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中文名重阳节 英文名Double Ninth Festival .........宇，笑吟吟地人来去。是谁秋到便凄凉？当年宋玉悲如许！ 随分杯盘，等闲歌舞，问他有甚堪悲处？思量却也有悲时，重阳节近多风雨。   醉花阴 （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沉醉东风·重九 （关汉卿） 题红叶清流御沟，赏黄花人醉歌楼。 天长雁影稀，月落山容瘦。 冷清清暮秋时候，衰柳寒蝉一片愁， 谁肯教白衣送酒。   九日 （文森） 三载重阳菊，开时不在家。 何期今日酒，忽对故园花。 野旷云连树，天寒雁聚沙。 登临无限意，何处望京华。   采桑子·重阳 （毛泽东）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重阳 （文天祥） 万里飘零两鬓蓬，故乡秋色老梧桐。 雁栖新月江湖满，燕别斜阳巷陌空。 落叶何心定流水，黄花无主更西风。 乾坤遗恨知多少，前日龙山如梦中。   九日渡江 （李东阳） 秋风江口听鸣榔，远客归心正渺茫。 万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风日几重阳。 烟中树色浮瓜步，城上山形绕建康。 酬过真州更东下，夜深灯火宿维扬。   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 （顾炎武） 是日惊秋老，相望各一涯。 离怀销浊酒，愁眼见黄花。 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 多蒙千里讯，逐客已无家。 客中九日（王灿） 细雨成阴近夕阳，湖边飞阁照寒塘。 黄花应笑关山客，每岁登高在异乡。    重阳节（张志真） 酥糕美酒细品尝，赏完桂花赏菊黄。 亲友同登清凉阁，望断晴空雁一行。¨   民间歌谣   重阳节赏菊民间歌谣俗语中有很多是关于岁时节日的，重阳节也不例外。下面这几则都是有关重阳节的歌谣俗语，体现出了重阳节饮菊酒、放风筝的风俗，以及在重阳这日占卜天气的风俗。 菊花黄，黄种强；菊花香，黄种康；九月九，饮菊酒，人共菊花醉重阳。 九月九，是重阳；放纸鹞，线爱长。 八月中秋哥送饼，九月重阳妹送鞋（仫佬族）。 九月九风吹满天哮。 重阳无雨一冬晴。 重阳节，又试话登高。究竟年年如是，有乜功劳？虽则系如画嘅秋山，游吓亦好，做乜偏要向往重阳个日，至晓得风骚。你话敢样就可以避灾，亦何不大早。点解你单身前往、又试剩落个的妻孥。开讲话一部通书，都唔睇得到老。况系个的区区陈迹，重驶乜咁心操。既系你上日唔知，我亦唔怪得你去做。唉！悭吓脚步，何苦去寻烦恼。不若静坐思量，想吓边一样可图。 九月九，个个都去登高，你睇个班嫩仔，走得气嘈嘈。放起个只纸鹞在高处舞，扶汉声声（响弓声），唤起个的懦夫，总系企在个处风头，须要努力正好。虽有声威，可惜你未满羽毛，怕只怕失足云霄，个阵就遗恨万古。咪估个条包索，可以把天箍，既替得个佬流灾流难，边处唔流到。唉！难把身世顾，只望得天怜悯，俾你有点功劳。   谚语 九月九风吹满天哮。重阳无雨一冬晴。   法定老年节   2012年6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草案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为老年节。 草案规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规定禁止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在保障老年人财产方面，草案规定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不得以骗取、盗取、强行索取等方式侵犯老年人的财产权益。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抢夺、转移、隐匿或者损毁应当由老年人继承或者接受赠与的财产。草案对家庭养老作出重新定位，将现行法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修改为“以居家为基础”，进一步明确了赡养人对患病和失能老年人给予医疗和照料的义务，并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设了老年监护制度。 此外，草案对现行法关于家庭成员纠纷处理，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侮辱、诽谤、虐待、遗弃老年人法律责任的条款作出修改完善。 12月28日表决通过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   来源：360百科                

重要论述 1927年8月18日   毛泽东在长沙市郊出席中共湖南省委会议。在讨论秋收暴动问题时指出：湖南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他在讨论中还提出要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必须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对他在八七会议上发言的丰富和补充。 1944年8月18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阐明了党的外交工作的性质、内容和原则立场，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不应看作是普通行动，而应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下，以共同抗日与争取民主、扩大我们的影响为中心内容。指示强调：我们办外交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的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 2014年8月18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他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他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他阐述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提出4点意见。一是紧扣发展，牢牢把握正确方向。要跟踪全球科技发展方向，努力赶超，力争缩小关键领域差距，形成比较优势。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国情出发确定跟进和突破策略，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明确我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二是强化激励，大力集聚创新人才。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为了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要重点在用好、吸引、培养上下功夫。要用好科学家、科技人员、企业家，激发他们的创新激情。要学会招商引资、招人聚才并举，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广泛吸引各类创新人才特别是最缺的人才。三是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体制机制。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精心设计和大力推进改革，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要按照遵循规律、强化激励、合理分工、分类改革要求，继续深化科研院所改革。要以转变职能为目标，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四是扩大开放，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全面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水平。 党史回眸 1944年 8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阐明党的外交工作的性质、内容和原则立场。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之下，其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争取民主，扩大我们的影响。我们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 1980年 8月18日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 历史瞬间     1977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提出：“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来源：共产党员网

政策法规   财政部印发《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改善科研条件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为切实改善中央级.........目，最终为之买单的人是谁? 第四，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的建设应遵循怎样的采购原则? 笔者一贯认为：在公共采购领域，程序是皮囊、原则是灵魂。依照怎样的采购方式或程序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核心问题在于，应当遵循哪些原则?原因在于，程序是多样的、多变的;原则是简明的、持久的。在复杂多变的公共采购领域，违法违规的形式和手段层出不穷、五花八门，以程序去应对是被动、徒劳的;以原则去应对，才是有效、治本的。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在公平竞争的审查方式、审查标准、监督手段等方面对之前的规定进行了细化和实化。其中特别提到“未经公平竞争不得授予经营者特许经营权”。尽管有了实施细则，业内仍有人追问公平竞争审查和评估的具体程序。笔者认为，“公开透明”和“公平竞争”就是公共采购的灵魂。无论采用招标方式、《政府采购法》中的非招标方式还是其他采购方式，对于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的建设，公平竞争审查和评估的核心就是两句话：看上去有希望，努力后有机会。即，让参与竞争的供应商看到采购文件不是事先为某一家内定好的，每家供应商都可以通过质量、价格、工期、服务等方面的努力提升获得采购合同的几率。 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未来是怎样的 不同于物理整合阶段的有形市场，也区别于化学整合阶段各自为营的电子交易平台，生态整合之后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是怎样的?如何彻底实现各类资源的整合共享?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通过分析各类商业领域互联网平台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的方向比以往更加明确，目标也更加清晰。 第一，从单次交易到持续交易。 古典经济学对于交易中合作关系的持续性关注不够。无论招标投标，还是当前公共资源交易的理论假设，都建立在古典经济学中通用资产的简单交易(俗称“一锤子买卖”，即单次交易)的基础上。理论假设的缺陷导致交易规则的不完善以及诚信体系建设的滞后，继而助长了虚假招标、低价抢标、围标串标、天价采购等乱象的发生。持续交易假设与单次交易假设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承认履约风险存在，认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会带来契约扰动并应得到惩罚。如果专用资产的复杂交易存在巨大履约风险，同时交易规则不支持持续交易，诚信体系又不健全，则企业只会去购买(交易成本低、履约风险低的)通用资产，而在企业内部生产专用资产，企业的规模将会越变越大，以行政指挥代替经济激励。这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和治理效能的减弱。 以问题为导向的解决方案是：重视持续交易、完善交易规则、建设诚信体系。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对每笔交易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记录、分析和评估。通过提取、收集、挖掘和分析交易数据及相关外部数据，不仅关注交易过程是否合规，而且对各交易主体进行画像，让每个行为主体真正为自己的行为和结果负责。这应当是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市场经济中只有“看不见的手”就足够了吗?自私自利能否带来公民的幸福生活?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其代表作不仅有《国富论》，还有《道德情操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提出了“公正的旁观者”这一重要概念。过去，有人曾把公正的旁观者理解为上帝。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21世纪，笔者更愿将其理解为基于现代新兴技术建立的诚信体系。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使命不仅是“人在做，天在看”，而且是“数在记，链在存，网在联，云在算”，充分将大数据、区块链、“互联网+”及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应用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整合共享当中。 第二，从层级制到市场制。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科。新古典经济学主要通过供给、需求和价格研究资源配置，认为通过市场交易及其价格信号，可以完成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在宏观上对于我们理解资源配置的基本原理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在于其并未研究交易对象的不同属性、交易类型的复杂性以及经济组织的内部——它将交易对象均视为标准化的商品、把交易都当作简单的单次交易、把企业都视为一个个通过技术将投入转换为产出的黑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很多问题从新古典经济学中得不到解释，比如交易的复杂性、交易规则、经济组织的结构及行为等。新制度经济学应运而生。它以交易为最小的分析单位，从交易的属性、交易成本、组织、契约以及治理的视角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其一，交易对象及交易的不同属性需要区分。交易对象的标准化程度决定了交易的复杂程度。在通用资产的交易中，契约比较完备、交易成本较低，并且执行契约的扰动较少，因此交易双方需要的信息不多，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价格信号发挥作用。反之，如果涉及专用资产的交易，会使买卖双方发展出双边依赖的关系。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经济组织、契约类型、供应链及产业链由此出现。举例来说，采购中常见的资格审查、资质、业绩、信誉、供应商库、框架协议等采购工具，乃至影响企业垂直边界的外包、分包、战略合作协议、联合体、合伙企业、合资企业等组织形态，都是用于应对存在资产专用性、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及交易成本高等问题的解决方案。 其二，需要区分不同的治理模式。交易的复杂程度不仅会影响企业的规模、结构和边界，还会进一步影响社会的治理模式。由于交易的复杂性、信息不对称、人的有限理性以及道德风险带来的契约扰动等因素的存在，会提升交易成本，继而催生出不同规模及形态的经济组织、长期契约以及产业链。威廉姆森从三个维度描述治理方式，分别是：激励强度、行政控制和契约法制度。激励强度是指供应链上每个交易单元的交易者可以获得的净收入的大小;行政控制指是否依赖内部的上级部门来协调和解决争议;契约法制度是指通过外部法庭还是私人秩序解决争端。这三个维度分别取高低两端的极值，一共会产生8种组合，即8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其中两种典型且对立的治理模式是层级制和市场制。前者指弱激励、强控制和弱契约法;后者指强激励、弱控制和强契约法。当交易成本比较高的时候，层级制的治理模式更加有效;反之，则会倾向于市场制。如果随着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发展，能够有效地降低各类公共资源的交易成本，那么治理模式会从层级制向市场制演化，即：企业的规模会变小、市场上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通过契约法解决争端。由此可以看到，未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作用不仅在于各类资源和交易者的智慧匹配，还应实现交易属性与治理模式的有效匹配，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引导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法治化。 第三，从管道到平台。 杰奥夫雷等人在《平台革命》一书中为平台作出了如下定义：“平台是一种基于外部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价值创造互动的商业模式。平台为这些互动赋予了开放的参与式的架构，并为它们设定了治理规则。平台的首要目标是：匹配用户，通过商品、服务或货币的交换为所有参与者创造价值。”在商业领域平台诞生前，多数企业从事的是管道业务，即线性价值链。以教育行业为例，传统的教育由学校的行政部门规划课程、选择教师和学生。而基于互联网的教育平台允许所有人学习，也允许任何人授课。平台只负责制定和执行规则。由学习者决定哪些授课者成为名师。类似地，不拥有一辆车的出行平台将会消灭出租车公司;不拥有一间客房的住宿平台打败了大型连锁酒店。平台通过减少企业内部的管理层级降低行政成本，将价值链改造为价值矩阵，通过规模化降维击败管道。基于平台的连接和匹配，价值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空被创造、改变、交换和使用。 相比于飞速发展的各种商业互联网平台，当前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有些名不副实，大多处于管道阶段。但前者的成功范例为后者下一步的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通过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集中采购，我们看到原有的产业链正在缩短，许多批发、零售等中间环节被压缩。可以预见，随着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建设和发展，平台取代管道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许多原本不创造价值，仅仅构成行政或交易成本的行业和企业将会减少甚至消亡。 第四，从选择到契约。 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交易对象、交易规则、交易成本及组织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布坎南区分了两种研究经济组织的方法：选择视角和契约视角。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从选择视角研究资源配置。支撑我国当前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工作的，也是选择视角——平台的功能仅限于协助交易双方选择缔约方。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使得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也使得社会各界对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界以交易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对于契约视角的研究日益加深，包括强调事前激励安排的代理理论、团队理论及产权理论，以及强调事后安排的交易成本理论及契约关系治理理论等。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康芒斯提出治理是一种手段，可以向企业注入秩序，缓和冲突，并实现互利。推而广之，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借助新兴技术降低行政成本和交易成本、建设诚信体系、完善交易规则，不仅能够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还会促进政府部门转变监督方式，进一步优化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治理结构，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赵勇,徐轲.经济转型背景下公共资源交易场所的变迁[J].招标采购管理, 2004(1). [2]王振营.交易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3][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契约、治理与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4][美]杰奥夫雷G.帕克,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桑基特.保罗.邱达利.平台革命.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5][美]Randall G. Holcombe. Public Sector Economics–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American Economy[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信息来源：“思想盛宴 理论高地”论坛特稿）     国际动态   拜登政府高调提高“购买美国货”要求  我国政府采购应“力挺”制造业 2021年7月28日，拜登政府发布行政指令高调提高“购买美国货”要求，此举并非首创。早在1933年美国就颁布了《购买美国货法》，规定“联邦采购必须购买在美国开采、生产或加工的产品，除非购买国内产品不符合美国公共利益，或国内产品价格不合理”，并将“购买美国货”条款纳入《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等政策法案不断强化。特朗普也多次发布“购买美国货”行政命令，引导制造业回流。 2021年1月25日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仅5天就签署了《关于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行政令》，敦促联邦政府增加对美国货的采购。时隔半年，拟再发行政指令进一步提高“购买美国货”要求：一是美国货认定将国内零部件占比门槛从55%提高至60%，到2029年提高至75%；二是加大对半导体、医疗用品等美国制造关键产品和零部件的价格扣除优惠；三是授权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及美国制造办公室更严格地执行“非美国制造不采购”原则，健全美国制造含量数据，供应商需明确美国零部件所占价值比例。 美国长期实行“购买美国货”政策，联邦政府采购本来就以购买美国货为主，2019年美国联邦政府采购了2217亿美元的货物，仅3.5%是外国产品，其中绝大多数还是由于“美国本土无类似产品”或“美国制造的类似产品价格过于昂贵”，进一步压缩的空间有限。因此，该行政指令的意义更多在于标榜拜登政府重视美国制造业和就业，以期在中期选举赢得工人阶级支持，对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经济“去虚向实”的作用有限。 美国联邦采购国货并非特例，政府采购扶持本国制造业是国际通行做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充分利用政府采购这一庞大集中的内需市场，培育并推动了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产业的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应充分发挥政府采购作用，“力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信息来源：部政采中心）   采购问题   【编者按】部系统单位如在政府采购实务中遇到疑难问题，可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邮件至本刊编辑部（邮箱：zbzxzhc@miitcntc.org.cn，来信请注明单位名称），本刊将邀请政府采购领域专家在本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本期答疑专家：《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  张松伟   由学生付费的大学宿舍空调服务项目该如何采购 问：某公办高校就学生宿舍的空调服务项目进行采购，该项目的空调由选中的供应商负责提供和安装，学校不支付任何费用，供应商向学生收取空调使用费。校方认为该项目是PPP项目中的BOT模式，要求执行政府采购程序，对吗？此类项目该如何进行采购？ 答：这个问题非常具有典型性。笔者的观点是：此类项目不属于政府采购项目，也不属于PPP项目中的BOT模式，它是高校对学生宿舍空调服务特许供应商的选择。 此类项目的典型特征有三个：一是项目自始至终高校不支付任何费用，不使用一分钱的财政性资金；二是该项目事关学生的切身利益，由学生（家长）支付费用，无论学生还是学生家长都不可能与空调服务提供者的供应商进行服务质量和价格的协商；三是高校具有对空调服务特许供应商的选择权，可以决定由哪一个供应商来为学生提供空调服务。 根据以上三个典型特征，我们可以判断出此类项目不符合政府采购项目“使用财政性资金”的要件，因此，该项目不属于政府采购项目。对比关于PPP项目的概念和有关规定，此类项目也不属于PPP项目。首先，高校不属于政府机关；其次，向学生收费的空调服务也不属于基础设施投资；最后，此类项目也不可能走PPP项目的法定“两评程序”之后进入到财政部或者发改委的PPP项目库。 那么，此类项目该如何采购呢？笔者的观点是作为非政府采购项目和非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来实施采购，可以采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也可以采用非招标采购方式。此类项目属于高校自主采购项目，可以依据高校制定的采购内控制度进行。如果高校没有完备的内控制度，可以通过内部集体决策的形式，参考政府采购法规或者招标投标法规形成较为完善的项目采购方案之后进行采购。此类项目采购方案的制定应当把握三个要点：一是价格和收取方式不宜作为供应商竞争的内容，价格适宜由高校在充分市场调研的基础上确定（该项工作高校也可以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进行）；二是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应当在服务质量和效率上展开；三是应当事先明确供应商服务不达标的退出机制和善后事宜。 采购人是否可以限制联合体成员的数量 问：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接受联合体的项目，采购人是否可以限制联合体的组成数量？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是否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 答：接受联合体的政府采购项目，采购人可以对联合体的成员数量上限在采购文件里事先做出规定，但不可以明确规定联合体的成员只能有多少家，更不能强制供应商组成联合体。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这与《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供应商参与同一合同项下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限定并不矛盾，原因在于联合体是一个供应商身份。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在实务操作中执行该规定要把握两个要点：一是不同的供应商（包括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可以自愿组成一个联合体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这是供应商自己的权利，供应商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采购人不能强制要求。二是联合体的组成数量是两个以上（包含两个），到底由多少个组成，也应由供应商根据情况自己确定，但这里有个前提，就是采购人在采购文件里没有规定联合体成员的数量上限。如果采购人规定了联合体成员的数量上限，拟组成联合体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把联合体成员的家数控制在上限以内。 联合体成员过多，不仅对项目实际执行无益，也会给采购人后期项目管理带来较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实务中，不少采购人设定联合体成员家数的上限，这样做很有智慧，法律上也是允许的。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设定联合体成员数量上限和限定供应商数量的概念上有交叉，但不完全等同。比如，采购文件规定“只能由三家供应商组成联合体”和“联合体成员家数上限为三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制约力度也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有违法律“公平、公正”原则，后者则是合理限制，符合法律精神。  

——党领导文艺百年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启示   李  屹   核心阅读 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事.........向，才能科学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文艺的根本问题，为文艺随时代而进步提供不竭动力。 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文艺在社会发展进步中的独特价值和重要作用 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如火如荼的和平建设时期，党都注重用文艺的方式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砥砺奋斗。在革命战争年代，文艺战线鼓舞人民斗志，振奋民族精神，昭示光明前途，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国家工作大局中统筹考虑文艺事业，最大限度地发挥文艺的功能作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把文艺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范畴之中。不同文艺领域、不同艺术门类千帆竞发、争奇斗艳，在大潮奔涌的改革年代取得了丰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从时代进步中汲取力量，在守正创新中展现担当，电视纪录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等充分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奋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电视剧《山海情》、电影《十八洞村》、河北梆子《李保国》等倾情书写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坚信爱会赢》《大爱苍生》等歌曲以及“为天使造像”重大摄影工程，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持。历史昭示我们，党领导文艺的一百年，是文艺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鼓与呼的一百年。只有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大局，才能准确把握文艺工作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主题，切实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始终坚持以创作为中心环节，推动文艺在繁荣发展中勇攀高峰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党在领导文艺的百年历程中，始终把推动创作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引导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潜心创作。歌剧《白毛女》、豫剧《朝阳沟》、话剧《龙须沟》、电影《开国大典》、小说《平凡的世界》、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油画《父亲》、电视剧《渴望》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充分展现革命者的热血、建设者的坚韧、改革者的勇气、奋斗者的激情，有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中国文艺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艺事业格局一新、境界一新、气象一新，进入新的创作丰收期。电视剧《觉醒年代》《鸡毛飞上天》、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流浪地球》、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话剧《谷文昌》、歌剧《沂蒙山》、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经典咏流传》等，以符合时代审美需求的艺术形式，反映出新时代中国文化创新创造的能力和水平。历史昭示我们，党领导文艺的一百年，是引导文艺发时代之先声、写人民之史诗的一百年。只有坚持引导和推动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心无旁骛、精益求精搞创作，才能让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开出更加鲜艳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始终坚持加强文艺界人民团体建设，充分发挥文联组织在行业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文联组织是贯彻落实党的文艺理论方针政策的重要人民团体，在团结文艺工作者方面承担重要职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于苏区、解放区的文艺团体，直接设置文艺组织的领导机构；对于“左联”等其他地区的文艺组织，则通过设立派出机构、加强统一战线等方式进行领导。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平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队伍首次胜利会师，中国文联应运而生，翻开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新篇章。从那时起，文联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日益成为我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联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突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聚焦主责主业，推进深化改革，强化基层基础，变思维、换思路，调机构、转职能，不断增强组织活力、向心力、吸引力和行业影响力。历史昭示我们，党领导文艺的一百年，是我国文艺组织和团体不断发展壮大的一百年。只有聚焦“做人的工作”，按照中央赋予的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等基本职能，有序推进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升文联组织的行业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彰显文联组织的生机和活力。 始终坚持尊重文艺规律，不断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是党长期坚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文艺领域，党始终强调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领导文艺，不断在文艺实践中探索推进关于文艺创作生产、传播消费、欣赏审美、评论评价以及行业管理等问题的认识，从而深化对文艺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一手抓创作、一手抓评论”等文艺理论方针政策，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习近平总书记还围绕文艺与时代、当代文艺与文化传统、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市场、从艺与修德、党的领导与文艺发展等方面作出许多重要论断，开辟了党对文艺规律掌握和运用的新境界。历史昭示我们，党领导文艺的一百年，是不断破解文艺发展密码，推动文艺沿着正确道路健康发展的一百年。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并深刻把握文艺发展规律，才能推动文艺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向前迈进。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发出的伟大号召，从党领导文艺的百年历程中汲取力量、增长智慧，总结好、继承好、运用好、发展好成功经验，更加自觉地坚持党对文艺的全面领导，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满怀豪情地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 人民日报 》（ 2021年07月27日 20 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政策法规   财政部修订印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为加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9%，较上月微落0.1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上，制造业延续稳定扩张态势。     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业PMI分别为51.7%和50.8%，比上月回落0.1和0.3个百分点，均高于临界点；小型企业PMI为49.1%，比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51.9%，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生产保持扩张，但步伐有所放慢。 新订单指数为51.5%，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继续增长。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8.0%，比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降幅收窄。 从业人员指数为49.2%，比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较上月小幅改善。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47.9%，虽比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但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继续放慢。 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解读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微落0.1个百分点，继续位于景气区间，制造业保持平稳扩张。本月主要特点：  一是供需两端一降一升。生产指数为51.9%，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近期部分企业生产活动受到芯片、煤炭、电力供应紧张以及设备检修等因素影响，生产扩张放缓。新订单指数为51.5%，比上月小幅上升0.2个百分点，反映市场需求保持增长。本月各行业表现差异较大，纺织服装服饰、医药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位于56.0%及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且高于上月2.0个百分点以上，产需增长较快。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两个指数均降至临界点以下，行业景气水平下降；汽车制造业两个指数连续两个月位于收缩区间，“缺芯”等因素给行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二是进出口指数有所下降。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1%，低于上月0.2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国外订货量回落，其中农副食品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低于43.0%，回落幅度较大。进口指数落至临界点以下，为49.7%，低于上月1.2个百分点，反映制造业生产用原材料进口量较上月有所减少。  三是价格指数高位回落。近期出台的一系列“保供稳价”政策效果显现，制造业价格快速上涨得到初步遏制。本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由升转降，分别为61.2%和51.4%，低于上月11.6和9.2个百分点。从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看，除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继续攀升外，其他行业均明显回落。从出厂价格指数看，大部分行业均有不同程度回落，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下降幅度较大，均落至收缩区间；但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仍高于70.0%，产品出厂价格继续上升。  四是不同规模企业PMI总体稳定。大、中型企业PMI分别为51.7%和50.8%，低于上月0.1和0.3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小型企业PMI为49.1 %，高于上月0.3个百分点，虽仍位于收缩区间，但景气度有所改善。  五是消费品制造业景气度上升。受市场需求回暖及年中促销活动等因素带动，本月消费品制造业PMI升至近5个月以来的高点，为52.2%，高于上月1.6个百分点。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3.9%和54.6%，高于上月1.0和3.5个百分点，行业生产和需求扩张加快。 （信息来源：摘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专题研究   供应链“链主”企业招标中的分包机制设计 姜爱华 胡畅 “十四五”规划提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要实现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规划同时指出，要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2021年3月18日，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在第十三届国际跨国公司领袖特别圆桌会议上提出,“十四五”期间将发挥优质企业的作用，培养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从目前的招投标制度来看，采用招标方式寻找优质大型企业链主，并通过“链主”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分包组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不仅有利于带动大中小型企业协同发展，更有利于维护产业链安全。但当前我国招标投标中有关分包的法律制度规范并不完善，对于采购方、“链主”企业及分包商的权利及义务规定存在空白，国际公共采购规则以及国外的相关实践经验或能为我国供应链“链主”企业招标中的分包机制设计提供一定的思路。 一、当前我国有关分包的法律规定 当前我国有关招投标分包的法律规定主要有《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以及《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等。 《招标投标法》对分包的条件、投标人的义务、分包商的资格条件及义务、违反分包规定的处罚四个方面进行了规定。关于分包条件，《招标投标法》规定中标人进行分包的项目只能是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且分包需要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招标人同意。关于投标人应履行的义务，《招标投标法》规定，如果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载明的项目实际情况，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进行分包的，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载明，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标人负责。关于分包商的资格条件，《招标投标法》规定“接受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这里的“资格条件”主要指《招标投标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分包商的义务为不得对承接的分包项目进行再次分包，以及需就分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此外，《招标投标法》还对中标人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或者分包商再次分包的行为应受到的处罚作出了说明。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涉及的分包内容与《招标投标法》中的内容基本重合，并未对“链主”企业及分包商的权责义务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及划分。《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相比于《招标投标法》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新增的有关分包的规定主要是对中标人义务的强调，要求分包必须满足分包条件或者符合分包规定，并且不得转包及违法分包，进而提出了违反上述规定中标人应受到的处罚。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在招投标框架下涉及分包的法律法规较少，且内容相对单薄，《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也并未对《招标投标法》中有关分包的规定作出更为详细的阐述或说明。以上法律规定中对分包的条件、投标人的义务、分包商的资格条件及义务、违反分包规定的处罚的规定不够详尽，相关主体可自由操作的空间较大，这在现实中也容易产生各种纠纷而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如果在供应链“链主”招标中采用分包方式，当前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利于发挥“链主”企业在组链中的主导性作用，不利于构建协同创新、凝聚合力的完整产业链供应链，不利于维护产业链安全。 二、国际规则和国外政府采购法律关于分包的规定 （一）国际规则关于分包的规定 联合国《公共采购示范法》（Model Law）和欧盟“公共采购指令”体系（Directives of EU）对招投标中的分包问题进行了规定［1］，有一定的启发。 关于主承包商需承担的责任，首先是分包意向方面，《2014公用事业采购指令》规定，采购实体可以要求投标人在其投标书中明确其可能打算分包的份额以及向哪些分包商进行分包。《2014公共部门采购指令》对主承包商与分包商承担连带责任机制进行了规定。其次是提供分包商信息方面，《2014公共部门采购指令》规定了主承包商应向采购方提供分包商相关信息的时间点，并规定了信息包括的范围、信息应放置的合同位置、信息变更的处理等。最后是保密性方面，《公共采购示范法》规定，承包商需满足采购主体提出的保密要求，而且承包商需确保分包商也遵守保密要求。 关于分包商需承担的责任，《公共采购示范法》指出，分包商需遵守保密要求，《2014公共部门采购指令》指出，分包商应提供认证及支持性文件等，《2014公用事业采购指令》对分包商在环境、社会和劳动法律等方面义务的履行、分包商信息提供的责任安排作出了规定。关于分包商责任履行的监督，《2014公共部门采购指令》规定，由国家的职能当局采取一定措施来监督分包商自身义务的履行。 关于对分包商及主承包商权利的保障，主要涉及合同款的支付方式方面。《2014公共部门采购指令》规定，采购文件中应当对支付方式作出有关规定，欧盟成员国可以应分包商的申请以及合同的相关内容将相应合同款项直接转账给分包商。第71条第7款指出，欧盟成员国可以在国内进一步规定是否可以不需要分包商提出请求而对其直接进行合同款的支付。《2014公用事业采购指令》也指出，采购实体需在采购文件中作出与支付方式有关的安排。 （二）国外政府采购法律关于分包的规定 随着国际政府采购规则对分包的规定逐渐细化，各国也在招投标分包规则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对于分包的条件，意大利在2016年颁布的50号法令中加入了新的要求，限制了主承包商对项目进行分包的条件，包括分包额占合同总价值的比例、需先得到缔约机关的授权、分包合同的效力需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等。对于投标人的义务，意大利50号法令中指出，投标人应在其报价中详细说明其打算分包给第三方的合同份额、分包商的名称，并说明分包的必要性。 在对分包商权利的保障方面，英国2015年制定的《公共采购法规》（The Public Contracts Regulations），简称PCR，规定了采购机关可要求主要承包商将合同详情页提供给分包商，使分包商更为便捷地获得合同信息，并且规定了采购机关偿还合同款的期限，以加速分包商的现金流运转。 当前国际规则和国外政府采购法律关于分包的规定主要涉及分包的条件、主承包商与分包商需承担的责任、对分包商责任履行的监督以及对分包商和主承包商权利的保障几个方面，相较于我国招投标法律法规中对于分包的相关规定更为全面细致。此外，国际规则和国外政府采购法律在对主承包商及分包商责任进行划定及监督的同时，还关注对其权利的保障，注重主承包商与分包商权责对等机制的构建，这对供应链“链主”招标中的分包机制设计十分具有参考意义。 三、“链主”企业招标分包机制设计 如前所述，当前我国有关招投标分包的相关法律规定仍然不尽完善，若要在供应链“链主”招标中允许分包，需要针对我国当前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借鉴有关国际经验，结合产业链供应链的特点，提出完善链主企业招标中分包机制设计的具体建议。 （一）强化“链主”企业在分包中的主体权利及责任 一方面，从“链主”企业在分包中的责任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链主”企业应履行义务的规定仅限于“在投标文件中载明拟在中标后进行分包”及“就分包项目向招标人负责”。就供应链“链主”企业承担的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对供应链补短板锻长板、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等政策性功能来说，目前的相关规定显然是不够完善的，需进一步扩展及细化。国际规则及国外政府采购法律对主承包商的责任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包括在投标文件表达具体的分包意向、提供分包商信息的具体规范及保密性等，我国可参考国际经验对承包商的责任及义务提出进一步的规范要求。 一是在项目投标时，“链主”企业应在其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其分包意向，包括计划分包给第三方的合同份额、分包商的名称，并说明分包的可行性。在选择分包商的过程中，“链主”企业应参考招标人的意见，共同制定分包商的遴选标准。在确定分包商后，“链主”企业应按照规定的时间向采购方提供最终确定的分包商信息，且提供的分包商信息应合乎规范、在信息变更时依照相应规定进行处理。二是在具体承担项目的过程中，“链主”企业应对自己承担的核心项目负责，保证项目质量，对项目相关信息保密。同时，“链主”企业对分包商负责的项目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并确保分包商也遵循相应的保密规范。 另一方面，从“链主”企业在分包中的权利来说，当前国内相关法律规范对供应链“链主”企业没有过多涉及权利的表述。国际规则以及国外法律法规中涉及主承包商的权利主要是合同款支付方面，要求“采购实体应在采购文件中作出与支付方式有关的安排”。而现有法律体系中对于供应链“链主”企业的权责要求不对等。对于供应链“链主”企业来说，其在承担项目以及分包过程中除需承担自身核心工作的风险以外，还需要对分包项目承担责任，激励优质大型企业入场。承担“链主”企业角色需要重点解决权责对等的问题，对供应链“链主”企业赋予更多权利。比如，可以在分包商的实际选择上给予“链主”企业一定话语权，以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已有的一些优质分包商的合作资源。再比如，在合同款项的拨付上，要有具体的实施办法，包括拨付的方式、时间、条件以及款项在“链主”企业及分包商之间的划分等等，保障“链主”企业取得项目报酬的合法权利并促进其资金运转。 （二）分包详细规则“前置” 当前我国有关分包规则的法律规定较少，仅涉及分包条件，设置的分包的条件也较为宽泛，仅规定中标人进行分包的项目需为“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且分包需要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招标人同意”。国外法律法规对于分包条件作出了更多的限制，包括分包额占合同总价值的比例、需先得到缔约机关的授权、分包合同的效力需在招标文件明确规定等。今后的分包机制设计中，采购方需在招标文件中对分包作出详细规定，包括分包的条件、涉及分包商评选及支付的相关事宜、“链主”企业及分包商的责任划分等，将分包详细规则尽量前置，促进整个项目的分包及运转更高效地进行。 首先是分包的条件，招标人应对允许“链主”企业进行分包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进行更清晰的说明、界定及划分，并对“允许进行分包的金额占总项目金额的比例”作出规定。其次是涉及分包商评选及支付的相关事宜，包括分包商的资质要求、分包商的推荐名单、“链主”企业提供分包商信息的规范、分包商的具体评定方式、对“链主”企业以及分包商的合同款支付方式等。最后，由于“链主”企业及分包商共同承担招标项目，对项目负责，对于“链主”企业及分包商的责任划分也应列入招标文件，包括具体的项目责任划分；分包商出现问题，“链主”企业需承担怎样的连带责任等。只有在招标文件中就对“链主”企业及分包商划分规范清晰的责任关系，“链主”企业及分包商才能更好地评价项目参与风险、权衡是否进入招标项目，项目的开展、合作及监督也才能更好地进行，供应链才能良性发展。 （三）分包中充分体现对“创新”的考量 “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并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供应链“链主”招标的实质目标是通过优质“链主”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为国家构建创新产业体系助力。因此，供应链“链主”招标的分包模式需在分包商的甄选标准中特别体现对创新性的要求。一是招标文件对于分包商的评定方式部分需体现创新要求。在评审专家选择上，应特别选取具备企业技术创新相关知识的专家，并提醒专家对于分包商的创新性有额外要求。二是“链主”企业应将对分包商的创新方面的要求纳入考量范围，并在相关文件中进行说明，如对专利等方面划定具体的衡量标准及加分规则，对于创新型企业进行一定的倾斜。三是具体评选分包商时应要求分包商提供能证明自身创新性的相关文件。 （四）强调分包商遵守保密义务 我国目前的招投标法律体系对分包商的保密义务没有过多要求，国际规则中则提出分包商需遵循保密义务。供应链“链主”招标具有项目体量较大、“链主”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重要等特点，故相关的招标人信息、项目资料、技术研发信息、“链主”企业信息及供应链成员信息等均属于机密信息［2］。供应链“链主”模式下的分包商通常为中小企业，可能在信息处理操作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因此需特别强调分包商对于保密义务的遵守。项目开始前，分包商需签订保密协议，保密协议需就项目保密信息的类型、内容及范围、保密程度、责任与义务、保密期限、违约责任等作出规定。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招标人与“链主”企业需对分包商保密义务的遵守进行监督，可建立对分包商的信息泄露识别机制，一方面通过感性认识和历史经验对分包商的泄密进行识别，另一方面通过对各种客观的资料和有关记录分析、归纳和整理,必要时辅以专家咨询,找出分包商存在的各种明显和潜在的信息泄露风险并进行及时预防［3］。 （五）强化招标人对分包企业的延伸监督 关于对分包企业的监督，当前我国招投标法律法规中仅对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行为应受到的处罚作出了说明，但并未指明具体的监督方。国际法律体系中规定由“国家的职能当局采取一定措施来监督分包商自身义务的履行”。分包商处于供应链的末端环节，由于远离招标人而容易游离于监管之外。因此，针对分包商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对分包商招标完成后的项目开展尤为重要。对分包商的监督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链主”企业对分包商的监督。二是国家机关对分包商的监督，可以构建巡察、纪检、监事、监察、审计、法律协调联动的工作体系［4］，并对分包商制定规范制约的标准、细则、违章处理办法等对其进行监督。三是招标人对分包商的延伸监督。 其中，招标人对分包商的延伸监督需格外强化，一是因为分包商的工作效果直接影响招标人的项目质量，两者具有直接利益关系。二是因为招标人对于项目的相关要求有着最清晰的把握，监督成本相对国家机关来说较小。三是由于供应链中“链主”企业自身作为项目的承包者，需要保证其自身所承担的项目工作的质量，对于分包商的监督可能会有疏漏之处。因此，招标人对分包商具体的监督措施可以在“链主”企业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例如，招标人可以按经审查批准的分包计划和资质报审文件，对分包商的安全管理情况进行动态核查，定期组织开展分包检查，及时纠正违反规定的行为。再比如，对管理水平低、人员素质差、不服从管理的分包商，依据有关法律文件和合同，责令其整改或停工整顿，直至解除合同，并追究其违约的相关责任等等。 参考文献： 姜爱华.招标投标采购的新趋势及启示——来自国际采购规则修订的经验[J].招标采购管理,2018(09):22-23. 欧阳婷.浅议分包工程合同与分包工程管理[J].工程建设与设计,2019(14):238-239. 董绍辉,西宝,田丽娜.供应链信息泄露途径及其防范措施[J].商业研究,2009(12):49-51. 段利均.供应链信息协同中信息安全概述[J].信息与电脑(理论版),2019(06):197-198. （转载自《中国招标》杂志）     国际动向   我国向世贸组织提交对参加方关于我国加入GPA有关问题清单答复 2021年6月1日，财政部经由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向世贸组织秘书处提交了我国对欧盟和澳大利亚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GPA）第7份出价以及政府采购国情报告（2020年更新版）问题清单的答复，表明了我国愿意尽快加入GPA的立场和决心。本次答复的问题中，欧盟问题清单涉及出价问题共43个，涉及国情报告问题共36个，澳大利亚问题清单涉及出价问题共16个。 （信息来源：财政部网站）     采购问答   【编者按】部系统单位如在政府采购实务中遇到疑难问题，可将具体问题发送电子邮件至本刊编辑部（邮箱：zbzxzhc@miitcntc.org.cn，来信请注明单位名称），本刊将邀请政府采购领域专家在本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本期答疑专家：《中国招标》杂志社社长  张松伟   竞争性磋商文件澄清的时间为多久 问：2014年12月31日发布的《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和2015年7月17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对于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就已经发出的竞争性磋商文件澄清的时间、更正的时间要求不一致，一个是5日，一个是3个工作日，实践中该如何执行? 答：按照《立法法》关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出现不一致时的适用规则，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但现实的问题是：在本问题当中，二者相比，财库〔2014〕214号文属于旧的特别性规定，财库〔2015〕135号文是新的一般规定。根据《立法法》第95条规定，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一致时，由有关机关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作出裁决：(一)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 目前，财政部并没有就这一问题出台裁决文件。实务中，针对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就已经发出的竞争性磋商文件进行澄清、更正的期限，是5日还是3个工作日的问题，相关的质疑、投诉已经出现。 面对这个问题，由于上述原因，自然是双方各执一词，业界专家、监管部门的执法者也是看法不一，相互很难说服。因此，在财政部做出裁决文件之前，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根据采购项目具体情况，在5日和3个工作日之间选择时间较长的一个期限来执行。   单一来源采购如何编写协商记录 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编写协商记录是必须的吗？如何编写协商记录？ 答：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采购，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必须编写协商记录，这是《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第42条提出的强制性要求。实务中，很多采购人因为少了这一程序而被审计部门问责。 如何编写协商记录呢？首先，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财政部74号令第41条的规定，组织具有相关经验的专业人员与供应商商定合理的成交价格，并保证采购项目质量。专业人员从哪里来呢？是否需要组建一个协商小组呢？财政部74号令没有明确规定，按照行业习惯，比较好的做法是组建一个三人以上（如果项目所涉及的专业领域专家确实比较少，三人以下也符合要求）的协商小组。专业人员的资格条件应当满足《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2016〕198号文）关于评审专家的相关要求，可以从省级以上评审专家库里随机抽取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专业人员，也可以由采购人自行选定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采购人内部如果有懂行的人员，也可以作为专业人员加入协商小组。 协商小组应当根据项目需求，认真和供应商就项目的技术、商务、价格等关键合同条款进行协商，并编写协商情况记录。协商记录按照财政部74号令第42条要求，至少应当包含四方面内容：（一）公示情况说明（如有）；（二）协商日期和地点，采购人员名单；（三）供应商提供的采购标的成本、同类项目合同价格以及相关专利、专有技术等情况说明；（四）合同主要条款及价格商定情况。 单一来源由于缺乏竞争性，协商小组人员的专业素质直接决定成交价格以及商务条件是否合理。因此，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在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时，务必组建真正懂行并谙熟谈判技巧的协商小组。其中，关于价格的协商，应当着重考量供应商标的物的成本和以往同类项目成交的合同价格，并结合本项目的政府采购预算进行。 协商情况记录应当由采购全体人员签字认可。对记录有异议的采购人员，应当签署不同意见并说明理由。采购人员拒绝在记录上签字又不书面说明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为同意。      

2021年6月21日，夏至，太阳直射北回归线。 这一天，首批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项目在沪深证券交易所挂牌，中国REITs市场由此正式诞生。无论是在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长河中，还是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史上，这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一天，也将永久记录在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史册上。 事非经过不知难。从本世纪初的研究探索，到首批公募REITs产品的面世，其间坎坷曲折、风云变幻。多少人为之呼吁呐喊，多少人为之苦苦求索，多少人为之衣带渐宽，多少人为之痴心不改……九单基础设施REITs产品的呱呱坠地，是所有曾为中国REITs付出过努力的各界人士共同的心血结晶，也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与致敬！ 阳光总在风雨后。从2018年6月21日召开首次基础设施REITs座谈会，到2021年6月21日首批REITs产品挂牌，整整三个寒暑、1096天。难以忘怀的，是领导们的支持与肯定、鞭策与担当；记忆犹新的，是工作组奔赴各地的调研与座谈，是对试点文件字斟句酌的起草与完善；历历在目的，是专家们评审项目时的严格认真，是对申报材料的披沙沥金……基础设施REITs试点初战告捷，既来自于制定政策、审核项目时的缜密与严谨，更来自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信心与勇气。 一石激起千层浪。基础设施REITs试点政策的出台，引发了高度的社会关注和强烈的市场反响，众多原始权益人、基金、券商等积极投身到这一洪流中来。他们是传播者，从理论到政策，边认真学习、边大力推广；他们是探路人，纵使前路崎岖，毅然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他们是“许三多”，尽管困难重重，决然不抛弃、不放弃，用热诚、智慧和执着去化解……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批矢志不渝的同行者，基础设施REITs之花才能最终绽放。 三年再回首，感慨良多。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在沪深证券交易所的REITs钟声敲响之时，谨向关心、参与、支持中国REITs的所有人，致以崇高的敬礼和深深的谢意。 作为中国REITs试点的参与者之一，既深知其破土而出的来之不易，更深感其未来发展的任重道远。如何把握借鉴国际经验和坚持中国特色的关系？如何实现实体经济和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如何处理基础设施商业价值和公共利益的对立统一？如何构建符合国情、成熟稳定的中国REITs制度体系？如何促进REITs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维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一系列的焦点、难点问题，既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解决，亦需要静下心来，钩沉稽古，发微抉隐。 因此，不揣浅陋，萌生了写作本书的想法。经与业内人士交流探讨、集思广益，本书的定位逐渐清晰，内容日趋丰满。讲述中国REITs故事，体现中国REITs特色，发掘中国REITs价值，是本书的基本定位，也是本书独出机杼之处。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帮助读者了解中国REITs的来龙去脉、知晓中国REITs的政策要义、掌握中国REITs的操作方法、理解中国REITs的行业特性、洞悉中国REITs的投资策略、借鉴中国REITs的成功经验。本书的酝酿，始于去年仲夏，执笔写作之日，正是REITs试点快速推进之时，相关内容根据试点进展情况及时补正完善。历经近一年的雕琢打磨，希望呈献给读者的，是一本既有宏观视角的高屋建瓴、又有微观层面的条分缕析，既有严肃认真的专业论述、又有浅显易懂的解释说明，紧贴时代、内容鲜活的诚意之作。 爱好由来落笔难。所幸的是，有众多中国REITs的一线参与者加入进来，在REITs的理论研究、政策制定、行业监管和市场实践等方面，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饱含对REITs的挚爱与情怀，他们克服繁重的日常工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资料、撰写文稿、精心修改、字斟句酌。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共同创作的成果。谨向参与本书写作的所有人员，表达最衷心的感谢。 今年春节七天假期，每天都在办公室度过，对书稿进行修改核校。在此过程中，深深感到，尽管作者们付出了巨大心血，但由于中国REITs刚刚起步，也由于水平和资料有限，遗憾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与谅解。另外，全书基本定稿于今年5月底，此后的一些重要进展未能在书中呈现，也是一个小小的缺憾。 中国REITs的推进和本书的写作，也让我与北大光华再续前缘。1985年，有幸进入北大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学习，厉以宁老师是我们的系主任，他在迎新会上的谆谆叮嘱仿佛就在昨天。当年的经济管理系，演变成了今天的光华管理学院。这次研究探索REITs的过程中，又与光华紧密合作，得到了刘俏院长、张峥副院长的大力支持。一塔湖图，永驻心间。 当年燕园读书时，厉以宁老师大力倡导企业上市股份制改革，而今已硕果累累。今日，被称为资产上市的REITs刚刚破土，祝愿它能茁壮成长，早日枝繁叶茂。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上REITs之路。 期待着REITs的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韩志峰，为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   来源：新华财经客户端

一、引言 2020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证监发〔2020〕40号，下称“40号文”），明确在重点领域以个案方式开展基础设施REITs试点。 2020年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投资〔2020〕586号，下称“586号文”），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REITs正式启动。可以说，这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40号文发布后，笔者组织十几个业务相关弟子研讨后于2020年5月21日书面答复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REITs试点的四大类十几个问题的函询，并在2020年6月4日参加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证监会联合举行的研讨会后于2020年6月9日在“清华PPP研究中心”公众号上公开；2020年5月9日在财政部PPP专家群专题研讨REITs时，笔者也表达了对40号文的一些理解（见财政部PPP中心公众号“道PPP” 2020年5月26日报道）。 （1）基础设施REITs对发起人（原始权益人/原投资者）、机构和散户投资者、基金管理人、运营商、咨询机构特别是律师事务所等都有业务机会，但短期内很难有量，而是改革的意义重大，是我国基础设施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如果通过REITs试点，消除有关障碍并实施成功，可期望长期逐步稳健发展。 （2）基础设施REITs除了对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有巨大好处，对相关项目的投资者特别是工程企业投资者也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是滚动发展，通过建设（新增项目）/收购（存量项目）→培育项目→发行REITs→回笼资金再投资于新建或存量项目，甚至可以“跨区域、跨行业使用”，提高投资效率，实现转型升级与扩大市场。二是5年后可能实现出表，降低负债率，满足国资委等要求。 （3）REITs的重要成功要素类似于工程建设中的“人、机、料”：“人”即能力，特别是运营商和基金管理人的能力；“机”即资产，指项目的合规性、股权和收益权（而不仅仅是片面的资产所有权）；“料”即现金流，核心在对项目的收益/现金流的评估（而非片面的资产评估，因为基础设施的特性如公共性和垄断性等）与保证、税负中性（而非税收优惠，因为我国对REITs还没有税收优惠政策）、项目的增值收益（但基础设施的特性使其很难有类似于商业房地产的增值收益）。 （4）资产估值正常或偏低但运营收益/租金正常或偏高（目前国内多数固定资产估值偏高，但运营收益或租金偏低）的项目比较适合REITs，故建议重点关注三类基础设施项目：一是使用者付费（或穿透看是使用者付费）如路/桥/隧/水/电/气等传统类项目；二是集成开发相关的如仓储物流、产业园区等项目群类的；三是新兴但发展前景好的如信息（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与融合（智能交通/能源）等新基建类项目。 现在586号文发布了，笔者上述两文中的观点基本上得到了政策的验证。586号文的出台，业界肯定会有很多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笔者也凑个热闹，但因为笔者是学术界专门研究PPP的，故下面仅从PPP相关理念/国际惯例再谈谈笔者对586号文的几点看法。 行文逻辑与主要内容是，先回顾PPP项目的四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原则和六大方面的重要评估内容，进而提出PPP基础设施REITs要维持之前PPP项目各相关方之间的公平，再强调基础设施REITs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是项目的合规与现金流，最后指出586号文中对这些重要因素的考虑和体现。 观点总体保持中立，但毕竟PPP是提供公共产品，故个别观点可能稍微偏向政府和公众，不一定全部正确，仅供参考，目的是希望读者兼听，促进思考和理解政策，以利于基础设施REITs试点项目的成功和后续基础设施REITs的可持续发展。 二、PPP项目的核心原则和重要评估内容 因各国国情不同，各国的PPP定义和内涵、应用目的和范围、相关制度、法规政策和实施流程等也不同，但学术界和国际多边机构的基本共识是真正的风险分担、明确的产出要求、全生命期绩效、支付与绩效关联这四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原则，笔者之前也一直在宣传（如《清介有守王守清：PPP四原则、五“步”曲、六评估》）。 其中，对政府和公众最重要的是全生命期绩效：①强调投资者要全过程集成，包括设计、建设、融资（含再融资）、运营，提高整体和全过程效率；②强调投资者单点对政府负责，即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发挥能动性和创造力，责权利匹配；③项目建成后的再融资和（有形/无形）资产交易（如变更股权、变更贷款、实施ABS和/或REITs等），都必须保持PPP合同原来的责权利公平，特别是再融资和资产交易的发起人不能损害政府/公众/债权人的利益。 为了实现PPP的上述核心原则，实施PPP项目一般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评估（各国的具体评估方法和要求会有些差异，但核心内容类似）：①法律法规政策的合理性；②项目的可行性（比传统模式的可研更广，如还有财务、合同和社会等可行性）；③项目的可融资性和可交易性；④政府或公众的可负担性；⑤项目的可交付性；⑥项目的可监管性。 其中，与REITs最相关且最重要的是项目的可融资性、可交易性和可交付性，即投资者有能力管控全过程并对政府和债权人等负责；若经政府和债权人同意，通过再融资和交易转移出去了某些责权利（如发行REITs），那受让方就必须承继相应的责权利。 三、PPP基础设施REITs要维持各方之间的公平 PPP项目建成后，建设风险得到释放，特别是运营稳定后，可预测性（含项目现金流等）提高，整体风险降低，增强了潜在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信心，原投资者进行再融资（含REITs，下同），有利于发展二级市场、吸引更多机构和散户投资者参与、促进融资渠道多元化、降低融资成本，让原投资者腾出资金实施更多项目、提高资金流动性和使用效率等。 因此，基础设施REITs非常必要，而且，如果项目选择适当（这是REITs最重要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可行和有意义的，如引言中所述。 但是，由于PPP项目的公共性，其再融资应受约束，需经政府（代表公众）和债权人同意，最好不能让投资者完全退出，如果完全退出，则要求受让方完全承继原投资者的责任，否则，项目再融资后若出问题将很难找到责任方并进行有效问责，容易造成原投资者投机、政府打PPP旗号上不该上的项目，或者不合适的项目发行REITs，损害政府、公众和债权人的利益，对REITs的机构或散户投资者也不利。 其实，再融资主要应是债权变更，原投资者用更便宜的贷款去取代之前更贵的贷款，降低融资成本；REITs则主要是股权变更，原投资者找新的机构和散户投资者购买其股权，套现/融资以实施其他项目。 因为PPP项目再融资是投资者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去建设并利用建成的设施去盈利，所依赖的是公共产品，所以，不管是债权变更还是股权变更，若原投资者因此有额外获利，都应与政府分享，这已是国际惯例。而且，股权变更特别是原投资者股权退出则应受政府更严格的限制和监管，以避免上一段末所述问题。 当然，股权变更和退出要区分阶段和原投资者是否实质控制股东，如建设期的施工承包商股东、运营期的运营商和设备供应商股东的退出必须受约束：①股权锁定期，不同类型项目锁定期不同；②必须获政府和债权人同意，或满足PPP合同与贷款合同中约定的前提条件；③要审核受让方能够承继原投资者的责任，并区别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后者比例应有上限）；等等。 总之，要防止聪明人（原投资者/基金管理人等）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制度不完善等对不够聪明但可能想贪便宜的特别是散户投资者玩“击鼓传花”，让政府和公众承担本已转移给PPP项目原投资者的风险，在国内目前金融体系不够成熟、信息不够透明、操作不够规范、监管不够实时、违规成本不高时很容易出现的短期行为。 而政府要牢记的是，不管是PPP项目原投资者的主动再融资还是被动再融资，只有不会对项目或政府或公众造成负面影响前提下，才能同意原投资者的再融资（含REITs）。 综合上述PPP理念和国际惯例，并结合我国有关政策，下面再强调与PPP基础设施REITs直接相关的几条原则和底线：①不能违反资产交易监管要求，特别是涉及新建项目中的国有股份、国有存量项目的；②不能变相逃避招标采购要求，即PPP中标后原投资者股权转让或退出要受约束，不是说不能转让或退出，而是说必须经过政府和债权人同意；③不能让项目出现问题特别是其运营阶段，故要么限制原实质控制投资者的退出，要么让受让方承继原投资者的责任，出现问题则必须按相关法规政策与合同进行惩罚。 四、REITs项目的合规与现金流的重要性 因为PPP项目合同期长，不确定性大，相关方多，特别是涉及强势且可能不守信用的政府和“光脚不怕穿鞋”的公众用户，故PPP项目特别是国际PPP项目多是基于（有限追索）项目融资，以让投资者把项目的风险与其母公司隔离。 除了法律、金融、信用、担保等体系和区域经济与行业发展等宏观因素，在项目层面，PPP项目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①项目现金流、项目资产与合同权益；②投资者能力，不仅仅是建设能力，更重要的是运营和集成优化能力；③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对各方责权利特别是风险公平分担的合同安排；等等。 上述这些因素都在586号文中有反映，也是前面各节所述有关原则和要点的具体体现。例如，为了保证项目现金流，586号文第三条强调REITs项目“聚焦重点区域”（符合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第四条强调“聚焦重点行业”（补短板和新基建，后者主要是考虑其增长性、使用者付费和创新性等），第五条“鼓励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高科技产业园、特色产业园”（集成创新开发，第十四条第3款明确对“需以打包后项目整体收益进行判断”），都是为项目现金流进行铺垫。 而第九条则明确要求“现金流持续稳定且来源合理分散，投资回报良好，近3年内总体保持盈利或经营性净现金流为正”，并用了一个新指标“预计未来3年净现金流分派率原则上不低于4%”；第十八条第3款还进一步明确“收入来源以使用者付费为主”（包括按照穿透原则实质为使用者付费的，如虽然有时体现为政府付费，但本质还是使用者付费的水/电/气等PPP项目），含PPP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地方政府补贴。 但586号文未明确使用者付费的比例，故有一定灵活性（征求意见稿是80%以上，笔者在答复函询和研讨会上建议，试点项目不宜一刀切，可先定50%～70%作为底线，并依不同行业、项目类型、所处市场、产权特征、政府信用、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和运营商的信用和能力等微调，试点成功后再分别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作为获得项目现金流的基础，REITs发起人需“依法合规拥有项目所有权、特许经营权或运营收费权”，586号文第七条就明确了这一点。注意其中的“或”，这是考虑到基础设施产权一般是国有，投资者仅需拥有能够带来现金流的运营收费权即可，不一定要拥有所有权。 另外，PPP项目公司的股权一般比较分散，往往同时有地方政府/政府方股东、社会资本投资者（往往是联合体）含财务投资人等多方持股，且社会资本转让股权通常在PPP合同与贷款合同中受到股权锁定期或转让前置审批要求的限制，故40号文中要求100%的股权转让，以及586号文第七条“相关股东已协商一致同意转让”、第二十三条“涉及国有资产转让的项目，应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 PPP项目的股权转让，应获得合作政府方的同意”等，可能会存在实操层面的一些障碍，会使得适合REITs的项目减少。不过作为试点，从严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试点成功后可再酌情放松。 项目和流程的合规，则是上述二者的根本，故586号文中有大量的篇幅强调项目合规情况（第十二条第2款和附件2）并要求提交相关证明（第十二条第3款和附件3），第十三条还要求聘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其实，这些要求除了有利于发行REITs成功、避免后续出现问题和争议，也有利于保护REITs投资者特别是散户投资者（毕竟他们不像机构投资者那样有能力）。 值得称赞的是第十七条第4款还明确“应以手续办理时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国家政策等为依据，判定相关手续的合法合规性”，第十八条第1、第2款以2015年以后批复实施的PPP项目及2015年6月《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等6部委25号令，笔者很荣幸作为领衔专家参与了起草）进行政策的新老划断，但特别强调“通过公开招标等竞争方式确定社会资本方”，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比较，就很难有与传统模式相比的效率提高和物有所值（PPP的核心原则之一）。 第十一条还要求相关方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项目运营期间未出现安全、质量、环保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第十八条第4款要求PPP项目“未出现暂停运营等重大问题或重大合同纠纷”；等等：这些都是要保证项目能合法合规“运营稳健、正常”，保证现金流，保护公众利益，也保护基金管理人、机构和散户投资者。 最后，586号文第八条明确要求“项目运营时间原则上不低于3年”、第九条要求现金流“近3年内总体保持盈利或经营性净现金流为正”也是强调项目现金流。之所以规定最短运营年限要求，主要是因为，按照实践经验，不同类型项目能进入稳定运营所需的时间一般为2～5年，故国家发展改革委、证监会有关PPP项目ABS的发改投资〔2016〕2698号文“建议项目已建成并正常运营2年以上”。 但是从财务角度考虑（本质还是现金流），项目经过3年运营后，就能够更好发现、释放、解决运营初期中的相关问题和风险，确保运营稳定，就会有比较清晰和稳定的财务报表，就可以更清楚地分析项目的运营和现金流情况。 当然，结合具体项目的复杂度和现金流前景，有些项目的最短运营年限可适当缩短，故586号文中加上了“原则上”。例如，如果项目比较简单但市场需求已经培育且有实质证据表明项目前景看好，再加上合同中的有关约定能保证项目现金流稳定甚至有增长，个别项目的最短运营年限就可适当缩短，但需经过一定认定程序。 还要提醒的是，有些特殊行业，如轨道交通对试运营和正式运营的定义与其他行业有些不同，因此，要重“运营”的实质而非用词。   （王守清博士，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高校PPP论坛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A）2021年“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来源：“项目管理评论”公众号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局、着.........、解难题，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宣传思想战线在学习教育中要立足宣传思想工作实际，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把人民立场、人民情怀具体生动地体现到工作的各个方面。 党史学习教育是汲取历史经验、激励奋进力量的深远之谋。今年，我们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一步要迈准迈稳，迈出新气象，迈出新成效。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关键节点学习党史、重温党史，就是要鉴往知来、继往开来，把党的百年奋斗与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贯通起来，深刻感悟我们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历程，感恩先辈先烈的奋斗牺牲，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增添开拓前进的信心和勇气。要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战略考量，准确把握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领悟“国之大者”，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好地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要立足实际，总结经验，注重把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以改革的精神研究问题，以创新的实招破解难题，在守正创新中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根据党中央安排，党史学习教育由中宣部、中组部牵头负责。中宣部将担负起党中央交给的光荣职责，确保学习教育工作扎实有效推进。宣传思想战线要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紧紧围绕党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战略部署，聚焦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把开创工作新局和建强时代新军结合起来，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为奋进新征程、奋斗新时代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来源：《求是》

一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谁？ 真凭实据地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和危害了中国人民的国家的，难道不正是国民党政府吗？这个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十年的内战，将刀锋向着同胞，置一切国防事业于不顾，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东北四省。日本侵略者打进关内来了，仓皇应战，从芦沟桥退到了贵州省。但是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见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案）唯一的证据，就是共产党联合了各界人民创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国解放区。这些国民党人的逻辑，和中国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相同，无怪乎很多问题都讲不通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国民党政府抛弃了从黑龙江到芦沟桥，又从芦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吗？ 第二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解放区战胜了敌伪军长期的残酷的进攻，从民族敌人手里恢复了这样广大的国土，解放了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吗？ 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 国民党政府还经常以“不服从政令、军令”责备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们只能这样说：幸喜中国共产党人还保存了中国人民的普通常识，没有服从那些实际上是把中国人民艰难困苦地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回来的中国解放区再送交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所谓“政令、军令”，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九四一年的所谓“解散新四军”和“退至旧黄河以北”，一九四三年的所谓“解散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四年所谓“限期取消十个师以外的全部军队”，以及在最近谈判中提出来的所谓将军队和地方政府移交给国民党，其交换条件是不许成立联合政府，只许收容几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独裁政府里去做官，并将这种办法称之为国民党政府的“让步”等等。幸喜我们没有服从这些东西，替中国人民保存了一片干净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军队。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庆贺这一个“不服从”吗？难道国民党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将黑龙江至贵州省的广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还觉得不够吗？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欢迎这些“政令、军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欢迎这些东西吗？没有一个不是形式的而是实际的、不是法西斯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联合政府，能够设想中国人民会允许中国共产党人，擅自将这个获得了解放的中国解放区和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交给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政府吗？假如没有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还有今日吗？我们民族的前途还能设想吗？ 内战危险 迄今为止，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３〕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们企图把中国抛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谈判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为着防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无疑地，这项要求是适合时宜的，几个月内，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响应。 关于如何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以及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项问题，我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曾经有过多次谈判，但是我们的一切建议都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国民党不但对一党专政不愿废止，对联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对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务机关，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撤退封锁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等等，也一项不愿实行。就是这样，使得中国的政治关系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之下。 两个前途 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分析看来，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这是一方面，这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我们清楚地懂得，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们同样地懂得，任何困难和障碍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是我们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任务。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方面，是有利于我们和全国人民的。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鉴于世界大势之所趋，中国人心之所向，毅然改变其错误的现行政策，使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使中国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国早日诞生。须知不论怎样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而且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来源：新华网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 　　《十四五规划纲要》共十九篇、六十五章，全文63000余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编制，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小编为招标采购业界同仁梳理了其中涉及政府采购、招投标、公共资源交易、政府购买服务、PPP等相关内容，快来看看吧。 　　一、关于政府采购 　　第五章“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第一节“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明确提出，拓展优化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和激励政策，发挥重大工程牵引示范作用，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创新产品和服务。 　　第四十六章“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第三节“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明确提出，将更多公共服务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加大政府购买力度，完善财政、融资和土地等优惠政策。在资格准入、职称评定、土地供给、财政支持、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等方面公平对待民办与公办机构。 　　二、关于招投标 　　第十九章“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第四节“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明确提出，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破除招投标等领域各种壁垒。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税费优惠和信贷支持力度。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 　　三、关于公共资源交易 　　第二十章“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第二节“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明确提出，发展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完善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 　　四、关于政府购买服务 　　第四十六章“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第二节“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明确提出，在育幼、养老等供需矛盾突出的服务领域，支持社会力量扩大普惠性规范性服务供给，保障提供普惠性规范性服务的各类机构平等享受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第三节“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明确提出，将更多公共服务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加大政府购买力度，完善财政、融资和土地等优惠政策。在资格准入、职称评定、土地供给、财政支持、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等方面公平对待民办与公办机构。 　　第四十七章“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第一节“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明确提出，促进平等就业，增加高质量就业，注重发展技能密集型产业，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扩大政府购买基层教育、医疗和专业化社会服务规模。 　　第四十九章“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第二节“优化社会救助和慈善制度”明确提出，以城乡低保对象、特殊困难人员、低收入家庭为重点，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构建综合救助格局。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 　　第五十一章“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第三节“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明确提出，培育规范化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组织、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加强财政补助、购买服务、税收优惠、人才保障等政策支持和事中事后监管。 　　五、关于PPP 　　第十四章“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第二节“拓展投资空间”明确提出，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规范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健康发展，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 　　第四十六章“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第二节“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明确提出，在育幼、养老等供需矛盾突出的服务领域，支持社会力量扩大普惠性规范性服务供给，保障提供普惠性规范性服务的各类机构平等享受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 　　六、关于药品带量采购 　　第四十四章“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第二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明确提出，推进国家组织药品和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使用改革，发展高端医疗设备。完善创新药物、疫苗、医疗器械等快速审评审批机制，加快临床急需和罕见病治疗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促进临床急需境外已上市新药和医疗器械尽快在境内上市。 此外，第二十章“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第三节“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明确提出，坚持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竞争政策框架，构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环节的竞争政策实施机制。统筹做好增量审查与存量清理，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刚性约束，完善公平竞争审查细则，持续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及做法。第四节“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制定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和失信惩戒措施清单，完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推广信用承诺制度。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公开和应用，推广惠民便企信用产品与服务。建立公共信用信息和金融信息的共享整合机制。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加强征信监管，推动信用服务市场健康发展。加强信用信息安全管理，保障信用主体合法权益。建立健全政府失信责任追究制度。   　　来源：“工信政府采购”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