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以下简称《纲要》），确立了今后五年法治政府建设的路线图。 《纲要》明确，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目标为：到2025年，政府行为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日益健全，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基本完善，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大幅提升，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显著增强，各地区各层级法治政府建设协调并进，更多地区实现率先突破，为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纲要》共由十部分组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努力实现法治政府建设全面突破；健全政府机构职能体系，推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健全行政决策制度体系，不断提升行政决策公信力和执行力等。其中强调，要加快推进政务诚信建设。健全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建立政务诚信监测治理机制，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制度，将违约毁约、拖欠账款、拒不履行司法裁判等失信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向社会公开。建立健全政府失信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失信惩戒力度，重点治理债务融资、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招商引资等领域的政府失信行为。 《纲要》还要求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时总结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适时上升为法律法规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切实防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加强政企沟通，在制定修改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及时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来源：“工信政府采购”微信公众号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25条举措，为创新“松绑”，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管理自主权。其中在优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方面，既有针对中央高校等优化和完善内部管理规定的要求，也有明确财政部要实行变更采购方式申请限时办结制的政策举措。 《若干意见》从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完善科研项目经费拨付机制、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等7个方面提出了简化预算编制、下放预算调剂权、扩大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等25条细化举措。其中，在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方面，《若干意见》提出，要优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中央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要优化和完善内部管理规定，简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流程，对科研急需的设备和耗材采用特事特办、随到随办的采购机制，可不进行招标投标程序。项目承担单位依法向财政部申请变更政府采购方式的，财政部实行限时办结制度，对符合要求的申请项目，原则上自收到变更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结。有关部门要研究推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有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进一步明确除外条款。 科研仪器设备的采购效率问题常为科研人员所诟病，近年来，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了多项措施，扩大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仪器设备采购自主权，提高采购效率，如报请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高校和科研院所要简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流程，对科研急需的设备和耗材，可不进行招投标程序，缩短采购周期。记者注意到，与《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相比，此次《若干意见》重点对采购人的主体责任和内控管理作了强调，要求中央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要优化和完善内部管理规定。对此，业内人士指出，尽管政府采购法明确了不同情形下可用的采购方式和程序，财政部也明确了相关规定，但由于部分采购人将主体责任通过采购程序外部化，转移到采购代理机构和评审专家，采购方式等往往不是根据需求特点确定，而是不区分采购项目的金额大小、复杂程度和类型特点滥用公开招标，导致采购周期长、效率低，难以满足研发、设计等复杂项目的需要。《若干意见》要求采购人优化和完善内部管理规定，有利于督促高校、科研院所等将政策积极落实到位，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在变更政府采购方式的审批方面，今后财政部的相关审批工作也将进一步升级。据了解，财政部曾于2016年印发《关于完善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和中央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简化中央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仪器采购项目变更采购方式审批流程，并为相关项目变更政府采购方式开设“绿色通道”，明确中央高校、科研院所在申请变更政府采购方式时可注明“科研仪器设备”，财政部将予以优先审批。    来源：中国政府采购网

重要论述 1937年8月22日—25日   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讨论、分析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他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指出：根据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以夺取华北为主），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张闻天在会上发言指出：我们总的方针是使政府的抗战发展为全民族的抗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关于军事方针，他指出：我们要很好地使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要认清红军是党军，要使用得最有效。抗日是持久战，即使部分妥协发生也仍是持久战，所以要尽量扩大我们的力量，至少要保存我们的力量。在指挥问题上应是独立自主的原则，外面节制，要不妨碍我们这个原则。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来，不赚钱不干。他最后强调：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中共应起决定的作用。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 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指出：对形势要有持久战的估计，要继续推动国民党抗战，要加强全国群众运动的发动。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主张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必须绝对遵守，使国民党的战略不至束缚我们的战略方针。 朱德在会上发言主张红军早上前线，谨慎用兵。在军事问题上，他指出：对红军的使用，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估计日军是外国军队，便利我们的行动。只有积极的活动，才能发展抗战，出去不能停顿太久，不要让国民党军败了，不好。持久战不能单凭消耗，主要的是发动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为使国民党军队在前线阻止敌人多一些时间，就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争取在华北的持久战；即使友军都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坚持住。我们的中心摆在支持华北。重点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应估计到我们能牵制敌人，起伟大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为十一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会议还决定立即出动红军主力到山西抗战前线。会议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讨论，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38年8月2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主要讲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三个问题。他指出：党校是学校，大党校者地球也，那里面的东西多得很，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学校学习是第一章，出去以后是大规模的学习，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在党校学得了一个方法，出了学校还是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你所知道的就当先生，不知道的就当学生。要有当先生的精神，但没有当先生的架子。当战争领导者，在中国今天干革命，离开了战争就不行。所以大家要研究战争，提倡战争，鼓励战争。用战争方式，扩大游击区、扩大抗日政权，挤得日本兵怕八路军。 2019年8月22日  习近平在视察空军某基地时强调，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当其时，意义重大。要深入领会党中央决心意图，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主题教育要注重实效，克服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问题导向，紧贴实际查摆问题，真刀真枪解决问题。他指出，要强化责任担当，真抓实备，常备不懈，确保一旦有事能上得去、打得赢。要坚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加强对抗性、针对性、协同性训练，提升训练质量和水平。要发挥以战领建、以训促建作用，加强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建设。他强调，要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和经常性管理工作，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纯洁巩固，确保部队安全稳定。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用心带兵、用情带兵，增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各级要满腔热忱为官兵排忧解难，减轻基层负担，激励广大官兵集中精力干事创业。   党史回眸 1920年 8月22日 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当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也先后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同年11月成立团的临时中央局，俞秀松为书记。 1937年 8月22日－25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会议指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 1945年 8月22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提出重点是夺取小城市和乡村。指示指出：蒋介石利用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毛泽东审阅这个指示时，加写一句话：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1948年 8月22日 中共中央就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要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问题发出指示。指出，党在国民党区的工作“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上海、北平以及其他各地党的地下组织在此方针指导下，坚持隐蔽斗争，为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2004年 8月22日 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召开。胡锦涛发表讲话，高度评价邓小平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勋，强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   历史瞬间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图为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的合影。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今广安市协兴镇）牌坊村。图为邓小平故居。

  重要论述 1935年8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3年 8月20日至25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加入后，仍保持团的独立性，同共产党的言论行动保持一致。 1940年 8月20日－翌年1月下旬 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百团大战）。先后有105个团约20余万人参加。到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 1999年 8月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决定》指出：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坚定不移地实施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23日至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 历史瞬间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再次重申两河口会议关于北上的战略方针。图为毛儿盖。   来源：共产党员网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习近平 一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20年12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党内政治生活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于1980年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那个特殊时期，对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和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促进党内的团结统一、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80年准则，既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又对党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进行了归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丰富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主要原则和规定今天依然适用。比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和基本准则，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关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关于坚持党性，关于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关于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关于保障党员权利不受侵犯，关于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等等。这些都要继续坚持。 (2016年10月24日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 四 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是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重要要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当政治上的明白人。对党忠诚，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四个意识”不是空洞的口号，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表态上，要切实落实到行动上。大家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根本遵循，认真领会和正确把握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多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来认识和把握党的基本路线，深刻领会为什么基本路线要长期坚持。 (2016年12月26日、27日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五 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什么时候全党讲政治、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我们党就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就弊病丛生、人心涣散、丧失斗志，各种错误思想得不到及时纠正，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党的高级干部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使自己的政治能力与担任的领导职责相匹配。 (2017年2月1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2021年6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六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我们党历来重视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的“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入党誓词，句句都是共产党人政治觉悟的生动写照。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取得的成效，党的十九大旗帜鲜明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并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大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必须把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讲政治最根本就是要讲党性，在思想政治上讲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在行动实践上讲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 七 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来不得半点松懈。我们党历来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都表明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2018年6月29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八 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说明在红军队伍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如果在方向问题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对此，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2018年6月29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九 革命理想高于天。江西到处传颂着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是方志敏同志牺牲前留下的铮铮誓言。刘仁堪烈士在就义前，敌人残忍地割下了他的舌头，他仍然用脚蘸着流下的鲜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江善忠烈士留下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革命先烈为了理想和信念慷慨赴死，靠的是信仰。今天，像战争年代那种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少了，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然在继续，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的艰巨考验。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会在乱云飞渡的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在泰山压顶的巨大压力下退缩逃避、在糖衣炮弹的轮番轰炸下缴械投降。我们要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真正成为百折不挠、终生不悔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2019年5月22日在江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2021年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这是习近平在颁授仪式前会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时，向大家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十 讲政治是具体的，“两个维护”要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战争年代，党中央和毛主席用电台指挥全党全军，“嘀嗒、嘀嗒”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党全军都无条件执行。大家想想，如果党中央发出的号令没人听，做不到令行禁止，那还谈什么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2019年7月9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十一 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有了过硬的政治能力，才能做到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提高政治能力，首先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迷糊和动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年轻干部必须坚守一条，凡是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就坚定不移做，凡是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就坚决不做！要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观察分析形势首先要把握政治因素，特别是要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提高政治能力必须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怀有敬畏之心。要自觉加强政治历练，增强政治自制力，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注重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掌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2020年10月10日在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十二 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2020年12月24日、25日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十三 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 (2020年12月24日、25日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十四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 (2020年12月24日、25日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十五 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必须常抓不懈。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是，遵义会议后，全党真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长征途中，在我们党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张国焘挟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抗战初期，王明在党内拉帮结派、我行我素，不听党中央指挥，再次从反面教育了全党。延安时期，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分歧、宗派主义等问题，我们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强大思想政治基础。 (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十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仍有一些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政治敏锐性不高，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对“国之大者”不关心，对政治要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不上心，对各种问题的政治危害性不走心，对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不用心，讲政治还没有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体现在行动上。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6月至2021年2月期间文稿中有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内容的节录。   来源：  求是网            

重要论述 1940年8月13日   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谭政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 8月13日至9月25日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招生不考试的做法，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这一决定，成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措施，受到广大群众欢迎。1977年，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了27.3万名学生。 2008年  8月13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纲要》提出了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目标，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     历史瞬间   1945年8月1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严正驳斥蒋介石8月11日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阻止八路军受降的错误命令，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理所当然地有接受日本投降和分享抗战果实的权利。图为朱德、彭德怀给蒋介石的电文。          

重要论述 1945年8月9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 2019年  8月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历史瞬间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图为当时的报道。  

——习近平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福建纪事   2021年3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24日下午，习近平在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考察时，向游客和市民招手致意。 　　新华社发   2001年4月，习近平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考察。 　　资料图片   2021年3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22日下午，习近平在南平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向游客招手致意。 　　新华社发 1997年6月30日，习近平出席林则徐出生地、故居、纪念馆等修复竣工仪式。 　　资料图片   1990年6月8日，习近平在福州华林寺调研。 　　资料图片   2021年3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24日下午，习近平在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参观严复故居。 　　新华社发 “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2021年仲春时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第一站就来到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武夷山，观苍崖碧涧，眺层峦叠翠，研朱子理学，感慨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殷殷话语，重若千钧！ 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对福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以及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倾注了巨大心力—— 在厦门，主持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开启了科学保护鼓浪屿的新篇章； 在福州，为保护以三坊七巷为代表的福州古厝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保护城市文脉的制度性安排； 在省里，积极协调推动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有关工作，实现了福建世界遗产零的突破；治理木兰溪，让千年农业灌溉工程焕发新的生机；从炸药包下抢救文化遗产，使“南方周口店”三明万寿岩遗址幸免于被摧毁；积极推动福建土楼申报世遗；积极研究、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习近平对文化遗产保护及其与发展经济、城市建设之间关系的思考，高屋建瓴，振聋发聩，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文物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保护文物就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当流连于碧水丹山，徜徉在古老坊巷，汲取这一片热土璀璨文明的丰厚滋养，踏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征途，仿佛能感受到这声音穿越时空，直抵心扉。 第一篇章 守住民族文化的“根”与“魂” “一片福州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 位于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起于晋，完善于唐五代，至明清鼎盛。坊巷格局至今基本保存完整，是中国都市为数不多的“里坊制度活化石”。 这里物华天宝，面积仅39公顷却保存有200余座古建筑，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15处，被称为“明清建筑博物馆”。 这里人杰地灵，走出了林则徐、严复、沈葆桢、陈宝琛、林觉民、冰心等灿若繁星的风流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2021年3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期间到访三坊七巷，听取福州古厝和三坊七巷保护修复等情况介绍，步行察看南后街、郎官巷，参观严复故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岁月不居，古老坊巷，文脉悠悠。当年，正是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的重视和推动下，三坊七巷得以免遭破坏，一大批历史文物古迹保留至今。 一场抢救林觉民故居的紧急行动，一系列包括“四个一”机制在内的创新之举，揭开了福州文物保护事业的崭新一页，为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美丽古城保住了文脉、留住了乡愁。 2002年4月，时任省长习近平欣然为知名学者、福州市文物局原局长曾意丹所著《福州古厝》一书作序：“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 正因为较好地处理了“古与今”的关系，福州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发展中得到保护，在保护中得到了发展”，正焕发愈加夺目的时代光彩。 紧急行动保护林觉民故居 三坊七巷北隅，南后街与杨桥路交汇处，历经百年沧桑的林觉民故居静立于繁华闹市之中，门前矗立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往来的游客并不知道，那块市文物保护碑上，曾出现过一个脸盆大的“拆”字。 这座典型的福州民宅，不仅走出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也是著名作家冰心的故居。1911年5月，林觉民在广州英勇就义。消息传到福州，林家人为逃避清兵的追杀，躲到福州远郊，将此宅卖给了冰心的祖父。冰心先生小时候曾在此生活多年。 1983年8月，林觉民故居被确定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没过几年，一场风波降临。 1989年，福州市有关部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拆除林觉民故居部分建筑，准备建设商品房。当时在一家集体所有制印刷厂工作、热心文保事业的鼓楼区政协委员李厚威投书《福州晚报》“建议完整保留林觉民故居”，但不久有关部门还是决定按计划拆除。 时不我待。福州市政协委员张传兴也写信给刚到任不久的市委书记习近平，并撰文《林觉民、谢冰心故居不容再拆》，发表于1990年12月1日的《福建日报》，指出“如此不顾社会效益，不免使人失望”。 习近平看到来信后，立即让福州市文管会核实，同时要求有关部门暂缓拆迁。1991年1月27日，他又作出批示，要求市委办核实情况。 1991年3月10日下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林觉民故居召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习近平亲自主持。到会同志视察了林觉民故居、黄巷、衣锦坊以及琉球馆等，并就加强文物工作进行了讨论。 时任福州市文管会常务副主任、福州市博物馆馆长黄启权参加了会议。在林觉民故居二进大厅廊前，习近平问黄启权：“老黄，这里是不是林觉民故居？” 黄启权回答：“对，我们站的地方就是林觉民故居的大厅。” “好，我们就决定把它保护下来，进行修缮。”习近平的话语很简洁。 在会上，习近平说：“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 会议议定了1991年福州市加强文物保护工作需要办好的七件实事，其中第三件即为“立即动手修复林觉民故居，作为辛亥革命纪念馆开放”。 当年5月31日，故居修缮工程动工。11月9日，在辛亥革命福州光复80周年纪念日当天，林觉民故居修缮完成，并辟为福州市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 一直为保护林觉民故居奔走的李厚威，也由工厂调入林觉民纪念馆工作，后来担任馆长。 “开馆当天，习近平同志除了参加剪彩仪式，还亲自给省外客人当起了讲解员。开馆一个月内，他三次来馆了解观众反应，作出整改指示。”李厚威回忆说。 “四个一”机制惠及长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保护文化遗产，既需要行动，也需要制度和法治保障。 1991年3月1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以下简称“现场办公会”），不仅改变了林觉民故居的命运，也建立了惠及长远的“四个一”机制。 “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了林觉民故居的保护和修缮问题，还确定了三坊七巷等地名人故居和遗址的保护办法：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文物主管部门报经市政府同意，均不得拆除、改建或添建。同时，还确定了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1991年福州市要办好7件实事，包括制定《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加强文物管理部门的力量等。”黄启权回忆说。 正是由这7件实事衍生出“四个一”，以及一系列给力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创新之举。 “一个局”——“现场办公会”确定，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增加事业编制10名。1994年11月1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会议议定健全文物管理工作机构，在机构改革中考虑设立市文物管理局。1995年6月，福州市文物管理局正式成立，作为市直二级局，人财物相对独立，定编20人。 “当时，省里和各个地市都没有专门的文物管理部门。福州在全省最早成立文物局，比省文物局成立还早，在全国同类城市中也算比较早的。”1997年担任福州市文物局局长的王培伦接受访问时说。 “一个队”——“现场办公会”明确提出，建立福州市考古队。1991年6月，考古队正式成立，定编8人。这为提升福州文物考古水平，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0年来，福州市考古队在多个考古领域特别是中国水下考古领域，创下辉煌业绩。平潭“碗礁一号”“南海一号”沉船遗址等水下考古发掘工作，他们都作为骨干力量参与，考古成果丰硕。 “一颗印”——“现场办公会”提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现有使用单位，都要与文物主管部门签订‘使用保证合同’”。由此延伸，福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从1992年开始，城建项目立项时需要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加盖市文管会（后改为市文物局）的印章。“以前只需盖规划建设部门的印章就可以了，增加了文物部门的一颗印，保护文物的主动性大大加强了，建设性破坏的可能性尽量避免和减少了。”黄启权说。 “一百万元”——过去，福州全市每年的文物修缮经费只是从城市维护费中列支8万元，“现场办公会”议定，从那一年开始，此项费用每年市财政拨款10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 除了“四个一”机制，“现场办公会”还催生了一项创举——“福州瓷牌”。 顺着文儒坊的石板路，寻至大光里北侧8号，坐落着福州“首屈一指的诗楼”，斑驳的红木门上挂着一块搪瓷铭牌——“福州市名人故居·陈衍故居”，落款为“福州市人民政府立，一九九一年十月”。 这块铭牌用搪瓷烧制而成，不惧风雨，昭示着这座楼房的身份。上世纪90年代初，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如现今强烈，福州市创新探索出挂“福州瓷牌”保护历史建筑的做法，在当时尚属全国首创。 正是在“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提出，在全市开展一次全面的文物普查；对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部挂牌立碑，名人故居、遗址采取多种形式挂牌，并一律建立档案。 1991年3月12日，在省市人大代表视察福州市文物工作反馈会上，福州市正式决定用市政府挂牌形式从速保护一批名人故居。 1991年9月，经调查研究，福州市政府公布了第一批64处市区名人故居，比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挂牌保护。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福州市公布的最大一批名人故居。 从1991年10月到1992年1月，这64处名人故居全部挂上了搪瓷烧制的“福州市名人故居”铭牌，包括陈衍故居、陈若霖故居、高士其故居等。 30年过去，这些故居有的已经升格为文物保护单位，其他的仍以“福州市名人故居”的名义得到妥善保护，门前依然挂着独具时代特色的搪瓷铭牌，经历风雨，见证历史。 1991年“现场办公会”确定的不仅是一件件具体实事，还有惠及长远的机制举措，那就是：抓紧制订《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制定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三坊七巷两个保护规划。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从1989年4月开始起草，“现场办公会”之后，福州市文物、法律工作者马上加紧制订。1995年10月27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福州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条例》；1997年1月23日，经福建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1997年2月4日，由福州市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 这个条例的制订和施行，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也是率先之举。 注重精神血脉的赓续传承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倾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其旨归不仅是重视保存历史遗迹，也是弘扬民族文化、赓续精神血脉。保护林则徐系列遗迹，就是典型代表。 福州是民族英雄、世界禁毒先驱林则徐的故乡，是他出生、求学、成长以及晚年退养之地，这里留下了一系列与他相关的珍贵遗迹。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包括林则徐故居、出生地以及纪念馆在内的系列遗迹，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年久失修、房舍被侵占等突出问题。省政协委员陈以强等多位有识之士为此奔走呼吁多年。 1990年5月，《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发表《林则徐故居及墓地现状》，反映了保护林则徐遗迹存在的问题，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作了重要指示。 福州市政府立即进行了调查，在实地调查研究和核对文物普查材料的基础上，对保护和修复林则徐纪念馆、林则徐出生地、林则徐墓等遗迹提出初步意见。 1991年7月，习近平在有关汇报材料上批示：抓紧修复林则徐故居及做好墓地开放。此后，在福州市委常委会等场合，他又多次研究此项工作。如1995年5月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林则徐诞辰210周年纪念活动及林则徐遗迹修复等事宜。 1996年2月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林则徐系列遗迹修复、充实工作，决定成立林则徐系列遗迹保护、开发领导小组，同意纪念馆、故居、出生地作为福州市文物局的下属单位，归市文物局统一管理。 这次会议还议定收回位于福州市中山路左营司巷的林则徐出生地。当时，林则徐出生地所在地块已经出让给了一家房地产公司，他们计划兴建高级商住楼。 这次会议后，福州市有关部门迅速与开发商协商，以1200万元的补偿收回了这块地。同时，省长基金下拨200万元，林则徐基金会协助筹资400万元，大力支持林则徐出生地的修复工作。 1996年3月31日，林则徐出生地暨幼年读书处修复工程开工典礼举行。1997年6月30日，修复竣工并对外开放。 “开工和竣工两次仪式，习近平同志都亲自参加了。”时任福州市副市长、后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是林则徐后裔的林强说。 与此同时，位于鼓楼区文藻山路的林则徐故居也逐步完成被占用房舍清退、拆迁等工作。2003年5月，一期修复“七十二峰楼”工程动工，当年8月竣工。2015年8月，林则徐故居二期修缮工程启动，目前正在有序进行中。 习近平为何对林则徐系列遗迹的修复保护如此重视？这源于他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倍加推崇。 1990年6月18日，到任福州月余的习近平就到林则徐纪念馆瞻仰、调研。 1995年6月3日，林则徐铜像在福州南大门——白湖亭竖立。在揭幕仪式上，习近平满怀深情地说：“今天我们故乡人民竖立起林则徐铜像，就是为了激励自己，教育后人，让在林则徐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永远发扬光大。” 同年8月24日，在福州市纪念林则徐诞辰21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我们要“继承、发扬林则徐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和气贯长虹的民族正气，学习他清廉刚正的高尚风范，学习他‘开眼看世界’的开拓精神”。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多次提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自勉联也被他一再引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今已成为福州的城市精神。 彪炳中国近代史的福州籍先贤，除了林则徐，还有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 2021年3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到访三坊七巷，在郎官巷的严复故居驻足良久。“严谨治学，首倡变革，追求真理，爱国兴邦”，故居墙上，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所作题词清晰有力。 严复晚年最后一段时光是在郎官巷20号的宅子（现为严复故居）里度过的，1921年10月27日病逝于此。 面对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严复积极倡导变法维新，译介《天演论》等西方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著作，阐发救亡图存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在转型时代发出的启蒙强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及福州工作期间，十分重视严复思想的研究和弘扬。1993年至2001年，福州及福建先后5次召开严复学术研讨会，习近平十分重视，关心会议筹备情况、出席大会发表讲话、会见专家学者和严复后裔、为论文集撰写序言…… 1997年12月，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主办了“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研讨会题词：严谨治学，首倡变革，追求真理，爱国兴邦。 2001年，是严复逝世80周年。当年11月，福建省政协、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等牵头召开纪念严复逝世8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汇编论文集《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亲自担任主编，并写了序言，对严复的爱国情怀和启蒙思想给予高度评价：“严复的这些译著和评论，在当时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清王朝统治下的旧中国思想界，宛如巨石投入深潭死水，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仍不过时。” 推动“福建土楼”申遗 在福建，独具特色的土楼是最能体现传统文化的建筑之一。 1986年，国家邮电部发行了一套“中国民居”邮票，展示全国各地最具特色的民居，其中，代表福建民居的是一座环环相连的精美土楼，这取自龙岩市永定县（后改为永定区）闻名遐迩的承启楼。 像这样的土楼，建于15至20世纪期间，遍布龙岩永定及漳州南靖、华安等地。这些最初为了防御而建造在水稻、茶叶和烟草田间的土楼，内沿为圆形或方形，中央是开放式庭院，只有一个入口，每座土楼最多可供800人居住。作为以土作墙而建造起来聚族而居的大型建筑，常常被称为“家族的小王国”或“繁华的小城市”。 福建土楼的形成与历史上中原汉人几次著名大迁徙相关，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土楼中，发人深省的楹联匾额，与楼共存的私塾学堂，教化育人的壁画彩绘，无不激荡着历朝历代土楼人家“修身齐家”的理想和“止于至善”的追求。 走进土楼，人们可以感受到居住在其中的人对伦理道德的崇尚，他们忠君爱国，敬宗睦族，崇文重教，勤俭耕读，刻苦耐劳，平等相待，热情好客。同时，土楼蕴含着同宗血缘凝聚力，一座土楼就是一个家族的凝聚中心。 1998年起，永定、南靖两个县都启动了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后来，华安县也加入到土楼申遗行列。 龙岩、漳州两地对土楼申遗的“署名权”——到底是叫“客家土楼”还是“闽南土楼”，各执一词。 时任福建省副省长，同时也是学者的汪毅夫回忆，当时，有些领导和专家认为，无论以客家土楼还是以闽南土楼为主体进行申遗，文化上的意义都较为狭隘，是难以申报成功的。 因为这是一个涉及以后千百年的“署名权”问题，各方争论不已，谁都不愿意作出妥协。 “笔墨官司”打到了时任省长习近平那里。2000年4月3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了土楼申遗有关问题。 时任副省长潘心城回忆：“习近平同志说，福建到处都有土楼，现在整个福建的土楼都要申报世界遗产，我们就称为福建土楼，这样八闽大地都有份。大家觉得习近平同志说得有理有据，又顾全大局，纷纷表示同意。” 这次会议确定了申遗的“福建土楼”范围为“两片一线”，即永定县湖坑镇、下洋镇、高头镇，南靖县书洋乡、梅林乡，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等。会议还决定成立福建土楼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领导小组。 后来，福建省政府正式确定由永定、南靖、华安三县的“六群四楼”共46座土楼，以“福建土楼”的名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名正则言顺。解决了申遗名称争议之后，龙岩、漳州两地齐心协力，加快土楼保护、环境整治提升等工作，福建土楼申遗进入快车道。 2008年7月7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福建土楼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省第2个、中国第36个世界遗产。 “土楼以其建筑传统和功能作为典型范例被列入，它体现了一种特定类型的公共生活和防御组织，并且体现了人类居住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福建土楼如是评价。 十年申遗，几代接力，一朝梦圆，八闽大地又多了一张世界级名片。 在省长任上，习近平在抓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时关心过问土楼的保护和利用情况。 2001年10月11日—12日，习近平结合全国人大、省人大代表视察活动，深入永定县调研，先后视察了棉花滩水电站建设工地、龙湖风景区等地。 在谈到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时，习近平特地提到了土楼资源。他说，龙岩的旅游资源开发超前了，这很好。龙湖要建成生态旅游区，进一步完善整体规划，高标准、高质量地建设好龙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防止造成旅游污染和生产性水资源污染。永定有世界级旅游品牌资源——客家土楼，要做好“东有客家土楼，西有龙湖”的旅游文章，加快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如今，永定已经形成“东楼西湖”大旅游发展格局：东边，世遗土楼，每年吸引海内外无数宾客，寻奇探幽；西边，龙湖风景区已成为国家水利风景区、省级旅游经济开发区，湖域面积65平方公里，是福建省最大的人工湖。“东楼西湖”交相辉映，全域旅游发展红红火火。 第二篇章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但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此后，他在一系列重大场合阐述“文明交流互鉴”主张，其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不断扩大。 世界文化遗产如今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发展世界文化遗产事业的目标不再是单纯的文化遗产保护，而是要推动文明对话，保护文化多样性，助力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身体力行展开了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推动文化走出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 呵护百年海上明珠 中国近代史上，鼓浪屿，这座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岛曾是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19世纪中期厦门开放为通商口岸后，本国居民、归国华侨、其他国居民汇聚于此，岛上先后建起千栋风格各异的建筑，文学、艺术、教育繁盛一时。它是“万国建筑博物馆”，是“钢琴之岛”，也是“女王皇冠上的宝石”。 行走鼓浪屿，你能品味老建筑散发出的闽南韵味、南洋气息和欧陆风情，然而你更不能忽略的，是诞生于这些老建筑之中的、值得代代铭记的历史。 这里曾是古老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前哨之窗，徐继畬从侨居于此的传教士雅裨理手中获得素材，编著了《瀛寰志略》。这里曾是开风气之先的国际社区，岛上的幼儿早在1898年便有机会接受蒙台梭利教育；林语堂、林巧稚、周淑安……完备的教育设施、中西融汇的教育理念让鼓浪屿上名人辈出、星光熠熠。 这颗闪亮的宝石，却一度蒙尘。 1986年的一天，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在鼓浪屿刚作完一场报告，走出大厅，时任厦门市博物馆馆长、负责八卦楼修复工作的龚洁拉住了他。 “副市长同志，请您参观一下八卦楼。”龚洁发出邀请。 “好啊！”习近平答应得很干脆。 兴建于1907年的八卦楼，是鼓浪屿上的地标建筑之一，20世纪60年代后被用作电容器厂厂房。1983年，厦门市委和市政府决定在此建设博物馆。前来探访的龚洁看到，楼里被三个单位切割成“盘丝洞”，地下室住着10多户人家，走上几步，楼板还跟着颤抖…… 习近平来到八卦楼，在院落转了一圈。 龚洁说：“还有楼上。” “我知道你的意思。”习近平马上说。“缺多少？”他边走边问。 “30万元。” “明天来拿。” 彼时，厦门到处都要发展、到处都缺资金。对于八卦楼的维修，厦门市之前筹措了50万元，国家文物局下拨了48万元，但很快就不够用了。习近平批下的30万元，十分珍贵。 龚洁至今难掩激动，“就是这么干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他拨出的这30万元，彻底扭转了一座百年建筑的命运！” 整修后的八卦楼，红色大穹顶格外显眼，如今是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在后来申遗过程中，成为鼓浪屿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之一。 1986年8月，习近平牵头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特别做了一个附件报告——《鼓浪屿的社会文化价值及其旅游开发利用》，对于鼓浪屿的价值进行了分析： 考虑到我国城市和风景区的建设中，能够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十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者为数并不多，因此很有必要视鼓浪屿为国家的一个瑰宝，并在这个高度上统一规划其建设和保护。 “国之瑰宝”！这座小岛，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和八卦楼一样，当时的鼓浪屿正面临着一些十分紧迫的问题：自然景观遭到挤占、蚕食、侵吞和分割；人文景观衰退速度也在加快。 保护鼓浪屿，迫在眉睫！ 为此，《鼓浪屿的社会文化价值及其旅游开发利用》报告提出，“我们亟需有一个统管整体和全局的统一规划”，并建议“鼓浪屿还应有这么一种政策规定，即岛内各种建设、扩建、改建、翻修、拆建都要经过一定手续，经统一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后方能实施，而审查内容应包括功能、外形、体量、结构、色调、风格及其与周围环境是否协调或有否产生其他不利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在厦门市旅游局工作、曾参与《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编制的彭一万说，习近平同志为大家打开全新思路，不仅限于风貌建筑，更用全局眼光进行全岛保护，包括岛上的一草一木与历史人文资源。 2001年9月底，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再度登岛。旅游时代的鼓浪屿，如何保护与传承文脉？他提出新的思考——鼓浪屿至少有四个特点可以大做文章，即风景系列、海洋系列、琴岛系列以及人文系列。 2002年6月14日，习近平到厦门调研，又登临鼓浪屿，看着眼前百年风华的小岛，诗意地指出鼓浪屿是“女王皇冠上的宝石”，强调要把鼓浪屿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鼓浪屿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秉承着当年的战略规划，一系列法规措施应运而生、相继出台，严格保护着全岛931处历史风貌建筑和183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鼓浪屿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2012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2017年7月8日，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2个世界遗产项目（第36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鼓浪屿突出地反映了中外多元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广泛交流，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真实且完整地记录了其曲折的发展进程和生动的风格变化，真切地反映了激烈变革时代的历史。”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鼓浪屿见证了世界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的历史，为中国和其他地区不同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参考。 欣闻鼓浪屿申遗成功，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留存千载丝路印记 如果说百年鼓浪屿是福建文明交流史上一段浓墨重彩的华章，那么与厦门紧邻的泉州，则见证了千年来多种文明包容互鉴的恒久力量。 每年春天，泉州满城遍植的刺桐树树冠上就会缀满红花，远望似火，泉州也因此别称“刺桐城”。作为宋元时期的“东方第一大港”“天下之货仓”，泉州刺桐港曾与世界近百个国家保持着海上贸易，外国商人从泉州带走了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也带来了世界各地的奇珍异货和丰富多元的文化。 1991年2月16日，作为泉州港重要组成部分的九日山，迎来了来自非洲、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员30多人。 历史上，九日山前的梁安港古渡，一江晋水浩荡东去，波通外海。在原九日山文管所所长胡家其的讲述下，一幅官方祈风祭典的历史画卷渐渐展开：“当时只能凭风远洋，中外商船，夏御东南风而来，冬乘西北风出海。官府为迎送蕃商首领，鼓励来泉贸易，每年举行祈风祭典，敬祭海神，向通远王祈求赐风。” 在“山中无石不刻字”的九日山，考察队员留下一方英文石刻：“作为朝圣者，我们既重温这古老的祈祷，也带来了各国人民和平的信息，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研究项目的最终目的。为此，特留下这块象征友谊与对话的石刻。” 泉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 福建省歌舞剧院以此为主题，编排了舞剧《丝海箫音》。舞剧推出后，反响很好。没想到，有一位观众，观看演出后一直惦记于心，并在20多年后，促成了这出舞剧的改编。 这位观众，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 2014年5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简称“亚信峰会”）在上海召开。对峰会上表演的文艺节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能少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元素，建议筹备组进行补充。他还特地提到，23年前曾在福州看过舞剧《丝海箫音》。 “很快，我们就接到了通知，以《丝海箫音》为母版，新编《丝路梦寻·海》，准备亮相上海。”福建省歌舞剧院原编导、《丝海箫音》主创人员之一吴玲红记忆犹新。 经过紧张排练，2014年5月20日，《丝路梦寻·海》作为“亚信峰会”的开场歌舞，登上了国际舞台！ 此后，福建省歌舞剧院在《丝海箫音》基础上，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重新创排了大型舞剧《丝海梦寻》。 2014年8月，《丝海梦寻》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成功上演，2015年2月和4月，又先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议厅上演。 当代的故事由今人演绎，先民的故事则透过文化遗产娓娓道来。留住共同记忆，势在必行。 2001年4月20日，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到泉州调研，考察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的进展时，明确表示，“像这种有特色、有意义的项目应该大力支持”。 2001年11月12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省文化厅提出的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方案，同意以省人民政府名义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同意成立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领导小组。 此前，省文化厅作了一份可行性报告，提出泉州作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许多文化遗迹与海上丝绸之路息息相关。这些文化遗迹完整展现了长期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古代中国，在其海洋文明发展高峰时期的航运设施水平、文化交流与港口城市的建设情况。同时，体现了古泉州作为宋元时期东方重要港口城市的历史地位，从不同角度勾勒出10至14世纪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城市的繁盛图景。 2002年6月，习近平再赴泉州市调研时，对泉州市请求省政府支持的事项作了议定，同意由省财政给予泉州市财力补助，要求泉州市抓紧做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如今，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如同一艘远航归来的海船，静静停靠在泉州东湖边。馆内，国内发现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宋代海船，数百方宋元时期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石刻，各个年代的外销陶瓷器，以及数量繁多的反映海外民俗文化的器物……展示了中国古代海洋交通、航海科技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讲述了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互融共生的历史故事。每年2场以上的外展，则让更多的观众领略了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海洋文明。 虽然元末明初的战乱和明清两朝的海禁，让泉州港盛景不复，但融入血脉的文化烙印，却永久改变了泉州城的面貌。 福建最古老的佛寺开元寺里，婆罗门教的塔、印度教图案的柱、狮身人面的台基、飞天乐伎的翅膀……这些细节讲述着来自海外异国的传说。涂门街上，充满异域风情的清净寺，虽地处闹市，却古朴幽静；抬眼望去，就是飞檐翘角的关帝庙，不远处有一座供奉“海上女神”妈祖的天后宫……面朝大海的城市里，人们胸怀像大海，征程向大海，兼容并蓄、爱拼会赢。 2019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金奈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时提出，支持中国福建省和泰米尔纳德邦、泉州市和金奈城建立友好省城关系，谱写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2017年1月，国务院确定“古泉州（刺桐）史迹”作为我国2018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2018年6月29日，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决定将“古泉州（刺桐）史迹”项目列为“发还待议”，即缔约国需补充有关信息后重新提交申请并接受审议。 2020年1月，我国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了重新编制的申报文本，项目名称调整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整体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构成，分布在自海港经江口平原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区的广阔空间内，完整呈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多维度地支撑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价值主题。 2021年7月25日，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决定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为福建省第五处世界遗产。 凝聚多彩文明力量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世界历史的十字路口，各国如何共同应对挑战、迈向美好未来？2019年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明确回答：“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在他看来，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为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在闽工作期间，如何借助多样化的交流媒介，以文化交流促民心相通，习近平有着深邃思考。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福建，有着1600多年的产茶历史。17世纪的万里茶道，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到19世纪中期，茶道延长到13000多公里。 盛夏时节的宁德福安市坦洋村，茶山青翠。百年前，坦洋工夫红茶远销西欧后风靡欧洲皇室，成为英式下午茶文化的主角之一，曾于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然而，上世纪中叶，由于市场变迁等种种因素，坦洋工夫日渐没落。 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先后四次来到坦洋村调研，提出了大力发展特色茶产业的建议，并对茶文化“走出去”提出要求。“一定要珍视、保护、发展、应用好这个品牌，让坦洋工夫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1990年5月4日，即将赴福州上任的习近平来到坦洋村，对坦洋工夫寄予厚望。 如今，宁德已成为福建茶叶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打造了坦洋工夫、福鼎白茶等特色品牌。 闽茶在“一带一路”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全国最大的产茶省份，依托“闽茶海丝行”活动，福建累计在海外设立12个“闽茶文化推广中心”，闽茶香飘世界，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中享有盛誉。 八闽大地那抹清香，也始终萦绕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2021年仲春时节，武夷山脚下，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里，在福建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叮嘱乡亲们，“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 在外交舞台上，习近平多次以茶引题、以茶会友，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生动阐释中国主张。 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习近平主席送出的国礼，正是由福建代表性名优茶种——安溪铁观音、武夷山大红袍、福州茉莉花茶、福鼎白茶、武夷山正山小种组成的礼盒。 “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以茶与酒，形象比喻中欧要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与茶叶制作技艺一样，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瓷器烧制技艺，不仅蕴藏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也见证了中外交流的繁荣历史，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始于宋、盛于元明的福建德化白瓷，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输出商品，曾被意大利传教士马可波罗带回欧洲，享誉世界，被西方称为“中国白”。然而，近代以来，陶瓷作为德化县支柱产业，较长一段时间受困于“小、散、低”模式。 2001年4月19日，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深入德化县调研，为陶瓷业发展指明方向：“要紧紧抓住陶瓷这一支柱产业，结构调整要围绕特色来优化，并不断向工艺县发展。” 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对瓷文化寄予厚望。“他详细了解陶瓷烧制工艺流程及陶瓷成分材料，对每件作品的创意构想、表现形式都饶有兴趣地谈论，还提出了殷切期望：精美的瓷器做出来、摆出来，还要传出去。”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陈桂玉对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调研宏益陶瓷研究所的情景记忆犹新。 牢记“传出去”的殷切嘱托，千年窑火重放光彩。“陶瓷伉俪”陈桂玉、柯宏荣的作品《鹭岛女神》与《祥云平安》，被作为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国礼。“世界陶瓷之都”德化持续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乘着“一带一路”东风，“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中国白”再出发。 以茶、瓷为媒，得海洋文明风气之先的福建，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一路先行。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高度重视福建特色文化的交流传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扩大“朋友圈”的桥梁纽带。 日本长崎县历史文化博物馆里，“明朝体”书法作品、唐寺模型、妈祖雕塑……一件件藏品、一幅幅图片，都在诉说着中日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 2015年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特别提到：“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我访问日本时，到访了北九州等地，直接体会到了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 他说：“中日一衣带水，2000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心中的主旋律，两国人民互学互鉴，促进了各自发展，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在闽工作期间，习近平高度重视福州与日本那霸市的友好往来，率团赴那霸参加两市结好10周年纪念活动；支持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建设，强调“妈祖文化具有很高的旅游文化品质，很好地反映中华民族的性格，通过世界的交流和传播能树立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今日福建，接续保护文化根脉，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应有之力。 第三篇章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历史如河，川流不息。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生态兴则文明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精粹，赓续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文明根脉。 炸药包下抢救万寿岩 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岩前村，有一座金字塔状孤峰。这便是万寿岩。作为福建省唯一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一廊万寿十二景，树绿花红果飘香”，似乎正透过山水，娓娓讲述着史前的故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了万寿岩遗址。90年代末，经科学考古发掘，万寿岩出土大量远古人类制作的石器、人工石铺地面及哺乳动物化石，将福建最早的人类活动时间提前到18.5万年前。然而，这个被誉为“南方周口店”的万寿岩，却险些毁于炸药包下。 上世纪70年代，三明一家钢铁生产企业买断万寿岩开采权，为此专门修建了30公里公路，从厂区直通矿区。岩前村村民担心采矿将破坏史前人类遗迹，于是推选出陈蕃发等五位老人作为代表，为炸药包下的万寿岩奔走疾呼。 1998年6月起，“五老叟”不断与企业协商，要求停止开采，同时向各级部门发出了抢救万寿岩的呼吁书。然而，开采并未因此停止。 对于岩前村村民来说，万寿岩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对于拥有开采权的企业来说，万寿岩是一座富矿。按照当时的企业产能，万寿岩的石灰石可供持续开采100年。一旦停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000余万元不说，矿源也将面临中断，每年预计损失近亿元。 矛盾愈演愈烈。“最尖锐时，村里老人干脆坐在埋了炸药的开采点上。”时任岩前村党支部书记王源河说。 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权衡？万寿岩的命运何去何从？时任代省长习近平的介入，让这棘手的难题有了定论。 1999年12月底，福建省文化厅向省政府提交了《关于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保护有关情况的紧急汇报》。进入21世纪的第一天，习近平在这份报告上作出批示：“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资源，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 他在批示中明确要求，“三明市政府立即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对洞穴遗址群的保护；协调、帮助三明钢铁厂尽快在异地选定新采矿点，做到保护文物和发展生产两不误”。同时，决定由省财政拨款50万元，用于万寿岩遗址群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 时隔不到一个月，2000年1月25日，习近平在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保护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意见》上再次批示：“省政府高度重视三明古代遗址保护，已于去年底专题协调，做过初步保护安排。请省文化厅进一步提出全面保护规划和意见。” 矿山可以再找，人类史前家园一旦灭失便不可恢复。习近平接连两次批示，让“五老叟”悬着的心终于落定。很快，企业全面停止在万寿岩爆破开采，将石灰石加工厂房和万寿岩山体无偿转让给当地文化部门。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企业很快异地选址，确定了新的采矿点，每吨冶炼成本因此增加15元。 2000年11月28日，省文化厅和三明市政府举行“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遗址重大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习近平再次明确指示，务必使三明万寿岩的遗址保护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以利于我省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促进我们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 在此之后，万寿岩遗址保护工作换挡提速，渐入佳境。 2002年5月，三明市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福建省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遗址总体保护规划》，之后通过国家文物局批复，由福建省政府公布实施。2002年8月，三明市万寿岩遗址文物保护管理所成立。万寿岩从此有了一支专司保护、展示、研究和日常管理工作的队伍。2006年11月21日，占地面积5600平方米的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也是福建省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2017年10月1日，《三明市万寿岩遗址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这是三明市获得地方立法权后，制定出台的第一部关于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通过合理的活化利用，万寿岩既是三明的城市名片，也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2017年12月正式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9年6月2日，适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福建省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开园。 这处集遗址展示、科普教育、学术研究和生态旅游于一体的公园，让文物活了起来，为广大公众构建了穿越时空、与远古人类对话的媒介。岩前村也从保护中尝到了甜头。“生态美了，人气旺了，村民腰包也更鼓了。”村党总支书记王远秋说，该遗址公园每年接待参观者达8万余人次，带动周边兴起了农家乐和休闲产业等。 曾经因为矿石开采而与“五老叟”剑拔弩张的三钢集团，也在协调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2018年，三钢获得“AAA国家级旅游景区”授牌，2019年被评为福建省首家钢铁工业观光工厂，成长为年产1200万吨钢、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是习近平一以贯之的理念。时任政和县外屯乡党委书记许绍卫，还记得一段往事。 1997年3月8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来到政和县外屯乡稠岭村调研。稠岭村海拔较高，处在半山腰，通村道路只有一条竹林小路，路宽不到3米，坑洼泥泞，中巴车难以前行。习近平就在路口下了车，沿着竹林小道步行前往。 “这个村毛竹林多、山多、空气好，生活也挺富有的吧！”习近平边走边问。 “以前稠岭村山高水冷，交通不便，农民生活困苦，小伙子娶老婆都很困难，被戏称为‘愁岭’。但近年来，农民种起了香菇，收益见效快，现在稠岭‘不愁’了。”听完汇报，习近平没有应声，随后询问全县、全乡每年砍多少树，种菇收入多少。 当得知生产2000袋食用菌需消耗一立方米阔叶树，全县年种菇8000万袋需砍伐阔叶林木材在4万立方米以上后，习近平继续前行。 突然，他停下脚步，望着对面奇特雄伟的主峰，问道：“那是什么山？”这座山峰像佛，当地人称为佛子山。 远眺佛子山，习近平缓缓道出思考：“稠岭村靠山吃山这条发展路子是对的，但是要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离别之前，他又叮嘱道：“这里自然风景很好，要改变发展思路，发挥山区的生态优势，既要保护好青山绿水，又要让村民富起来。” 小山乡由此开始谋划生态旅游。如今，佛子山风景区先后获得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两块国家级“金牌”。乡民们依托生态优势，过上了好日子。 做好武夷山“双世遗”这篇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历史发其源，文化铸其魂。文化和自然遗产中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隐藏着“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发展密码。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 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就喜欢看县志。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陈增光回忆道，习近平“每到一个地方就要调阅当地的县志。他说不看县志就不了解这个县的过去和现在，就难以深入认识县情，光靠我们这样跑了解不够”。 1998年10月21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调研南平建阳考亭外资果场农业发展项目后，察看了正在重建的考亭书院。他一路仔细了解朱子的生平事迹，在石牌坊下驻足良久，了解书院的前世今生，之后拾级而上，来到建设中的文公祠前，绕着还未拆除脚手架的文公祠走了一圈。 他仔细询问：书院原来就有这么大的规模吗？考亭书院有没有什么图纸？古籍书中有没有什么记载？ 得知南平不仅保存了相关史料，还成立朱子文化研究会，着力传承保护弘扬朱子文化，习近平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有这些文物史料，要加强保护和传承。” 此后，建阳市加大了保护力度，在重建书院上尽量保持原貌，全力把历史古迹保留下来、把朱子文化弘扬出去。 对朱子理学研究和传承，习近平的关注始终不渝。正是在他的支持推动下，院地合作，首开先例，宋明理学研究中心落地在朱子理学的发祥地武夷山，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意义重大。 2002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致函福建省，建议在朱子学的发祥地福建武夷山设立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高度重视，批示要求办好，并拨款支持。 经三年精心筹备，2005年10月20日，“福建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在南平师专（今武夷学院）挂牌成立。多年来，该中心不断阐发朱子文化精髓，努力守护朱子文化根脉，已成为福建省乃至全国朱子学研究的重镇。该中心共编辑出版学术类和普及性著作23部、1000多万字，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系统梳理传统文化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惠泽流芳。 上世纪90年代，在朱子理学发祥地——武夷山市，一个旨在更好保护包括朱子文化遗存在内武夷山水人文的设想逐渐形成共识，那就是申报世界遗产。 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在朱熹71年生命中，“仕宦九载，历朝四十六天”，近50年都居住在武夷山。这片碧水丹山，不仅因朱子理学而名，还因闽越王城遗址、因从古至今的各类文化遗存而名。 1997年11月，武夷山正式向建设部申报加入《世界遗产名录》。1999年12月1日，武夷山作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夷山定位为后孔子主义（朱子理学）的摇篮，在评价武夷山文化遗产时指出：“作为一种学说，后孔子主义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曾达很多世纪，并在哲学和政治方面影响了世界很大一部分。” 武夷山申遗成功，实现我省世界遗产零的突破。1999年12月2日，时任代省长习近平致信祝贺，强调“武夷山申报‘世遗’成功……为我省填补了一项空白，巩固提高了福建旅游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地位和知名度”。 习近平对武夷山“双世遗”始终记挂于心。15天后，12月17日至18日，他就来到南平调研。在南平市工作汇报会上，他称赞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并强调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这个无形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对于武夷山今后的旅游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叮嘱“这篇文章要好好做”。 2001年12月20日，时值武夷山跻身“双世遗”两周年之际，习近平特意来到了闽越王城遗址博物馆。 闽越王城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南方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汉代城址，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一处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的主要项目之一。 博物馆典藏部原主任赵福凤回忆说，习近平看得仔细，听得认真，对馆内展品表现出极大兴趣：“闽越文化是武夷山文化和自然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有了古汉城等一批文化历史遗迹，才有了武夷山‘双世遗’的申报成功。” 参观完博物馆后，习近平又实地察看了闽越王城宫殿遗址。他指出闽越王城遗址不愧是我省保存最完整的汉代诸侯王城，学术地位高，科研价值珍贵，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做好闽越王城遗址的考古保护工作，并仔细叮嘱：“古汉城的开发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形成不断的可持续开发研究态势。一定要根据武夷山景区总体规划保护好、管理好，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他看来，既要薪火相传，坚守武夷山水人文，又要与时俱进，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才是做好“双世遗”文章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了更好让这些文物、遗产“说话”，保存这些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习近平还倾心倾力解决实际问题。 “习省长还帮我们解决了博物馆建设的资金问题，中间还有个小插曲。”赵福凤记忆深刻，习近平临走时交代博物馆尽快递交申请报告。调研结束后不久，博物馆就接到了福建省文化厅的电话。“原来我们以为习省长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他回去后亲自打电话到省文化厅过问此事。我们很惭愧，赶紧做了项目预算报告，送交省文化厅。”赵福凤说，没过多久项目资金就批复下来。 武夷山跻身“双世遗”后，为“双世遗”立法提上了议事日程。2001年9月29日，时任省长习近平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审议了有关武夷山“双世遗”保护的条例。此后，经多次修改，《福建省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于2002年5月31日经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为世世代代保护好武夷山无与伦比的生态人文资源提供法治保障。 如今，“双世遗”已经成为武夷山最亮丽的品牌，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慕名而来，感受那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感受那山水之间流淌的深厚文化底蕴。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考察，首日就来到了武夷山九曲溪畔的朱熹园，详细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 故地重游，鉴古知今，一路感慨于所见所闻，习近平表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智慧与担当守护文明之源 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021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善治国者必先重治水。 水可以浇灌良田，造就优美风光，也可能带来水患，威胁水畔人家。个中关键在于能不能把水治好，让水听话。在福建，一片片海域、一条条河流、一个个湖泊、一湾湾溪水……无不寄托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深牵挂。 在三明泰宁，流传着一条幸福鲤鱼的故事。 1997年4月10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来到泰宁县上清溪，调研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项目时，一条鲤鱼跃上他乘坐的竹排，恰巧落在他的脚边。 习近平随即脱下塑料鞋套，盛上水，将鲤鱼装入其中悉心保护，在竹排到下游水深处泊岸后，小心翼翼把鲤鱼放回溪中，望着它欢快游走。 途中，习近平叮嘱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环境。” 这一嘱托成为泰宁人民持之以恒的实践。2010年8月，泰宁以“中国丹霞”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现在看青山绿水没有价值，长远看这是无价之宝，将来的价值更是无法估量。”远见已然成为现实。 发源于福建戴云山脉的木兰溪畔，驯服溪水的坎坷历程，诠释着“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规律。 木兰溪，是莆田人民的“母亲河”。其名为溪，却桀骜不驯。因河道狭窄，弯多且急，洪水频发；因地势低洼，海潮倒灌，盐碱灼地。驯服木兰溪成了莆田人民千百年来的梦想。 公元1064年，曾目睹木兰溪水患的福州长乐女子钱四娘倾其家资围堰筑陂，但因陂址选择不当，刚筑成即被洪水冲垮，钱四娘愤而投水。受其感召，后人接续营筑，于1083年筑成木兰陂，为雨季奔腾汹涌的溪水扎上“腰带”。“只生蒲草，不长禾苗”的沼泽地变身沃野良田。 历时900多年，木兰陂至今仍发挥着引水、蓄水、灌溉、防洪、挡潮、水运等综合功能。2014年，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拒咸蓄淡的典型代表工程，木兰陂水利灌溉工程被列入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水利无遗，海波不兴，人受其益，将及千年。”木兰陂展现了古人治水的决心和智慧，却没能让莆田人民就此告别洪水袭扰。 在木兰溪流域治理前，洪水频发。1952年至1990年，木兰溪平均每10年发生一次大洪水，每4年发生一次中洪水，小灾几乎年年有。水患不断，扼住了莆田发展的咽喉：为便于在雨季前抢收，百姓只敢种植生产期仅2个月的早稻、不怕水淹的甘蔗以及迅速收成的蔬菜；大项目、好项目都不敢落户河流两岸。 早在1957年，木兰溪治理就被提上议事日程，由于工程技术难度大，虽5次计划、2次上马，都无果而终。莆田，成了福建全省设区市中唯一的“洪水不设防城市”。 木兰溪防洪问题，牵动着习近平的心。 时任省水利水电厅厅长汤金华回忆说，软基河道、弯多且急、冲刷剧烈……在这些特殊的自然条件下，要建设一道能抗御30年一遇洪水的堤防，工程技术上必须“裁弯取直、新挖河道”，但这会给水系生态带来一定影响，多个裁弯方案在当时争持不下，难以定论。 治水，需要智慧与担当。详细了解技术方案争议情况后，习近平表示，一定要“科学治水”，既要治理好水患，也要注重生态保护；既要实现水安全，也要实现综合治理。到底如何决策，还要听取水利专家的意见。 科学治水，被习近平牢牢挂在心上。1999年4月1日，正在基层调研的习近平了解到福州在举行一场全国水利系统的学术会议，立刻通知汤金华，让他赶快“找更权威的水利专家，帮忙共同攻克难题”。 1999年10月中旬，第14号超强台风过境莆田，木兰溪转瞬成灾。10月17日，时任福建省代省长习近平赶赴莆田指导救灾。面对严重灾情，习近平语气凝重：“是考虑彻底根治木兰溪水患的时候了！” 在习近平的正确指引和跟踪督促下，木兰溪“裁弯取直”难题被破解，“软基筑堤”难关被攻克，终于找到治理木兰溪的良方。 1999年12月27日，福建省委省政府将全省冬春修水利建设的义务劳动现场安排在木兰溪畔。习近平在现场说：“今天是木兰溪下游防洪工程开工的一天……支持木兰溪改造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经过长期综合治理，莆田从“福建省内唯一一个洪水不设防的设区市”，跃升为“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木兰溪全面实现了习近平提出的“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目标。 治理一条溪，兴起一座城。历经20多年持续治理，木兰溪全流域已经变成了百里风光带，风景如画。历经千年的木兰陂，变身风光优美的亲水公园，治水先贤们的雕像静静伫立在木兰溪畔，见证着他们曾为之付出生命的河流，已成为发展之河、幸福之水。 “这些年，福建更加郁郁葱葱了。”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时说，“绿色是福建的一张亮丽名片。要接续努力，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在八闽大地，水清鱼乐、岸绿人欢的生态画卷已成为日常之景。福建人民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文化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福建以其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和瑰丽多姿的自然风貌，在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发展与保护的碰撞中，传承着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 “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善于继承方能更好创新。” 面向世界、着眼未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福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事业前景广阔，文化自信在福建人民心中历久弥坚。 （《福建日报》7月30日第一至四版，福建日报记者阮锡桂、刘辉、戴艳梅、郑璜、段金柱、赵锦飞、张辉、吴旭涛、卞军凯、林宇熙采写） 《 人民日报 》（ 2021年08月02日 01 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重要论述 1958年9月2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见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他在谈话中修正了《新.........争胜利纪念日。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对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到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抗日战争前相比大大增加。这为在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基础上，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1958年 9月2日 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1978年5月1日改称中央电视台。 1980年 9月2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要求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 1997年 9月2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历史瞬间   1950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领导机构在北京成立。图为坦克部队阵容。 来源：共产党员网

政策法规   财政部印发《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改善科研条件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为切实改善中央级.........。 2021年1月25日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仅5天就签署了《关于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行政令》，敦促联邦政府增加对美国货的采购。时隔半年，拟再发行政指令进一步提高“购买美国货”要求：一是美国货认定将国内零部件占比门槛从55%提高至60%，到2029年提高至75%；二是加大对半导体、医疗用品等美国制造关键产品和零部件的价格扣除优惠；三是授权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及美国制造办公室更严格地执行“非美国制造不采购”原则，健全美国制造含量数据，供应商需明确美国零部件所占价值比例。 美国长期实行“购买美国货”政策，联邦政府采购本来就以购买美国货为主，2019年美国联邦政府采购了2217亿美元的货物，仅3.5%是外国产品，其中绝大多数还是由于“美国本土无类似产品”或“美国制造的类似产品价格过于昂贵”，进一步压缩的空间有限。因此，该行政指令的意义更多在于标榜拜登政府重视美国制造业和就业，以期在中期选举赢得工人阶级支持，对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经济“去虚向实”的作用有限。 美国联邦采购国货并非特例，政府采购扶持本国制造业是国际通行做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充分利用政府采购这一庞大集中的内需市场，培育并推动了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产业的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应充分发挥政府采购作用，“力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信息来源：部政采中心）   采购问题   【编者按】部系统单位如在政府采购实务中遇到疑难问题，可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邮件至本刊编辑部（邮箱：zbzxzhc@miitcntc.org.cn，来信请注明单位名称），本刊将邀请政府采购领域专家在本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本期答疑专家：《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  张松伟   由学生付费的大学宿舍空调服务项目该如何采购 问：某公办高校就学生宿舍的空调服务项目进行采购，该项目的空调由选中的供应商负责提供和安装，学校不支付任何费用，供应商向学生收取空调使用费。校方认为该项目是PPP项目中的BOT模式，要求执行政府采购程序，对吗？此类项目该如何进行采购？ 答：这个问题非常具有典型性。笔者的观点是：此类项目不属于政府采购项目，也不属于PPP项目中的BOT模式，它是高校对学生宿舍空调服务特许供应商的选择。 此类项目的典型特征有三个：一是项目自始至终高校不支付任何费用，不使用一分钱的财政性资金；二是该项目事关学生的切身利益，由学生（家长）支付费用，无论学生还是学生家长都不可能与空调服务提供者的供应商进行服务质量和价格的协商；三是高校具有对空调服务特许供应商的选择权，可以决定由哪一个供应商来为学生提供空调服务。 根据以上三个典型特征，我们可以判断出此类项目不符合政府采购项目“使用财政性资金”的要件，因此，该项目不属于政府采购项目。对比关于PPP项目的概念和有关规定，此类项目也不属于PPP项目。首先，高校不属于政府机关；其次，向学生收费的空调服务也不属于基础设施投资；最后，此类项目也不可能走PPP项目的法定“两评程序”之后进入到财政部或者发改委的PPP项目库。 那么，此类项目该如何采购呢？笔者的观点是作为非政府采购项目和非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来实施采购，可以采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也可以采用非招标采购方式。此类项目属于高校自主采购项目，可以依据高校制定的采购内控制度进行。如果高校没有完备的内控制度，可以通过内部集体决策的形式，参考政府采购法规或者招标投标法规形成较为完善的项目采购方案之后进行采购。此类项目采购方案的制定应当把握三个要点：一是价格和收取方式不宜作为供应商竞争的内容，价格适宜由高校在充分市场调研的基础上确定（该项工作高校也可以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进行）；二是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应当在服务质量和效率上展开；三是应当事先明确供应商服务不达标的退出机制和善后事宜。 采购人是否可以限制联合体成员的数量 问：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接受联合体的项目，采购人是否可以限制联合体的组成数量？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是否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 答：接受联合体的政府采购项目，采购人可以对联合体的成员数量上限在采购文件里事先做出规定，但不可以明确规定联合体的成员只能有多少家，更不能强制供应商组成联合体。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这与《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供应商参与同一合同项下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限定并不矛盾，原因在于联合体是一个供应商身份。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在实务操作中执行该规定要把握两个要点：一是不同的供应商（包括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可以自愿组成一个联合体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这是供应商自己的权利，供应商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采购人不能强制要求。二是联合体的组成数量是两个以上（包含两个），到底由多少个组成，也应由供应商根据情况自己确定，但这里有个前提，就是采购人在采购文件里没有规定联合体成员的数量上限。如果采购人规定了联合体成员的数量上限，拟组成联合体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把联合体成员的家数控制在上限以内。 联合体成员过多，不仅对项目实际执行无益，也会给采购人后期项目管理带来较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实务中，不少采购人设定联合体成员家数的上限，这样做很有智慧，法律上也是允许的。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设定联合体成员数量上限和限定供应商数量的概念上有交叉，但不完全等同。比如，采购文件规定“只能由三家供应商组成联合体”和“联合体成员家数上限为三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制约力度也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有违法律“公平、公正”原则，后者则是合理限制，符合法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