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2月13日－1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和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评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和区徽图案（草案），并决定把基本法（草案）和区旗和区徽图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到20世纪末，我国要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2000年年底，如期实现“两基”目标。2011年年底，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战略任务，我国加速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2006年2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指出，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

1942年2月12日，东北抗日联军将领赵尚志英勇就义。1936年2月，坚持东北抗日斗争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六军和汤原、海伦游击队共同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东北各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共改编和扩编抗日联军十个军，并将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全国抗战爆发后，又组成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并把第三军到第十一军分编为抗日联军第二、第三路军。赵尚志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等职。1942年2月12日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俘，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指示》提出，苍蝇、蚊子、老鼠是传播疾病的媒介，而老鼠、麻雀还是损害粮食、妨碍生产的大敌。除四害、讲卫生的根本目的是“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随后，全国掀起除“四害”的高潮。到1959年6月，麻雀不再列为“四害”之一，打麻雀改为灭臭虫。1982年2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纪要》，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整个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历史时期中，统一战线仍然是我党的一大法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加扩大了，是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前程远大，大有可为。”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新时期统一战线正式定名为“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世纪，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 2001年2月12日至14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研究和部署了新世纪初全党必须做好的重要工作。会议要求全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要求，认清形势，把握大局，齐心协力，真抓实干，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十五”计划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通过了邓小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选举委员会。随后，开展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和全国范围内的普遍选举。 1963年2月11日－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到1966年上半年结束。 1983年2月1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关于改革农村商业流通体制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面对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和商品交换规模日益扩大的新形势，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试行规定》的主要内容有：（一）实行多种经营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改变统得过多、独家经营、渠道单一的做法。（二）合理设置批发机构，搞好农副产品收购和工业品下乡，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三）加快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步伐。（四）建立商业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提高经济效益。（五）相应调整与农村商业体制改革有关的政策。（六）改革的方法和步骤。

一、政策法规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发挥医保基金战略性购买作用，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健全政府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的工作机制，引导药品价格回归合理水平，有力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促进医药行业健康发展，推动公立医疗机构改革，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病有所医。 《意见》从覆盖范围、采购规则、保障措施、配套政策、运行机制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具体举措。 《意见》强调，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要完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机制，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地方人民政府要深入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积极开展探索创新，确保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有序推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全面准确解读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凝聚社会共识。 （信息来源：摘自国新网）   财政部发布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 专项清理通知   1月19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开展政府采购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专项清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全面清理政府采购领域违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通知》明确，除小额零星采购适用的协议供货、定点采购外，对于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或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采购项目，通过入围等方式设置的、作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资格条件的各类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等供应商库均属于此次清理的范围。 《通知》规定，此次专项清理将通过采购单位自查和财政部门重点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时要求各地财政部门及时将清理结果报送至财政部，便于开展长效化监督与动态管理。 《通知》下发后，财政部对有关部门关于清理范围的疑问做出的解释： 问题一：采购人能否组织采购代理机构遴选入围，选择则采购代理机构。 答：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采购人可以自行选择采购代理机构，不属于此次清理的范围。 问题二：采购人能否组织零星工程（未达到限额标准及未在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遴选入围？ 答：此类情况不在此次清理范围内。 问题三：采购人通过比选、招标等方式建立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库、审计咨询公司库和会计事务所库，是否属于此次清理范围？ 答：通过入围等方式设置的、作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资格条件的各类审计咨询公司、会计事务所等供应商库，属于此次清理范围。采购代理机构库不属于此次清理范围。 （信息来源：摘自财政部官网）   商务部：扩大绿色包装供应商产品采购比例   1月11日，商务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电子商务企业绿色发展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支持服务电商企业绿色发展，推动塑料污染治理、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等方面做出要求。 《通知》要求继续推动电商节能增效。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鼓励电商企业继续采用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网上签约等低碳运营方式，提高线上线下协同工作效率；引导电商产业园区向绿色低碳循环方向改造升级；鼓励电商平台积极对接绿色包装供应商，推进快递包装绿色供应链管理，为平台内经营者提供网络集采服务，推广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替代产品。 在保障措施方面，《通知》提出加大政策支持。要求建立健全绿色电商评价指标，通过示范创建、综合评估等工作，培育一批绿色电商企业，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环保技术应用、快递包装减量化循环化推广新模式。指导电商企业积极参与财政资金支持的绿色技术研发项目，鼓励符合条件的电商企业在开展绿色、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中申请绿色信贷。 （信息来源：摘自中国政府采购报）   五部门推进政府购买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1月18日，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出台《关于积极推行政府购买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政府购买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的购买主体、承接主体、实施方式等作出规定。其中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个人均可成为承接主体。 《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健全以项目预算、政府采购、合同签订、项目监管、费用支付等主要内容的规范的服务购买机制，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强化责任和绩效意识，做好事前绩效评估，严格绩效目标管理，建立绩效评价机制，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必要时可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在绩效评价中侧重受益对象满意度指标。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结算购买服务资金、年度编制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和选择政府购买服务承接主体的重要参考依据。 （信息来源：摘自中国政府采购新闻网）   二、工作动态   2020中国政府采购掠影   1月 （1）修订后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出炉，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2）统一全国集采目录迈出重要一步 财政部印发《地方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指引（2020年版）》，要求取消市、县级集中采购目录，实现集中采购目录省域范围相对统一，为建立集中采购机构竞争机制提供基础和保障。省级货物、服务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不应低于50万元，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不应低于200万元。 （3）新一期中央集采目录调整 《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年版）》开始实施。与上期目录相比，重点有三大变化：一是集采机构采购项目新增互联网接入服务，进一步明确了“办公家具”品目产品范围；二是部门集中采购项目未列入新目录，由各中央部门自行确定，报财政部备案后实施；三是新目录不再设定具体执行期限，今后根据工作需要适时修订。 （4）财政部要求疫情防控采购建立“绿色通道” 明确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可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 2月 （1）财政部明确疫情防控期间采购管理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应根据疫情防控和实际工作需要，积极履职尽责，科学合理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2）三部门对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实行政府兜底采购收储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联合发文，提出实施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政府兜底采购收储，同时公布《政府兜底采购收储的产品目录（第一批）》，医用防护服等10类重点医疗防护物资将全部由政府兜底采购收储。 3月 （1）政采意向公开政策落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财政部对标国际通行做法，明确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具体要求。按项目实施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服务采购均应公开采购意向；原则上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30日公开。 （2）《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格式规范（2020年版）》公布 4月 （1）财政部明确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监管规则不适用《电子招投标办法》 财政部在对湖南省财政厅作出的《关于政府采购项目实行电子招投标问题的复函》中明确指出，政府采购项目交易及监管规则应按照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和财政部有关规章制度执行，不适用《电子招投标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20号令）等相关事项。 5月 （1）中央单位政采意向公开系统上线 中国政府采购网上线政府采购意向公开系统和政府采购意向公开查询模块，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采购意向公开渠道准备就绪。 （2）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电子卖场暨扶贫产品采购平台（扶贫馆）上线 电子卖场产品涵盖台式计算机等9类集采目录内品目，以及办公用品、办公设备等27类集采目录外品目，已上架产品超过16万种。扶贫馆定位为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有定点扶贫任务的中央企业采购扶贫产品的特色采购平台。 （3）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民法典 民法典于2021年1月起施行。有关政府采购合同的民事法律规范将由民法典中的合同编替代。 （4）我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中国政府采购国情报告》（2020年更新版） 报告主要针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政府采购委员会规定的“加入GPA有关信息的问题清单”，从法律框架、政府采购范围、非歧视政策、避免利益冲突和预防腐败的措施、采购程序、信息发布情况等方面对我国政府采购情况作出的全面答复。 6月 （1）100个中央部门公布政采预算，近半数部门政采预算低于2019年 本次预算公开主要呈现“一增一减”两个特点：公布政采预算的单位数量较2019年增加3个；近50%的中央部门政采预算金额与2019年相比有所下降，彰显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的决心。 （2）政府采购将推广使用绿色包装 财政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室联合发布《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要求在政府采购中推广使用绿色包装，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7月 （1）国务院出台《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该条例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其中明确，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大型企业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按行业规范、交易习惯合理约定付款期限并及时支付款项。 （2）96家中央部门公布2019年政府采购决算，授予中小企业的政采支出超五成 96家中央部门集中公布了2019年政府采购决算。统计显示，超过60%的中央部门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五成以上，较前两年呈平稳态势。 （3）全国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会召开 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供销总社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会。据统计，截至2020年7月中旬，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交易平台的供应商已覆盖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交易额突破10亿元，惠及50多万贫困农户，带贫益贫成效明显。 （4）财政部参加GPA2020年第二轮多边谈判 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GPA）2020年第二轮多边谈判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财政部国库司相关人员参加谈判，并就中国政府采购有关情况以及国情报告的更新情况作了主题发言。 8月 （1）财政部公布2019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 财政部公布2019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据统计，2019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067.0亿元，较上年下降7.8%，地方政府采购规模及工程、服务类采购规模降幅明显。这是自2002年以来全国政府采购规模首次下降，各级地方政府将很大一部分财力优先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等刚性支出，充分诠释了各级政府对节用裕民之道的坚守。 9月 （1）全国消费扶贫月专题活动圆满落幕，“832平台”交出亮眼“成绩单” 各级预算单位通过“832平台”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金额达19亿元，累计活跃供应商5700多家，活跃采购人超过14万个。 （2）2020中国政府采购奖评选启动 本次评选活动设置了年度创新奖、精品项目奖、年度人物奖、政采助力脱贫攻坚组织落实奖、政采助力脱贫攻坚突出贡献奖等12个奖项，旨在寻找政采创新和引领者，鼓舞带动全国政采人共同应对严峻挑战，开启新历程。 10月 （1）2020消费扶贫·贫困地区农副产品产销对接会在京举行 此次对接会由供销总社主办，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协办，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暨“832平台”承办。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1200多家供应商带着1.2万款特色优质农副产品集中亮相，通过产销对接，进一步激发了政采消费扶贫的潜力。 （2）财政部、住建部要求加快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 财政部、住建部联合发文，在南京、杭州等6个城市开展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试点工作的目标是在政府采购工程中推广可循环可利用建材、高强度高耐久建材等绿色建材产品，积极应用装配式、智能化等新型建筑工业化建造方式，鼓励建成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 （3）财政部、住建部部署政采支持绿色建材试点工作 财政部、住建部联合召开专题座谈会，部署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会议强调，试点过程中，重点要探索在政府采购工程项目中如何落实符合政府采购政策要求的工作机制。 11月 （1）财政部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举办2020年中国国际公共采购论坛 论坛以“商机共享、规则互通”为主题，来自多边开发银行、联合国驻华系统、外国政府驻华使馆的高级官员、中央相关部门和全国政府采购监管机构负责人，集中采购机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和优秀供应商代表300多人齐聚一堂，探讨政府采购规则与最佳实践，分享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政府采购抗疫经验，共建政府采购合作平台。 12月 （1）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财政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拟对法律适用范围、政府采购的原则、政府采购方式、政府采购参加人等多个方面作出新规定，充分体现了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精神。 （2）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财政部公布《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创设框架协议采购制度，以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要求，丰富政府采购方式，增加有效制度供给，规范小额零星采购采购活动，提升采购便利性。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的三种适用情形，并对公开征集入围供应商的全流程作了详细规定。 （3）《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公布 办法细化了预留份额的规定，要求小额采购项目（200万元以下的货物、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原则上全部预留给中小企业；完善了政府采购项目价格评审优惠方法，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对未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采购包评审时给予小微企业报价6%-10%（工程项目为3%-5%）的价格扣除。 （4）“中国政府采购峰会2020”在京举行 来自中央及地方政府采购相关部门的领导、政府采购业界代表和专家围绕“后疫情时代政府采购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进行研讨交流。 （信息来源：整理自中国政府采购报）   三、综合信息   两部门“督战”促政采支持绿色建材试点提速   1月28日，财政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召开视频推进会，进一步部署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明确试点启动“时间表”不能晚于2月底。  会议要求，试点城市要加快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工作，探索完善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体系，推进绿色建材批量集中采购，建立落实采购需求标准的政策执行机制，持续推进绿色建材科技创新，加快行业绿色化智能化进程。同时，试点城市要及时总结试点阶段性成效和典型经验，通过媒体进行广泛宣传，让更多的建材企业、第三方机构和非试点地区了解认可这项工作，主动参与，为试点在全国推广奠定基础。  2020年10月，财政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开展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品质提升试点工作，确定南京市、杭州市、绍兴市、湖州市、青岛市、佛山市为试点城市，对医院、学校、体育馆等新建政府采购工程进行绿色建材试点。 （信息来源：摘自财政部官网）   十部门联合发文鼓励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推动污水资源化利用 1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加快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促进解决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损害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助力。 《意见》提出，鼓励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动污水资源化利用；加大中央财政资金对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投入力度。支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符合条件的污水资源化利用建设项目。推动将污水资源化关键技术攻关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十四五”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专项规划，部署相关重点专项开展污水资源化科技创新。 （信息来源：摘自人民网网站）           四、数据统计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1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3%，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连续11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表明制造业继续保持扩张，但步伐有所放缓。     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业PMI分别为52.1%和51.4%，比上月回落0.6和1.3个百分点，但均高于临界点；小型企业PMI为49.4%，比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仍低于临界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53.5%，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生产扩张力度弱于上月。 新订单指数为52.3%，比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继续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增长有所放缓。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9.0%，比上月回升0.4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降幅收窄。 从业人员指数为48.4%，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有所下降。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48.8%，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较上月放慢。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五、专题研究   加快构建有利于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需求管理制度 姜爱华 “政策功能完备”是现代政府采购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通过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建立有利于支持创新、绿色、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目标的需求管理制度，对维护国家安全，更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落实政采政策功能需求管理制度的必要性 从全球看，凡是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都注重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而且，这种政策功能的发挥从采购需求确定环节就蕴含着政策倾向。构建有利于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需求管理制度，是适应当前我国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客观需要，更是促进科技创新的迫切需要。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条提出，要通过制定采购需求标准实现政府采购政策目标；《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提及，采购需求应包括“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目前，我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的主要途径有预留预算份额、采购价格评审优惠、分包等，从采购需求标准、技术规格等方面引导政策功能实现的情况则相对欠佳。 科技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用政府采购支持科技创新也是国际上的共同做法，而创新类产品的采购需要从需求管理端引导，才能使得创新产品“入围”，进而发挥科技创新的撬动力和辐射力。因此，当前迫切需要通过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引导创新发展。 二、构建落实政采政策功能需求管理制度的可行性 从理论上看，采购需求管理是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的重要抓手。采购需求是政府采购源头管理的核心内容，是执行政府采购预算、发挥采购政策功能、落实公平竞争交易规则的重要抓手，在采购活动整体流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政府采购过程其实就是将采购需求转化为合同、继而转化为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过程。因此，在采购需求管理中加入政策引导意向，能够有效促进政策功能的实现。 从实践看，用采购需求管理促进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实现也是国际共同做法。美、英、日、德等政府采购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都非常注重通过需求管理引导政策功能实现，总结这些国家的经验主要有：一是在法律法规上对采购需求管理有着较为全面的规定；二是采购需求编制呈现规范化和标准化特点；三是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范围覆盖广泛；四是通过采购需求引导政府功能的意图较强；五是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情况进行有效监督。其中，美国在采购需求编制上引入市场化，英国实行前商业化采购，日本将采购需求拓展到老年人就业等领域，德国为创新型产品提供先行市场等，都值得我们借鉴。 三、构建落实政采政策功能需求管理制度的具体设想 首先，在采购制度层面，补足采购需求管理规则短板、拓展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范围。 一是中央引领与地方探索结合，夯实法律法规基础。中央从法律层面制定引领性文件，使后续文件有法可依，而财政部及各部委应结合自身职能，积极制定配套政策文件以具体阐释纲领性规定。各省级政府应积极响应中央政策文件要求，并结合地方自身发展特点制定相关配套文件，使需求管理更加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创新性。 二是多维度、深层次补足需求管理短板。就需求管理范围而言，要强化鼓励创新、劳动保护、就业保障等政策功能。就需求管理过程执行而言，应推进制定需求管理的专门文件，将纲领性文件与配套文件相结合，使其有法可依。就需求管理的成果验收及履约监督等后续过程而言，要夯实相关规定并严格执行，实时把控采购政策功能的落实情况。 三是拓展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注重可持续发展。从典型国家的经验以及从全球政府采购规则近年来的修订趋势看，谋求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公共采购政策的最新转向，从而使政府采购制度有更大的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在保护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有所作为。未来我国应加大力度运用政府采购促进创新，并考虑运用政府采购促进劳动者权益保护、老年人就业，以及合理运用政府采购保护本国企业等。 四是将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纳入采购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从采购需求的描述，到资格审查，到评价标准，到合同的履行都要有利于政策功能的实现，使政策功能无缝嵌入到政府采购全过程之中。 五是扩大政府采购范围以延展政策功能发挥。将政府采购的范围拓展至军事采购（不涉密领域）、医药采购、国有企业采购以及工程类采购等领域当中。特别是，调研发现政府采购工程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力度明显偏小，未来应借政府采购法修订之机，考虑扩大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适用范围，这也是针对上述空白区域强化财政资金监管力度的机会窗口。 其次，在采购实施层面，科学确定需求并使之标准化，建立多维采购需求落实体系，创新政府采购的模式和方式。 一是使用政府采购制度范围内的技术手段确定采购需求，规范需求描述。应该充分考虑政府采购自身的制度特点和发展规律，尽量使用政府采购制度范围内的技术手段，例如技术标准、合同授予准则等，将各种政策目标内化到政府采购制度中；对采购需求的描述进行规范，尽量遵循统一规则，并推进采购需求标准化，涵盖产品或服务应当具备的功能、产品或服务的性能要求、产品或服务的物理特性，以及与重要因素有关的产品细节等。 二是针对不同的采购政策功能实施不同的需求落实体系，例如针对支持创新，可以采用结果导向完善采购需求和评分标准、分阶段采购创新产品、与企业建立创新伙伴关系、采用研发合同制等方式落实采购需求。 三是依据采购对象的不同选择不同的采购模式和方式。例如，针对采购需求暂时还不够明确的采购对象，可采用分散采购模式以及竞争性谈判甚至是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这是我们下一步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必须给予较多关注的一点；针对创新类采购对象，可借鉴美国研发合同制和英国政府采购应用前商业化采购模式的实施经验，采购人和供应商按照可预见的产业需求与科研单位(尤其是企业实验室)签订合同,实现从研发到产品的全面订购。 最后，在采购管理与保障层面，加强采购政策功能绩效管理，打造统一的电子化信息平台。 一是加大采购人执行采购政策的监督力度，强化政府采购政策绩效管理。采购人是政府采购政策的责任主体，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对采购人需求制定以及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监督，提高采购人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自觉性；设计出符合政府采购政策目标的绩效评价机制，平衡物有所值、公平竞争、透明与政策功能实现程度相关核心指标之间的权重关系，全面、充分地评价政府采购政策绩效。 二是通过电子化方式实现供需对接，在电子化平台增设政策功能筛选功能。统一采购信息发布平台，使用电子采购系统与其他政府组织和供应商实现信息共享，提高采购管理效率并降低供应商的搜寻成本，可以在主页增设实现政府采购政策的筛选功能，更为直观地体现政府采购政策支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包括“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等，这既为“十四五”时期政府采购改革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构建有利于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需求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各方必须充分认识构建有利于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需求管理制度的重要意义，并采取有效措施落实这一制度。 （转载自中国政府采购报）     六、国际动向   美国政府将增加联邦政府对本国制造产品的采购   1月25日，美国政府签署行政命令，将增加联邦政府对美国制造产品的采购。 该行政命令旨在减少允许购买外国产品的政府采购规定的豁免。其内容将包括收紧政府采购规定，使联邦机构更难购买进口产品，修改美国制造产品的定义，确保中小型企业能更好地获得竞标政府合同所需的信息。 据悉，现总统政府将针对该行政令，在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中任命一名高级官员，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据悉，未来联邦机构将报告在购买美国制造商产品方面的进展，美国国内公司也可以通过一个网站查看联邦政府是否确实履行合约。 （信息来源：摘自CNN网站）     七、采购问答   【编者按】部系统单位如在政府采购实务中遇到疑难问题，可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邮件至本刊编辑部（邮箱：zbzxzhc@miitcntc.org.cn，来信请注明单位名称），本刊将邀请政府采购领域专家在本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本期答疑专家：《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  张松伟   政府采购方式变更与选择的主要区别   问：什么是采购方式变更？什么是采购方式选择？二者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政府采购项目选择采购方式需要审批吗？ 答：采购方式是政府采购活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实务中，不少人分不清采购方式的选择与变更。 所谓政府采购方式变更，是指采购人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或者服务时，因为客观原因，不适合采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需要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单一来源等采购方式进行采购，采购人需要在采购活动开始之前向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申请采购方式变更手续，获得批准之后，采购人方可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方式进行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 所谓政府采购方式选择，是指采购人启动政府采购项目之前，依据政府采购法规的规定，依法选择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单一来源等法定采购方式作为政府采购项目采购方式的行为。 二者的主要区别为：政府采购方式变更是一种采购方式选择的例外情形，因此，需要采购人在正式开始采购活动之前向财政部门履行审批手续；政府采购方式选择是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开展采购活动的正常情形，因此无需财政部门审批，只要遵循政府采购法规关于采购方式适用情形的规定即可。   不按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能否否决其投标   问：我是一名评标专家，最近参加一个工程项目评标，招标文件里没有“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保证金投标无效”的规定，某供应商因为操作失误，投标保证金没有提交到指定账户，应当否决其投标吗？如果是政府采购项目，遇到这样的情况，又该如何处理？ 答：工程项目招标适用招标投标法律体系，《招标投标法》第51条规定了7种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投标人投标的情形，里面并不包括“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情形。因此，如果招标文件里没有 “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保证金，投标无效”的规定，我的观点是评标委员会不应当否决投标人的投标。 关于“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其投标是否有效”，《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做出了不同的规定。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26条关于投标保证金收取和退还的规定，对于“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其投标是否有效”并没有规定，因此，可以认为《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把“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其投标是否有效”的决定权交给了招标人，这种情况下投标人的投标是否有效关键看招标人在招标文件里的规定。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33条关于投标保证金收取和退还的规定里，则明确规定“投标人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无效”，因此，在政府采购项目里，无论招标文件是否规定了“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保证金，其投标无效”，只要投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评标委员会均应当依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33条的规定，否决投标人的投标。    

 

2021年2月8日，招标中心副主任张远刚带队对北京诚志融晟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所属皂君庙办公楼出租运营项目开展节前安全检查。     期间，张远刚一行听取了项目承租运营单位北京二商怡和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对项目运营情况的介绍，仔细询问了春节假期值班值守情况，并就如何做好项目安全保障工作等问题与相关负责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张远刚要求，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做好水、电、气及消防设施的使用管控，避免外来人员进入，切实做好春节假期的安全防范工作。     招标中心行政处对项目安全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资产公司表示，会继续做好皂君庙办公楼项目监督工作，确保项目安全、稳定运营。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15日，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召开公审大贪污犯大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原天津地委副书记）死刑。公审大会召开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泽东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198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在京党、政、军干部会议。李先念在会上所作的《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终于开始实现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转移，并及时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指导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明确了战略转移之后第一个战役的目标和任务。当前存在的困难是工农业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人民生活的需要，基建规模过大，财政收入减少，涨价商品过多，经济管理水平低等等。报告阐述了1980年、1981年经济工作各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强调了经济工作中必须坚持贯彻的方针和原则。3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李先念的报告。

    PPP蓝皮书《中国PPP年度发展报告》，由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主编，汇集了来自高校、金融、法律、工程技术等领域的PPP专家和学者参与撰写工作，已连续出版发行三期，为我国PPP事业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皮书系列为“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权威、前沿、原创。 目前，《中国PPP年度发展报告》第四期征稿工作已正式启动，现面向海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征稿，具体栏目如下： 一、理论研究篇 二、制度建设篇 三、行业发展篇 四、融资创新篇 五、实务要点篇 六、案例解析篇 七、大事记 一、投稿须知 （一）投稿者须按照要求格式规范写作（见后）。 （二）稿件要求原创，严禁抄袭。 （三）来稿请添加附件，图片请单独添加附件，来件主题请注明“姓名+栏目+题目名称”。来件需在稿件后注明作者、单位、邮箱、手机号码。 （四）投稿内容及文中所使用的人物称谓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五）投稿邮箱： tuppp@tsinghua.edu.cn （六）全文交稿截止日期：2021年3月1日 二、《中国PPP发展年度报告》编写体例 （一）采用国际通用的编例 1、每篇平均5000-10000字左右。 2、采用国际通用的编写体例,各章结构如下： AAAAA（文题） 一、BBBBB （一）CCCCC 1、XXXXXXXXXXXXXXX （1）XXXXXXXXXXXXX 1）XXXXXXX； ① XXXXXXXXXX。 3、报告框架 专家可结合自身工作、擅长领域，挑选（2）至（6）任一框架，确定文题，围绕2020年主要事项撰写文章： 总报告 理论研究 制度建设 行业发展 融资创新 实务要点 案例解析 大事记 内容要求： 理论研究：概述PPP前沿理论要点，方向，困境和前景。 制度建设：概述制度建设对PPP发展的意义，以及最新进展。 实务要点：阐述2020年实务最新特征和核心实施要点，可以结合案例分析，但不突出案例具体信息。 行业发展：概述有关PPP的法律法规及对行业PPP项目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大政方针；以2020年为主，简要阐述行业应用的历史情况（可以将以前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字数不建议超过1000字）。 融资创新：概述2020年融资状况，选择一个具体要点深入分析。 （二）正文编写应该注意的问题 段落不宜太长，一般一个自然段控制在500字以内。 多使用项目符号、小标题等，使结构更明晰，重点更突出。 能够以图表说明的，尽量使用图表。 图的编号：图1，后空一字接图题，放在图的下方。 表的编号：表1，后空一字接表名，放在表的上方。 图表各自独立编号。 表示范围应用“～”，而不用“－”，如10～20，7～8人等。 数字除惯用的如“三四个”、“六七十年代”等之外，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数字间用四分之一的空格表示，不用逗号“，”，如34000。 对于美元等货币单位，行文时用汉字表示，图表中用代号。 外文字母区分大小写，区分正斜体，变量用斜体，单位用正体。 （三）交稿注意事项 交稿时，请交一份电子文件至邮箱：tuppp@tsinghua.edu.cn，书稿必须符合齐、清、定的要求。 齐：书稿齐全，包括目录、正文，图表，有的还有附录、参考文献等。同时提供作者署名顺序及作者简介。 清：图表、文字清楚，容易辨认。 定：交稿时必须定稿，不要遗留问题。   如有疑问，可联系曹老师进行咨询。 咨询电话：13810032870（曹老师）   来源：公众号“清华PPP研究中心”  

  王盈盈1    甘甜2    郭栋3   王守清1,4 1. 清华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     2.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4.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PPP项目股权结构的优化研究”（7177209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各地HDI指数的编制和研究”（16ZDA009）   [摘要]当前中国PPP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理论研究却落后于实践，症结之一在于PPP项目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研究视角的割裂，前者过于微观且侧重市场逻辑，后者过于宏观又倚重科层分析。未来PPP研究应着力于科层和市场相结合的整合路径，揭开微观项目与宏观结构的互动逻辑，从而推动中国PPP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实现PPP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管理；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154(2020)00-0000-00   一、引言 自2014年以来，中国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我国称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发展井喷。根据国家财政部PPP中心的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累计签约PPP项目数量6546个、金额10.3万亿元。PPP模式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这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我国公共投资结构，也将对地方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由此，PPP理论研究亦日益活跃，现已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然而，PPP理论研究却落后于实践发展，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PPP政策指向模糊和认识不统一等困境。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核心症结在于：当前PPP项目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研究视角存在严重割裂。一方面，两者的分析对象和前提假设不同，前者着眼于项目的最佳实践和科学管理，后者致力于揭示政府行为逻辑并实现公共价值。 为更好地厘清PPP理论研究的整体脉络与研究现状，同时增进学界对中国PPP实践的理解，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中文文献为基准，检索和梳理PPP相关文献，对中国PPP理论研究展开系统性综述，剖析两大视角割裂现状及成因，并提出整合路径的研究展望，希冀为未来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二、基于两大视角的PPP研究现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PPP，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1-2]。自2014年以来的改革正式推动PPP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重要机制，也促使中国PPP研究从过往的微观项目管理视角向着公共管理等更加多元的研究视角发展。 界定PPP概念通常采用情境类型法，这源于PPP实践属性强且各国情境千差万别[2]。这也是项目管理视角的PPP研究先于其他领域的主要原因[3]。中国关于PPP的官方定义来自国办发[2015]42号文，有其独有的特征：一是该定义明确政府为PPP项目责任主体，并限定其行为合规路径，相比西方的“公共部门”内涵更为狭窄；二是该定义采用“社会资本”来界定合作伙伴，相比西方的“私营部门”内涵更为宽泛，它不仅包含私营组织，还可以是国有属性的组织，如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基金等。还需要说明的是，该定义实际上对伙伴设置了准入条件，要求伙伴至少“具备投资、运营管理能力”。除了营利性企业，国际上也有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做PPP伙伴，而我国目前的PPP实践中还鲜见其他组织，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来自我国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社会组织由国家民政部等部门主管，而2014年以来的PPP主要与国家财政部和发展发改委的职能相关。 （一）PPP项目管理研究现状 PPP项目管理研究缘起于工程建设管理，发端于公共设施的工程建设投融资。学者们历来热衷于做PPP项目管理的文献综述或荟萃分析[4-8]。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并含SU=‘项目’并含‘项目管理’”作为检索式，且勾选“工程科技Ⅰ辑”“工程科技Ⅱ辑”和“经济与管理科学”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2276篇文献，主要包含四类主题。 1.关键成功因素（Critical Success Factors，CSFs）研究PPP项目成功实践的影响因素。这是PPP项目管理领域最早也最丰富的研究，自1996年Tiong[9]提出CSFs研究框架以来，学者们基于中国PPP实践挖掘了大量CSFs要素[10-11]，后来又对要素分阶段、分专业、分行业的类型化研究[12]。学者们在研究CSFs时，普遍做出一个“成功”或“失败”的二元判断，然而，迄今并无PPP项目“成功”与否的统一标准，自然也谈不上CSFs清单的“标准答案”。而且，已有研究普遍是静态时点的研究结论，这源于PPP项目的跨度实在太长（通常长达30年），鲜少有学者能跟踪一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此外，受限于PPP项目案例资料的可获得性，学者们通常只能得到“成功”案例，却无法得到“失败”素材，这也暗示着当前CSFs研究结论的有偏（biasedresults）。总之，CSFs研究所挖掘的要素虽然非常多，但迄今仍无法厘清各类要素之间的相协同、相抵触或相匹配的关系，仍停留在实践层面的经验性归纳。这一主题构成后续研究主题的经验性基础。 2.风险分担（Risk Allocations）研究侧重预防项目失败的风险要素识别、评估与分配。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CSFs的实现通常充满不确定性，因此CSFs和风险要素研究实则一体两面。Wang等是中国这一主题的开创人[13]且提出了“外星人眼”风险管理模型[14]，柯永建则紧随其后并提出了风险分担机制[15-16]。我国其他学者基于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学者们延循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17-18]。不过，当前项目管理领域的风险研究主要基于问卷调研等主观资料为素材，这导致研究结论依赖于“参与主体”，而且项目风险因素也高度依赖于“所处情境”。这一主题有待结合这两方面，以提炼更具一般性的因果机制。 3.绩效评价（Performance Measurement）研究项目产出结果的衡量与评价。这是一项偏技术的研究主题，主要包含产出标准、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方法是VfM（Value forMoney，物有所值）评价[19]。Yuan等人[20]建构了中国PPP关键绩效指标与框架，曹启龙等人[21]针对PPP寻租行为提出绩效监督模型。我国于2015年正式将VfM评价纳入PPP实施流程[2]，不过VfM评价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仍存在模糊之处并因此造成争议，未来有望基于大数据手段进一步完善。 4.控制权配置（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研究政府和市场协作之间的最优配置。这是近年的新主题，以伍迪[22]和王守清等人[23]的文献为代表。这一视角早期的研究以实物期权的配置为主，大量借鉴金融工程等理论形成了价格机制[24]、补偿机制[25]等技术性结论。自2015年伍迪[22]应用于PPP后，展现出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趋势。然而，他虽然初步借鉴了周雪光的“控制权”理论，做了视角融合的有益尝试，但解释仍旧有限。不过，学科融合的初步尝试为今后的视角整合打下了基础。 （二）PPP公共管理研究现状 PPP公共管理的研究侧重于组织管理与政策过程，致力于提升PPP的治理效能。Hodge和Greve[26]的PPP文献综述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作品。Wang等人[27]基于Web of Science系统检索得到186篇PPP公共管理文献，提炼了与PPP公共管理研究相关的三大知识背景，即经济学、公共管理和政策、组织理论。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作为检索式，且勾选“社会科学Ⅰ辑”和“社会科学Ⅱ辑”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455篇文献，主要包含六类主题。 1.采纳动机（Adoptionmotivation）探讨地区发展水平对PPP采纳结果的影响。通常，发达程度越高，提高效率的采纳动机越大，而拓宽资金渠道的动机则变小[28]。何平均等人[29]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揭示了农业基础设施PPP的主体动机，将采纳动机研究引入到了特定领域。任小强[30]基于水利工程PPP采纳动机的分析，指出融资和提效两大动机的互动作用。谈婕等人[31]则从落地速度的快慢来解释采纳动机的作用，拓展了动态过程机制。Tan和Zhao[32]则提出采纳率概念，来解释地方政府的PPP采纳行为。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新近研究已呈现项目层面的采纳动机理论解释，显示出初步的从项目到公共管理转向趋势。 2.执行绩效（ImplementationPerformance）有别于项目绩效研究。这一视角下的执行绩效侧重于过程，而项目绩效侧重于产出。张万宽等人[33]最早建构了国家层面的关键影响因素框架。陈婉玲[34]强调PPP的过程绩效监管工作应关注政府责任，建议采用立法、契约制度化及独立监管等手段来实现。近年学者们针对PPP公共价值问题做了大量反思和倡导，包括公共价值失灵[35, 36]、价值冲突与协调[37]、可持续发展导向下的PPP新内涵[38]等。 3.财政责任（Fiscal responsibility）研究致力于考察PPP对公共财政风险的影响。这一主题也是国内学者近年密切关注的主题之一。Tan和Zhao[39]在公共管理顶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上讲述了中国PPP复兴仍是财政短缺和政府债务高企的公共财政故事，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PPP财政承受的高度关注兴趣。关于PPP带来的财政风险，学者们观点不一。温来成等[40]认为我国近年大规模的PPP实践容易产生财政风险，缪小林等[41]着重探讨了PPP如何才能起到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机制，指出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配是关键。张牧扬等[42]实测了我国地方政府实施PPP的财政支出压力，指出多数城市在管理得当的前提下仍有财政空间。此外，税收研究[43, 44]和审计研究[45, 46]日渐成为PPP财政研究的重要议题管理的重要议题。针对我国当前PPP项目以政府付费/补贴模式为主的现状，这一主题有望得到持续探讨和发展。 4.制度/政策研究（Institutional/policyresearch）研究正快速积累成果。理由在于近年PPP大规模实施暴露出的问题均涉及制度根源或政策导向。理想的PPP发展环境应包含公平竞争、规范程序、完善的问责制度和广泛的公众参与等[47, 48]，而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制度建设滞后、市场意识薄弱等困境[49]，加大了PPP失败风险。随着2014年后中国PPP政策的密集发布和积极执行，PPP政策研究成果随之丰富起来，包括规制体系[50]、政策扩散[51]、政策学习[52]、政府执行角色[53]，相配套的PPP制度建设研究也日渐丰富[54, 55]。Wang等人先后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中基于中国PPP素材做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情境的制度特征，如合同制定过程[56]、腐败程度[57]等。 5.比较研究（Comparativestudy）主要从研究方法上的一项分类，侧重于国际比较。谈婕和赵志荣[58]以类型学研究划分了PPP的传统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指出中国属于上述模式的复合。王天义等人[59]探讨了PPP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6.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侧重学理层面的PPP理想探讨。我国学者提出了较多PPP发展的“大问题”[60-62]，回应了我国市场化改革伊始阶段时，学者们提出的问题[63]。 三、PPP研究视角割裂阐释 本文基于两大视角的研究现状梳理，发现当前中国PPP理论研究的特征：项目管理成果多、主题趋向收敛，公共管理成果少、主题快速拓展且日渐丰富。具体而言，PPP项目管理领域中，我国学者近年试图超越“项目失败”现象与单一实践路径的研究局限，探讨复杂情境下多对象、多层次的PPP项目管理问题，或尝试发现项目实践的多重影响因素，也取得了可喜进展。然而，这一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仍非常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的工程建设管理学科背景限制。研究者们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及发展历史了解的有限，导致了PPP项目管理解释框架停留在项目个性层面，却没有提升到结构共性层次，例如，周志忍[64]很早就指出，我国向西方学习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有一定偏向，更多地参照了Savas[65]等积极学派的观点，却较多忽略冷静学派的分析。 PPP在我国的应用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密不可分。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收入的分配权力更加集中于中央，自上而下的巨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现象逐渐凸显[66]，PPP模式得益于这一制度改革下的“专项转移支付”政策，PPP项目成为“专项化”“项目化”的核心手段之一。此外，由于我国PPP实践起源于引进国际投资者的跨国投资项目，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肇始于提高效率的实践动机，加之这一视角更能从实践成效中获得及时反馈，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首先成为我国PPP理论的主要流派，致力于提高效率的“最佳实践”研究，为我国PPP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时至今日，当PPP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一项主要机制时，PPP理论研究的价值判断有必要转向，应从项目管理研究过渡到公共管理研究为主。 PPP公共管理领域的国际前沿历来活跃，见诸大量管理学顶级期刊[67-69]及公共管理顶级期刊[70, 71]。然而，国内PPP公共管理研究仍以理论探讨为主，多数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政策建议。究其原因，在于PPP项目的复杂实践属性没有被充分揭示，源自研究者对于项目经验的了解有限，以至于无法结合理论成果提出指导实践的操作路径。换言之，PPP与购买服务、合同外包等其他市场化机制的异质性仍未被充分揭示，这也导致PPP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黑箱”仍无法打开。事实上，诸如交易结构、伙伴类型、实施程序等PPP项目操作的差异巨大，虽然与当前制度不完善导致操作无法标准化有关系，但PPP本身的复杂和模糊属性仍然是学界无法绕开的研究进路障碍，也造成了当前各个部门对PPP认识不统一、理解不一致等现状[1]4。还比如，我国当前大量PPP项目依赖于政府付费或补贴，而国际上仍有大量的PPP项目以使用者付费作为主要收益来源，若将这两类PPP项目按同质性处理，则研究结果必然会有重大偏差。总言之，PPP理论研究趋势必然朝着公共管理领域体系化，而实现这一研究目标的核心路径是揭开项目异质性。 四、两大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 学者们倡导用复合逻辑解释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创新机制[72-74]。PPP理论研究也可以参照这一逻辑，基于当前两大研究视角的体系，进行项目管理与公共管理的视角整合与相互渗透。以往项目管理视角主要将PPP看作市场行为，而公共管理视角仍坚守科层逻辑，那么未来整合视角的PPP研究转向，应将科层组织和市场组织视作同等重要来解释PPP行为。PPP已有研究与转向的关系如表1所示。下文将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阐释具体操作。            （一）研究对象 1.多中心治理。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成果实质上均属于多中心治理的手段性（Means）研究。以往研究多侧重技术治理，未来研究应更多强调PPP的公共价值创造这一目的性（Ends）研究。而且，我国以往大量研究关注企业组织的PPP，鲜有涉及社会组织的PPP，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遗憾，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非营利性组织的PPP。由此，PPP作为一项多中心治理手段，也将自然地从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向社区服务、基层农村等领域延伸和应用。 2.政府行为。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揭示了大量与政府行为相关的要素，但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互动作用却研究不足。未来研究应结合我国业已形成的政府行为及创新理论体系，从结构/制度路径的央地关系和行动/过程路径的府际关系来拓展PPP的理论研究。此外，正式合同制度下的PPP项目中，实则存在大量非正式制度路径的协调行为，如信任（Trust）、关系协调（Relationship coordination）、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等，从中揭示更多通往PPP项目可持续发展并成功实践的中介机制。 3.公共政策。基于近年发布的上千项PPP相关政策，未来研究有望从公共政策视角解释PPP行为逻辑。例如，PPP操作流程等政策前后接力、相互冲突、高度模糊等现象，暗示着政策过程的利益诉求、网络联盟及共识形成逻辑。以PPP政策作为切口，构成揭开基层政府执行逻辑的新线索，从中寻找PPP等“好政策”执行的动态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PPP政策及制度建设。 （二）研究路径 1.延展路径——“走出去”。立足公共管理理论，未来研究可在PPP项目层面纳入“情境”“权力”和“资源”等社会科学经典概念，产生更具实践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参照“结构-行为”分析范式，将过往PPP项目管理层面揭示的众多异质性要素，提炼成一个共通的宏观环境要素，从而提高PPP研究的理论效度。 2.吸纳路径——“引进来”。在公共管理与政策这一分析单位层面，未来研究可将项目层面已有的CSFs框架、风险分配机制、绩效评价体系和控制权配置等要素吸纳进来，提高对地方政府PPP行为逻辑的解释力，由此提高PPP配套制度和政策设计的适用性。地方政府在国家治理和制度形塑中扮演“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是理解我国行政改革历程及社会转型的重要“切口”，因此，朝着这一研究路径探索，将形成更为一般性的组织管理理论，如协作、网络、数字治理等，从而提高PPP理论与其他治理手段的可比性。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基于文献综述，指出我国PPP理论研究的症结，并提出了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指明未来PPP研究方向。未来有关PPP的研究将存在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实践经验素材，这是PPP理论研究的丰富源泉；第二个层次是项目管理理论，这既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理论解释的归路；第三个层次则是公共管理理论，站在制度格局和政府创新视角定位PPP的工具价值；第四个层次则是本文提出的复杂组织协作理论，基于视角整合形成更一般性的管理理论，与其他协作性机制形成比较和参照。未来PPP研究的发力点在于搭建两大视角的沟通桥梁（Bridge）。具体而言，聚焦多中心治理、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三大研究对象，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研究路径，形成更为整全性的PPP理论框架和体系。 视角整合下的PPP研究将有助于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尤其是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域将越来越依靠PPP这一协作方式来实现治理现代化。这为PPP研究转向提供了现实需求：我国希冀用好PPP这一工具，前提是要理解PPP实践活动中的各方行动逻辑，尤其是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因而须有赖于PPP下一步研究能否对行动逻辑做出有效的解释。未来，通过整合视角和提高视角之间的交流，PPP的理论与实践试图回答好这两个问题：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机制中的政府该如何定位？多元主体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通过回答好这两个问题，不仅能形成PPP各方更成体系的行动逻辑，也能进一步清晰行为标准，进而推动政策指向的清晰化。而且，这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文章来源：管理现代化[J]，2020,40(6): 67-74 (CSSCI)，DOI: 10.19634/j.cnki.11-1403/c.2020.00.000；或公众号“中国PPP智库”。（参考文献具体同见于上述地址）      

1980年2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海关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改革现行海关管理体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机构和人员编制及其业务。 199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制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2002年7月9日，印发在《暂行条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4年1月14日，印发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9年3月3日起施行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2001年2月9日，国务院作出《关于200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自2000年起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8年2月9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