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2人，候补中央委员169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党的十九大代表中的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力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加强战略谋划，增强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极大振奋和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活动增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信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效明显，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各项工作胜利完成，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经济社会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工作有力有效，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深入推进，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全会认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赢得了中国革命胜利，并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全会强调，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著优势；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全会强调，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国家行政管理承担着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要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要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必须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巩固和拓展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确保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要坚持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健全人民军队党的建设制度体系，把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要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要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必须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提高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项工作能力和水平。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马正武、马伟明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刘士余同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刘士余同志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来源：新华网  

  人类经济的及政治的进化，自然造成阶级的战争，封建时代与民主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是不能免的；民主时代与共产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不能免的。 人类现在的历史，正在阶级战争的奋进途中，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大部分还未得着胜利，即民主对于封建的战争也并未终了，尤其是东方产业幼稚的国家，不但在社会习俗上，即在国家统治权上，封建的势力仍然大部分存在或完全存在。在这种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这时他们压迫的程度和无产阶级能够抵抗的程度，乃看无产阶级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所发挥的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至何程度而定。 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之下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内外两层压迫之下无法得着自由而又急须得着自由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需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候补的革命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努力工作的党，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我们须告诉他们：此种战争虽不能完全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却是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同时又须告诉他们：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应扩大此主张，并规定进行计划如下： （Ａ）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Ｂ）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 （Ｃ）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来源：共产党员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英勇牺牲。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 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1990年4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开放方案。上海浦东新区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级新区。此后，天津滨海、重庆两江等新区陆续批复设立。到2018年底，全国共设立19个国家级新区。 2018年4月12日，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展示人民海军崭新面貌，激发强国强军坚定信念。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

中国的工人和一切被压迫的民众！ 一九二七年的“五一”到了！今年的“五一”不单是中国无产阶级检阅自己的革命队伍的日子。今年的“五一”正是中国革命急剧进展的时机，也正是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的大资产阶级四面围攻中国革命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历来当国民革命的急先锋，他的目的，是要反抗中外大资本家的剥削及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是要推翻军阀地主买办的政权，而创造革命平民的政权。他现在已经引导一般被压迫民众的奋斗，而使革命的胜利扩大到了半个中国，他的勇猛牺牲的精神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没有见过前例的，他在事实上证明自己是唯一能解放中国民族及一般民众的阶级；非他做中国革命的领袖阶级，中国革命是决不能彻底胜利的。 现时革命的进展，正向着彻底胜利的道路上走去。今年中国工人阶级的“五一”运动－－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决不仅是宣传示威而已，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要力争自己阶级利益的保障，要用自己的力量保障革命的胜利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他要求在最短期间确定劳动法，亲自参与监督劳动法的实施，如工作时间、工厂卫生、最低工资、女工童工的保护等－－设立劳工检查院。因为只有革命能如此的逐步深入，才能摧毁帝国主义军阀大资产阶级土豪劣绅等的反革命势力，而后国民革命的胜利方能巩固。 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他要剥削工人和农民，要剥削小商人及一般民众，但是工人阶级要领导着革命来解放一般民众，拥护一般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于是资产阶级看见革命的真正发展，危害他的私利，所以他宁可接受帝国主义的命令而开始屠杀工人，摧残共产党和革命的国民党，压迫一般民众－－跑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蒋介石派就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公然屠杀民众，反对国民政府，中途破坏革命，在上海、南京、广东、江西、安徽、四川等处不断的实行反革命的屠杀政策－－都是大资产阶级只顾自己阶级的私利而背叛国民革命的表演。他现在和帝国主义共同进攻无产阶级，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是革命中的主力军，如果无产阶级势力不被摧残，他是无从破坏革命的。如果革命破坏而中途停止，那末，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都要受着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的更加严厉残暴的压迫。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现在要联合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反抗军阀和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要联合农民实行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并没收大地主土地；要联合革命军人及兵士，实行革命战争，改善革命的兵士生活；要联合一般民众参加并巩固革命政权，废除苛捐杂税，实现民主政权的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一方面摧毁军阀及反动派的根基，别方面巩固并发展革命。今年的“五一”纪念正要表示工农商学兵等一切被压迫民众的革命团结，去镇压反动，歼灭军阀。 帝国主义呢，也因为中国革命急剧的进展，除利用军阀及反动的资产阶级之外，还在实行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并且开始以武力直接干涉中国革命（如南京惠阳及汉口四三的事件）。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都应当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去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结合更密切的联盟，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现在成为世界革命主要的势力之一。今年世界无产阶级的“五一”纪念，可以称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示威运动了！中国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应当做世界的“五一”运动中的主要队伍。中国工人及被压迫民众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在今年的“五一”纪念中，真正表示他的现实的意义。这一件大的革命的世界联合，终竟要打破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稳定，而得到最终的胜利！ 我们今年五一的标语是： 工农商学兵一致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 武力与民众一致动员打倒奉鲁军阀！ 撤退外国军舰！ 收回一切租界！ 革命民众组织义勇队武装保卫革命根据地！ 镇压反革命派！ 颁布劳动法！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保护女工童工！ 肃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建立乡村民主政权！ 用革命的恐怖制止反革命的恐怖！ 拥护国民政府！ 救济失业工人！ 反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 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 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拥护中华全国总工会政纲！ 反对法西斯蒂的恐怖！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万岁！ 争得非资本主义的革命前途！ 耕者有其田！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来源：共产党员网

“五卅”后工会的发展及武汉末期中我们工作路线的错误 （一）自一九二五年起，中国工人阶级便成为中国革命的引导力量。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之伟大的罢工运动，唤醒了城市及农村之广大的群众，使中国革命运动变成为真正的平民群众运动。工会从罢工运动之中生长出来，罢工委员会逐渐变成为工会的执行委员会或干事会，罢工工人成为工会会员。所有这些运动是在经济的政治的口号之下进行的，其中政治的口号，显然占有优势，都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进行的。当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中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容易的便战胜了他的竞争者，无产阶级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 北伐开始以来，特别在武汉末期中，党在工人群众中工作的路线，没有时常依靠着无产阶级之阶级利益出发，反而时常站在“北伐”的利益上，站在民族资产阶级之联合战线的利益上，结果就使无产阶级之阶级利益，完全服从着别一阶级的利益。这种策略必不可免的使党的工作路线离开主要的产业工人阶级（例如停顿了北方铁路工人中的工作），渐渐不自觉的堕落到阶级合作的观点上去。 工会未曾作为真正的群众组织 （二）职工会在形式上取得广大的产业工人、轻工业工人、店员，但是并没有造成相当的组织上的骨干，没有造成与企业中的工人之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还没有训练出充分的无产阶级干部。工人阶级看着职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造出来的战斗组织，可以来拥护中国工会利益，可以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职工会在工人群众的心理中，有些地方认为是阶级以外的，是超阶级的。在国民革命及罢工运动的高涨时期中，表现着最积极的仅是一部分比较少数的而与群众联系薄弱的先锋队；群众仍然没有充分的动员，在日常工作中还没有表现得充分积极。 委派制度的遗毒 （三）职工运动的组织，越来越多的委派制度，这种不正确的现象，使着党去委派职工会的委员长、书记等等。当时并没有顾及到群众对于这种制度的感想怎样。对于职工会的指导人几乎完全没有应用民主的选举制，所有职工运动中的组织都没有建筑在从下而上的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一切成了相反的现象－－是由上而下。没有在下层工作中训练工人群众，挑选他们加入指导机关，党时常派遣许多素日完全不知工人生活状况的学生加入职工会中的机关。因此，所有党与职工会的联系都建立在不正确的原则之上，于是反动势力联合起来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不得不为之削弱。这是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以前的状况，其后在秘密状态中，党为保存秘密机关起见，有的亦不得不用委派制，于是群众与党的联系更加隔离起来。 白色恐怖对职工运动的打击，今后基本任务是动员群众，使他们围绕党与工会 （四）政变以后，一切反动势力的政策及目的都在于： 甲，杀戮一切革命的先锋队。 乙，消灭革命的工人组织或是将它逼到非常秘密的状态。 丙，取消了革命的工人组织之后，若是不能完全将工人压迫下去，则创设他们自己的组织，以管理工人运动。 虽然经过了许多非常残酷的大规模的白色恐怖，杀死数万的工人和革命的积极分子，虽然在许多军事上经济上的压迫以及厂主以工厂管理机关的压迫，虽然有许多反动工会领袖的欺骗，然而反动势力仍然不能使中国无产阶级完全与他的革命组织脱离关系，政府工会仍是不能把持工人运动。但是革命的职工运动之范围，党的影响之渗入工人阶级所必经的门户－－却缩小了很多。工人运动比较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中之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 因此，现在之基本任务就是动员所有的无产阶级群众来围绕着它的阶级组织（党及职工会）。这是在职工运动公开存在的时候所不曾充分解决的任务，现在逼着我们在艰难万倍的条件之下去解决它，这个任务不解决，则中国革命不能得到胜利。在组织问题上之基本策略任务是指导无产阶级之日常经济和政治斗争，反对反动工会，组织革命工会，用宣传与煽动的方法去提高广大工人群众之阶级觉悟。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一方面促进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另一方面才能保证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民众间的指导作用。 资本进攻，革命工会应当领导工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去团结群众 （五）中外资产阶级现在对于工人阶级进行很广大的进攻，这都在工人阶级之工资微小，工作时间的长久，以及一般恶劣的劳动条件上表现出来。在这斗争中资产阶级用尽了一切经济进攻的方法，例如：（一）关闭工厂；（二）大批的用童工、女工来代替普通男工；（三）大批的开除革命工人。革命工会它的日常工作中要向广大的工人群众证明，这些群众的经济的阶级组织它不仅是号召无产阶级作政治斗争，并且也能以拥护无产阶级日常生活中之经济上的利益；革命工会应当要提出并拥护某种工人在一定时间或一定条件之下所认为比一切迫切的经济要求，图小而忘大事的危险在中国是不大的。中国工人之阶级斗争已经走到了非常严重的形势，因此工人阶级之广大的经济斗争是一定要转变为政治斗争的。但是若想政治斗争得到胜利，那就只有用经常的组织得很好的经济斗争的方法动员了组织了广大的工人群众之后。在经济斗争的过程中，职工会应当发展与巩固自己的下层组织，造成坚定的基础，尽可能的与大企业中等企业发生密切的联系。 正确的罢工策略之重要与命令罢工之错误 （六）在这种情形之下，正确的罢工策略，是有格外重大的意义。要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经济政纲（八小时工作制，每星期必有一天休息日，工资照付，每年的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资，禁止十四岁以下的童工，青年工人六小时工作制，禁止女工的夜班，女工产前产后照付工资，同等劳动同等工资等）。在各个罢工中须估计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以及自己的战斗力的程度，来提出当时工人阶级可以得到的要求，必须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几个工人阶级所完全明了的基本的要求上。在工人阶级经济斗争之最危险的现象是“从上面”宣布罢工，“命令罢工”，使一部少数积极分子抛弃工作，对于下层工人群众加以恐吓压迫等等方法。一切的罢工都需要有非常谨慎的预备，要使一切工人都来讨论这些要求，要在罢工之前就决定这次罢工之直接指导者的成分，罢工委员会应当由所有工人群众中选举出来的，要使每个工人都将罢工委员会认为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只要如此，然后把他们自己的指导机关或代表被捕之后，所有的群众才能起来因此而作坚决的斗争。 罢工策略的一般方针－－须提出要求之注意点 （七）在白色恐怖及秘密条件之下，不论什么罢工都没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或上海总工会等的名义来提出要求的必要，若这样，有时可使一部分落后工人吓走，另一方面使反动势力可以得着一个挑衅和进一步施行强迫的借口。罢工必须由该企业或几个企业中的工人宣布，以后就以这些企业中之工人的名义进行。假若有可能，则可以使相当的职工会出来帮助这一次的罢工。为打倒反动工会之立足点起见，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之下订立条件的时候，不必用职工会的名义，而可以用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的名义。在中国现在普及于工人群众而为他们所最了解的要求是： 甲、恢复反革命政变以前的劳资条件（团体契约），关于工作及工资时间的规定等。 乙、反对任意开除工人。 丙、反对强迫仲裁。 丁、反对包工制。 戊、恢复工人自己的工会，争得工会的自由权。 提出这些要求时（特别是恢复反革命政变以前所缔结的团体契约），事实上便巩固了斗争中之工人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系，继续旧时的革命遗传，随后便可以由此而引导这种经济斗争到旧时的革命旗帜之下来进行。一切阶级斗争是要企图实现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提出来的要求，在职工会的日常工作中却只要提出为一部分工人在当时所最有兴趣的部分要求；这种为争取部分要求的斗争，应当使它与无产阶级之一般的夺取阶级利益的斗争发生联系。   反对阶级合作的思想 （八）革命的职工会站在拥护工人阶级经济利益的观点上，应当尽量反对一切或明或暗之阶级合作的形式与倾向，反对欺骗工人的“工人团体参加提高生产力”的主张，反对资本家所办的工会，反对工人分红的诱惑（这与“赏金”或年底双薪有别），反对资本家工会创办所谓“工人银行”、“工人储蓄会”、“协作的企业”等，反对一切中外资本家、国民党、反动工会所宣传的思想－－阶级利益应服从“全民利益”、“全国利益”的思想，这种理论事实上使工人阶级的利益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 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 （九）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工会，都异口同声的向中国工人宣传，说中国华商企业中的劳动条件比较外国洋商企业中的是好些。革命工会应当揭破这些欺骗，应当在宣传上事实上都证明给工人阶级看，中外的资产阶级都是一样的残酷剥削中国工人群众，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阶级敌人，工人应当同样的同他们进行极严厉的斗争，应当说明中国资产阶级这种宣传的实质意义，事实上是破坏革命的阴谋。如此的说明与解释，应当是揭破反动工会领袖之出卖阶级的一种方法。 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当是对上层剥削者同样实行阶级斗争，对非剥削者的下层小资产阶级应赞助其斗争 （一○）为了与白色恐怖斗争，为了把处在四周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的工人阶级从消沉状态中振作起来的缘故，所以引起城市小资产阶级与贫民对于工人阶级的同情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日本干涉而在小资产阶级中发展起来的广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国民党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都是企图阻止这个运动的），如果共产党和革命工会积极参加，一定可以创造许多适当的环境，以恢复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正确的随机应变的罢工策略是要能够估计复杂环境，分化敌人的营垒，要计算怎样才可以给最危险的阶级敌人一个打击，同时在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去找着可能的同盟者来帮助工人阶级的斗争。这样是可以削弱白色恐怖的力量，除去无产阶级中消沉的现象，掀起革命的工人运动来，而且对于反革命工会的斗争也可以占优势。但是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分为二部分：对雇用劳动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与对一般资产阶级一样；对于无雇用劳动的（自己劳动或家庭劳动）下层的小资产阶级应帮助他们的利益（如赞助废除苛捐杂税等），以取得对我们的同情与帮助。总之，在这里的最高原则是提高阶级斗争，无论如何不能牺牲工人阶级利益或阻止阶级斗争之发展的。 与反动工会机关斗争，同时要能战胜一部分工人的落后思想 （一一）反动工会，有许多在反革命政变以后为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军阀所造成，这种工会势力之主要来源，是依靠着军事警察机关。但是政府工会存在的这一年中间，特别从去年年底上海所谓“工人总会”成立以后，与反革命的“工会统一委员会”合并为“工会整理委员会”以后，是可以取得一部分落后工人的。他们不仅运用强迫方法，并且也用一些改良主义的方法，有时也放任一点罢工，向资本家为一部分工人取得很少的一点让步。因此与反动工会的斗争，不仅要战胜军事警察机关的侵犯，并且也要战胜一部分工人的落后思想及对国民党信仰之残余。 个人恐怖政策并非争取群众的政策 （一二）为与反动工会斗争起见，必要有广大的群众组织与阶级教育，用个人的恐怖方法来反对反动工会，这一定对他们有害，而且对于我们自己也有害处，单纯的个人恐怖的方法，仅只使革命者的注意力离开了主要任务。事实上个人恐怖乃是企图用一种便易的方法－－刺杀反动工会中最坏的领袖－－代替那种基本的困难方法－－调动与组织工人群众。 应当承认的：恐怖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工人运动中，有它的深厚的基础，在相当条件之下，它是为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为着作自卫的方法）。但是，站在斗争方法的观点上来说，这个方法不是正确的，因为它对于发展群众工作是一种严重的危险和阻碍。关于这种行动，我们不仅在反对反动工会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并且在正在发展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有同样的现象。新起的反帝运动之中已经有许多城市的职工运动因此重兴起来（汕头、厦门、杭州、无锡以及芜湖等）；而各地党部不去积极参加这种运动，不去力求争取群众，却又提出是否可以不去参加这种运动，而采取恐怖手段来对付几个日本厂主或其他的剥削者。这样便将反帝运动及因此而发生的一切团体断送给国民党，国民党却是希望消灭他们的。 反动工会有群众便须加入去争取群众 （一三）许多有工人群众的反动工会、改良工会、行会工会中，如广州的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及上海几个工会（英美烟公司工会、商务印书馆工会、邮务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等）中我们是应当到里面去作工的。我们同志并不是要加入政府或国民党所指导的反动工会的上层机关，乃是要在这些工会下面所组织的群众之中工作。若不派遣工作同志到这些工会中去，那就是我们对这一部分重要的工业无产阶级抛弃在反动的影响之下。无情的揭破反动领袖出卖阶级性，在群众面前揭破他们的法西斯面具，应当夺取这些工会中的群众，彻底的破坏反动工会，但此时不宜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 革命工会在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是基本的工作 （一四）职工会是广大的群众组织，任何一个工人，无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宗教信仰如何，帮口如何，他都可以加入；只要知道阶级的团结，并接受职工会的章程；章程上必须完全取消足以阻碍工人加入革命工会的一切限制。革命工会首先应当吸收各种基本的产业工人：纺织、铁路、海员、矿工、烟草、五金、市政、邮电等等工人，这一点应当特别注意的。因为最近在革命工作中发生了一种“贪便宜”的倾向，客观上只去走反抗力量最小的道路，将工作重心放到小企业、手工业工人、店员以及许多其他的散漫的无技术的工人中间去。革命工会应当在所有的中国无产阶级中间工作，但在产业中间的工作却是基本的，仅在小企业工人中间的工作减弱了在技术工人中的工作，便是为反动工会所玩弄了。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在许多北方工业区域（五大铁路，天津、唐山矿区，满洲，淄博等），那里从来没有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职工会的工作。 工厂委员会的性质及其与工会支部的关系 （一五）革命工会应当在大工厂及企业中有它自己的基础。下层组织的形式，在现在的环境有很大的意义－－特别是工厂委员会以及它对于“工会支部”的工作问题。工会支部多数是在秘密状态之中，通常的时候，它的会员只是这个产业中之工人的一小部分。“工会支部”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立刻组织成的，特别在现在工人脑中还以为赤色工会是共产党之附属物的时候。因此在多数情形之中，我们下层组织之最适合的形式是工厂委员会（不一定要用这个名称，或者用某地的新名词，例如，组织厂内委员会、保护工资委员会、视察委员会、保护劳动委员会、交涉团、维持会、代表会等），这种组织要能代表着一个企业中之全体的，或大多数的工人，不管他们是否工会会员。 工厂委员会在中国的条件之下，并不就成为职工会的下层组织，它－－工厂委员会，拥护某个工厂之中之工人的最切近的、最落后的工人也容易了解的利益，它便应成为阶级斗争和阶级训练之最初的形式。我们同志在这种工厂中的任务，是经过工厂委员会，经过由工厂委员会所召集的大会，树立在该工厂工人群众之间的影响，由反动工会之下夺取其群众，在长期工作的结果，可以组成工厂中之工会支部，这样便可以使这个企业与革命的职工运动发生联系。在中国现在许多企业中已有了这种工厂委员会的原始形式，如各车间的代表会议，索薪团等，我们应当使它变为比较巩固的公开的经常的工厂委员会。 工厂委员会应当是一个适合环境的组织，在罢工的时候，若它已经取得了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则它可以整个的变为罢工委员会（再补充几个由大会选举出来，专为进行罢工的代表）。罢工胜利后，便可以很大的增强罢工指导机关在群众中之影响。假使我们同志加入这种机关之后便有很大的可能可以在这一工厂之中公开的或秘密的进行职工会的工作。由工厂委员会到罢工委员会以至于“工会支部”，这中间按照一般的政治状况的变迁及各企业中之具体的条件的差异，可以有许多过渡的形式。   党的支部、工会支部、工厂委员会之间要有正确的关系 （一六）必须确定在每个企业中之工厂委员会、“党的支部”、“工会支部”中间有正确的关系。现在党的支部及“工会支部”时常混合起来，但是这种组织形式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极端有害的。党的支部应当在政治上指导该企业中的工人；能加入党的支部的仅只是一部分最好的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无党工人最有影响的人。另一方面，在现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之下，党的支部与“工会支部”混合一起，若其中有一个受了打击，则两个组织都被破坏了。在“工会支部”之干事会或委员会中应该只有两三个秘密党员便足了，其余应当是无党的。仅仅只有这种制度才可以吸引“非党工人”的革命的干部来积极参加工会工作，而保存这个企业中之支部。 干部人才问题要从普通工会会员中提出干部 （一七）干部人才的问题，须特别注意。领导机关在群众中间联系的薄弱乃中国职工运动的老毛病。中国职工运动的积极分子，在数量上成份上，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中工人分子太少，知识分子太多。创造出“非党工人”的干部来而加以训练，并增加其人数，并与大企业发生良好的联系，－－这就是目前最大的任务。必须吸收参加着生产与群众有联系，懂得他们的情绪习惯等等的工人到一切工人组织中来。他方面，每个工会的工作者，即他不是直接在产业中工作着的，亦必须注意时时与工人发生直接的联系，自下而上的一切工会领导机关中直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止，必须参加青年工人与女工的代表。 工会中要有女工委员会 （一八）女工在中国工业工人中占据很大的一部，她们所受的压迫最重，剥削的痛苦特别深，同时亦比较落后。革命工会须坚决的主张对妇女劳动的保护及改良其劳动状况。同时尽量吸收她们到自己队伍中来；在职工会组织系统下，应组织女工委员会，做女工运动工作。 工会之中要有青工委员会，工会支部甚至可组织青工小组 （一九）青年工人在革命运动中有莫大的作用，革命工会除保护青年工人的劳动条件以外，必须在一部分反对改良青年工人地位的一部分成年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吸收青工加入工会，与成工享受同等权利。同时在中国情形之下，青工之中儿童的数量非常之多，所以工会必须尽力设法发展童子团的工作。 为要有计划的在青年工人中工作起见，应在职工会组织系统之下组织青工委员会，在各工厂中可以在工会支部的组织系统之下组织“青工小组”，青工小组不能与厂外任何机关发生隶属的关系，亦不能离开工会支部单独行动。在内地县城店员和手工业的学徒和青工，不能按产业工会的组织系统组织时，青年团应辅助党组织这些学徒团体，以街道或区域为中心，如该地区有职工会的组织，学徒组织应直属于职工会组织系统之下。 失业工人运动要求政府社会的供给 （二○）失业工人的问题，须特别注意。失业工人有分散及脱离阶级的危险，并且因为资本家利用市面萧条的与经济破坏的状况，尽量的开除共产党员及工会的积极分子，所以失业工人的工作便因此更加重要。必须用一切的方法－－宣传、煽动、组织以至于示威等等－－要求政府、市政局及商会等社会团体津贴救济，必须专门设立委员会，并维持失业工人与在工会会员间的联系；必须利用失业工人去做城市中工会的工作，及在适当的情形之下，派遣他们到农村中去作农民工作或到军队中去作士兵运动。 须注意原始团体工作（兄弟团等）领导他们走向赤色工会的组织 （二一）中国原有的许多工人群众自己的互助组织和斗争组织，如青帮等所谓“抱义气”的组织，现在严重反动之后，甚至赤色工会会员也自己退而组织“兄弟团姊妹团”等原始形式的组织－－“抱义气”的组织。这些方式党固然应当努力去领导和运用－－这是群众深处自动发展的斗争方法；但是他的短处便是复古到小的秘密的结社，而不去创造或巩固赤色工会。党应当经过党团领导这些组织实行斗争，而在斗争的过程中领导这些组织，使他们合并统一团结到赤色工会的组织方面上来。 最近由于反帝运动的加强和白色恐怖相当的缓和，又自然的发生出－－尤其在南方－－一些行会式的工会来，对于这些工会，必须特别注意。这种原始的结合，现在不在我们的影响之下，但革命工会不可置之不问，必须领导他们，使他们与赤色工会运动发生联系。但是再郑重说明一句吧：我们根本的路线却还是在大企业中组织工会。 工人纠察队工作要成为经常的自卫的组织 （二二）党与革命工会，必须严重注意于工人武装纠察队、自卫队的教育与学习，必须把最可靠的同志加入到这种组织里面去。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武装纠察队在几次最大的阶级斗争中（香港罢工与上海暴动）有非常伟大的作用，同时作为平时自卫组织其作用也不下于此（比如保护工人集会，防止反革命的袭击，罢工时的纠察，与工贼斗争等）。党与革命工会必须竭力为纠察队的政治的与军事的教育而工作；且力求把纠察队变成党与工会机关领导之下的经常的组织。 工农联合要在实际的组织上的联系 （二三）中国的革命工会必须与农民有密切联系，要使农民拥护工人行动，工人亦拥护农民行动。各县的中心区域中的“县总工会”一向是全县的组织中心，在将来亦必须使他归作全县的中心，并且极力扩大其作用。“县总工会”的任务是组织农村中农场工人、挑夫、苦力、挑水匠等和手工业的工人，同时被组织起来的团体必须与农民协会有密切的关系。农村经济工人（雇农）应组织雇农工会，同时可加入农民协会，但须得保存其独立的组织。 党要经过党团指导工会 （二四）各省及各大工业中心区域职工运动的领导机关，乃省总工会或市总工会，中国共产党要经过各总工会中的党团，才能够巩固他对于各地及各中心区域的职工运动的领导。在各级党委员会下，要组织职工运动委员会。党必须竭力巩固中国职工运动的领导机关，努力巩固及扩大其在工会所已争得的地位。 全国总工会与其他各国工人运动的联系 （二五）中华全国总工会必须与太平洋工会书记部发生密切的联系，必须与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及赤色职工国际发生密切的联系。 力争工会公开的自由 （二六）白色恐怖虽是厉害，然必须力争工会的公开存在，必须利用每个经济上的冲突，每一个罢工，每一个政治事件，以求脱离秘密状态，这中间工作的方法是非常要随机应变的。此外又可想法创造出某种合法或半合法的组织来，例如体育会、运动会、自修社、丝竹社、戏剧社（票房）、疾病、失业、婚丧互助会等，应照现在的情形力争工会公开（结社自由）和创造出种种合法的与半合法的团体来，让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名义之下去工作，这是我们目前中国革命之阶段中主要的实际任务。 党与工会组织上的界限要分明 （二七）在白色恐怖疯狂的向共产党与革命工会进攻的情形之下，工会与党中间正确的互相关系就更要紧了，党对工会的经常不懈的政治领导，必须和党与工会之间在组织上严格的分工并行的。对工会的领导非经过党团不可，并且只能经过党团，不能再用任何别的领导形式。对工会有任何的决议工会必须实行时，必须经过党团将决议内容提出讨论表决后才施行。切不可直接采取党的议决或所谓“命令”，尤不可将党的决议在工会的报纸上公布。 口号要切合于工会及工人群众的需要和口气 （二八）现在中国全部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一切日常工作，都必须抱定这个观点去对付，工会虽是永远拥护党的，同时，却不可机械的背诵党的口号，工会必须在群众中巧妙的运用口号，必须使每一个普通口号都是从工人的日常基础要求中自然而然的喊出来的。党的政策和策略，必须用工会的口气及工人的日常用语去解释给群众听，机械的背诵党的口号，对于工会争取群众工作，有害无益。工会在群众面前另有自己的面目，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却并不是说工会必须离开党的政策，而是说工会与党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不过方式是不一样。 厉行民主集中制 （二九）共产党必须时时记得工会是群众的民主式的组织，所以他们必须尽力反对工会中之命令制、指挥制和“革命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人等等的恶习，应当严厉反对知识分子藐视群众无知识无文化而自骄自傲的态度，应当严厉的反对工会工作者“替代群众”“不顾群众”而擅自决定一切问题的企图，对于这些现象应当毫不容情的肃清。只有全党坚决的有系统的在职工会中实行扩大民主制的办法，和广大的吸引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到指导地位来，这样才能够把中国职工运动变成强大的群众组织而在党的领导之下完成无产阶级目前的任务。 实行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 （三○）党认为必须实行广大的宣传去解释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的决议，并大规模的去实行第四次大会的决议，要利用世界职工运动的经验去发展并巩固中国的工会，这便是最好的方法。   来源：新华网

  （一）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 自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帝国主义，它直接的或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全世界之经济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因之各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两种革命之性质虽然不同，而革命之目的都有一共同点，即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因此，东方殖民地之无产阶级都应该不迟疑地参加各本国之民族革命运动。 （二）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之目的及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 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东方无产阶级固然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之目的与地位与他阶级却不相同。第一，各阶级的民族运动，各依照他自己阶级利益而进行，封建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而无产阶级乃是为了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而参加民族运动。第二，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性的民族运动，只可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运动。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其实还是立脚在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上面，他们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前者固含有世界革命性，后者乃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原始的笼统的民族排外不同，被压迫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压迫国的阶级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孤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已经不是适宜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了。各被压迫国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初亦利用工人、农民，但运动发展到决定胜负时，他们往往欺骗无产阶级而与敌人妥协，使民族解放运动不能到底；所以民族运动必须得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才能防止其妥协，民族争斗的力量之发展，恒依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阶级争斗的力量之发展为正比例，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 （三）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无产阶级之领导地位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他目前趋向一个民族革命及其各阶级在此革命运动中的关系，和别的经济落后民族都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历史，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运命，这是因为前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未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参加此运动，并在许多实际运动中，已露出阶级的分化，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 自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日甚一日，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的经济之破坏，遂日甚一日，同时为外国资本主义输入制造品输出原料的商业之畸形的发展，亦日甚一日，因此国内大商人买办阶级，遂一日强大一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不但支配了对外商业及国内商业，并有了一万五千万以上的银行资本，有了许多矿山及交通企业，并且插足到工厂工业。他们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是依赖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外货外资），另一部分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掠夺平民，他们对于军阀战争损害商业固然也表示反对，然而他们决不愿协同平民起来向军阀进攻，他们只想借助外力抑制军阀，使他们自己取得若干政权；他们尤希望利用此政权，勾结外资，用开发中国实业的名义，以图自利。在将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勾结资本帝国主义，断送中国国民经济命脉（铁路、矿山、轻重各种工业）之危险，比此时的军阀还要厉害。在我们的民族运动经验中，尤其在广东，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他们和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利害的冲突，且有联合压迫农、工、平民民族运动之倾向，他们（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 新兴的工业（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资产阶级，在其发展阻碍上已有民族竞争的必要，然而也正因外国帝国主义阻碍其发展，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因外货侵入而濒于破产的小商人、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德谟克拉西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 中国地主重租和军阀战争、官厅苛税及外货侵入之影响，已使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农民运动，例如湖南、广东、陕西的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中国为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决死必争之市场；帝国主义者当中的竞争，固然有时给中国民族运动进展的机会，同时也正因他们的竞争，使他们更要争相勾结中国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阶级，甚至愚弄上层阶级的民族革命派，做他们的工具，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南方政府所在的广东，不但是民族革命之根据地，并且已经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工作地，因为近来广东的农民与地主之争斗，工人与大商买办阶级之争斗，小商人与军阀之争斗，都很明显。在这些争斗中，如沙面罢市及商团事件，都表现出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两个意义，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地主、买办阶级，一方面是工人、农民、急进的学生，这样对垒的形式，在商团事件中，尤表现得十分明显，并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普遍的形式。 直系军阀倒后，英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受一大打击，同时中国的军阀已在分裂崩溃的途中，因此，人民中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渐渐起来，虽然还幼稚，而要求国民会议的呼声已普遍全国，参加此运动的是工人、农民、学生、中小商人及自由职业者，大商买办阶级及工业资本家，只向军阀政府请求加入国民会议，而不愿与下层阶级合作参加此促成运动；并且他们和军阀都已感觉得下层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起来对于他们的危险，而谋有以抑压之。因此，中国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 （四）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政策之经过及其左倾右倾之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二年），已经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民主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在此大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向中国党提议：中国同志们应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实现，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速的进行。当时党中虽尊重国际的提议，而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在实际上，国际的提议未曾实行。 到了第三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三年），才重新正式决定本党同志们有加入国民党的必要，又决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当时党中已无人反对加入国民党及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惟有大部分同志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第三次全国大会后，国民党因我们同志积极参加之努力，实现了改组大会，思想上组织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国民党改组大会（一九二四年正月）后，我们的同志大半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因为接触了实际工作，党的幼稚也暴露出来了：大部分同志们疏忽了第三次全国大会“我们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并同时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及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及“防止国民党妥协政策”之决定，现出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左倾的错误，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一）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这种错误，以实际工作中得力的同志为尤甚；（二）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怀这种错误观念的，只是少数由国民党加入本党的同志；（三）以为我们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本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四年五月）将这些错误，都指摘出来，并指出“我们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之危险。这些错误与危险，不但现在仍旧存在，即不存在而将来也再会发生，所以指出我们在民族运动中错误的倾向，确定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是此次全国大会重要的职务。 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若是忘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若是忘了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经济争斗，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而沉溺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中，便遗无产阶级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并且足以减少民族运动之革命性。这些右倾的危险，我们的同志应该时刻警戒在心。 在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左倾的错误，如反对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又或断定中国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担任，他阶级没有参加的可能，及其成功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或接着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中国民族革命有两个特点：他是继续或完成辛亥革命，这个革命的内容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如督军制，雇佣军队制，政权分裂，农民屈伏于官绅，人民无法律的保护）；同时，中国民族运动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因为他是中国革命不能成功之重要原因，他在政治上、经济上继续的奴隶中国（强迫实行不平等条约，支配中国对外贸易，事实上管理中国交通，剥削中国劳动力，外侨享受种种特权，军队军舰驻在中国为其外交的后援，设立教育机关、教学及新闻愚弄中国人民）。因此，中国民族革命性，是由这两个特点决定的，在历史上说：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在政治上是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为中国民族革命特点之一是反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所以他的革命运动，是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由此一点看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第三，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五）我们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之关系 国民党自改组大会以后，左右派之分化已成事实，在沙面罢工，在商团事件，在江浙战争中，两派中间都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他们在广东已和大商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合作，压迫农民、工人，他们不但反对我们及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立在我们和他们中间的国民党中派，公然攻击我们及国民党左派中派反帝国主义之失策，并附和实行共产之谣传压迫左派及中派。国民党中派，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他们在数量上虽不甚重要却站在国民党领袖地位，他们总是立在我们和右派之间，操纵取利。在我们党的扩大会议后，我们开始披露右派的错误，以抵御其进攻，同时并指摘中派之游移。自此右派不但攻击我们，甚至利用帝国主义者陷害我们，或联合社会上我们所有的反对派和我们对抗，他们承认帝国主义者及军阀还不是他们的敌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敌人。中派的领袖们，因为受了我们的指摘，颇想引用右派排挤我们，然他们自知其力量不及右派，在种种实际利害上，又不得不和我们有相当的联合，以发展己派的力量。数年以来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经验，及本案决定我们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而工作的方针，亦应有下列几项新的决定： （1）国民党的分子包含有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在群众中他们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因此，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争斗的成分。 （2）我们固然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因此，我们在国民党内各级党部，并且要在国民党外各社会团体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拥护工人、农民、一切劳苦群众之利益，指摘国民党中及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反动的军阀妥协和买办地主阶级妥协及压迫农工一切劳动平民的每个反革命事实，并暴露国民党中派游移态度。 （3）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一切左右派间游移分子，应该在具体事实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使之明了右派行为违反了革命主义，使之离开右派，从事不妥协的争斗。当中派结合左派不妥协的革命时，我们应协同农民群众赞助他们，但同时必须在农工群众中解释民族争斗与阶级争斗之不同。 （4）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消极的阻其发展，以避免争斗是不对的，应该积极的助其发展，即在此发展过程中，努力加紧我们的争斗，使其行向革命。凡是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我们的党即应做公开的活动，每个政治问题发生，须将我们党的主张在民众中发表；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5）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国民党要援助工人、农民的组织并拥护其利益，但同时须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的职业组织应该独立，而不可与政党的组织紊乱，更应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有了强固的组织，才更有力量帮助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整个的工人、农民组织加入革命运动，比工人、农民个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尤为重要。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 （6）完全在我们同志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该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才算是整个的左派结合。单靠感情的联络，或只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够的。 我们对于其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只要他们有民族运动的政纲与行动，在每个实际运动中，我们也应该和他们有相当的合作；但同时须向他们披露他们反动或改良的行动，并吸收他们中间的急进分子。   来源：共产党员网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党中央组织机构、职权分工、工作制度的法规性文件。组织法主要规定： （1）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本党常年大会选出，其一切行动对大会负责，在两次大会之间“为本党最高指导机关”，主要任务是“管理各区各地方之行动，发行用本党名义之出版物；并管理派遣做青年、妇女、劳动、农民等工作之职员”。 （2）中央执行委员会由9 人组成，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5 人组成中央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并规定了具体职责。 （3）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每4 个月开一次，中央局每星期开会一次，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 （4）中央执行委员会财政报告，由大会指定审查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不得当选）审查后报告大会。 （5）在中央局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实行“一切决定，以多数取决”的原则，等等。组织法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建设逐步健全。   来源：共产党员网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9人，候补中央委员164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改革发展任务极为繁重，中央政治局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各项工作，注重从思想上、制度上谋划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中央政治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基本完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各方面工作取得新成效，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打开新局面。 全会高度评价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会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这就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完善立法体制，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建设，畅通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干部和人才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部门具备条件的干部和人才交流渠道，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职业保障体系。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 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坚持依法执政，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保证党确定依法治国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工作机制和程序，加强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完善党委依法决策机制。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党组织要领导和监督本单位模范遵守宪法法律，坚决查处执法犯法、违法用权等行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紧紧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依法保护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权益。加强涉外法律工作，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 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审时度势、居安思危，既要有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改革发展的战略定力，又要敏锐把握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钉钉子精神，继续做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工作，继续做好改善和保障民生特别是帮扶困难群众工作，继续做好作风整改工作，继续做好从严治党工作，继续做好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工作，为明年开局打好基础。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马建堂、王作安、毛万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李东生、蒋洁敏、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杨金山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东生、蒋洁敏、杨金山、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开除党籍的处分。 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积极投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伟大实践，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来源：新华社  

一、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经济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的结果，乃产生帝国主义；把殖民地变做他经济机体的附庸，就是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中国旧时的宗法社会，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割地赔款，强辟商埠，接受外债等，－－就开始崩坏。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既已取得了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等优越的权利，他们便支配了中国重要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 二、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及其性质 外货之输入，虽然使中国的手工业生产适应了他而渐渐趋向着集中，但是外国大资本生产品之占领中国市场，几乎同时断绝了中国的大工业发展之可能；原料之输出，虽然使特种农产物的收集和流通渐渐进到了新式的组织，但这样便紊乱了中国旧时经济基础之宗法社会的农业。因为这个原故，中国国内国外的商业便独作偏畸的发展，基本农业的生产力一天一天退步，工业被外力阻住不得正当发展，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等小生产者渐渐失掉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失地的农民，他们人数之众多和失业失地之迅速，比起国内工厂等新式生产机关的发展来，不知要超过若干倍，这些新式生产机关自然容不了他们。 这种经济的大变动，只有极少数的官僚和极少数的大商人（财阀）趁火打劫得了些便宜；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和大多数的劳动平民便一天一天失掉了他们生活的保证，他们遭受贱价劳力的剧烈竞争，他们遭受一切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使他们无法生活。商业经济的市场越开展，外货之输入、原料之输出越增多，而同时生产方法之改进甚少，宗法社会崩坏之过程因而甚缓。而且国家在对内对外的新环境内，令政府不得不滥征各种苛税，故生产事业更因之而毁坏日甚。 三、现代中国的政治现象 失业的人越多，极幼稚极少数的工业生产越不能收容，兵和匪就越多。中国最初因为要抵抗列强而采用近代的军事技术，添设“新军”这本不是积弱的中国所能担负，尤其不是宗法式的皇帝所能驾驭；而且中国旧时的经济生活极其散漫，并没有成为一个集中的经济区域，这些散漫的半独立的区域，到处都能够将财阀的经济力去供给军事长官或土匪，使他们都有所凭借：因此就造成了军阀统治的政治形势。中国军阀之存在及发展，又大有赖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便不惜向列强低首，甘心做列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各军阀有此种种凭借，便互争雄长，引起不断的内乱；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谋利用中国一派军阀，相互争夺其势力范围，又酿成了无穷的冲突。军阀之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斗日趋剧烈，中国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争斗也日趋紧迫，不但如此，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稍为有一点发展，劳资的争斗也就稍为有了一点萌芽。 这种种争斗的表现，到欧战以后就更发显著了。 四、欧战后中国社会中各种争斗的形势 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自尽量的发展，而又相互攘夺，因此酿成欧战，结果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危机；但在各殖民地却恰好趁此机会勉强地发展了他们的工业；一面世界的社会革命时期从此开始，打断帝国主义战争的横流，许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做许多殖民地革命之自然联盟者。中国系处于“国际殖民地”的地位，欧战以前列强在华虽然互相恶斗，但尚能勉强维持其均势，中国的政权也就因为这个均势尚能勉强保存于本国军阀之手；固然亦因此而中国在欧战中之经济发展仍是横受各方牵制，并未能有长足的进步，然在这一期中国工业极小的发展中，毕竟露出了少数的无产阶级，渐渐可以加入世界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但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因防御社会革命而力求恢复资本主义的威权，更竭全力来侵略中国这一个唯一的“自由”市场，其侵略方法，愈进于攫取财政权及移殖资本之倾向，愈要勾结军阀煽动内乱；于是辗转相因，使“游民化”“兵匪化”更成为中国之普遍的经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之下，无产阶级的势力自然不免涣散。况且中国经济生活中骤起骤落的危机，无一不受正在崩坏的世界资本主义之影响－－列强大资本生产品之倾轧，原料之垄断，机器购买之限制以及关税金融之操纵都使幼稚的中国工业发展受莫大的障碍。再则欧战后列强间的均势时有破裂之虞，已屡屡引起其代理人（军阀）中间的战争；其经济上政治上的冲突更将引起太平洋上的世界大战。因此种种，可以证明中国之经济力，在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之下，永无独立及充分发展之可能，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自然亦极难发展集中其争斗力。因此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民族民主的总争斗就日趋激厉，日益迫切。 五、中国之国民革命及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革命中所占的地位 中国处于现时这种状况之下，资产阶级不能充分发展，因之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充分发展，阶级分化不充分的全国人民，皆受制在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之下，不能不要求经济发展而行向国民革命，第一步且仅能行向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的阶级，多为列强的经济力所束缚，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有些还囚在宗法社会的陷阱里。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六、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 此时中国重要的工业机关，大部分都在列强或军阀官僚手里，很少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农民正面的敌人，更是列强与军阀官僚，故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还应当努力扫除宗法社会的余毒，以增加国民革命运动进行之速度。 七、中国无产阶级之争斗及其最终目的 中国民族要求政治经济独立的革命，在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不期而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战线相联合，故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此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宗法社会的国民革命，其意义实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阶级争斗。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军阀根本上不能不冲突；而劳动平民及无产阶级的解放，尤其与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根本上不相容：国民革命之进行，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依赖帝国主义的列强或军阀，极易妥协而卖平民；所以中国无产阶级更当参加此种国民革命，以先锻炼集中其能力而取得政治争斗中的位置，方能于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协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产阶级的共产社会。 八、中国无产阶级争斗之方式 凡属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争斗必是政治的，中国工人阶级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当然也是一样。工人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而无政治上的自由权，必不能实行其经济争斗发展其经济组织，中国劳动平民反对军阀制度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但是，工人阶级必须取得政权方能将生产资料归之于社会公有，达到他最高的目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自限。 九、共产党之任务 中国无产阶级，同时须从事国民运动及阶级运动这种复杂的争斗，其职任非常困难，而其发展程度又非常之稚弱。所以他的争斗必与世界无产阶级的争斗有最密切的关系。此种自中国国民革命进而至世界社会革命之争斗，必须是有觉悟的、统一的，并且了解其必然的目标；而锻炼此种觉悟力统一力及指示此种必然的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之任务。 中国共产党根据上述的理由，特定出最小限度的党纲，以为目前的要求如下： 1．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实行保护税则，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工厂及银行。 2．肃清军阀，没收其财产，以办公益的生产事业。 3．铁路、银行、矿山及大生产事业国有。 4．实行无限制的普遍选举，选举期当在休假日。 5．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 6．公私法上男女一律平权。 7．平民须有建议权、罢官权、撤回代表权及废止法律权；中央、地方重要的国家职员须民选。 8．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生关系由各该地民族自决。 9．实行都市和乡村自治。 10．划一币制，禁止辅币之滥发及外币之流通；财政公开。 11．废止厘金，征收所得税及遗产税；每年审定租税一次。 12．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全国教育经费应严重保证。教员应享受年功加俸；到相当年龄应享受养老年金。 13．改良司法，废止肉刑及死刑，免除一切诉讼手续费。 14．废止雇佣军队制度，改行民兵制。军饷公开。 15．供给并改良都市贫民之住宅；规定限制房租的法律。 16．限制一切日常消费品的最高价额。 17．农民利益的特别要求： A、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陋规。 B、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 C、改良水利。 D、改良种籽地质；贫农由国家给发种籽及农具。 Ｅ、规定重要农产品价格的最小限度。 18．工人利益的特别要求： A、废除包工制，承认工会的团体契约制（工会议定雇用条件）。 B、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做日工者续做夜工。 C、每星期应有三十六小时以上的继续休息。 D、女工与男工之工资待遇一律平等；生产期前后六星期之休息，不扣工资。 E、禁止雇佣十四岁以下的童工；十四岁至十八岁者每日工作不得过六小时。 F、工厂卫生及劳动条件以法律规定，由国家设立监查机关监督执行，但工人有权参与之。 G、制定强迫的劳工保险法（灾病死伤的抚恤等），工人有参与办理保险事项之权。 H、救济失业之工人。 此草案通过于第三次中国共产党大会，作为底稿；并议决令各地方郑重讨论后，尽一九二四年一月前将批评、修改及增补之条文意见等，汇交中央局，以便交由出席国际大会代表带往第五次世界共产国际大会作最终之决定。 根据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来源：共产党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