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多次指示，要趁国.........1996年3月8日至25日，为显示中国人民完全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祖国统一，震慑“台独”势力，人民解放军向东海、南海进行发射导弹训练，并在东海、南海进行海空实弹演习和在台湾海峡进行陆海空军联合演习。1998年6月3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华期间参加与上海市民的座谈时公开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母亲用帮扶金为我报了补习班、买了学习用品，在生活上也有了改善……使我在学习上增添了不少学习动.........村委会用这笔帮扶款为25名贫困学生每人发放了2000元助学金。孩子们用这些助学金买到了更多的教辅资料，学习的动力和劲头也更加充足了。这学期，受捐助的贫困学生中， 18名学生学习成绩明显进步，5名学生分别取得过班级前三的优秀成绩，结对帮扶成效明显。了解到爱心助学捐款有效缓解了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负担和家庭经济上的压力，使孩子们在求学的道路上走的更远，中招国际党总支将进一步把扶贫助学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使贫困学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来自党和社会的温暖。 脱贫攻坚，教育先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大力发展贫困地区教育事业，让贫困地区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中招国际党总支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脱贫攻坚战场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做好贫困地区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 “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考一个好大学，将来报效祖国，报答社会，把叔叔阿姨的这份爱心传承下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希望这些孩子们能经受生活的考验，努力学习，成为回报社会的栋梁之才。           来源：中招国际供稿 ​ ​

  “母亲用帮扶金为我报了补习班、买了学习用品，在生活上也有了改善……使我在学习上增添了不少学习动.........村委会用这笔帮扶款为25名贫困学生每人发放了2000元助学金。孩子们用这些助学金买到了更多的教辅资料，学习的动力和劲头也更加充足了。这学期，受捐助的贫困学生中， 18名学生学习成绩明显进步，5名学生分别取得过班级前三的优秀成绩，结对帮扶成效明显。了解到爱心助学捐款有效缓解了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负担和家庭经济上的压力，使孩子们在求学的道路上走的更远，中招国际党总支将进一步把扶贫助学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使贫困学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来自党和社会的温暖。 脱贫攻坚，教育先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大力发展贫困地区教育事业，让贫困地区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中招国际党总支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脱贫攻坚战场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做好贫困地区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 “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考一个好大学，将来报效祖国，报答社会，把叔叔阿姨的这份爱心传承下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希望这些孩子们能经受生活的考验，努力学习，成为回报社会的栋梁之才。           来源：中招国际供稿 ​

“母亲用帮扶金为我报了补习班、买了学习用品，在生活上也有了改善……使我在学习上增添了不少学习动力，我.........村委会用这笔帮扶款为25名贫困学生每人发放了2000元助学金。孩子们用这些助学金买到了更多的教辅资料，学习的动力和劲头也更加充足了。这学期，受捐助的贫困学生中， 18名学生学习成绩明显进步，5名学生分别取得过班级前三的优秀成绩，结对帮扶成效明显。了解到爱心助学捐款有效缓解了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负担和家庭经济上的压力，使孩子们在求学的道路上走的更远，中招国际党总支将进一步把扶贫助学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使贫困学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来自党和社会的温暖。 脱贫攻坚，教育先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大力发展贫困地区教育事业，让贫困地区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中招国际党总支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脱贫攻坚战场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做好贫困地区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 “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考一个好大学，将来报效祖国，报答社会，把叔叔阿姨的这份爱心传承下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希望这些孩子们能经受生活的考验，努力学习，成为回报社会的栋梁之才。           来源：中招国际供稿

1925年3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4月16日，大会闭幕。大会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对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和组织大纲等作出了决议。 1949年3月1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北平宣布成立。全国学联采取团体会员制。 1953年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全国进行基层选举的单位为21.4万余个，登记选民总数为3.23亿多人，全国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66万余名，并逐级召开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226名。 1957年3月1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成立。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这个运动。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逐步展开。 1979年3月1日，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议，国务院决定从三月份起，提高粮、油、猪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这个措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增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交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发出通知，同意报告提出的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的建议，并提出了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政策，以促进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1997年3月1日至14日，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鹏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是199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政府工作的突出任务。会议还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等重要法律文件。 2019年3月1日，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讲话强调，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一件大事，关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祉，是百年大计。

1949年2月25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章伯钧等35人，由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迎接，自东北抵达北平。26日，中共北平方面负责人举行盛大的欢迎集会。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9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后，许多地方开展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三热爱”活动。它与原来的“五讲四美”活动，汇合成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统一的活动。 1988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住房供应管理逐步由单位化向社会化、专业化改变。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2008年2月25日—27日，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3月1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2019年2月2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要完善法治建设规划，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保障和服务改革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1936年2月20日，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东出与日军直接作战，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000年2月20日－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他强调，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5月8日—15日，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进一步阐述了“三个代表”的有关重要思想。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应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

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3月2日，七届全国人大.........大光辉的一生》。2月2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会议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光辉伟大的一生，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以更加努力地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实际行动，表达对邓小平同志的悼念。遵照邓小平同志及其亲属的意愿，邓小平同志的骨灰于3月2日撒入大海。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一、政策法规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  .........的采购   1月25日，美国政府签署行政命令，将增加联邦政府对美国制造产品的采购。 该行政命令旨在减少允许购买外国产品的政府采购规定的豁免。其内容将包括收紧政府采购规定，使联邦机构更难购买进口产品，修改美国制造产品的定义，确保中小型企业能更好地获得竞标政府合同所需的信息。 据悉，现总统政府将针对该行政令，在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中任命一名高级官员，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据悉，未来联邦机构将报告在购买美国制造商产品方面的进展，美国国内公司也可以通过一个网站查看联邦政府是否确实履行合约。 （信息来源：摘自CNN网站）     七、采购问答   【编者按】部系统单位如在政府采购实务中遇到疑难问题，可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邮件至本刊编辑部（邮箱：zbzxzhc@miitcntc.org.cn，来信请注明单位名称），本刊将邀请政府采购领域专家在本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本期答疑专家：《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  张松伟   政府采购方式变更与选择的主要区别   问：什么是采购方式变更？什么是采购方式选择？二者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政府采购项目选择采购方式需要审批吗？ 答：采购方式是政府采购活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实务中，不少人分不清采购方式的选择与变更。 所谓政府采购方式变更，是指采购人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或者服务时，因为客观原因，不适合采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需要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单一来源等采购方式进行采购，采购人需要在采购活动开始之前向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申请采购方式变更手续，获得批准之后，采购人方可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方式进行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 所谓政府采购方式选择，是指采购人启动政府采购项目之前，依据政府采购法规的规定，依法选择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单一来源等法定采购方式作为政府采购项目采购方式的行为。 二者的主要区别为：政府采购方式变更是一种采购方式选择的例外情形，因此，需要采购人在正式开始采购活动之前向财政部门履行审批手续；政府采购方式选择是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开展采购活动的正常情形，因此无需财政部门审批，只要遵循政府采购法规关于采购方式适用情形的规定即可。   不按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能否否决其投标   问：我是一名评标专家，最近参加一个工程项目评标，招标文件里没有“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保证金投标无效”的规定，某供应商因为操作失误，投标保证金没有提交到指定账户，应当否决其投标吗？如果是政府采购项目，遇到这样的情况，又该如何处理？ 答：工程项目招标适用招标投标法律体系，《招标投标法》第51条规定了7种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投标人投标的情形，里面并不包括“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情形。因此，如果招标文件里没有 “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保证金，投标无效”的规定，我的观点是评标委员会不应当否决投标人的投标。 关于“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其投标是否有效”，《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做出了不同的规定。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26条关于投标保证金收取和退还的规定，对于“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其投标是否有效”并没有规定，因此，可以认为《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把“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其投标是否有效”的决定权交给了招标人，这种情况下投标人的投标是否有效关键看招标人在招标文件里的规定。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33条关于投标保证金收取和退还的规定里，则明确规定“投标人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无效”，因此，在政府采购项目里，无论招标文件是否规定了“不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保证金，其投标无效”，只要投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评标委员会均应当依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33条的规定，否决投标人的投标。    

  王盈盈1    甘甜2    郭栋3   王守清1,4 1. 清华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24]、补偿机制[25]等技术性结论。自2015年伍迪[22]应用于PPP后，展现出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趋势。然而，他虽然初步借鉴了周雪光的“控制权”理论，做了视角融合的有益尝试，但解释仍旧有限。不过，学科融合的初步尝试为今后的视角整合打下了基础。 （二）PPP公共管理研究现状 PPP公共管理的研究侧重于组织管理与政策过程，致力于提升PPP的治理效能。Hodge和Greve[26]的PPP文献综述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作品。Wang等人[27]基于Web of Science系统检索得到186篇PPP公共管理文献，提炼了与PPP公共管理研究相关的三大知识背景，即经济学、公共管理和政策、组织理论。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作为检索式，且勾选“社会科学Ⅰ辑”和“社会科学Ⅱ辑”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455篇文献，主要包含六类主题。 1.采纳动机（Adoptionmotivation）探讨地区发展水平对PPP采纳结果的影响。通常，发达程度越高，提高效率的采纳动机越大，而拓宽资金渠道的动机则变小[28]。何平均等人[29]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揭示了农业基础设施PPP的主体动机，将采纳动机研究引入到了特定领域。任小强[30]基于水利工程PPP采纳动机的分析，指出融资和提效两大动机的互动作用。谈婕等人[31]则从落地速度的快慢来解释采纳动机的作用，拓展了动态过程机制。Tan和Zhao[32]则提出采纳率概念，来解释地方政府的PPP采纳行为。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新近研究已呈现项目层面的采纳动机理论解释，显示出初步的从项目到公共管理转向趋势。 2.执行绩效（ImplementationPerformance）有别于项目绩效研究。这一视角下的执行绩效侧重于过程，而项目绩效侧重于产出。张万宽等人[33]最早建构了国家层面的关键影响因素框架。陈婉玲[34]强调PPP的过程绩效监管工作应关注政府责任，建议采用立法、契约制度化及独立监管等手段来实现。近年学者们针对PPP公共价值问题做了大量反思和倡导，包括公共价值失灵[35, 36]、价值冲突与协调[37]、可持续发展导向下的PPP新内涵[38]等。 3.财政责任（Fiscal responsibility）研究致力于考察PPP对公共财政风险的影响。这一主题也是国内学者近年密切关注的主题之一。Tan和Zhao[39]在公共管理顶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上讲述了中国PPP复兴仍是财政短缺和政府债务高企的公共财政故事，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PPP财政承受的高度关注兴趣。关于PPP带来的财政风险，学者们观点不一。温来成等[40]认为我国近年大规模的PPP实践容易产生财政风险，缪小林等[41]着重探讨了PPP如何才能起到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机制，指出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配是关键。张牧扬等[42]实测了我国地方政府实施PPP的财政支出压力，指出多数城市在管理得当的前提下仍有财政空间。此外，税收研究[43, 44]和审计研究[45, 46]日渐成为PPP财政研究的重要议题管理的重要议题。针对我国当前PPP项目以政府付费/补贴模式为主的现状，这一主题有望得到持续探讨和发展。 4.制度/政策研究（Institutional/policyresearch）研究正快速积累成果。理由在于近年PPP大规模实施暴露出的问题均涉及制度根源或政策导向。理想的PPP发展环境应包含公平竞争、规范程序、完善的问责制度和广泛的公众参与等[47, 48]，而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制度建设滞后、市场意识薄弱等困境[49]，加大了PPP失败风险。随着2014年后中国PPP政策的密集发布和积极执行，PPP政策研究成果随之丰富起来，包括规制体系[50]、政策扩散[51]、政策学习[52]、政府执行角色[53]，相配套的PPP制度建设研究也日渐丰富[54, 55]。Wang等人先后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中基于中国PPP素材做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情境的制度特征，如合同制定过程[56]、腐败程度[57]等。 5.比较研究（Comparativestudy）主要从研究方法上的一项分类，侧重于国际比较。谈婕和赵志荣[58]以类型学研究划分了PPP的传统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指出中国属于上述模式的复合。王天义等人[59]探讨了PPP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6.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侧重学理层面的PPP理想探讨。我国学者提出了较多PPP发展的“大问题”[60-62]，回应了我国市场化改革伊始阶段时，学者们提出的问题[63]。 三、PPP研究视角割裂阐释 本文基于两大视角的研究现状梳理，发现当前中国PPP理论研究的特征：项目管理成果多、主题趋向收敛，公共管理成果少、主题快速拓展且日渐丰富。具体而言，PPP项目管理领域中，我国学者近年试图超越“项目失败”现象与单一实践路径的研究局限，探讨复杂情境下多对象、多层次的PPP项目管理问题，或尝试发现项目实践的多重影响因素，也取得了可喜进展。然而，这一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仍非常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的工程建设管理学科背景限制。研究者们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及发展历史了解的有限，导致了PPP项目管理解释框架停留在项目个性层面，却没有提升到结构共性层次，例如，周志忍[64]很早就指出，我国向西方学习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有一定偏向，更多地参照了Savas[65]等积极学派的观点，却较多忽略冷静学派的分析。 PPP在我国的应用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密不可分。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收入的分配权力更加集中于中央，自上而下的巨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现象逐渐凸显[66]，PPP模式得益于这一制度改革下的“专项转移支付”政策，PPP项目成为“专项化”“项目化”的核心手段之一。此外，由于我国PPP实践起源于引进国际投资者的跨国投资项目，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肇始于提高效率的实践动机，加之这一视角更能从实践成效中获得及时反馈，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首先成为我国PPP理论的主要流派，致力于提高效率的“最佳实践”研究，为我国PPP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时至今日，当PPP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一项主要机制时，PPP理论研究的价值判断有必要转向，应从项目管理研究过渡到公共管理研究为主。 PPP公共管理领域的国际前沿历来活跃，见诸大量管理学顶级期刊[67-69]及公共管理顶级期刊[70, 71]。然而，国内PPP公共管理研究仍以理论探讨为主，多数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政策建议。究其原因，在于PPP项目的复杂实践属性没有被充分揭示，源自研究者对于项目经验的了解有限，以至于无法结合理论成果提出指导实践的操作路径。换言之，PPP与购买服务、合同外包等其他市场化机制的异质性仍未被充分揭示，这也导致PPP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黑箱”仍无法打开。事实上，诸如交易结构、伙伴类型、实施程序等PPP项目操作的差异巨大，虽然与当前制度不完善导致操作无法标准化有关系，但PPP本身的复杂和模糊属性仍然是学界无法绕开的研究进路障碍，也造成了当前各个部门对PPP认识不统一、理解不一致等现状[1]4。还比如，我国当前大量PPP项目依赖于政府付费或补贴，而国际上仍有大量的PPP项目以使用者付费作为主要收益来源，若将这两类PPP项目按同质性处理，则研究结果必然会有重大偏差。总言之，PPP理论研究趋势必然朝着公共管理领域体系化，而实现这一研究目标的核心路径是揭开项目异质性。 四、两大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 学者们倡导用复合逻辑解释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创新机制[72-74]。PPP理论研究也可以参照这一逻辑，基于当前两大研究视角的体系，进行项目管理与公共管理的视角整合与相互渗透。以往项目管理视角主要将PPP看作市场行为，而公共管理视角仍坚守科层逻辑，那么未来整合视角的PPP研究转向，应将科层组织和市场组织视作同等重要来解释PPP行为。PPP已有研究与转向的关系如表1所示。下文将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阐释具体操作。            （一）研究对象 1.多中心治理。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成果实质上均属于多中心治理的手段性（Means）研究。以往研究多侧重技术治理，未来研究应更多强调PPP的公共价值创造这一目的性（Ends）研究。而且，我国以往大量研究关注企业组织的PPP，鲜有涉及社会组织的PPP，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遗憾，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非营利性组织的PPP。由此，PPP作为一项多中心治理手段，也将自然地从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向社区服务、基层农村等领域延伸和应用。 2.政府行为。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揭示了大量与政府行为相关的要素，但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互动作用却研究不足。未来研究应结合我国业已形成的政府行为及创新理论体系，从结构/制度路径的央地关系和行动/过程路径的府际关系来拓展PPP的理论研究。此外，正式合同制度下的PPP项目中，实则存在大量非正式制度路径的协调行为，如信任（Trust）、关系协调（Relationship coordination）、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等，从中揭示更多通往PPP项目可持续发展并成功实践的中介机制。 3.公共政策。基于近年发布的上千项PPP相关政策，未来研究有望从公共政策视角解释PPP行为逻辑。例如，PPP操作流程等政策前后接力、相互冲突、高度模糊等现象，暗示着政策过程的利益诉求、网络联盟及共识形成逻辑。以PPP政策作为切口，构成揭开基层政府执行逻辑的新线索，从中寻找PPP等“好政策”执行的动态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PPP政策及制度建设。 （二）研究路径 1.延展路径——“走出去”。立足公共管理理论，未来研究可在PPP项目层面纳入“情境”“权力”和“资源”等社会科学经典概念，产生更具实践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参照“结构-行为”分析范式，将过往PPP项目管理层面揭示的众多异质性要素，提炼成一个共通的宏观环境要素，从而提高PPP研究的理论效度。 2.吸纳路径——“引进来”。在公共管理与政策这一分析单位层面，未来研究可将项目层面已有的CSFs框架、风险分配机制、绩效评价体系和控制权配置等要素吸纳进来，提高对地方政府PPP行为逻辑的解释力，由此提高PPP配套制度和政策设计的适用性。地方政府在国家治理和制度形塑中扮演“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是理解我国行政改革历程及社会转型的重要“切口”，因此，朝着这一研究路径探索，将形成更为一般性的组织管理理论，如协作、网络、数字治理等，从而提高PPP理论与其他治理手段的可比性。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基于文献综述，指出我国PPP理论研究的症结，并提出了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指明未来PPP研究方向。未来有关PPP的研究将存在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实践经验素材，这是PPP理论研究的丰富源泉；第二个层次是项目管理理论，这既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理论解释的归路；第三个层次则是公共管理理论，站在制度格局和政府创新视角定位PPP的工具价值；第四个层次则是本文提出的复杂组织协作理论，基于视角整合形成更一般性的管理理论，与其他协作性机制形成比较和参照。未来PPP研究的发力点在于搭建两大视角的沟通桥梁（Bridge）。具体而言，聚焦多中心治理、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三大研究对象，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研究路径，形成更为整全性的PPP理论框架和体系。 视角整合下的PPP研究将有助于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尤其是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域将越来越依靠PPP这一协作方式来实现治理现代化。这为PPP研究转向提供了现实需求：我国希冀用好PPP这一工具，前提是要理解PPP实践活动中的各方行动逻辑，尤其是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因而须有赖于PPP下一步研究能否对行动逻辑做出有效的解释。未来，通过整合视角和提高视角之间的交流，PPP的理论与实践试图回答好这两个问题：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机制中的政府该如何定位？多元主体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通过回答好这两个问题，不仅能形成PPP各方更成体系的行动逻辑，也能进一步清晰行为标准，进而推动政策指向的清晰化。而且，这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文章来源：管理现代化[J]，2020,40(6): 67-74 (CSSCI)，DOI: 10.19634/j.cnki.11-1403/c.2020.00.000；或公众号“中国PPP智库”。（参考文献具体同见于上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