基金投资民间资本PPP项目。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发挥专业优势，大力开展PPP项目金融产品创新，支持开展基于项目本身现金流的有限追索融资，有针对性地为民间资本PPP项目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积极推进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PPP项目发行债券、开展资产证券化，拓宽项目融资渠道。按照统一标准对参与PPP项目的民营企业等各类社会资本方进行信用评级，引导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根据评级结果等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八、提高咨询机构的PPP业务能力 　　咨询机构要坚持“合法、合规、专业、自律”的原则，深入研究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咨询服务新要求，加强PPP项目策划、论证、建设、运营阶段管理能力建设，准确把握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商业诉求，提高项目全过程咨询服务能力。健全行业自律管理体系，通过PPP咨询机构论坛等多种形式，加强同业交流与合作。制定和完善PPP咨询业务操作标准规范，着力解决PPP项目工程技术、招投标、投融资、项目管理、法律和财务等方面难题，为民间资本PPP项目提供优质高效的咨询服务。 　　九、评选民间资本PPP项目典型案例 　　各地在已经引入民间资本的PPP项目中，适时评选在项目运作规范、交易结构合理、运营持续稳定、商业模式创新、回报机制明确等方面具有参考示范价值的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加强宣传，发挥示范效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各地报送的案例进行评审和筛选，挑选出若干典型案例进行宣传，优先推荐发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产品。对支持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工作积极主动、典型案例多的地区，在安排PPP项目前期工作中央预算内投资时予以倾斜支持。 　　十、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诚信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PPP项目守信践诺机制，准确记录并客观评价政府方和民营企业在PPP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履约情况。政府方要严格履行各项约定义务，做出履约守信表率，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现象。民营企业也要认真履行合同，持续稳定提供高质量且成本合理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将PPP项目各方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供各部门、各地区共享，并依法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公示。将严重失信责任主体纳入黑名单，并开展联合惩戒。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是充分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关键性作用的重要抓手。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努力破除制约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困难和障碍，切实保障民间资本合法权益，推动民间资本PPP项目规范有序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年11月28日

一、政策法规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文规范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安排方式及项目管理   2020.........务协议”（Publiolor: red;">c Serviolor: red;">ce Agreement，PSA），明确服务目的、对象、业绩目标及责任。对“公共服务协议”的审查结果中表明连续几年绩效显著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可适当增加其可支配财政资金，扩大地方自治权。2010年后，英国政府改为制定“业务计划”（Business Plan，BP），制定了更为具体和详细的绩效考核指标，并通过财政部进行公开。总体而言，绩效评估结果主要有两大应用：一是将服务项目绩效结果应用于下期决策，为相同或相似服务的提供积累经验和提供数据；二是通过绩效评估结果考察政府行为是否规范有效，增强政府部门责任感。 由此可见，英国将政府购买服务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并在每个阶段注入了绩效管理理念，形成了政府购买服务全过程绩效管理。在计划准备阶段侧重于事前评估，通过对市场健康和能力评估以及自制或者购买比较评估，确认政府购买服务绩效高于政府自制；在购买阶段，注重对公开招标方式的评价和风险分配机制的构建，确保通过公开招标实现多重目标和风险适当分配；在实施阶段，着重加强合同管理，最终实现政府购买服务物有所值、公众满意的目标。 二、对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绩效管理的启示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实施绩效预算管理的意见》，要求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政府购买服务是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其本身也需要加强绩效管理。财政部2020年1月发布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将“预算约束”“讲求绩效原则”列入政府购买服务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绩效管理包含事前绩效评估、事中绩效评价、第三方评估、绩效执行监控以及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因此，下一步，可以借鉴英国最新改革经验，更好地推进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绩效管理。 （一）重视市场竞争能力评估 当前我国在特定领域政府购买服务行为中存在一定的垄断现象甚至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公共服务绩效管理意识有待增强，其原因主要是对市场竞争水平评估不到位和政府购买服务市场承接主体发育不足。 为提高市场竞争质量，提高服务项目绩效管理水平，应重视政府购买服务的准备阶段，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进行市场健康和能力评估。若市场竞争水平较低，应当慎重考虑项目外包。监测供应商情况，密切关注存在垄断趋势或围标串标可能性的供应商，在采购之前采取措施。政府可采取一些措施促进市场竞争，包括但不限于：一是提高信息透明度，扩大政府需求信息的接受范围；二是加强合同设计，激励供应商在合同授予之后物有所值。 我国政府购买服务市场承接主体发育不足主要体现在企业能力有限和社会组织缺失。为提高市场竞争水平，一是扩大信息传播范围，提高信息透明度；二是对于规模较大、竞争不充分的服务项目，可以适当考虑拆分。为促进社会组织发展，2016年12月财政部发布《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财综[2016]54号），提出切实改善准入环境、加强分类指导和重点支持、完善采购环节管理和加强绩效管理等。一方面，应按照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要求，推动完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和民主机制。引导社会组织按照章程开展活动，提高规范化水平。另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适当加大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和惩罚力度。 （二）加强购买决策的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是进行自制或购买决策的基础。2018年11月，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中指出，预算编制环节突出绩效导向，对新出台重大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作为申请预算的必备条件。这要求加强政府服务项目的自制或购买决策，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目前财政部出台的绩效评价指标对成本收益分析按照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四个维度展开，指标体系反映服务提供的状况并且客观地评价购买主体、服务对象，更加注重相关群体的满意度。但总体而言定性评价指标较多，定量较少。 我国事前绩效管理成本效益分析可采取以下思路：成本方面，自制的成本主要体现在政府提供服务的机会成本，包括使用资产资源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应评估对应资产和资源的最佳适应方案，计算员工基本工资、福利、津贴和退休金成本。购买的成本包括购买金额、服务费用等合同成本和事前评估费用、合同监督管理等非合同成本。收益方面，对于可以预测收益的项目，服务项目收益可以体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的工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增加，还应考虑劳动力供应或需求产生的乘数作用。对于无法预测收益的项目，可以借鉴英国做法，衡量服务项目的影子价格，通过研究消费者在相似市场中的行为来推断其商品的隐形价格，或采取主观幸福感计算法，评估服务项目对人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指标的设定应力求精准简洁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三）改进公开招标的择优标准 绩效管理的重点在于绩效目标管理。目前我国公开招标容易走向价格主导，多目标绩效管理效果不显著。因此，一是注重成本/质量比，适当降低价格因素所占权重，允许供应商合理的利润空间。二是设置价格阈值或低价比例。对异常低价的投标进行进一步调查，供应商需对低价进行说明。三是在评标和授予合同时注重多目标管理，可以运用平衡记分卡的方法，将服务质量、经济效益、节能环保、促进创新等目标融入评价过程，构造合理简洁的评价指标。注重对公众满意度的考察，多渠道、大范围收集公众对服务项目的反馈评价，借助信息技术建立实名制服务评价系统，定时发布服务信息，提高公众话语权。 （四）合理配置政府购买服务风险 合理配置风险是保证项目实施效果、提高财政资金安全性的重要措施，也关系到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声誉风险。当前政府购买服务存在公共性缺失、专业化能力不强、寻租腐败的问题，以财政养奸商的现象屡见不鲜。风险管理要求降低服务项目失败风险，避免供应商非法套用、骗取财政资金。 政府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可以将风险转移给供应商。为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应加强风险控制的外部制度建设：供应商数据库建设，对不诚信、恶意骗取财政资金的供应商实行黑名单管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风险特征与责任分配制度；加大对违法供应商惩处力度等。更重要的是加强风险防控与风险分配的内部管理。英国的经验显示确定转移给供应商的风险水平是风险配置的关键，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量：一是确定政府在提供服务方面保留的控制水平。二是风险外包比例应与供应商承担风险的能力与准备程度相关。政府应遵循“风险应由最有能力者承担”的原则，确定风险最优承担方案或者共同承担方案。 （五）强化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管理 从政府本身义务角度，政府作为合同主体，应履行包括信息提供、项目说明及按约定支付费用等自身义务，制定明确计划，定期对政府义务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建立明确的问责机制，避免因自身效率低下、疏漏错误导致项目延期或失败。 从政府权利角度，政府有权利要求供应商完成约定项目并对其进行监督。政府应了解供应商的收益和成本，对供应商反馈信息进行实质性测试和控制测试，了解供应商反馈信息的真实性与可信性。定期抽查项目完成情况并与供应商进行沟通，可以根据政府需要或项目进展提出合理需求。特别地，应注重服务项目绩效记录，客观准确反映项目绩效水平，避免出现项目得分虚高、绩效结果雷同等情况，增强项目结果的准确性和参考意义。 此外，政府制定合同监督计划时应注重供应商激励机制，通过政府自身宣传效应提高供应商积极性，促进服务项目质量的提高。 （六）注重对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是绩效管理的最终目标。我国政府购买项目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主要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体现在向采购人反馈结果，将本次采购数据为对编制以后年度项目预算的依据；二是向承接主体反馈绩效评价结果，将结果作为承接主体改善项目计划或提高服务质量的依据；三是公开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提高政府采购服务透明度的重要措施，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今后，应进一步大范围、多渠道公开绩效评估结果，增强信息透明度，对各部门购买服务金额、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和相应数据进行及时公布。同时，要增强绩效评价结果对政府的激励作用，增强政府部门责任感。   1该指数对产业集中度进行测度，可以检测市场份额及厂商规模离散度的变化。 2财政部《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财综[2018]42号）中指出，允许根据项目特点选择预算安排方式，对于一般项目，评价费用在购买服务支出预算中安排；对于重大项目或多个项目一并开展评价工作的，可以单独安排预算。   政府采购服务与政府购买服务的区别 周凯 2020年3月正式实施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02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工作。近期，工信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及相关制度建设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政府购买服务与政府采购服务在名称上仅一字之差，二者究竟有何区别？管理办法第二条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定义：“本办法所称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将属于自身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因素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 从定义上看，政府购买服务与政府采购服务在内涵上是基本一致的，本质上都属于政府采购，是政府与供应商在中标或成交的基础上订立合同、形成契约关系的行为。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购买主体、承接主体、购买内容、绩效管理四个方面： 一、购买主体 政府采购服务的购买主体更加宽泛。《政府采购法》第二条规定：“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因此，政府采购服务的主体是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较政府采购服务范围更小。根据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是各级国家机关，党的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使用行政编制的群团组织机关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服务的，也可参照国家机关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同时，管理办法还特别强调，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且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不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 在政府购买服务实务工作中，要特别注意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区别，避免由于购买主体错误导致违规操作。 二、承接主体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供应商是指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因此，政府采购服务的承接主体是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在实务工作中，政府采购服务的承接者大多为企业法人。 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较政府采购服务更加明确和细化。管理办法第六条对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进行了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企业、社会组织（不含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公益二类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具备条件的个人可以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与购买主体类似，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且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同样不能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 三、购买内容 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政府采购服务包括政府自身需要的服务和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包括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对各级国家机关而言，政府采购服务与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内容基本一致，但实际中各有侧重。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由社会力量提供的服务事项，包括公共服务和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适合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而政府运转所需的服务，适合采用政府采购服务方式。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履职所需服务”与“政府运转所需服务”的差别。政府履职所需服务侧重于政府为了履行自身的行政职能所需的辅助性服务，如监督检查辅助性服务、项目评估评审等；政府运转所需服务侧重于政府为了维持自身正常办公所需的服务，如物业管理、餐饮服务等。当然，具体哪些内容能够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应按照各部门制定的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执行。 四、绩效管理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对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2020年2月财政部颁布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明确了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但在政府采购管理（包括政府采购服务）上，目前国家层面还没有明确的关于绩效评价的要求。 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绩效管理要求，包括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定期对所购服务实施情况开展绩效评价，财政部门还可以根据需要，对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整体工作开展绩效评价，或者对部门实施的资金金额和社会影响大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同时，还应加强评价结果运用，绩效评价结果应当作为承接主体选择、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 （作者单位：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综合处）   六、国际动向   美国七州成立采购医护物资联盟   2020年5月4日，美国纽约州、新泽西州、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德岛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联合宣布，将成立采购医护物资的联盟，联合采购价值50亿美元的个人防护用品、测试设备、呼吸机和其他医疗设备，以确保医疗用品供应，避免哄抬价格。 此前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掌控的国家紧急部门，多次抢夺各州、联邦政府部门（例如退伍军人部），甚至外国的珍贵医疗物资。纽约州长科莫也曾经指责联邦政府用高价抢走纽约州已经订购的医护物资。 为增强谈判能力，摆脱联邦政府的干扰，包括纽约州长科莫在内的7州州长决定通过纽约州的每日疫情发布会宣布组成采购团，他们将在政策上共同努力，确保储备足够的个人防护设备，为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病毒疫情做好准备。该采购团将汇总订单，以更低的价格购置设备，稳定各州的供应链。各州州长表示，他们将在未来三个月内努力寻找供应商，满足整个美国东北地区的需求。 （信息来源：央视网、网易新闻）      

财政部将《政府采购法》修订列入2020年立法工作安排 2020年2月26日，财政部公开了“202.........（Federal Aolor: red;">cquisition Regulations，以下简称FAR）第olor: red;">C编第18部分，对于紧急采购的原则和程序作出了统一规定；2002年《美国国土安全法》（Homeland Seolor: red;">curity Aolor: red;">ct，以下简称HSA）也授权增加了现有的紧急采购法律的灵活性；2017财年《国家防御授权法》（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olor: red;">ct，以下简称NDAA2017）第816节和第1641节修改了《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olor: red;">Code，以下简称USolor: red;">C）第41条。为实施NDAA2017的部分内容，美国国防部、联邦服务总署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议修订FAR，内容涉及扩大特殊紧急采购权限，用于采购有助于防御网络攻击或从网络攻击中恢复的货物或服务，以及提供国际灾难援助，或支持应对其他的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 二、美国联邦政府紧急采购法律渊源 （一）《联邦采购条例》（FAR）第olor: red;">C编第18部分 特殊的紧急情况对采购人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他们的采购过程既要反应迅速又要注重成果。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FAR第olor: red;">C编（承包方式和合同类型）第18部分专门对紧急采购的范围、定义和措施作出了统一规定，突出了紧急采购的灵活性。 美国的有关采购的法律和法规为各机构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以高效进入市场的采购工具。这些采购工具为采购机构提供了相当大的灵活性。 1.条件允许时可以进行灵活采购的权限，尤其是在存在异常、急迫的紧急情况或国家安全问题时。 例如，商业项目的简化公开市场竞争：授权采购机构可以使用简化程序采购金额超过简易采购限额（100,000美元但不超过5,000,000美元）的商业物品。合同官可以使用FAR第13部分中规定的任何简化采购程序，不受FAR第6部分竞争要求的约束、以及资格预审来源之间竞争的约束：授权采购机构可以在下订单之前有效地向少数有能力的承包商施加竞争压力。这种方法可以使竞争迅速地集中在最有可能的提供高效解决方案的合同持有人身上。 2.小型企业合同（HUBzone）：该权限使采购机构可以迅速确定具有能力的小型企业并与之签订合同。 3.口头邀请招标：当处理书面招标会延迟采购进度损害政府利益时，授权使用口头邀请招标。 4.委任合同（书面的初步合同）:当需要按要求立即开展工作而又无法在足够的时间内满足确立合同的谈判时，授权采购机构可以签订委任合同。 5.限制来源选择：授权采购机构基于某些原因限制来源选择。 6.创新承包：采购机构有权创新和做出合理的业务判断，即使法律没有明确承认这种做法。 此外，FAR还规定了许多紧急采购下的灵活措施。例如，供应商可以不进行中央承包人登记；多家机构签署一揽子协议；合同官简化部分公示及通知义务；可以不要求供应商提交投标担保；通过国防重点及分配系统进行产业动员；政府机构之间互相采购；单一来源采购；补办加班批准手续；预先付款；债权转让以及电子资金转移等。 （二）《美国国土安全法》（HSA） 2002年的HSA授权增加了现有的紧急采购法律的灵活性，以满足保护美国国土安全的相关的要求。 1.HSA授权成立了一组临时的紧急采购局，以帮助应对新的紧急情况。 2.增加了灵活性。 HSA所增加的灵活性主要体现为：允许采购机构广泛使用简易的采购流程，在购买非商业性物品时放弃某些合规性和其他法律要求（即在合法的情况下将采购非商业性物品视为采购商业性物品）；对不超过7,500美元的采购使用小额采购的灵活性；将通常仅在简易采购限额（即100,000美元）下可用的灵活性应用于支持人道主义、维持和平或应急行动的合同，同时扩大小型企业保留的适用范围。 三、有关修订FAR中紧急采购条款的动议 2018年6月，美国国防部、联邦服务总署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出了对于FAR的修订建议，以对紧急采购的内容进行继续完善。主要内容涉及对FAR第2、12和13部分进行补充和完善。 （一）在FAR第2部分相关名词定义的解释中，增加“紧急”和“重大灾难”的定义，以解释可能引发紧急采购的两种新情况。 USolor: red;">C中“紧急”一词是指总统认为需要联邦援助来救助州和地方、拯救生命、保护财产和公共健康与安全、减轻或避免美国任何地方受灾难威胁的任何场合或情况。法典中“重大灾害”是指任何自然灾害（包括任何飓风、龙卷风、风暴、高水位、风力、潮汐、海啸、地震、火山喷发、滑坡、泥石流、暴风雪或干旱）或无论何种原因，在美国任何地方发生的火灾、洪水或爆炸，并且总统认为，这些火灾、洪水或爆炸造成了足够严重的损害，足以根据《斯塔福德法》（Stafford Aolor: red;">ct）提供重大的灾难援助，来弥补各州、地方政府和救灾组织在减轻灾害时造成的损失。 国防采购条例委员会和民用机构采购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没有增加“网络攻击”的定义。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定定义；另一方面，两个委员会也不想限制采购机构负责人判断网络攻击的权限。对“国际救灾”也没有法定定义，然而，可以参考USolor: red;">C中关于国际援助的相关规定。USolor: red;">C对美国军队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目的、前提、行动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在该部分的小额采购限额第（3）款和简易采购限额第（1）款下，也增加了新的措辞，以此扩大紧急采购权限。对该条款的描述由原来的“采购由机构负责人确定的用于支持应急行动，促进对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的防御或从攻击中恢复所需的货物或服务”更改为“采购由机构负责人确定的用于支持应急行动；促进对网络攻击、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的防御或从攻击中恢复；提供国际灾难援助或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的响应所需的货物或服务。”  “小额采购限额”的定义变更为：使用简化的采购程序采购货物或服务，其总金额不得超过3,500美元，除此之外，一是根据《戴维斯—培根法》（Davis Baolor: red;">con Aolor: red;">ct，以下简称DBA）采购的工程项目总金额不得超过2,000美元。二是根据《服务合同法》（Serviolor: red;">ce olor: red;">Contraolor: red;">ct Aolor: red;">ct）获得服务的总金额不得超过2,500美元。三是第13.201（g）（1）条所述采购由机构负责人确定的用于支持应急行动；促进对网络攻击、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的防御或从攻击中恢复；提供国际灾难援助或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的响应所需的货物或服务（根据DBA采购的工程项目除外）。在美国境内授予或履行任何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时，不得超过20,000美元。在美国境外授予或履行任何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时，不得超过30,000美元。  “简易采购限额”的定义为：采购总金额不得超过150,000美元，除此之外，采购由机构负责人确定的用于支持应急行动，促进对网络攻击、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的防御或从中恢复，提供国际灾难援助或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的响应所需的货物或服务，在美国境内授予或履行任何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时，不得超过750,000美元。在美国境外授予或履行任何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时，不得超过1,500,000美元。 （二）FAR第13.201（g）（1）条关于小额采购限额的相关规定和FAR第13.500（olor: red;">c）条关于某些商业项目的简化采购程序中增加了允许行使特别紧急采购权限的新情况（此处的修改与第2部分的修改一致）。 然而，在FAR第12.102（f）（1）条商业项目采购中仅增加了采购货物或服务以促进防御网络攻击或从网络攻击中恢复的新情况。因为在其他新情况下采购货物或服务不应被视为采购商业物品。 （三）FAR第18部分概述了整个FAR中紧急采购的灵活性。 因此第2、12和13部分中的更改也相应地反映在第18部分的更改中。除此之外，在第18.202节中做出以下修改： 1.小额采购限额。 当确定采购是为了便于防御网络攻击、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或从攻击中恢复，促进提供国际灾害援助，或者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响应时，限额就会提高。 2.简易采购限额。 当确定采购是为了便于防御网络攻击、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或从攻击中恢复，促进提供国际灾害援助，或者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响应时，限额就会提高。 3.将某些物品视为商业物品。 当确定采购是为了便于防御网络攻击、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或从攻击中恢复，促进提供国际灾害援助，或者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响应时，合同官可将任何货物或服务的采购视为商业项目的采购。 4.某些商业项目的简化程序。 当确定采购是为了便于防御网络攻击、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或从攻击中恢复，促进提供国际灾害援助，或者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响应时，可以增加授权使用此权限的限额。 （四）其他变更。  “网络攻击”被添加到FAR 第10.001条的市场研究政策中；在FAR第26.2子部分“灾害或紧急援助活动”第26.202条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段落（b），以澄清《斯塔福德法》与增加小额采购限额和简易采购限额之间的联系。在根据《斯塔福德法》使用授权时，要参考第2部分中的“小额采购限额”和“简易采购限额”的定义，以便授权使用增加的小额采购限额和简易采购限额。 四、紧急采购法规修订建议中体现出的灵活性倾向 （一）灵活性的扩大。 公平与效率是采购中永恒的矛盾。在紧急情形下，二者的天平应当更加倾向于效率，灵活性因而在紧急采购中显得至关重要。无论是已有的紧急采购法律，还是对相关的紧急采购法律进行修订，灵活性始终是首要的考虑因素。现有的灵活性主要通过现有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提供的各种工具实现。扩大采购货物或服务的特别紧急采购权限，是紧急采购法律修订的主要方向。    1.对小额采购限额、简易采购限额的使用权扩大。 在NDAA2017颁布之前，为了获得用于支持应急行动或促进抵御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或从攻击中恢复的货物或服务，各机构有权根据FAR第13部分的规定，在美国境内授予或履行任何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时，可以使用20,000美元的较高的小额采购限额；如果是在美国境外授予或履行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则小额采购限额为30,000美元。此外，在 NDAA2017颁布之前，根据FAR第13部分的规定，各机构有权使用750,000美元的更高的简易采购限额用于在美国境内授予或执行任何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采用1,500,000万美元为简易采购限额，用于在美国境外授予或履行任何合同或进行任何采购。这项拟议的规则扩大了采购货物或服务的特别紧急采购权限，除了适用于支持应急行动，促进抵御核攻击、生物攻击、化学攻击或放射性攻击或从攻击中恢复，还适用于采购有助于防御网络攻击或从网络攻击中恢复的货物或服务；支持提供国际灾害援助的请求以及支持对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的响应。 2.扩大紧急采购权限减少了对小型企业的合规要求。 基于法定增加的紧急采购授权，减轻了小型企业的负担。根据2014-2016财年联邦采购数据系统中合同履行的报告来看，有不到100家小型企业响应以下招标条款提交报价：报价在3,500美元-20,000美元，或150,000美元-750,000美元，用于支持应对美国的紧急情况或重大灾难；报价在3,500美元-30,000美元或150,000美元-1,500,000美元的，根据1961年《对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olor: red;">ce Aolor: red;">ct）提供国际灾难援助；报价在 150,000美元~750,000美元，用于防御网络攻击或从网络攻击中恢复。该规则降低了对小型企业的合规性要求，估计在第一年会为受影响的小型企业节省大约650,330美元。毕竟在提高这些限额之前，小型企业以前需要的专业技能是中级熟练工。 （二）灵活性的保障。 及时有效的审查与监督对于在紧急采购中成功应用采购灵活性必不可少。第12866号和13563号行政命令指示采购机构评估现有监管替代方案的所有成本和收益。如果需要监管，则选择净收益最大化的方法（包括潜在的经济、环境、公共健康和安全影响、分配影响和公平）。第13563号行政命令强调了量化成本和收益、降低成本、协调规则和促进灵活性的重要性。这是一项重大的监管举措，因此应根据第12866号行政命令“管制规划和审查”第6（b）节进行审查。 美国国防部、联邦服务总署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对这一拟议规则进行了监管成本分析，认为如果招标的估算值在小额采购限额或简易采购限额与现在授权的更高限额之间，则该规则将影响所有响应联邦政府发出的低于小额采购限额和简易采购限额的招标而提交报价的企业，从而减少对要约人（供应商）的要求。按7%的折现率估算的年度公共储蓄估计为1,327,836美元（除小型企业外约为677,506美元，小型企业为650,330美元），预计现值节省约为18,969,086美元。而且，对于此修改FAR的拟定条款，监管秘书处已向小企业管理局首席法律顾问提交了一份初始监管灵活性分析（IRFA）的副本。美国国防部、联邦服务总署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邀请小型企业和其他相关方就该拟定条款对小型企业的预期影响发表意见。 五、启示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在应对重大紧急事件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由于统一高效的紧急采购体系仍需进一步建立完善，在救援物资的采购效率和成本控制方面尚存提升空间。当前我国的《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均把紧急采购作为例外项目。业内专家呼吁建立健全重大疫情和灾害紧急采购制度。要求在遵守一般采购原则的基础上，满足紧急情况下紧急采购的需求，并在国家层面给予统一的指导。紧急采购法律的制定既要确保足够的灵活性又需要进行合理的监管。 在未来紧急采购制度中，应当对于紧急采购的定义、适用范围、启动机制、运行机制、协调及保障机制进行规定，尤其要对紧急采购中涉及的灵活性予以充分重视：一方面，提供一些灵活性的采购工具提高市场准入，便于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确保足够的救援物资来源，提高采购货物或服务的效率；另一方面要扩大采购货物或服务的特别紧急采购权限，鼓励各个机构根据需要灵活运用采购的权限。在监管方面，相关监管部门要做好对紧急采购“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管。由于目前的紧急采购多为分散化的小批量采购，很难实现规模效益；而且在迫在眉睫的紧急情况下，很容易排除竞争，导致最后成交价格过高，损害政府利益。因此，各采购机构需要严格把控成本和收益、降低成本、协调规则并及时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紧急采购的法律还要包括紧急采购的相关原则和流程（采购计划、采购货源，采购方法、评估、合同授予）。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各机构可能会面临着不得不在高度压缩的时间框架内和相关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准备招标。完整的紧急采购流程可以使各个机构根据细化的需求迅速找到货源，将从寻找货源到议价再到签订合同的时间缩短。既提高了紧急采购过程的效率又保障了采购结果的质量。 通过对于美国联邦紧急采购制度及修订建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需要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断变化的。就紧急采购而言，其范围的不断拓展给立法者和实务工作者带来了诸多挑战。只有不断地对于采购需求、采购对象、供应市场、相关当事人和技术手段等各种要素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才有可能建立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政府采购制度。 （转载自《中国政府采购杂志》）                       美国欲退出世贸组织1.7万亿美元政府采购协定 2020年2月5日，据路透社援引美媒报道，美国正在考虑退出规模达1.7万亿美元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政府采购协定》(GPA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报道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要求。 据报道，总统特朗普政府官员正在传阅一份行政命令草案，即如果采购协定不按照美国的想法进行调整，美国就将退出。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透露退出《协议》的真正目的可能是迫使各方重新谈判调整现行条款，以便获得更有利于美国的协议框架。 若美国退出《协议》，包括英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欧盟在内的缔约方将失去在美国政府招标中的特惠准入地位，可能将被排斥出万亿美元级别的美国政府采购市场，将令美国与英国、欧盟的贸易谈判复杂化，同时也给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实施前景带来更大挑战。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欧盟与英国即将正式开启涉及政府采购的关系谈判 2020年2月25日，欧洲理事会正式授权欧盟委员会开启关于英欧未来关系的谈判。欧委会表示，首轮谈判将于3月初开始。双方谈判将涵盖交通、能源、环保、补贴、政府采购、劳工权益、知识产权保护等广泛内容。 英国已于今年2月1日正式退出欧盟并进入过渡期。过渡期内，英国不再享有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政治权利，英欧双方在经贸等领域仍维持现状，过渡期将于今年12月31日结束。届时，英国将从2021年1月1日开始成为真正的欧盟“第三国”，双方将根据英欧未来伙伴关系协议来处理各领域事务。 欧盟希望与英国达成一项全领域、高水平的伙伴关系协议，并且将“公平竞争”视为关键原则，实质是寻求继续以欧盟现有规则来调节英欧关系。欧洲理事会在授权决定中强调，公平竞争的环境是英欧未来伙伴关系的关键。欧盟希望与英国达成一项高水平的自贸协议，不仅维持双方货物贸易“零关税、零配额”的现状，而且还要就海关、监管以及争端解决等方面作出具体安排。 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弗罗斯特近日在布鲁塞尔公开表示，欧盟想用所谓“公平竞争”来规制英国，完全是没搞清楚问题的本质。他说，英国之所以选择脱欧，恰恰就是要摆脱欧盟在法律规则上的过度插手。弗罗斯特还重申，英国绝不会为了与欧盟达成协议而延长脱欧过渡期。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   欧洲议会批准《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 2020年2月12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以下简称《协定》）， 《协定》包括《自由贸易协议（FTA）》和《投资保护协议（IPA）》。《协定》谈判长达7年多，将在越南政府签署后，有望最快于2020年7月生效。 《协定》是欧盟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降税的商品多达99%，预计生效后85.6%的越南商品的关税将降至零。欧盟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但越南商品由于竞争力有限，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较小。因此，在开放市场的承诺下，输欧越南商品价格竞争力将得到提升，有助于促进越南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并扩大越南商品向欧盟出口。2019年越南进出口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其中对欧盟出口额为414.8亿美元，从欧盟进口额为149.1亿美元。 越南也是继新加坡之后，第二个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东南亚国家，越南工贸部部长陈俊英表示：“如果一切顺利，该协定将于七月份生效。当新冠肺炎疫情对越南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时候，该协议将成为经济增长杠杆，为越南企业进军GDP规模达18万亿美元的欧盟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预算单位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频会议多点控制器（Molor: red;">CU）、视频会议终端、视频会议系统管理平台、录播服务器、中控系统、会议室音频设备、信号处理设备、会议室视频显示设备、图像采集系统 多功能一体机   指单项或批量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多功能一体机 打印设备   指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热式打印机，不包括针式打印机和条码专用打印机 扫描仪   指平板式扫描仪、高速文档扫描仪、书刊扫描仪和胶片扫描仪，不包括档案、工程专用的大幅面扫描仪 投影仪   指单项或批量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投影仪 复印纸 京内单位 不包括彩色复印纸 打印用通用耗材 京内单位 指非原厂生产的兼容耗材 乘用车   指轿车、越野车、商务车、皮卡，包含新能源汽车 客车   指小型客车、大中型客车，包含新能源汽车 电梯 京内单位 指单项或批量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电梯 空调机 京内单位 指除中央空调（包括冷水机组、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水源热泵机组等）、多联式空调（指由一台或多台室外机与多台室内机组成的空调机组）以外的空调 办公家具 京内单位 指单项或批量金额在20万元以上的木制或木制为主、钢制或钢制为主、铝制或铝制为主的家具 二、工程类     限额内工程 京内单位 指投资预算在120万元以上的建设工程，适用招标投标法的建设工程项目除外 装修工程 京内单位 指投资预算在120万元以上，与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装修工程 拆除工程 京内单位 指投资预算在120万元以上，与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拆除工程 修缮工程 京内单位 指投资预算在120万元以上，与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修缮工程 三、服务类     车辆维修保养及加油服务 京内单位 指在京内执行的车辆维修保养及加油服务 机动车保险服务 京内单位   印刷服务 京内单位 指单项或批量金额在20万元以上的本单位文印部门（含本单位下设的出版部门）不能承担的票据、证书、期刊、文件、公文用纸、资料汇编、信封等印刷业务（不包括出版服务）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京内单位 指单项或批量金额在20万元以上的在京内执行的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工程监理服务 京内单位 指单项或批量金额在20万元以上的在京内执行的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项目的监理服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工程监理服务项目除外 物业管理服务 京内单位 指单项或批量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本单位物业管理服务部门不能承担的在京内执行的机关办公场所水电供应、设备运行、建筑物门窗保养维护、保洁、保安、绿化养护等项目，多单位共用物业的物业管理服务除外 云计算服务   指单项或批量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基础设施服务（Infrastruolor: red;">cture as a Serviolor: red;">ce，IaaS），包括云主机、块存储、对象存储等，系统集成项目除外 互联网接入服务 京内单位 指单项或批量金额在20万元以上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注：①表中“适用范围”栏中未注明的，均适用于所有中央预算单位。 　    　②表中所列项目不包括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和中央高校、科研院所采购的科研仪器设备。     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 部门集中采购项目是指部门或系统有特殊要求，需要由部门或系统统一配置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类专用项目。各中央预算单位可按实际工作需要确定，报财政部备案后组织实施采购。   三、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除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外，各部门自行采购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的项目、12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执行。     四、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项目，单项采购金额达到200万元以上的，必须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