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中国PPP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理论研究却落后于实践，症结之一在于PPP项目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研究视角的割裂，前者过于微观且侧重市场逻辑，后者过于宏观又倚重科层分析。未来PPP研究应着力于科层和市场相结合的整合路径，揭开微观项目与宏观结构的互动逻辑，从而推动中国PPP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实现PPP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自2014年以来，中国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我国称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发展井喷。根据国家财政部PPP中心的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累计签约PPP项目数量6546个、金额10.3万亿元。PPP模式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这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我国公共投资结构，也将对地方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由此，PPP理论研究亦日益活跃，现已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然而，PPP理论研究却落后于实践发展，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PPP政策指向模糊和认识不统一等困境。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核心症结在于：当前PPP项目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研究视角存在严重割裂。一方面，两者的分析对象和前提假设不同，前者着眼于项目的最佳实践和科学管理，后者致力于揭示政府行为逻辑并实现公共价值。 为更好地厘清PPP理论研究的整体脉络与研究现状，同时增进学界对中国PPP实践的理解，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中文文献为基准，检索和梳理PPP相关文献，对中国PPP理论研究展开系统性综述，剖析两大视角割裂现状及成因，并提出整合路径的研究展望，希冀为未来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二、 基于两大视角的PPP研究现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PPP，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自2014年以来的改革正式推动PPP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重要机制，也促使中国PPP研究从过往的微观项目管理视角向着公共管理等更加多元的研究视角发展。 界定PPP概念通常采用情境类型法，这源于PPP实践属性强且各国情境千差万别。这也是项目管理视角的PPP研究先于其他领域的主要原因。中国关于PPP的官方定义来自国办发[2015]42号文，有其独有的特征：一是该定义明确政府为PPP项目责任主体，并限定其行为合规路径，相比西方的“公共部门”内涵更为狭窄；二是该定义采用“社会资本”来界定合作伙伴，相比西方的“私营部门”内涵更为宽泛，它不仅包含私营组织，还可以是国有属性的组织，如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基金等。还需要说明的是，该定义实际上对伙伴设置了准入条件，要求伙伴至少“具备投资、运营管理能力”。除了营利性企业，国际上也有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做PPP伙伴，而我国目前的PPP实践中还鲜见其他组织，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来自我国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社会组织由国家民政部等部门主管，而2014年以来的PPP主要与国家财政部和发展发改委的职能相关。 （一）PPP项目管理研究现状 PPP项目管理研究缘起于工程建设管理，发端于公共设施的工程建设投融资。学者们历来热衷于做PPP项目管理的文献综述或荟萃分析。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并含SU=‘项目’并含‘项目管理’”作为检索式，且勾选“工程科技Ⅰ辑”“工程科技Ⅱ辑”和“经济与管理科学”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2276篇文献，主要包含四类主题。 1.关键成功因素（Critical Success Factors，CSFs）研究PPP项目成功实践的影响因素。这是PPP项目管理领域最早也最丰富的研究，自1996年Tiong提出CSFs研究框架以来，学者们基于中国PPP实践挖掘了大量CSFs要素，后来又对要素分阶段、分专业、分行业的类型化研究。学者们在研究CSFs时，普遍做出一个“成功”或“失败”的二元判断，然而，迄今并无PPP项目“成功”与否的统一标准，自然也谈不上CSFs清单的“标准答案”。而且，已有研究普遍是静态时点的研究结论，这源于PPP项目的跨度实在太长（通常长达30年），鲜少有学者能跟踪一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此外，受限于PPP项目案例资料的可获得性，学者们通常只能得到“成功”案例，却无法得到“失败”素材，这也暗示着当前CSFs研究结论的有偏（biasedresults）。总之，CSFs研究所挖掘的要素虽然非常多，但迄今仍无法厘清各类要素之间的相协同、相抵触或相匹配的关系，仍停留在实践层面的经验性归纳。这一主题构成后续研究主题的经验性基础。 2.风险分担（Risk Allocations）研究侧重预防项目失败的风险要素识别、评估与分配。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CSFs的实现通常充满不确定性，因此CSFs和风险要素研究实则一体两面。Wang等是中国这一主题的开创人且提出了“外星人眼”风险管理模型，柯永建则紧随其后并提出了风险分担机制。我国其他学者基于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学者们延循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不过，当前项目管理领域的风险研究主要基于问卷调研等主观资料为素材，这导致研究结论依赖于“参与主体”，而且项目风险因素也高度依赖于“所处情境”。这一主题有待结合这两方面，以提炼更具一般性的因果机制。 3.绩效评价（Performance Measurement）研究项目产出结果的衡量与评价。这是一项偏技术的研究主题，主要包含产出标准、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方法是VfM（Value forMoney，物有所值）评价。Yuan等人建构了中国PPP关键绩效指标与框架，曹启龙等人针对PPP寻租行为提出绩效监督模型。我国于2015年正式将VfM评价纳入PPP实施流程，不过VfM评价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仍存在模糊之处并因此造成争议，未来有望基于大数据手段进一步完善。 4.控制权配置（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研究政府和市场协作之间的最优配置。这是近年的新主题，以伍迪和王守清等人的文献为代表。这一视角早期的研究以实物期权的配置为主，大量借鉴金融工程等理论形成了价格机制、补偿机制等技术性结论。自2015年伍迪应用于PPP后，展现出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趋势。然而，他虽然初步借鉴了周雪光的“控制权”理论，做了视角融合的有益尝试，但解释仍旧有限。不过，学科融合的初步尝试为今后的视角整合打下了基础。 （二）PPP公共管理研究现状 PPP公共管理的研究侧重于组织管理与政策过程，致力于提升PPP的治理效能。Hodge和Greve的PPP文献综述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作品。Wang等人基于Web of Science系统检索得到186篇PPP公共管理文献，提炼了与PPP公共管理研究相关的三大知识背景，即经济学、公共管理和政策、组织理论。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作为检索式，且勾选“社会科学Ⅰ辑”和“社会科学Ⅱ辑”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455篇文献，主要包含六类主题。 1.采纳动机（Adoptionmotivation）探讨地区发展水平对PPP采纳结果的影响。通常，发达程度越高，提高效率的采纳动机越大，而拓宽资金渠道的动机则变小。何平均等人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揭示了农业基础设施PPP的主体动机，将采纳动机研究引入到了特定领域。任小强基于水利工程PPP采纳动机的分析，指出融资和提效两大动机的互动作用。谈婕等人则从落地速度的快慢来解释采纳动机的作用，拓展了动态过程机制。Tan和Zhao则提出采纳率概念，来解释地方政府的PPP采纳行为。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新近研究已呈现项目层面的采纳动机理论解释，显示出初步的从项目到公共管理转向趋势。 2.执行绩效（ImplementationPerformance）有别于项目绩效研究。这一视角下的执行绩效侧重于过程，而项目绩效侧重于产出。张万宽等人最早建构了国家层面的关键影响因素框架。陈婉玲强调PPP的过程绩效监管工作应关注政府责任，建议采用立法、契约制度化及独立监管等手段来实现。近年学者们针对PPP公共价值问题做了大量反思和倡导，包括公共价值失灵、价值冲突与协调、可持续发展导向下的PPP新内涵等。 3.财政责任（Fiscal responsibility）研究致力于考察PPP对公共财政风险的影响。这一主题也是国内学者近年密切关注的主题之一。Tan和Zhao在公共管理顶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上讲述了中国PPP复兴仍是财政短缺和政府债务高企的公共财政故事，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PPP财政承受的高度关注兴趣。关于PPP带来的财政风险，学者们观点不一。温来成等认为我国近年大规模的PPP实践容易产生财政风险，缪小林等着重探讨了PPP如何才能起到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机制，指出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配是关键。张牧扬等实测了我国地方政府实施PPP的财政支出压力，指出多数城市在管理得当的前提下仍有财政空间。此外，税收研究和审计研究日渐成为PPP财政研究的重要议题管理的重要议题。针对我国当前PPP项目以政府付费/补贴模式为主的现状，这一主题有望得到持续探讨和发展。 4.制度/政策研究（Institutional/policyresearch）研究正快速积累成果。理由在于近年PPP大规模实施暴露出的问题均涉及制度根源或政策导向。理想的PPP发展环境应包含公平竞争、规范程序、完善的问责制度和广泛的公众参与等，而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制度建设滞后、市场意识薄弱等困境，加大了PPP失败风险。随着2014年后中国PPP政策的密集发布和积极执行，PPP政策研究成果随之丰富起来，包括规制体系、政策扩散、政策学习、政府执行角色，相配套的PPP制度建设研究也日渐丰富。Wang等人先后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中基于中国PPP素材做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情境的制度特征，如合同制定过程、腐败程度等。 5.比较研究（Comparativestudy）主要从研究方法上的一项分类，侧重于国际比较。谈婕和赵志荣以类型学研究划分了PPP的传统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指出中国属于上述模式的复合。王天义等人探讨了PPP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6.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侧重学理层面的PPP理想探讨。我国学者提出了较多PPP发展的“大问题”，回应了我国市场化改革伊始阶段时，学者们提出的问题。 三、PPP研究视角割裂阐释 本文基于两大视角的研究现状梳理，发现当前中国PPP理论研究的特征：项目管理成果多、主题趋向收敛，公共管理成果少、主题快速拓展且日渐丰富。具体而言，PPP项目管理领域中，我国学者近年试图超越“项目失败”现象与单一实践路径的研究局限，探讨复杂情境下多对象、多层次的PPP项目管理问题，或尝试发现项目实践的多重影响因素，也取得了可喜进展。然而，这一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仍非常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的工程建设管理学科背景限制。研究者们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及发展历史了解的有限，导致了PPP项目管理解释框架停留在项目个性层面，却没有提升到结构共性层次，例如，周志忍很早就指出，我国向西方学习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有一定偏向，更多地参照了Savas等积极学派的观点，却较多忽略冷静学派的分析。 PPP在我国的应用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密不可分。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收入的分配权力更加集中于中央，自上而下的巨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现象逐渐凸显，PPP模式得益于这一制度改革下的“专项转移支付”政策，PPP项目成为“专项化”“项目化”的核心手段之一。此外，由于我国PPP实践起源于引进国际投资者的跨国投资项目，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肇始于提高效率的实践动机，加之这一视角更能从实践成效中获得及时反馈，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首先成为我国PPP理论的主要流派，致力于提高效率的“最佳实践”研究，为我国PPP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时至今日，当PPP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一项主要机制时，PPP理论研究的价值判断有必要转向，应从项目管理研究过渡到公共管理研究为主。 PPP公共管理领域的国际前沿历来活跃，见诸大量管理学顶级期刊及公共管理顶级期刊。然而，国内PPP公共管理研究仍以理论探讨为主，多数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政策建议。究其原因，在于PPP项目的复杂实践属性没有被充分揭示，源自研究者对于项目经验的了解有限，以至于无法结合理论成果提出指导实践的操作路径。换言之，PPP与购买服务、合同外包等其他市场化机制的异质性仍未被充分揭示，这也导致PPP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黑箱”仍无法打开。事实上，诸如交易结构、伙伴类型、实施程序等PPP项目操作的差异巨大，虽然与当前制度不完善导致操作无法标准化有关系，但PPP本身的复杂和模糊属性仍然是学界无法绕开的研究进路障碍，也造成了当前各个部门对PPP认识不统一、理解不一致等现状。还比如，我国当前大量PPP项目依赖于政府付费或补贴，而国际上仍有大量的PPP项目以使用者付费作为主要收益来源，若将这两类PPP项目按同质性处理，则研究结果必然会有重大偏差。总言之，PPP理论研究趋势必然朝着公共管理领域体系化，而实现这一研究目标的核心路径是揭开项目异质性。 四、两大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 学者们倡导用复合逻辑解释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创新机制。PPP理论研究也可以参照这一逻辑，基于当前两大研究视角的体系，进行项目管理与公共管理的视角整合与相互渗透。以往项目管理视角主要将PPP看作市场行为，而公共管理视角仍坚守科层逻辑，那么未来整合视角的PPP研究转向，应将科层组织和市场组织视作同等重要来解释PPP行为。PPP已有研究与转向的关系如表1所示。下文将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阐释具体操作。 表1       PPP已有研究与转向关系     市场组织成分     轻   重 科层组织成分 轻 实践经验视角 → 项目管理学科视角   ↓   ↓ 重 公共管理学科视角 → 整合视角 （一）研究对象 1.多中心治理。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成果实质上均属于多中心治理的手段性（Means）研究。以往研究多侧重技术治理，未来研究应更多强调PPP的公共价值创造这一目的性（Ends）研究。而且，我国以往大量研究关注企业组织的PPP，鲜有涉及社会组织的PPP，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遗憾，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非营利性组织的PPP。由此，PPP作为一项多中心治理手段，也将自然地从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向社区服务、基层农村等领域延伸和应用。 2.政府行为。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揭示了大量与政府行为相关的要素，但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互动作用却研究不足。未来研究应结合我国业已形成的政府行为及创新理论体系，从结构/制度路径的央地关系和行动/过程路径的府际关系来拓展PPP的理论研究。此外，正式合同制度下的PPP项目中，实则存在大量非正式制度路径的协调行为，如信任（Trust）、关系协调（Relationship coordination）、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等，从中揭示更多通往PPP项目可持续发展并成功实践的中介机制。 3.公共政策。基于近年发布的上千项PPP相关政策，未来研究有望从公共政策视角解释PPP行为逻辑。例如，PPP操作流程等政策前后接力、相互冲突、高度模糊等现象，暗示着政策过程的利益诉求、网络联盟及共识形成逻辑。以PPP政策作为切口，构成揭开基层政府执行逻辑的新线索，从中寻找PPP等“好政策”执行的动态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PPP政策及制度建设。 （二）研究路径 1.延展路径——“走出去”。立足公共管理理论，未来研究可在PPP项目层面纳入“情境”“权力”和“资源”等社会科学经典概念，产生更具实践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参照“结构-行为”分析范式，将过往PPP项目管理层面揭示的众多异质性要素，提炼成一个共通的宏观环境要素，从而提高PPP研究的理论效度。 2.吸纳路径——“引进来”。在公共管理与政策这一分析单位层面，未来研究可将项目层面已有的CSFs框架、风险分配机制、绩效评价体系和控制权配置等要素吸纳进来，提高对地方政府PPP行为逻辑的解释力，由此提高PPP配套制度和政策设计的适用性。地方政府在国家治理和制度形塑中扮演“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是理解我国行政改革历程及社会转型的重要“切口”，因此，朝着这一研究路径探索，将形成更为一般性的组织管理理论，如协作、网络、数字治理等，从而提高PPP理论与其他治理手段的可比性。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基于文献综述，指出我国PPP理论研究的症结，并提出了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指明未来PPP研究方向。未来有关PPP的研究将存在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实践经验素材，这是PPP理论研究的丰富源泉；第二个层次是项目管理理论，这既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理论解释的归路；第三个层次则是公共管理理论，站在制度格局和政府创新视角定位PPP的工具价值；第四个层次则是本文提出的复杂组织协作理论，基于视角整合形成更一般性的管理理论，与其他协作性机制形成比较和参照。未来PPP研究的发力点在于搭建两大视角的沟通桥梁（Bridge）。具体而言，聚焦多中心治理、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三大研究对象，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研究路径，形成更为整全性的PPP理论框架和体系。 视角整合下的PPP研究将有助于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尤其是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域将越来越依靠PPP这一协作方式来实现治理现代化。这为PPP研究转向提供了现实需求：我国希冀用好PPP这一工具，前提是要理解PPP实践活动中的各方行动逻辑，尤其是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因而须有赖于PPP下一步研究能否对行动逻辑做出有效的解释。未来，通过整合视角和提高视角之间的交流，PPP的理论与实践试图回答好这两个问题：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机制中的政府该如何定位？多元主体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通过回答好这两个问题，不仅能形成PPP各方更成体系的行动逻辑，也能进一步清晰行为标准，进而推动政策指向的清晰化。而且，这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来源：王守清PPP团队微信公众号

  今年4月底，绿色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典型案例名单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公示结束，16个典型案例正式入选。此次典型案例征集评选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征集绿色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典型案例的通知》（发改办投资﹝2020﹞812号）要求，经省级发展改革委审核推荐及社会公开征集，并委托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组织专家评审，形成了绿色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典型案例名单。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将具体案例信息进行了汇总整理，并陆续将通过公众号公开发布，进行广泛宣传推广。 为加快大兴区“五位一体”建设，践行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显著的改善新凤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实现环境、经济及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2017年3月，大兴区人民政府授权大兴区水务局实施“大兴区新凤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PPP项目”，并通过公开竞争选择北控水务集团作为本项目社会资本方承担项目的设计、投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工作。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新凤河位于大兴区北部，属北运河水系，凉水河主要支流，是大兴区主要的防洪排水、风景观赏河道。新凤河流域面积166.4平方公里，流域内共有河渠23条，总长96.35公里，干流新凤河西起永定河灌渠，东与凉水河相接，全长30.1公里。作为北京市“三环水系绕京城”的“水三环”主要组成部分，新凤河是连通北京市南部地区黄村、亦庄和通州城市副中心的重要生态廊道。       （二）治理思路 项目治理以习近平“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采用“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水管理”的“五位一体”系统设计原则，按照“防洪达标→削减污染→提升水质→修复生态”的治理路径，制定了以总控模型为核心的流域系统治理方案，通过总控模型优化设计方案、指导工程建设时序和项目长效运维，实现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最终实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治水目标。 （三）建设内容 新凤河项目是典型的以流域为治理单元、以水质达标为绩效考核、以再生水补水为主的北方缺水型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包含生态廊道工程、水环境治理工程、河道清淤工程及生态修复工程四个子项工程，主要建设内容有： 1、水安全：对新凤河5条主要支流按照20年一遇防洪标准进行河道治理，总长26.23km。 2、水环境：新建污水管网22公里，截污2.8万吨/天；污水处理站3座，总规模6800吨/天；河道清淤54公里；建设初雨调蓄池2座、河口湿地78公顷，收集和处理面源污染11万方。修复植物缓冲带116.89公顷，新建环保再生透水健康步道24公里，亲水平台14处。 3、水资源：新建再生水管线22公里，引调再生水12.7万立方米/天，补给新凤河干流及主要支流。 4、水生态：新增水生植物23种，水生植物恢复面积30.4公顷；新增蓄水堰5座，河道水质原位净化渗滤坝11座，鱼巢栖息地400米，恢复深潭-浅滩栖息地10余处，生态岛2座。 5、水管理：新建水文水质站10座、雨情站3座、视频监控设备243个，入河排水口监测设备34套，开发以“水环境模型”和“大数据专家库”为双核心的智慧水务系统1套。. 二、项目运作模式 （一）交易模式 在大兴区政府授权下，大兴区水务局作为实施机构采用DBFOT运作模式实施本PPP项目，即选择社会资本与区政府指定的政府出资人代表成立项目公司，区水务局授予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权由其负责本项目的设计、建设、投融资、运营和维护，经营期满，项目设施无偿移交政府方。项目交易结构图如下：     实施模式说明如下： 1、大兴区政府授权大兴区水务局作为本项目的实施机构，并指定大兴区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政府出资人代表，通过法定程序选择境内有经验、有实力的社会资本方。 2、大兴区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标的社会资本（北控水务）签署《合资经营合同》，在大兴区成立项目公司（北京北控兴凤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在项目公司中，大兴区物资集团占1%股份，北控水务占99%股份。 3、区水务局与项目公司签订《PPP项目合同》，授予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期内的特许经营权，项目公司自行承担责任、风险和费用，并负责设计、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维护本项目，特许经营期满，项目设施无偿移交政府方。 4、项目公司根据《PPP项目合同》的规定提供新凤河流域综合治理服务，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费收回投资，并获取合理回报。 5、特许经营期届满时，项目公司将本项目所有设施无偿、完好地移交给区水务局或其指定机构。 （二）回报机制 项目合作期20年，鉴于本项目的非经营性属性，本项目回报机制为基于绩效评价的政府付费方式。付费来源包括由基于工程可用性评价的可用性服务费和基于项目运营维护的运维绩效服务费两部分构成。可用性服务费以竣工决算审计报告投资为基数，核减政府补贴资金后按照中长期商业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并在运营期按照实际运维绩效考核结果每年等额支付。运维绩效服务费以项目公司运维服务方案为基础，按照运维绩效服务费基数和项目实际运维绩效考核结果按季度进行支付。 （三）项目贡献 通过三年治理，新凤河流域治理成效明显，贡献了巨大的环境、生态和社会价值： 1、全流域黑臭水体已消除。 2、水环境质量大幅提升。2019年新凤河出境断面烧饼庄闸主要水质指标COD、NH3-N、TP年平均值相比2016年分别下降了48.75%、92.61%和85.68%，流域水环境质量从治理前的劣Ⅴ类提升到了地表水Ⅳ类。 3、水生态恢复效果显著。新凤河流域水生植物约26种，其中人工栽植20种，自然生长约6种，总的水生植物覆盖度约40%；鱼类约10种，鱼类主要有鲫鱼、草鱼、鲢鱼、黄黝鱼等；大型底栖动物恢复良好，鸟类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水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明显提高。现阶段新凤河水生态健康综合指数为88.5，相比治理前提升了330%。 4、社会效益彰显。新凤河、老凤河、安南湿地和新西凤湿地公园等工程完成后正式对市民开放，成为市民休闲、游憩、健身的打卡景点，两岸土地价值提升，充分彰显了水环境治理项目的社会效益。 （四）项目亮点和示范价值 本项目作为北京市水环境治理领域重要PPP项目，也是大兴区首个全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通过积极引入专业化的社会资本参与大兴区水环境建设，采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创新PPP模式，运用绿色先进技术和设计理念，极大提高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效果和效率，有效改善了北京市和大兴区的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建设效果，取得了较好的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较高的示范价值。 1、采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创新模式 项目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 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有利于平滑政府财政支付资金压力、突破短期财政支付能力限制、加快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政府财政预算与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可持续平衡。 通过引入选择专业化的社会资本，改变传统模式下投资、设计、建设、运营主体分离的局面，由社会资本统筹考虑项目的资金筹措、设计方案、建设管理和运营维护，从项目全生命周期维度实现了政府监管与项目管理的统一，同时切实降低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成本，实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建立和落实基于项目绩效的考核付费机制，切实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得到改善，提高项目管理效率和整体服务水平，实现项目产出的可持续。 实现了市发改委和市区财政补贴资金与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了政府投入的撬动和放大效应，进一步优化了项目的资金成本，实现了政府社会资本的合作共赢和资金的可持续使用。 2、运用绿色先进技术和设计理念 新凤河项目从规划开始，树立并贯彻全生命周期污染减排、生态友好型施工工法应用、生态系统涵养与恢复、长效管控，亲水空间营造和环保教育融入的技术理念。 基于目标水质的技术与工程体系全生命周期科学优化决策。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监测的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获取的数据为基础，对流域水环境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定量的识别分析。采用多模型耦合分析方法，从全生命周期视角，对治理方案及建设、运维进行高效、定量、智能、动态分析辅助决策，依托企业专家库、技术库等智库资源，进行治理技术与工程体系科学优化决策和辅助设计，确保全程目标可达。通过实测与模型分析，系统研究北方再生水补水河流水质时空分布和变化规律以及再生水补水与水生生物类群栖息及生存规律的关系，提出适合新凤河的优势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类群，并结合微生态调控技术，构建以本地优势物种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强化河道自净作用，确保全流域水质提升和断面水质达标。 构建灰绿结合雨水净化系统，创新引领“海绵河流”建设模式。在基本解决点源和内源污染基础上，结合新凤河特点和生态河流治理模式，因地制宜的创新构建“灰色调蓄+绿色净化”相结合的雨水径流污染削减系统，“变害为利”，重新构建雨水资源回补河流通道。工程新建初雨调蓄池2座，有效收集调蓄控制162公顷城市区域初期雨水径流；新建河口湿地78公顷，服务收集和净化29.6平方公里的支流面源污染控制。通过水利设施、再生水泵站、初雨调蓄池、河口湿地等之间的联调，有效调控净化雨水径流，将雨水径流从“污染源”变为“补给水源”，变害为利，重新恢复河流自然补给模式。 建筑垃圾循环利用开启生态治河新范式。聚焦“环保、生态、活力”，广泛运用红机砖道路、透水铺装、微晶石等新型材料，翻新公园硬质铺装，部分区域铺装采用红基砖环保材料，体现了项目环保、生态可持续的特点。尤其结合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将房屋拆除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建筑垃圾回收循环利用，利用废旧红砖用建设健康步道和广场，其它可再生材料用作道路基层、垫层和面层，新凤河共回用废旧红砖铺设步道和广场5750m2，废旧红砖39.6万块，再生级配碎石32744m2，建筑垃圾再生的路缘石4400米，累计消纳建筑垃圾3690方。开创了生态治河与资源回收利用相结合的新范式。 基于水生态系统修复的再生水水源性北方河流生态复兴。新凤河水生态修复从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出发，在通过各类工程措施提升河道水质基础上，按照“自然恢复为主，人为适度干预”的修复思路，以提升河流生态系统自净能力和抗干扰能力为原则，恢复植被缓冲带116.9公顷，新增水生植物面积30.4公顷，重点恢复以香蒲、千屈菜、黄菖蒲、苦草、竹叶眼子菜为代表的的25种本地水生植物24.7万m2，重建深潭-浅滩栖息地10余处、新增鱼巢栖息地400米、溢流堰5座、渗滤坝11座，营造了“水-岸-陆”丰富多样的生境系统，逐步恢复河道生态系统健康，提升水体自净能力和生物多样性，初步实现新凤河生态复兴。为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公园前置塘、潜流湿地区实行半封闭式管理，表流湿地岛屿实行全封闭式管理，最大程度减少人对自然的干扰。 感知现在、预知未来，新凤河多维度智慧管控系统。历经3年的前期现场调研、资料整理、工程设计和建设，搭建了以总控模型和大数据专家库为核心的新凤河智慧水务平台，从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及水管理等5个维度为项目长效运维提供技术保障。可及时、准确为项目运维提供实时状态感知和风险预警、预报，帮助管理者制定、决策实施河道防汛安全、水污染防治、水资源节约、生态恢复等管理保障。系统对新凤河全流域水生态系统进行全面监控，定期调查和评价区域植物、水生动物、鸟类等生态环境质量，为水生态系统运行维护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多样化亲水活动空间打造京南百姓幸福河。新凤河秉承“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新建市民休憩廊亭8座，健康步道24公里，亲水平台14处，汀步7座。新凤河城市段实现了“有河有水，可亲可憩”；为满足市民傍晚休闲、漫步需求，新凤河城市段实现了无死角亮化，以保障居民安全。 湿地环保主题教育。项目努力把安南湿地打造成为一个人人参与、人人都能够从我做起的环保主题公园，通过社区参与、教育和培训以及社会企业在运营方面的参与，公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途径，让大家参与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中来。一是倡导清洁能源利用，亮化上均采用太阳能景观灯为主要照明设施。二是设计阶段场地记忆的保留，在安南湿地环保主题公园的方案设计阶段最大程度的保留以及利用了场地原有的树木，将其融合进湿地景观中，与过去建立联系，保留了场地记忆。三是营造生态栖息地，为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公园前置塘、潜流湿地区实行半封闭式管理，表流湿地岛屿实行全封闭式管理，最大程度减少人对自然的干扰，从而增加生态多样性，提升生态物种弹性，提高其长期存活的能力。四是科普导视与环保课程，为让更多的人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公园沿游园路线设置了多种形式的环保科普知识宣传和互动设施，开发了针对大人和儿童丰富的环保教育课程，设计了为周边社区参观苗圃、体验自然、举办活动、植物栽培和旧物交换的场所，设计了安南湿地环保主题公园LOGO、公园宣传和浏览手册，开发了环保帆布袋、T恤衫、水杯、小盆栽、U盘等环保文化纪念品，希望通过公众的参与，传递环境保护的意识，“让我们爱上地球”！   转自：清华PPP研究中心公众号

近日，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广东称招标中心）两个电子平台与“粤采易”均已完成对接。广东招标中心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https://www.gdebidding.com）是广东省内首批通过国家级交易平台三星检测认证和首家通过等保三级备案的第三方交易平台。恒德易电子交易平台（https://eps.gdebidding.com）是广东招标中心专为国资企业非必须招标采购项目打造，具有易于监管、安全可靠、稳定高效、操作便捷、扩展性高等特点的阳光交易平台。   2021年6月25日，广东省国资委发布《关于印发<广东省省属企业阳光采购监管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统筹指导广东省交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搭建了“粤采易”省属企业阳光采购平台，为企业采购提供采购活动信息公开发布渠道和采购业务服务，进一步推动省属企业采购活动“阳光化”“数字化”和“智慧化”，提高省属企业采购质量和效益。   广东招标中心与粤采易双方实现电子平台的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将有助于省国资委构建健全的国有企业采购行为的集团化管控体系、阳光采购服务体系和职能监督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的采购管理水平和采购质量。   来源：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近日，深圳市福田区财政局与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深圳公共资源交易集团福田分公司）启动深圳市首例政府采购跨区远程评审项目——“福田区数据管理中心基本公共服务数据库建设项目”，实现评审专家远程无障碍化沟通，在线打分，全程留痕，开启了深圳跨区远程评审先河。 据了解，福田区作为全市政府采购探索实施远程评审的唯一试点区，今年以来积极推动政府采购跨区远程评审落地。该项目通过在深圳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5名专家和2名采购人代表组成评审委员会，利用“互联网+公共资源交易采购”阳光采购远程异地评标调度系统让分处不同地域的评审专家在线评审，实现在线推荐评审组长、在线语音视频对话、在线查看标书、在线评审、在线形成评审报告。交易集团福田分公司通过FTP客户端传输评审资料，确保信息传输的保密性、完整性，信息源的真实性，信息操作的认可性。项目评审过程全程留痕可追溯、实时在线可监督。 这种跨区远程评审模式，实现了政府采购“全程电子化+远程异地”评审，一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围标、串标情形，从而提高政府采购工作的公平性、公正性；另一方面，也能在全市统一专家库背景下最大限度地统筹各区专家资源，“让数据多跑路，专家少跑腿”。这对福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