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蓝皮书《中国PPP年度发展报告》，由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主编，汇集了来自高校、金.........编例 1、每篇平均5000-10000字左右。 2、采用国际通用的编写体例,各章结构如下： AAAAA（文题） 一、BBBBB （一）CCCCC 1、XXXXXXXXXXXXXXX （1）XXXXXXXXXXXXX 1）XXXXXXX； ① XXXXXXXXXX。 3、报告框架 专家可结合自身工作、擅长领域，挑选（2）至（6）任一框架，确定文题，围绕2020年主要事项撰写文章： 总报告 理论研究 制度建设 行业发展 融资创新 实务要点 案例解析 大事记 内容要求： 理论研究：概述PPP前沿理论要点，方向，困境和前景。 制度建设：概述制度建设对PPP发展的意义，以及最新进展。 实务要点：阐述2020年实务最新特征和核心实施要点，可以结合案例分析，但不突出案例具体信息。 行业发展：概述有关PPP的法律法规及对行业PPP项目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大政方针；以2020年为主，简要阐述行业应用的历史情况（可以将以前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字数不建议超过1000字）。 融资创新：概述2020年融资状况，选择一个具体要点深入分析。 （二）正文编写应该注意的问题 段落不宜太长，一般一个自然段控制在500字以内。 多使用项目符号、小标题等，使结构更明晰，重点更突出。 能够以图表说明的，尽量使用图表。 图的编号：图1，后空一字接图题，放在图的下方。 表的编号：表1，后空一字接表名，放在表的上方。 图表各自独立编号。 表示范围应用“～”，而不用“－”，如10～20，7～8人等。 数字除惯用的如“三四个”、“六七十年代”等之外，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数字间用四分之一的空格表示，不用逗号“，”，如34000。 对于美元等货币单位，行文时用汉字表示，图表中用代号。 外文字母区分大小写，区分正斜体，变量用斜体，单位用正体。 （三）交稿注意事项 交稿时，请交一份电子文件至邮箱：tuppp@tsinghua.edu.cn，书稿必须符合齐、清、定的要求。 齐：书稿齐全，包括目录、正文，图表，有的还有附录、参考文献等。同时提供作者署名顺序及作者简介。 清：图表、文字清楚，容易辨认。 定：交稿时必须定稿，不要遗留问题。   如有疑问，可联系曹老师进行咨询。 咨询电话：13810032870（曹老师）   来源：公众号“清华PPP研究中心”  

  王盈盈1    甘甜2    郭栋3   王守清1,4 1. 清华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     2.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4.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PPP项目股权结构的优化研究”（7177209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各地HDI指数的编制和研究”（16ZDA009）   [摘要]当前中国PPP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理论研究却落后于实践，症结之一在于PPP项目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研究视角的割裂，前者过于微观且侧重市场逻辑，后者过于宏观又倚重科层分析。未来PPP研究应着力于科层和市场相结合的整合路径，揭开微观项目与宏观结构的互动逻辑，从而推动中国PPP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实现PPP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管理；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154(2020)00-0000-00   一、引言 自2014年以来，中国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我国称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发展井喷。根据国家财政部PPP中心的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累计签约PPP项目数量6546个、金额10.3万亿元。PPP模式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这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我国公共投资结构，也将对地方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由此，PPP理论研究亦日益活跃，现已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然而，PPP理论研究却落后于实践发展，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PPP政策指向模糊和认识不统一等困境。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核心症结在于：当前PPP项目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研究视角存在严重割裂。一方面，两者的分析对象和前提假设不同，前者着眼于项目的最佳实践和科学管理，后者致力于揭示政府行为逻辑并实现公共价值。 为更好地厘清PPP理论研究的整体脉络与研究现状，同时增进学界对中国PPP实践的理解，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中文文献为基准，检索和梳理PPP相关文献，对中国PPP理论研究展开系统性综述，剖析两大视角割裂现状及成因，并提出整合路径的研究展望，希冀为未来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二、基于两大视角的PPP研究现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PPP，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1-2]。自2014年以来的改革正式推动PPP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重要机制，也促使中国PPP研究从过往的微观项目管理视角向着公共管理等更加多元的研究视角发展。 界定PPP概念通常采用情境类型法，这源于PPP实践属性强且各国情境千差万别[2]。这也是项目管理视角的PPP研究先于其他领域的主要原因[3]。中国关于PPP的官方定义来自国办发[2015]42号文，有其独有的特征：一是该定义明确政府为PPP项目责任主体，并限定其行为合规路径，相比西方的“公共部门”内涵更为狭窄；二是该定义采用“社会资本”来界定合作伙伴，相比西方的“私营部门”内涵更为宽泛，它不仅包含私营组织，还可以是国有属性的组织，如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基金等。还需要说明的是，该定义实际上对伙伴设置了准入条件，要求伙伴至少“具备投资、运营管理能力”。除了营利性企业，国际上也有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做PPP伙伴，而我国目前的PPP实践中还鲜见其他组织，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来自我国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社会组织由国家民政部等部门主管，而2014年以来的PPP主要与国家财政部和发展发改委的职能相关。 （一）PPP项目管理研究现状 PPP项目管理研究缘起于工程建设管理，发端于公共设施的工程建设投融资。学者们历来热衷于做PPP项目管理的文献综述或荟萃分析[4-8]。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并含SU=‘项目’并含‘项目管理’”作为检索式，且勾选“工程科技Ⅰ辑”“工程科技Ⅱ辑”和“经济与管理科学”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2276篇文献，主要包含四类主题。 1.关键成功因素（Critical Success Factors，CSFs）研究PPP项目成功实践的影响因素。这是PPP项目管理领域最早也最丰富的研究，自1996年Tiong[9]提出CSFs研究框架以来，学者们基于中国PPP实践挖掘了大量CSFs要素[10-11]，后来又对要素分阶段、分专业、分行业的类型化研究[12]。学者们在研究CSFs时，普遍做出一个“成功”或“失败”的二元判断，然而，迄今并无PPP项目“成功”与否的统一标准，自然也谈不上CSFs清单的“标准答案”。而且，已有研究普遍是静态时点的研究结论，这源于PPP项目的跨度实在太长（通常长达30年），鲜少有学者能跟踪一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此外，受限于PPP项目案例资料的可获得性，学者们通常只能得到“成功”案例，却无法得到“失败”素材，这也暗示着当前CSFs研究结论的有偏（biasedresults）。总之，CSFs研究所挖掘的要素虽然非常多，但迄今仍无法厘清各类要素之间的相协同、相抵触或相匹配的关系，仍停留在实践层面的经验性归纳。这一主题构成后续研究主题的经验性基础。 2.风险分担（Risk Allocations）研究侧重预防项目失败的风险要素识别、评估与分配。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CSFs的实现通常充满不确定性，因此CSFs和风险要素研究实则一体两面。Wang等是中国这一主题的开创人[13]且提出了“外星人眼”风险管理模型[14]，柯永建则紧随其后并提出了风险分担机制[15-16]。我国其他学者基于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学者们延循这一框架拓展实证情境[17-18]。不过，当前项目管理领域的风险研究主要基于问卷调研等主观资料为素材，这导致研究结论依赖于“参与主体”，而且项目风险因素也高度依赖于“所处情境”。这一主题有待结合这两方面，以提炼更具一般性的因果机制。 3.绩效评价（Performance Measurement）研究项目产出结果的衡量与评价。这是一项偏技术的研究主题，主要包含产出标准、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方法是VfM（Value forMoney，物有所值）评价[19]。Yuan等人[20]建构了中国PPP关键绩效指标与框架，曹启龙等人[21]针对PPP寻租行为提出绩效监督模型。我国于2015年正式将VfM评价纳入PPP实施流程[2]，不过VfM评价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仍存在模糊之处并因此造成争议，未来有望基于大数据手段进一步完善。 4.控制权配置（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研究政府和市场协作之间的最优配置。这是近年的新主题，以伍迪[22]和王守清等人[23]的文献为代表。这一视角早期的研究以实物期权的配置为主，大量借鉴金融工程等理论形成了价格机制[24]、补偿机制[25]等技术性结论。自2015年伍迪[22]应用于PPP后，展现出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趋势。然而，他虽然初步借鉴了周雪光的“控制权”理论，做了视角融合的有益尝试，但解释仍旧有限。不过，学科融合的初步尝试为今后的视角整合打下了基础。 （二）PPP公共管理研究现状 PPP公共管理的研究侧重于组织管理与政策过程，致力于提升PPP的治理效能。Hodge和Greve[26]的PPP文献综述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作品。Wang等人[27]基于Web of Science系统检索得到186篇PPP公共管理文献，提炼了与PPP公共管理研究相关的三大知识背景，即经济学、公共管理和政策、组织理论。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SU/TKA=‘PPP’并含‘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并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作为检索式，且勾选“社会科学Ⅰ辑”和“社会科学Ⅱ辑”数据库，检索得到2014年1月1日-2020年7月15日的455篇文献，主要包含六类主题。 1.采纳动机（Adoptionmotivation）探讨地区发展水平对PPP采纳结果的影响。通常，发达程度越高，提高效率的采纳动机越大，而拓宽资金渠道的动机则变小[28]。何平均等人[29]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揭示了农业基础设施PPP的主体动机，将采纳动机研究引入到了特定领域。任小强[30]基于水利工程PPP采纳动机的分析，指出融资和提效两大动机的互动作用。谈婕等人[31]则从落地速度的快慢来解释采纳动机的作用，拓展了动态过程机制。Tan和Zhao[32]则提出采纳率概念，来解释地方政府的PPP采纳行为。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新近研究已呈现项目层面的采纳动机理论解释，显示出初步的从项目到公共管理转向趋势。 2.执行绩效（ImplementationPerformance）有别于项目绩效研究。这一视角下的执行绩效侧重于过程，而项目绩效侧重于产出。张万宽等人[33]最早建构了国家层面的关键影响因素框架。陈婉玲[34]强调PPP的过程绩效监管工作应关注政府责任，建议采用立法、契约制度化及独立监管等手段来实现。近年学者们针对PPP公共价值问题做了大量反思和倡导，包括公共价值失灵[35, 36]、价值冲突与协调[37]、可持续发展导向下的PPP新内涵[38]等。 3.财政责任（Fiscal responsibility）研究致力于考察PPP对公共财政风险的影响。这一主题也是国内学者近年密切关注的主题之一。Tan和Zhao[39]在公共管理顶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上讲述了中国PPP复兴仍是财政短缺和政府债务高企的公共财政故事，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PPP财政承受的高度关注兴趣。关于PPP带来的财政风险，学者们观点不一。温来成等[40]认为我国近年大规模的PPP实践容易产生财政风险，缪小林等[41]着重探讨了PPP如何才能起到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机制，指出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配是关键。张牧扬等[42]实测了我国地方政府实施PPP的财政支出压力，指出多数城市在管理得当的前提下仍有财政空间。此外，税收研究[43, 44]和审计研究[45, 46]日渐成为PPP财政研究的重要议题管理的重要议题。针对我国当前PPP项目以政府付费/补贴模式为主的现状，这一主题有望得到持续探讨和发展。 4.制度/政策研究（Institutional/policyresearch）研究正快速积累成果。理由在于近年PPP大规模实施暴露出的问题均涉及制度根源或政策导向。理想的PPP发展环境应包含公平竞争、规范程序、完善的问责制度和广泛的公众参与等[47, 48]，而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制度建设滞后、市场意识薄弱等困境[49]，加大了PPP失败风险。随着2014年后中国PPP政策的密集发布和积极执行，PPP政策研究成果随之丰富起来，包括规制体系[50]、政策扩散[51]、政策学习[52]、政府执行角色[53]，相配套的PPP制度建设研究也日渐丰富[54, 55]。Wang等人先后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中基于中国PPP素材做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情境的制度特征，如合同制定过程[56]、腐败程度[57]等。 5.比较研究（Comparativestudy）主要从研究方法上的一项分类，侧重于国际比较。谈婕和赵志荣[58]以类型学研究划分了PPP的传统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指出中国属于上述模式的复合。王天义等人[59]探讨了PPP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6.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侧重学理层面的PPP理想探讨。我国学者提出了较多PPP发展的“大问题”[60-62]，回应了我国市场化改革伊始阶段时，学者们提出的问题[63]。 三、PPP研究视角割裂阐释 本文基于两大视角的研究现状梳理，发现当前中国PPP理论研究的特征：项目管理成果多、主题趋向收敛，公共管理成果少、主题快速拓展且日渐丰富。具体而言，PPP项目管理领域中，我国学者近年试图超越“项目失败”现象与单一实践路径的研究局限，探讨复杂情境下多对象、多层次的PPP项目管理问题，或尝试发现项目实践的多重影响因素，也取得了可喜进展。然而，这一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仍非常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的工程建设管理学科背景限制。研究者们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及发展历史了解的有限，导致了PPP项目管理解释框架停留在项目个性层面，却没有提升到结构共性层次，例如，周志忍[64]很早就指出，我国向西方学习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有一定偏向，更多地参照了Savas[65]等积极学派的观点，却较多忽略冷静学派的分析。 PPP在我国的应用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密不可分。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收入的分配权力更加集中于中央，自上而下的巨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现象逐渐凸显[66]，PPP模式得益于这一制度改革下的“专项转移支付”政策，PPP项目成为“专项化”“项目化”的核心手段之一。此外，由于我国PPP实践起源于引进国际投资者的跨国投资项目，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肇始于提高效率的实践动机，加之这一视角更能从实践成效中获得及时反馈，因此，PPP项目管理研究首先成为我国PPP理论的主要流派，致力于提高效率的“最佳实践”研究，为我国PPP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时至今日，当PPP日渐成为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一项主要机制时，PPP理论研究的价值判断有必要转向，应从项目管理研究过渡到公共管理研究为主。 PPP公共管理领域的国际前沿历来活跃，见诸大量管理学顶级期刊[67-69]及公共管理顶级期刊[70, 71]。然而，国内PPP公共管理研究仍以理论探讨为主，多数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政策建议。究其原因，在于PPP项目的复杂实践属性没有被充分揭示，源自研究者对于项目经验的了解有限，以至于无法结合理论成果提出指导实践的操作路径。换言之，PPP与购买服务、合同外包等其他市场化机制的异质性仍未被充分揭示，这也导致PPP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黑箱”仍无法打开。事实上，诸如交易结构、伙伴类型、实施程序等PPP项目操作的差异巨大，虽然与当前制度不完善导致操作无法标准化有关系，但PPP本身的复杂和模糊属性仍然是学界无法绕开的研究进路障碍，也造成了当前各个部门对PPP认识不统一、理解不一致等现状[1]4。还比如，我国当前大量PPP项目依赖于政府付费或补贴，而国际上仍有大量的PPP项目以使用者付费作为主要收益来源，若将这两类PPP项目按同质性处理，则研究结果必然会有重大偏差。总言之，PPP理论研究趋势必然朝着公共管理领域体系化，而实现这一研究目标的核心路径是揭开项目异质性。 四、两大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 学者们倡导用复合逻辑解释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创新机制[72-74]。PPP理论研究也可以参照这一逻辑，基于当前两大研究视角的体系，进行项目管理与公共管理的视角整合与相互渗透。以往项目管理视角主要将PPP看作市场行为，而公共管理视角仍坚守科层逻辑，那么未来整合视角的PPP研究转向，应将科层组织和市场组织视作同等重要来解释PPP行为。PPP已有研究与转向的关系如表1所示。下文将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阐释具体操作。            （一）研究对象 1.多中心治理。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成果实质上均属于多中心治理的手段性（Means）研究。以往研究多侧重技术治理，未来研究应更多强调PPP的公共价值创造这一目的性（Ends）研究。而且，我国以往大量研究关注企业组织的PPP，鲜有涉及社会组织的PPP，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遗憾，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非营利性组织的PPP。由此，PPP作为一项多中心治理手段，也将自然地从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向社区服务、基层农村等领域延伸和应用。 2.政府行为。以往项目管理研究揭示了大量与政府行为相关的要素，但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互动作用却研究不足。未来研究应结合我国业已形成的政府行为及创新理论体系，从结构/制度路径的央地关系和行动/过程路径的府际关系来拓展PPP的理论研究。此外，正式合同制度下的PPP项目中，实则存在大量非正式制度路径的协调行为，如信任（Trust）、关系协调（Relationship coordination）、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等，从中揭示更多通往PPP项目可持续发展并成功实践的中介机制。 3.公共政策。基于近年发布的上千项PPP相关政策，未来研究有望从公共政策视角解释PPP行为逻辑。例如，PPP操作流程等政策前后接力、相互冲突、高度模糊等现象，暗示着政策过程的利益诉求、网络联盟及共识形成逻辑。以PPP政策作为切口，构成揭开基层政府执行逻辑的新线索，从中寻找PPP等“好政策”执行的动态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PPP政策及制度建设。 （二）研究路径 1.延展路径——“走出去”。立足公共管理理论，未来研究可在PPP项目层面纳入“情境”“权力”和“资源”等社会科学经典概念，产生更具实践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参照“结构-行为”分析范式，将过往PPP项目管理层面揭示的众多异质性要素，提炼成一个共通的宏观环境要素，从而提高PPP研究的理论效度。 2.吸纳路径——“引进来”。在公共管理与政策这一分析单位层面，未来研究可将项目层面已有的CSFs框架、风险分配机制、绩效评价体系和控制权配置等要素吸纳进来，提高对地方政府PPP行为逻辑的解释力，由此提高PPP配套制度和政策设计的适用性。地方政府在国家治理和制度形塑中扮演“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是理解我国行政改革历程及社会转型的重要“切口”，因此，朝着这一研究路径探索，将形成更为一般性的组织管理理论，如协作、网络、数字治理等，从而提高PPP理论与其他治理手段的可比性。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基于文献综述，指出我国PPP理论研究的症结，并提出了视角整合的PPP研究转向，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指明未来PPP研究方向。未来有关PPP的研究将存在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实践经验素材，这是PPP理论研究的丰富源泉；第二个层次是项目管理理论，这既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理论解释的归路；第三个层次则是公共管理理论，站在制度格局和政府创新视角定位PPP的工具价值；第四个层次则是本文提出的复杂组织协作理论，基于视角整合形成更一般性的管理理论，与其他协作性机制形成比较和参照。未来PPP研究的发力点在于搭建两大视角的沟通桥梁（Bridge）。具体而言，聚焦多中心治理、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三大研究对象，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研究路径，形成更为整全性的PPP理论框架和体系。 视角整合下的PPP研究将有助于理论体系化和政策清晰化。尤其是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域将越来越依靠PPP这一协作方式来实现治理现代化。这为PPP研究转向提供了现实需求：我国希冀用好PPP这一工具，前提是要理解PPP实践活动中的各方行动逻辑，尤其是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因而须有赖于PPP下一步研究能否对行动逻辑做出有效的解释。未来，通过整合视角和提高视角之间的交流，PPP的理论与实践试图回答好这两个问题：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机制中的政府该如何定位？多元主体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通过回答好这两个问题，不仅能形成PPP各方更成体系的行动逻辑，也能进一步清晰行为标准，进而推动政策指向的清晰化。而且，这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文章来源：管理现代化[J]，2020,40(6): 67-74 (CSSCI)，DOI: 10.19634/j.cnki.11-1403/c.2020.00.000；或公众号“中国PPP智库”。（参考文献具体同见于上述地址）      

1980年2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海关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改革现行海关管理体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机构和人员编制及其业务。 199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制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2002年7月9日，印发在《暂行条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4年1月14日，印发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9年3月3日起施行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2001年2月9日，国务院作出《关于200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自2000年起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8年2月9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

1931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发出《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通告。通告指出：“目前正是争取全国苏维埃.........所有权”。“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2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确定了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根据苏区中央局第九号通告和毛泽东指示信，于3月颁布了《为督促分配土地及宣布土地所有权》之布告，从而解决了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此后，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 1957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1985年2月8日，国务院批转上海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改造、振兴上海是关系我国四化建设的大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的新路子，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成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意见》共六条：（一）人民政协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认真搞好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三）积极推进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四）深入开展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五）切实抓好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六）加强和改善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这是指导今后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招培字〔2021〕10号 全国招标中心系统各单位：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全国招标中心系统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各省市部署要求，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多措并举，坚定信心，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及业务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总结全国招标中心系统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分析总结中心系统机构面临的共性问题，推动系统各项业务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促进系统单位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现请各单位提供2020年工作总结和业绩情况，并更新完善相关联系信息。 一、2020年工作总结和业绩情况 请各单位根据自身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提供2020年工作总结，并反馈相关业绩情况（见附件1）。工作总结建议从以下方面内容展开： （一）各机构2020年年度总结情况； （二）传统招标业务和电子招投标业务开展的情况； （三）政府采购业务开展情况； （四）工程咨询、项目管理、监理、造价、外贸进出口等非招标业务领域开拓情况； （五）其他关于行业发展的相关建议。 二、系统机构联系信息更新与完善 近年来，全国招标中心系统单位改革改制频繁，系统部分机构联系信息缺失或变动，未能及时更新完善。为更好地促进系统工作开展，加强交流合作，请各单位重新提供单位联系信息（见附件2），之后如有调整，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更新（见附件3）。 以上工作总结、附件1及附件2等纸质材料（加盖单位公章）请于2021年3月5日前邮寄至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工作邮箱。 工作邮箱：cntc_pxhz@miitcntc.org.cn。 联系人及电话：姬嫦娟  010-88485086               郭  苇  010-88485595               方德惠  010-88481211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46号F区 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405室 培训会展处 邮    编：100142   附件：1. 2020年系统机构业绩统计表       2.系统机构联系信息表       3.系统机构信息调整表                          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                        2021年2月4日

1931年2月7日，左联五烈士遇害。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等五位左翼革命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日义勇队”，举起抗日大旗。1938年初马本斋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率队参加河北游击军，编为冀中回民教导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本斋曾任回民教导队队长、总队长、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逝世后，中共中央在延安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分别题写挽联，表示沉痛哀悼，对他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毛泽东题写的挽联是“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的题词是“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朱德的挽联是“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1955年2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并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草案》决定用义务兵役制代替志愿兵役制。这是我国军事制度上的一项重大变革。7月30日，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时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2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农村政治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各中央局、省、市、县委先后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全国掀起向焦裕禄学习的热潮。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 2006年2月7日，国务院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务院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幸福吉祥祝伟......... 摄 位于贵州省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有“中国天眼”之称。5日上午，习近平亲切会见了“中国天眼”项目负责人和科研骨干，听取“中国天眼”建设历程、技术创新、国际合作等情况介绍。习近平指出，“中国天眼”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观天巨目、国之重器，实现了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以南仁东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工作者为此默默工作，无私奉献，令人感动。 2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贵州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这是5日上午，习近平亲切会见“中国天眼”项目负责人和科研骨干，听取“中国天眼”建设历程、技术创新、国际合作等情况介绍。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习近平通过视频察看“中国天眼”现场，并同总控室的科技工作者代表连线，向他们并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拜年。习近平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科技为先，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和中坚作用。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南仁东等杰出科学家为榜样，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在一些领域实现并跑领跑，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贵州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这是5日上午，习近平通过视频察看“中国天眼”现场，同总控室的科技工作者代表亲切交流，并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拜年。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5日上午，习近平听取了贵州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贵州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贵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工作，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习近平强调，创新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要着眼于形成新发展格局，推动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要积极释放消费需求，拓展消费新模式，把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要发挥好改革的先导和突破作用，更多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多做创新性探索，多出制度性成果。要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加快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2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贵州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这是4日下午，习近平在贵阳市观山湖区合力惠民生鲜超市同置办年货的群众亲切交流。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习近平指出，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强动态监测帮扶，落实“四个不摘”要求，跟踪收入变化和“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定期核查，动态清零。要发展壮大扶贫产业，拓展销售渠道，加强对易地搬迁群众的后续扶持。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要继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农村工作队。 2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贵州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这是3日下午，习近平在毕节市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扶贫车间，了解发展特色苗绣产业、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等情况。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习近平强调，优良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要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科学推进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不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 2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贵州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这是3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毕节市黔西县，实地察看乌江六冲河段生态环境。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突出解决好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问题，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推进民法典实施，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要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 2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贵州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这是3日下午，习近平在毕节市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考察结束时，乡亲们依依不舍簇拥着总书记，齐唱苗家留客歌。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习近平强调，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结合即将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要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净化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来源：共产党员网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或者可作参考。“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展开。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石油部党组关于“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的建议，决定集中力量在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自1960年5月开始，集中全国石油部门的人力、物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大庆油田。到1963年，大庆油田的油产量达到600万吨，国家投资已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并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是这支队伍的优秀代表。 1972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从国外引进43亿美元成套工业设备和单机的方案。 1980年2月5日－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通过了《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当年上半年，全国除北京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60个单位进行了县级直接选举试点。6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县级选举试点工作基本结束。下半年各地将普遍进行县级直接选举。

1904年2月4日，邓颖超同志诞辰。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邓大姐”。邓颖超同志少年立志“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15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1924年参加组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曾经说过，“我们所以要加入共产党，就是因为，第一我们爱国；第二我们爱民；第三我们反对反动势力，反对黑暗，追求光明，要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为此“愿将一生献给中华民族奋起复兴的事业”。从那时起，邓颖超同志就同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朝着这个目标顽强奋斗，付出毕生精力，直到生命终止。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邓颖超同志几乎经历了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有重大事件。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从事过党的多方面工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两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一千二百公里顿时瘫痪。2月1日 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下令禁止，反动军警强行占驻总工会会址。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两万多名军警，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全路工人被打死和被捕后死于狱中的共有五十人，打伤三百余人，入狱的四十多人，工人家属也遭到洗劫。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大罢工坚持到2月9日。为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下令复工。 1975年2月4日，刘家峡水电站建成。总发电能力为122.5万千瓦，一年能发电57亿度。 2005年2月4日，西部大开发五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会上肯定了五年来西部大开发的成绩，强调要进一步转变观念、着力深化体制改革，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加快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工作力度，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紧紧依靠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把西部大开发继续推向前进。

2021年1月29日上午，招标中心召开2020年度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述党建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总结大会。招标中心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各处室全体干部、所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及事业编制正处级干部近50人参加会议。     会上，招标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白会宜代表领导班子向与会人员报告了2020年中心领导班子工作、任期目标完成情况，并作了个人述职述廉述党建报告。他表示，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冲击与考验，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这一年，在部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和辛国斌副部长的关心支持下，招标中心全体干部职工直面困难，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共克时艰，开拓进取，较好的完成了年初既定的工作目标，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招标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刘树苹代表中心党委向与会人员报告了2020年全面从严治党情况、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况，并作了个人述职述廉述党建报告。她表示，2020年，中心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部党组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做到守责、负责、尽责，一以贯之、坚定不移抓好全面从严治党，聚力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为实现招标中心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招标中心领导班子成员毛强、张远刚结合各自分管工作，在会上进行了个人述职述廉述党建，胡晓华结合分管工作以及援疆工作，以书面报告形式向与会人员进行了述职述廉述党建。       会后，与会同志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对招标中心领导班子及成员进行了民主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