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 案件来源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皖03民终3358号《民事判决书》，详见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48dd497c47b140729aceadf600b3656f   案件经过 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为，2020年9月，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公司”）发布固镇县城南生态区路网PPP项目沥青工程（以下简称“涉案项目”）招标文件，对涉案项目进行招标，预估金额3912.4万元，投标保证金50万元。投标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情形有：……（4）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以提供虚假资料等弄虚作假方式投标并查证属实的。固镇县聚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城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缴纳投标保证金50万元，2020年9月30日前提交的投标文件的投标函中表示“……研究上述招标文件的投标须知、合同条款、图纸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及其他有关文件后，我方接受上述文件要求。” 2020年10月10日，建工公司向聚城公司发出《关于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原件核验的通知》，要求聚城公司在2020年10月14日15:00前提交其在招标文件中提及的“2020年5月22日与上海亚太集体有限公司签订的总价为2242.2万元的大理市综合官网二期工程沥青砼摊铺工程”的合同、结算资料、增值税发票、银行转账凭证、银行流水（加盖银行章）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同时提交加盖公章的彩色影印件，否则有权认定聚城公司存在虚假资料投标行为。 2020年10月15日，因聚城公司并未提供上述资料，建工公司向聚城公司发出《关于投标文件相关情况判定的函告》（以下简称《函告》），主要载明聚城公司未按要求提供上述资料，判定聚城公司存在提供虚假资料等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违规行为，如聚城公司对以上结论有异议，请携带相关证明材料于2020年10月16日11:00前至合肥市招标中心进行澄清说明，若聚城公司未按要求办理或证明材料不能对以上问题澄清说明，则视为聚城公司认同存在提供虚假资料等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结论。 2020年10月16日，建工公司向聚城公司发出《处理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截止到2020年10月16日11:00，聚城公司未对提供虚假材料等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结论进行澄清，现根据招标文件规定以及《函告》要求，判断聚城公司该项目投标存在提供虚假材料等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违规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理：1.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2.自2020年10月19日至2021年10月18日暂停在建工公司进行投标。 因建工公司未退还50万元投标保证金，聚城公司遂起诉。庭审中，法院要求聚城公司提交其在招标文件中提及的“2020年5月22日上海亚太集体有限公司签订的总价为2242.2万元的大理市综合官网二期工程沥青砼摊铺工程”的合同、结算资料、增值税发票、银行转账凭证、银行流水（加盖银行章）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庭审后聚城公司回复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法院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 招标文件对于聚城公司具有约束力，双方已经就投标保证的条款达成合意。建工公司发出的招标文件属于邀约邀请，招标文件中明确载明投标保证金50万元，若投标人发生任何以下任一种情况，其缴纳的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4）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以提供虚假资料等弄虚作假方式投标并查证属实的。聚城公司根据上述招标文件缴纳了保证金50万元并提交投标文件，该投标文件中表明“……研究上述招标文件的投标须知、合同条款、图纸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及其他有关文件后，我方接受上述文件要求。”投标文件属于要约，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建工公司收到了投标文件，双方关于投标保证金的条款已经达成合意。 但是，投标保证金是指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向招标人出具的，以一定金额表示的、约束自己履行投标义务的一种担保，其实质是为了避免因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随意撤销投标、中标后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等行为给招标人造成损失。其目的是维护招标投标关系、保证招标投标活动顺利进行。依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情形有两种：一是投标截止后，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二是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同时，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编制的《标准施工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情形也仅有两种，与上述规定情形一致。在九部委随后联合颁布的第56号令《〈标准施工招标资格预审文件〉和〈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试行规定》中，对《标准施工招标文件》的使用作出了明确要求：行业标准施工招标文件应不加修改地引用《标准施工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和其他附表除外)。而本案建工公司提供的招标公告除法定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两种情形外，增加了“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以提供虚假资料等弄虚作假方式投标并查证属实的”的内容。该内容明显加重了投标人的责任，也不符合上述法规规章的规定，且与九部委第56号令中如何引用《标准施工招标文件》的要求相悖。 依照《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聚城公司在投标过程中弄虚作假，违反诚信原则，扰乱招标投标市场，对于其他合规投标人也造成一定不利影响，如果不予惩戒将造成不良的示范效应，聚城公司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虽然双方对于投标保证金的条款已经达成合意，但该不予退还保证金的条款实质是一种具有惩罚性质的违约条款，如果因为聚城公司违反诚信原则的违约行为而不返还聚城公司高达50万元的投标保证金，在建工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建工公司将因此获得大额利益，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不符合公平原则，故酌定建工公司退还45万元投标保证金给聚城公司，对聚城公司要求建工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建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保证金45万元给原告聚城公司；驳回原告聚城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的观点： 建工公司上诉的理由：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首先，本案案由不是缔约过失责任纠纷，而是招标投标合同纠纷。其次，根据《招标投标法》第十九条规定，招标人有权根据项目的特点和需求编制与项目特点和需求有关的招标文件。被上诉人作为投标人出具的投标文件明确响应了招标文件的要求，招投标文件对双方即具有约束力，涉案项目招标文件明确记载：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以提供虚假资料等弄虚作假方式投标并查证属实的，其缴纳的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交的投标文件明确表示接受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从未对投标保证金条款提出任何异议，该合意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再其次，虽然法律法规没有对投标保证金的具体数额作出规定，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办法》规定，一般不得超过投标总价的2%，最高不得超过50万元；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发布的《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规定，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项目估算价的百分之二，但最高不得超过八十万元。根据上述文件规定，投标保证金最高不超过80万元。综上，在案涉招标项目预估金额高达3912.4万元的情况下，上诉人确定案涉招标项目投标保证金为50万元并无不当，上诉人收取聚城公司50万元投标保证金即是双方的合意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最后，一审法院认定聚城公司在投标过程中弄虚作假、违反诚信原则，扰乱招标投标市场，聚城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上诉人没收聚城公司投标保证金50万元，符合双方在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中投标保证金的约定和法律关于定金罚则的规定。一审判决结果却酌定上诉人退还50万元投标保证金中的45万元给聚城公司，仅要求聚城公司承担5万元的法律责任，不仅不符合招投标文件的约定和法律规定，甚至是纵容、鼓励聚城公司弄虚作假。 被上诉人聚城公司辩称：1.上诉人认为缴纳50万元保证金属于承诺是对法律的错误认识，招标文件属于对项目工程的要约邀请，被上诉人提交投标书属于要约，被上诉人中标签订合同才能属于承诺，双方才能签订合同成立关系，因此本案关于招投标事宜是涉案工程的法律关系仍停留在磋商阶段，本案定性为缔约过失责任没有任何错误。2.双方为平等的法律合同关系，上诉人虽然是大型国企，但是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既然本案主体之间是缔约过失纠纷，应当结合缔约过失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裁定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同时上诉人在招标文件里以霸王合同条款的形式，超出招投标管理条例九部委关于施工文件的标准，强行增加投标人的义务，违背公平原则。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二审法院认为：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当事人因实施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后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聚城公司在建工公司进行的招标中，存在以提供虚假资料等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违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缔约过失。故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应为缔约过失责任纠纷，并无不当。聚城公司在本案招投标中的违规行为并非法定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情形，一审法院在建工公司并未举证证实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综合考量本案的案情，为防止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明显失衡，酌定由建工公司退还聚城公司45万元投标保证金，相应的利息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建工公司上诉主张不应全部退还案涉投标保证金，并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超出了聚城公司因其违规投标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合理范畴，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评析 笔者认为，这份判决是近年来有关投标保证金的判决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判决。判决反映的法律问题，应当引起业界同仁思考。 第一个问题，招标人收取投标保证金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处罚？ 招标人收取投标保证金行为的属性，是判断其他问题的基础性问题。若收取投标保证金是民事行为，则应当遵循“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在法律规定外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其他情形；若是行政处罚，则因其为行政行为，只能由法律规定，而不能由当事人随意约定。 笔者认为，在招标过程中，招标人与投标人缔结两种合同。一种是招标完成后签订的采购合同，即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的采购标的的合同；另一种是招标过程中招标人与各投标人签订的投标保证金合同。从缔约过程看，招标人发出的招标文件，既包含邀请潜在投标人对采购标的（货物、服务或者工程）投标的要约邀请的内容，也包含投标保证金的内容，如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交纳时间、形式及不予退还的情形等。 针对采购标的要约邀请，各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为发出要约，招标人确定中标人并发出中标通知书时作出承诺，采购合同成立，即多个投标人向招标人发出要约，而招标人只向中标人发出承诺并签订采购合同。 但招标文件中有关投标保证金的内容，笔者认为不是要约邀请，而是要约。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要约是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是内容具体确定；二是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招标文件有关投标保证金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是招标人希望与投标人订立投标保证金合同的意思表示，并且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交纳时间、形式、不予退还的情形等均具体确定，一经投标人承诺，招标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因此，招标文件中有关投标保证金的内容是要约。投标人以缴纳投标保证金的行为作出承诺，即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交纳时间、形式等向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缴纳投标保证金，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递交投标保证金的银行汇款凭证、基本账户证明等材料。只要投标人缴纳投标保证金，招标人与各个投标人有关投标保证金的合同成立并生效。如果投标人出现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情形，招标人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则是投标保证金合同履行。 从上述缔约过程看，投标保证金合同是招标人与投标人双方合意的结果，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发出缔结投标保证金合同的要约，投标人以缴纳投标保证金的形式作出承诺。虽然投标保证金是招标人单方确定，投标人没有协商的权利，但投标人若认为投标保证金金额过高，可以不参与投标，投标人有选择权。另一方面，由于投标保证金合同是格式合同，由招标人单方制定，故为防止招标人滥用权利，损害投标人的利益，法律对投标保证金作出限制性规定。《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办法》规定，投标保证金一般不得超过投标总价的2%，最高不得超过50万元；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发布的《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规定，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项目估算价的2%，但最高不得超过80万元。只要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保证金未超过规定，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本项目的招标估算价为3912.4万元，投标保证金不应超过2%即78.248万元，而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保证金是5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构成行政处罚的要件有：实施行政处罚的是行政机关，行政处罚针对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是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惩戒行为。而招标人不是行政机关，并且法律未规定招标人收取投标保证金是违法行为。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六条，招标人超过本条例规定的比例收取投标保证金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而只有在招标人超过法律规定的2%的比例收取投标保证金时才是违法行为。招标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收取投标保证金是合法行为。 综上，收取投标保证金是招标人、投标人意思一致的合同行为，是民事行为，而非行政处罚。只是，投标保证金合同的特点是单务合同，投标人只有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缴纳投标保证金的义务、并保证不出现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情形，而不享有权利；招标人享有收取投标保证金的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投标保证金合同虽然具有惩戒性，但并不影响其合同属性，不能将其归入行政处罚。 第二个问题，除法律规定外，招标文件能否规定其他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情形？ 本案中，法院认为，《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情形有两种：一是投标截止后，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二是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除此之外，招标文件不得再制定其他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情形。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 其一，基于上述分析，订立投标保证金合同是民事行为，而非行政行为。民事行为遵循的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因此，只要法律未明确禁止，招标文件可以规定其他情形。 其二，实践中，不少项目的招标文件将投标人弄虚作假、串通投标等行为列入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情形。《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投标截止后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或者在签订合同时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情形，与弄虚作假、串通投标相比，后者后果更为严重、性质更加恶劣。因此，根据“举轻以明重”的法律原则，应当允许招标文件将这些行为列入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情形。本案中，既然聚城公司投标文件中提交了相关业绩，在招标人、法院提出要求查验合同原件时，聚城公司就有义务、有能力提交合同原件，证明其业绩的真实性，但聚城公司却不提交，可以推定其投标文件中的业绩为虚假，证明其故意提交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这种做法损害了招标人的权益。 第三个问题，招标人收取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追究的是缔约过失责任还是违约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建工公司发出的招标文件属于要约邀请，招标文件中明确载明投标保证金50万元。聚城公司根据招标文件缴纳了保证金50万元并提交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属于要约，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建工公司收到了投标文件，双方关于投标保证金的条款已经达成合意。二审法院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当事人因实施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后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聚城公司在建工公司进行的招标中，存在以提供虚假资料等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违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缔约过失。故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缔约过失责任纠纷，并无不当。 笔者认为，一审法院观点错误之处在于，未区分采购合同标的的要约、承诺与收取投标保证的要约、承诺。对于采购标的而言，招标文件只是明确本项目的估算价、采购产品的技术及服务需求等内容，这些内容并不确定，要以投标文件的内容为准，因而不是要约，而是要约邀请；投标文件有关投标报价、投标产品的品牌及型号、服务方案等内容均是具体确定的，故而投标文件是对采购标的发出的要约；招标人以中标通知书的形式发出承诺时，采购标的的合同成立。但是，招标文件中有关投标保证金的相关内容是明确、具体的，构成要约，投标人以缴纳投标保证金的行为作出承诺，此时投标保证金合同就成立、生效。一审法院的论述，只是分析了投标文件到达受约人时生效，双方关于投标保证金的条款达成合意，根据《合同法》（现为《民法典》）的规定，要约生效并不意味着合同生效，必须承诺生效才可以。因而一审法院的论述是有欠缺的。 二审法院的观点，将招标中两个合同的后果混为一谈。投标人提供虚假材料弄虚作假，首先出现投标保证金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形，招标人可以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其次因该违法行为投标人的投标将被否决，导致其没有资格签订采购合同。虽然弄虚作假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与不签合同有因果关系，但弄虚作假造成的是两个不同的后果。对于缔结采购合同而言，因弄虚作假构成双方不能签订采购合同，投标人构成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对于投标保证金合同而言，则是投标保证金合同的履行，招标人追究投标人的违约责任。故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招标人追究的是投标人的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 第四个问题，本案中，人民法院是否应当适用公平原则调整投标保证金金额？ 法院一方面认为，聚城公司在投标过程中弄虚作假，违反诚信原则，扰乱招标投标市场，对于其他合规投标人也造成一定不利影响，如果不予惩戒将造成不良的示范效应，聚城公司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又认为，不予退还保证金的条款实质是一种具有惩罚性质的违约条款，在建工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建工公司收取50万元投标保证金获得大额利益，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不符合公平原则，故实际判决建工公司不予退还5万元投标保证金。 笔者认为，法院在本案中适用公平原则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如前分析，投标保证金是投标保证金合同的价款，不是违约金。投标保证金是招标人、投标人缔结投标保证金合同时确定的合同价款。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除非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为防止招标人滥用权利确定投标保证金损害投标人的权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已经规定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因此，只要招标人在法定幅度内确定投标保证金就应当认为招标人遵循了公平原则。法律并未规定，招标人应当根据实际损害规定投标保证金，这种规定实际上也无法操作。并且，本案中，聚城公司并未以招标人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其没有注意或者理解投标保证金条款为由提起诉讼，故本案不能违反《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不支持投标保证金。 第二，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显失公平的情形。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根本不存在该条规定的显失公平应当撤销投标保证金的情形。 第三，法院调低投标保证金的做法亦不合法。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的规定和司法实践，法院审理合同当事人一方主张违约金过高的案件时，由主张违约金过高的违约方对违约金是否过高承担举证责任，同时应当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预期利益等因素综合确定。生效判决显然没有这些内容的认定。 第四，法院随意适用公平原则，造成不良社会效果。公平责任原则是民事责任的一种，也称衡平责任原则，它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且不能依法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使受害人遭受的重大损害得不到赔偿且显失公平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按公平合理观念判定由双方分担损失的一种归责原则。公平责任原则的行使，完全依靠法官根据个案情况自由裁量。为防止法官裁量权不当行使，法律明确规定，只有没有法律规定、发生法定情形无法适用合同时，才能适用。本案中，若聚城公司提供的业绩并非虚假，无论是在招标过程中还是在诉讼中均可以举证证明。但聚城公司拒绝提供证据，恰恰证明其对该损害的造成有主观过错，即故意提供虚假材料；而招标人只要保证投标保证金的金额在法定范围内，就不存在主观过错。因此，法院本应适用投标保证金合同作出判决却擅用公平原则，判决失当。 最重要的是，该判决示范效应不仅如此。若撤销投标文件不退还保证金50万元，而弄虚作假却只不退还5万元，则故意违法的代价小于撤销投标文件的代价，起不到阻止弄虚作假、串通投标等行为的作用。同时，会导致其他招标项目投标保证金的规定和收取无所适从，招标人不敢规定、不敢收取投标保证金，总会担心会被法院调整，破坏了法的安定性原则。

2月10日，财政部发布第一千五百二十三号至第一千五百三十二号10则信息公告。其中涉及的问题有：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代理机构违反了财政部74号令第二十六条和财库〔2012〕69号文第二条的规定；招标文件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开标、评标现场录像声音缺失；代理机构无正当理由拒绝供应商在评审现场演示，影响评标委员会评审；供应商涉嫌提供虚假的《中小企业声明函》；采购人及代理机构未依法编制招标文件。 第一千五百二十三号公告中，财政部在对“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机房硬件设备维保和值班服务采购项目（一标段）”（项目编号：NXSWJ-2021-3）投诉案处理过程中，发现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情形，对其作出罚款48532元的行政处罚。 第一千五百二十四号公告中，财政部在对“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康复器材采购项目”（项目编号：TPYB21/02）投诉处理过程中，发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违反了《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以下简称74号令）第二十六条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2〕69号）第二条的规定，对其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据了解，2021年12月10日，财政部曾就上述项目发布第一千四百六十四号投诉处理结果公告。该公告中，投诉人投诉事项1、2、3为：相关供应商所投产品不符合谈判文件技术参数要求。财政部调查认定投诉事项1、2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3成立，确认采购活动违法。责令代理机构就未对谈判过程录音录像、未按照74号令的规定组织开展采购活动的问题限期改正。 第一千五百二十五号、第一千五百二十六号公告中，财政部在对“南昌海关物业服务招标项目”（项目编号：BCG791210104C00）投诉处理过程中，发现招标文件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且开标、评标现场录像声音缺失，对采购人、代理机构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2021年12月21日，财政部曾就上述项目发布第一千四百七十一号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第一千五百三十号公告中，投诉人投诉事项为：代理机构无正当理由拒绝其在评审现场演示，影响评标委员会评审。财政部调查认定投诉事项成立，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责令代理机构就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问题限期改正。 第一千五百三十一号公告中，投诉人诉称，北京劳雷物理探测仪器有限公司涉嫌提供虚假的《中小企业声明函》。财政部调查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由于本项目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确认采购活动违法。 该项目系“一带一路地震监测台网项目重力台分系统--超导重力仪（微漂重力仪）”（项目编号：19CNIC021708193-28），预算金额6240万元。2021年9月30日，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公开招标公告，采购需求为13套超导重力仪，接受进口设备投标。11月8日发布中标公告，同时公布招标文件，未公布中标人中小企业声明函。北京劳雷物理探测仪器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4202.9万元。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明确，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第十三条明确，中标、成交供应商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中标、成交结果公开中标、成交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第一千五百三十二号公告中，投诉人提出6项投诉事项，财政部调查认定投诉事项1、2、3、4、6缺乏事实依据，对投诉事项5不再进行审查，驳回投诉。责令采购人及代理机构就未依法编制招标文件的问题限期改正。

  [摘要]当前中国PPP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理论研究却落后于实践，症结之一在于PPP项目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研究视角的割裂，前者过于微观且侧重市场逻辑，后者过于宏观又倚重科层分析。未来PPP研究应着力于科层和市场相结合的整合路径，揭开微观项目与宏观结构的互动逻辑，从而推动中国PPP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实现PPP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自2014年以来，中国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我国称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发展井喷。根据国家财政部PPP中心的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累计签约PPP项目数量6546个、金额10.3万亿元。PPP模式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这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我国公共投资结构，也将对地方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由此，PPP理论研究亦日益活跃，现已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然而，PPP理论研究却落后于实践发展，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PPP政策指向模糊和认识不统一等困境。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核心症结在于：当前PPP项目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研究视角存在严重割裂。一方面，两者的分析对象和前提假设不同，前者着眼于项目的最佳实践和科学管理，后者致力于揭示政府行为逻辑并实现公共价值。 为更好地厘清PPP理论研究的整体脉络与研究现状，同时增进学界对中国PPP实践的理解，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中文文献为基准，检索和梳理PPP相关文献，对中国PPP理论研究展开系统性综述，剖析两大视角割裂现状及成因，并提出整合路径的研究展望，希冀为未来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二、 基于两大视角的PPP研究现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PPP，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自2014年以来的改革正式推动PPP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重要机制，也促使中国PPP研究从过往的微观项目管理视角向着公共管理等更加多元的研究视角发展。 界定PPP概念通常采用情境类型法，这源于PPP实践属性强且各国情境千差万别。这也是项目管理视角的PPP研究先于其他领域的主要原因。中国关于PPP的官方定义来自国办发[2015]42号文，有其独有的特征：一是该定义明确政府为PPP项目责任主体，并限定其行为合规路径，相比西方的“公共部门”内涵更为狭窄；二是该定义采用“社会资本”来界定合作伙伴，相比西方的“私营部门”内涵更为宽泛，它不仅包含私营组织，还可以是国有属性的组织，如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基金等。还需要说明的是，该定义实际上对伙伴设置了准入条件，要求伙伴至少“具备投资、运营管理能力”。除了营利性企业，国际上也有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做PPP伙伴，而我国目前的PPP实践中还鲜见其他组织，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来自我国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社会组织由国家民政部等部门主管，而2014年以来的PPP主要与国家财政部和发展发改委的职能相关。 （一）PPP项目管理研究现状 PPP项目管理研究缘起于工程建设管理，发端于公共设施的工程建设投融资。学者们历来热衷于做PPP项目管理的文献综述或荟萃分析。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并含SU=‘项目’并含‘项目管理’”作为检索式，且勾选“工程科技Ⅰ辑”“工程科技Ⅱ辑”和“经济与管理科学”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2276篇文献，主要包含四类主题。 1.关键成功因素（Critical Success Factors，CSFs）研究PPP项目成功实践的影响因素。这是PPP项目管理领域最早也最丰富的研究，自1996年Tiong提出CSFs研究框架以来，学者们基于中国PPP实践挖掘了大量CSFs要素，后来又对要素分阶段、分专业、分行业的类型化研究。学者们在研究CSFs时，普遍做出一个“成功”或“失败”的二元判断，然而，迄今并无PPP项目“成功”与否的统一标准，自然也谈不上CSFs清单的“标准答案”。而且，已有研究普遍是静态时点的研究结论，这源于PPP项目的跨度实在太长（通常长达30年），鲜少有学者能跟踪一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此外，受限于PPP项目案例资料的可获得性，学者们通常只能得到“成功”案例，却无法得到“失败”素材，这也暗示着当前CSFs研究结论的有偏（biasedresults）。总之，CSFs研究所挖掘的要素虽然非常多，但迄今仍无法厘清各类要素之间的相协同、相抵触或相匹配的关系，仍停留在实践层面的经验性归纳。这一主题构成后续研究主题的经验性基础。 2.风险分担（Risk Allocations）研究侧重预防项目失败的风险要素识别、评估与分配。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CSFs的实现通常充满不确定性，因此CSFs和风险要素研究实则一体两面。Wang等是中国这一主题的开创人且提出了“外星人眼”风险管理模型，柯永建则紧随其后并提出了风险分担机制。我国其他学者基于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学者们延循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不过，当前项目管理领域的风险研究主要基于问卷调研等主观资料为素材，这导致研究结论依赖于“参与主体”，而且项目风险因素也高度依赖于“所处情境”。这一主题有待结合这两方面，以提炼更具一般性的因果机制。 3.绩效评价（Performance Measurement）研究项目产出结果的衡量与评价。这是一项偏技术的研究主题，主要包含产出标准、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方法是VfM（Value forMoney，物有所值）评价。Yuan等人建构了中国PPP关键绩效指标与框架，曹启龙等人针对PPP寻租行为提出绩效监督模型。我国于2015年正式将VfM评价纳入PPP实施流程，不过VfM评价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仍存在模糊之处并因此造成争议，未来有望基于大数据手段进一步完善。 4.控制权配置（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研究政府和市场协作之间的最优配置。这是近年的新主题，以伍迪和王守清等人的文献为代表。这一视角早期的研究以实物期权的配置为主，大量借鉴金融工程等理论形成了价格机制、补偿机制等技术性结论。自2015年伍迪应用于PPP后，展现出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趋势。然而，他虽然初步借鉴了周雪光的“控制权”理论，做了视角融合的有益尝试，但解释仍旧有限。不过，学科融合的初步尝试为今后的视角整合打下了基础。 （二）PPP公共管理研究现状 PPP公共管理的研究侧重于组织管理与政策过程，致力于提升PPP的治理效能。Hodge和Greve的PPP文献综述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作品。Wang等人基于Web of Science系统检索得到186篇PPP公共管理文献，提炼了与PPP公共管理研究相关的三大知识背景，即经济学、公共管理和政策、组织理论。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作为检索式，且勾选“社会科学Ⅰ辑”和“社会科学Ⅱ辑”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455篇文献，主要包含六类主题。 1.采纳动机（Adoptionmotivation）探讨地区发展水平对PPP采纳结果的影响。通常，发达程度越高，提高效率的采纳动机越大，而拓宽资金渠道的动机则变小。何平均等人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揭示了农业基础设施PPP的主体动机，将采纳动机研究引入到了特定领域。任小强基于水利工程PPP采纳动机的分析，指出融资和提效两大动机的互动作用。谈婕等人则从落地速度的快慢来解释采纳动机的作用，拓展了动态过程机制。Tan和Zhao则提出采纳率概念，来解释地方政府的PPP采纳行为。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新近研究已呈现项目层面的采纳动机理论解释，显示出初步的从项目到公共管理转向趋势。 2.执行绩效（ImplementationPerformance）有别于项目绩效研究。这一视角下的执行绩效侧重于过程，而项目绩效侧重于产出。张万宽等人最早建构了国家层面的关键影响因素框架。陈婉玲强调PPP的过程绩效监管工作应关注政府责任，建议采用立法、契约制度化及独立监管等手段来实现。近年学者们针对PPP公共价值问题做了大量反思和倡导，包括公共价值失灵、价值冲突与协调、可持续发展导向下的PPP新内涵等。 3.财政责任（Fiscal responsibility）研究致力于考察PPP对公共财政风险的影响。这一主题也是国内学者近年密切关注的主题之一。Tan和Zhao在公共管理顶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上讲述了中国PPP复兴仍是财政短缺和政府债务高企的公共财政故事，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PPP财政承受的高度关注兴趣。关于PPP带来的财政风险，学者们观点不一。温来成等认为我国近年大规模的PPP实践容易产生财政风险，缪小林等着重探讨了PPP如何才能起到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机制，指出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配是关键。张牧扬等实测了我国地方政府实施PPP的财政支出压力，指出多数城市在管理得当的前提下仍有财政空间。此外，税收研究和审计研究日渐成为PPP财政研究的重要议题管理的重要议题。针对我国当前PPP项目以政府付费/补贴模式为主的现状，这一主题有望得到持续探讨和发展。 4.制度/政策研究（Institutional/policyresearch）研究正快速积累成果。理由在于近年PPP大规模实施暴露出的问题均涉及制度根源或政策导向。理想的PPP发展环境应包含公平竞争、规范程序、完善的问责制度和广泛的公众参与等，而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制度建设滞后、市场意识薄弱等困境，加大了PPP失败风险。随着2014年后中国PPP政策的密集发布和积极执行，PPP政策研究成果随之丰富起来，包括规制体系、政策扩散、政策学习、政府执行角色，相配套的PPP制度建设研究也日渐丰富。Wang等人先后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中基于中国PPP素材做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情境的制度特征，如合同制定过程、腐败程度等。 5.比较研究（Comparativestudy）主要从研究方法上的一项分类，侧重于国际比较。谈婕和赵志荣以类型学研究划分了PPP的传统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指出中国属于上述模式的复合。王天义等人探讨了PPP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6.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侧重学理层面的PPP理想探讨。我国学者提出了较多PPP发展的“大问题”，回应了我国市场化改革伊始阶段时，学者们提出的问题。 三、PPP研究视角割裂阐释 本文基于两大视角的研究现状梳理，发现当前中国PPP理论研究的特征：项目管理成果多、主题趋向收敛，公共管理成果少、主题快速拓展且日渐丰富。具体而言，PPP项目管理领域中，我国学者近年试图超越“项目失败”现象与单一实践路径的研究局限，探讨复杂情境下多对象、多层次的PPP项目管理问题，或尝试发现项目实践的多重影响因素，也取得了可喜进展。然而，这一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仍非常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的工程建设管理学科背景限制。研究者们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及发展历史了解的有限，导致了PPP项目管理解释框架停留在项目个性层面，却没有提升到结构共性层次，例如，周志忍很早就指出，我国向西方学习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有一定偏向，更多地参照了Savas等积极学派的观点，却较多忽略冷静学派的分析。 PPP在我国的应用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密不可分。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收入的分配权力更加集中于中央，自上而下的巨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现象逐渐凸显，PPP模式得益于这一制度改革下的“专项转移支付”政策，PPP项目成为“专项化”“项目化”的核心手段之一。此外，由于我国PPP实践起源于引进国际投资者的跨国投资项目，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肇始于提高效率的实践动机，加之这一视角更能从实践成效中获得及时反馈，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首先成为我国PPP理论的主要流派，致力于提高效率的“最佳实践”研究，为我国PPP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时至今日，当PPP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一项主要机制时，PPP理论研究的价值判断有必要转向，应从项目管理研究过渡到公共管理研究为主。 PPP公共管理领域的国际前沿历来活跃，见诸大量管理学顶级期刊及公共管理顶级期刊。然而，国内PPP公共管理研究仍以理论探讨为主，多数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政策建议。究其原因，在于PPP项目的复杂实践属性没有被充分揭示，源自研究者对于项目经验的了解有限，以至于无法结合理论成果提出指导实践的操作路径。换言之，PPP与购买服务、合同外包等其他市场化机制的异质性仍未被充分揭示，这也导致PPP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黑箱”仍无法打开。事实上，诸如交易结构、伙伴类型、实施程序等PPP项目操作的差异巨大，虽然与当前制度不完善导致操作无法标准化有关系，但PPP本身的复杂和模糊属性仍然是学界无法绕开的研究进路障碍，也造成了当前各个部门对PPP认识不统一、理解不一致等现状。还比如，我国当前大量PPP项目依赖于政府付费或补贴，而国际上仍有大量的PPP项目以使用者付费作为主要收益来源，若将这两类PPP项目按同质性处理，则研究结果必然会有重大偏差。总言之，PPP理论研究趋势必然朝着公共管理领域体系化，而实现这一研究目标的核心路径是揭开项目异质性。 四、两大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 学者们倡导用复合逻辑解释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创新机制。PPP理论研究也可以参照这一逻辑，基于当前两大研究视角的体系，进行项目管理与公共管理的视角整合与相互渗透。以往项目管理视角主要将PPP看作市场行为，而公共管理视角仍坚守科层逻辑，那么未来整合视角的PPP研究转向，应将科层组织和市场组织视作同等重要来解释PPP行为。PPP已有研究与转向的关系如表1所示。下文将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阐释具体操作。 表1       PPP已有研究与转向关系     市场组织成分     轻   重 科层组织成分 轻 实践经验视角 → 项目管理学科视角   ↓   ↓ 重 公共管理学科视角 → 整合视角 （一）研究对象 1.多中心治理。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成果实质上均属于多中心治理的手段性（Means）研究。以往研究多侧重技术治理，未来研究应更多强调PPP的公共价值创造这一目的性（Ends）研究。而且，我国以往大量研究关注企业组织的PPP，鲜有涉及社会组织的PPP，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遗憾，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非营利性组织的PPP。由此，PPP作为一项多中心治理手段，也将自然地从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向社区服务、基层农村等领域延伸和应用。 2.政府行为。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揭示了大量与政府行为相关的要素，但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互动作用却研究不足。未来研究应结合我国业已形成的政府行为及创新理论体系，从结构/制度路径的央地关系和行动/过程路径的府际关系来拓展PPP的理论研究。此外，正式合同制度下的PPP项目中，实则存在大量非正式制度路径的协调行为，如信任（Trust）、关系协调（Relationship coordination）、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等，从中揭示更多通往PPP项目可持续发展并成功实践的中介机制。 3.公共政策。基于近年发布的上千项PPP相关政策，未来研究有望从公共政策视角解释PPP行为逻辑。例如，PPP操作流程等政策前后接力、相互冲突、高度模糊等现象，暗示着政策过程的利益诉求、网络联盟及共识形成逻辑。以PPP政策作为切口，构成揭开基层政府执行逻辑的新线索，从中寻找PPP等“好政策”执行的动态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PPP政策及制度建设。 （二）研究路径 1.延展路径——“走出去”。立足公共管理理论，未来研究可在PPP项目层面纳入“情境”“权力”和“资源”等社会科学经典概念，产生更具实践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参照“结构-行为”分析范式，将过往PPP项目管理层面揭示的众多异质性要素，提炼成一个共通的宏观环境要素，从而提高PPP研究的理论效度。 2.吸纳路径——“引进来”。在公共管理与政策这一分析单位层面，未来研究可将项目层面已有的CSFs框架、风险分配机制、绩效评价体系和控制权配置等要素吸纳进来，提高对地方政府PPP行为逻辑的解释力，由此提高PPP配套制度和政策设计的适用性。地方政府在国家治理和制度形塑中扮演“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是理解我国行政改革历程及社会转型的重要“切口”，因此，朝着这一研究路径探索，将形成更为一般性的组织管理理论，如协作、网络、数字治理等，从而提高PPP理论与其他治理手段的可比性。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基于文献综述，指出我国PPP理论研究的症结，并提出了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指明未来PPP研究方向。未来有关PPP的研究将存在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实践经验素材，这是PPP理论研究的丰富源泉；第二个层次是项目管理理论，这既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理论解释的归路；第三个层次则是公共管理理论，站在制度格局和政府创新视角定位PPP的工具价值；第四个层次则是本文提出的复杂组织协作理论，基于视角整合形成更一般性的管理理论，与其他协作性机制形成比较和参照。未来PPP研究的发力点在于搭建两大视角的沟通桥梁（Bridge）。具体而言，聚焦多中心治理、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三大研究对象，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研究路径，形成更为整全性的PPP理论框架和体系。 视角整合下的PPP研究将有助于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尤其是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域将越来越依靠PPP这一协作方式来实现治理现代化。这为PPP研究转向提供了现实需求：我国希冀用好PPP这一工具，前提是要理解PPP实践活动中的各方行动逻辑，尤其是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因而须有赖于PPP下一步研究能否对行动逻辑做出有效的解释。未来，通过整合视角和提高视角之间的交流，PPP的理论与实践试图回答好这两个问题：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机制中的政府该如何定位？多元主体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通过回答好这两个问题，不仅能形成PPP各方更成体系的行动逻辑，也能进一步清晰行为标准，进而推动政策指向的清晰化。而且，这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来源：王守清PPP团队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