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的土地关系 一 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 农民的土地革命，仍旧是中国革命现时阶段底主要内容。中国革命所经过的时期，并没有使农民得着胜利。不但如此，封建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暂时胜利了。他们的力量，暂时团结而镇压农民，所以乡村里的统治阶级更加凶恶地压迫农民。同时中国革命现时的形势，正在乡村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剧烈与深入之中发展着。 从最近几年的经验中，可以看见：中国农民的斗争，是反对一切封建的束缚，反对农业之中的一切中世纪式的剥削；而斗争的主要的目标，是要推翻地主的封建式的剥削和统治，力争乡村社会制度底完全民主化；这种斗争，都表示农民是在要求得着土地，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及维持生活的来源。 二 农民底种类和土地关系 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地亩，极大部分（至少在半数以上），尤其是肥沃的田，是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里。其余的土地属于农民。农民之中，又可以照他们的经济状态及土地的多少，分为几个集团（富农、中农、小农以及最小农）。中国差不多没有欧洲式的地主经济，而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地亩，都分割成极小极小的经济单位，由成千百万户的农民生产者的群众用中国式的农具来耕种。 中国几百万户的农民群众，大半是极小的农业生产者，他们之中的极大部分，可以分为：（一）绝对无地的农民（佃农）；（二）小农自己土地太少的，还要承租地主的田的（半佃农）；（三）小农自己有土地的，但是仍须做些其他工作，以补耕田的不足的（自耕农）。 中国农民之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无地的农民和地少的农民。他们是历史上地主兼并的结果。兼并土地的过程之外，同时还有土地集中在非农业的阶级（“金钱资本家”）手里去的过程。农民所有的土地一天天地减少。因此，农业生产者（亲自耕种的人），极广大的农民群众，一天天更加受地主阶级的束缚。 在如此情形之下，中国土地关系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占有制度的问题。同时，土地使用关系上的剥削亦就成为剥削农民之主要的根本的方式。 三 中国土地关系的特点 中国土地制度的发展历史，是和大地主与小地主互斗的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再则，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许多特殊条件，因此，最近几百年来，土地制度之中发生出许多特点，其中最要紧的是： （一）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制度日益占着主要地位（土地大半可以买卖）。 （二）“物产地租”仍旧是很广泛的现象（有时仅只是表面上用金钱的形式）。 （三）在地主阶级里，小地主比较大地主占重要的地位（土地集中于地主个人的很少，然而土地集中于整个地主阶级的过程是非常之急剧）。 （四）各省地主的大小关系是不平衡的。 中国大地主的发展并不厉害；但是，地主阶级所有的田地，都是肥沃的居多，地段也比较好，中国的农业劳动又是极“强度的”（中国的农业在较少面积的土地上可以吸收巨量的劳动），土地所有关系上和土地使用关系上农民底田亩分割得极小，中国农村人口又日益增多而过剩，于是对于几万万农民群众的剥削，便非常厉害。而且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的条件越苛刻。 最可注意的是：中国之进步的（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方式和落后的半封建式的剥削农民的方式，互相勾结着。一方面，土地集中到金钱资本家手里去，别方面，农民（佃农）替地主做劳役的制度，还是存在；再则农民受地主底束缚，甚至丧失身体自由，要卖男鬻女；至于地主方面，用“非经济的”方法，就是说用强迫的方法剥削农民，那就更有许多方式，实行得非常广泛。这些种种不同的方式，都互相勾结着，互相混合着。 农民破产贫穷化，土地的缺乏，更使无地的和地少的农民大受残酷的剥削，使他们不能恢复自己的劳动力，不能恢复自己的成本（生产资料），－－就是不能实行“重复生产”，因为没有重复生产的根本条件。因此，一般的农业经济停滞而衰落，而极大多数的农民生产者群众，要活活地饿死。 租田制度之剥削农民，不但有地主私有田地之出租，而且还有所谓公地之出租，如族田祠田，以及寺院庙宇、官地等等。地主田地上的地租，是地主的收入；所谓公地的地租，表面是公共机关底收入，其实都是豪绅底收入。豪绅把持着公地，向佃农收租，在经济上就是地主。绅士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贵族）底名称；现在，凡是官吏、军官甚至富商，都称为“绅商”。中国旧时地主阶级是绅士阶级；现在，凡是出租田地的人，以及富豪，在乡村之中都为绅士，享有政治上的某种特权。旧时破落户的绅士，自己虽然没有田地，却因为有政治上的特权，一部分能够把持着所谓公产，而成为实际上的地主。豪绅地主阶级，是中国官僚式封建制度之下的统治阶级，是实行政治上压迫中国农民的阶级。再有一种现象，就是地主为要镇压农民的反抗而办团防，由办团防而割据地方，转变而为军阀，更厉害地剥削农民，掠夺农民底土地，变成更大的地主，使农民渐次变为农奴。 小农经济占优势并且小自耕农占多数的地方，除地主直接剥削佃农外，还有另外一种剥削。军阀的课税制度（实际还是军事封建式的赋税）亦是一种榨取地租的方法。军阀课税是非常之重，并不比普通租田的地租少。而且军阀强迫的拉夫，抽丁当兵，征发牲畜粮食等等，简直是一种封建式的“军事的徭役”－－同样是剥削农民劳动的方法。 2 高利贷与商业资本 四 中国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底作用 农民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几千万农家经济破坏而穷困，使农民遇着天灾战祸或者歉收的时候，简直要成千成万地饿死。再则，货币经济的关系发展，到处都已经是用金钱交易，而不是“自做自吃自做自用”的经济（自然经济－－以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大半是如此），市场经济的制度也已经成为统治的制度，已经笼罩一切，农民底出产品必须卖出一部分，得了钱以后，才能买其他消费品（洋油、火柴、布匹、盐等等），于是农民一天天地格外需要金钱。因此种种，造成了高利贷资本发达的条件。农民大多数每年都要借债，所以富豪便放债收息，利钱越抬越高。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削也是如此。中国商人豪绅，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出卖米谷给农民，或者出卖肥料给农民，他们也是放账，加上极重的利息；再则，商人买办收买原料（丝茧、茶、米、棉麦、豆、烟草等），往往也趁着农民急着要钱用，先付价钱，扣算利息，并且预先抑低原料底价格。这种高利贷与商业资本之压迫农民和在土地使用关系上之剥削农民（出租田地），互相联络着、勾结着。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底特点，尤其是地主阶级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混合的：一个人兼做地主和商业资本家及高利贷资本家。一个地主，他一方面压榨佃农的地租，别方面便是债主，拚命地用高利贷盘剥农民。结果，地主简直将自己的佃户和债户，变成了农奴似的奴隶和“卖男鬻女还不清债”的债户。因此豪绅可以用这种手段夺取农民底土地－－自耕农往往因为欠债而将田地抵押或典当，结果变成佃农。丧失自己土地的农民，重新要向地主去承租田地，往往就是租的自己原有的田地。收租的办法，大半还是以农产品交租。借米借钱而不能还清的农民，亦往往要出卖田地，而随后替债主（高利贷者、商人、官吏）耕种自己原有的田地。新的地主自然仍旧用放债的手段，继续剥削农民。总之，有钱的（高利贷者），有地的（地主），有货的（商人），都同是那一批人，他们用三种方法同时并进地剥削农民，有钱的变成有地的，有地的变成有货的（收取农民劳动的出产品的），甚至于变成“占有农民的”（暗中的奴隶制度，例如卖男鬻女，出卖妻子，替地主做苦工来还债）。 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仿佛石磨上的两块磨片，榨取农民的私有土地。商业高利贷资本，既然加紧地“没收”农民土地，加紧地集中土地于货币资本家之手，－－同时，就使丧失土地的农民，更加受着独占土地的人底束缚而丧失其自由，出卖了田地还是欠债，于是这种束缚更加广泛起来。高利贷商业资本的作用，就是事实上没收农民的私有土地。同时，没收农民土地，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公开地掠夺土地。乡村中直接的统治阶级，富商、高利贷者、地主以及正式的统治者，军阀官僚，现在尤其是军官，他们往往公开“强占民地”，“强买土地”，“吞没田产”，“勾结讼棍，霸占土地”等等。 成千百万受剥削的农民，生产很多的农业生产品，其中极大部分被农村中的统治阶级所掠夺，掠夺他们的就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及其代表－－官僚与军阀。农民生产者自己所剩的，只有非常之少的米谷，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不至于立刻饿死罢了。所以极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是在死灭的道路上。 3 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土地斗争 五 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之意义 中国土地关系，照以上所分析的特点，很明显地表现出来：现代农村的社会经济制度，完全受过去的封建制度之余毒束缚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发展之特殊情形，和西欧封建制度有许多差异：中国以前的国家封建制度（所谓国有土地）与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同时并存，这两种制度互相斗争。然而根本的事实并不因此而变更，这个根本事实，就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现时这种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凡是上述的那些中国经济底特点，土地关系底特点，很明显地是半封建制度。 如果因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农村经济，完全是从亚洲式生产方法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底最主要的特点是：（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度。（二）国家指导巨大的社会工程之建设（尤其是水利河道），这是形成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一般小生产者的组织（家族公产社或农村公产社）之物质的基础。（三）公社制度之巩固地存在（这种制度根据于工业与农业经过家庭而相结合的现象）。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一个条件，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反的。 许多欧洲国家之中土地斗争的意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与中世纪式的地主经济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土地斗争就不同。中国土地斗争的意义，是土地制度之中，几千百万的无地的和地少的农民与独占土地的阶级（大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国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者反对封建的大地主之斗争，而是几千百万完全被剥夺而绝无土地的农民（佃农），以及还没有完全被剥夺的农民（地少的自耕农），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力争经营使用土地的自由，脱离封建式的束缚、剥削、强制和压迫。 农民的革命斗争，在某种程度之下，虽只是简单的维持生活的斗争，但是，客观上是在力争农业经济底资本主义发展，要使自由的农民变成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 同时，因为地主与商业高利贷资本混合而纠缠着，而且大半都是合一的，“兼差的”，所以如果农民不能脱离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压迫，他们是不能得到巩固的革命胜利的。 虽然如此，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底主要内容，在现时这一阶段，还是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之斗争－－这一阶级是中国社会之中经济上最有力的主要的封建余孽。 农民力争使用土地的自由，这种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军阀的斗争，因为军阀不但在经济上和乡村中的统治阶级－－地主豪绅及高利贷者，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在许多省区之内，军阀实际上是全省土地的主人。他们用收捐、收税、派谷等等的办法直接榨取农民的地租；例如北方有些省区，小自耕农居多数，而实际上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军阀。他们可以按照己意抽捐，使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土地上的劳动产物。 革命的农民力争土地的运动，照过去经验看来，不免要发展到反对“半地主”的斗争。中国富农有许多是“半地主”，因为他们用雇农而剥削雇佣劳动，比他出租田地而剥削佃农劳动的程度是相差不远的。现在农民群众反对富农半地主的斗争，并非当他一个代表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人来反对的，却是当一个出租田地的半地主来反对的。这种斗争有些地方是很剧烈的。 4 帝国主义与中国土地问题 六 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农村底经济 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军阀封建式的割据，利用官僚的收刮及政府的苛捐杂税的掠夺，外国商品便更可以排斥“国货”，帝国主义并且更可以取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关税管理，银行垄断，一切重工业，大商号等）。所以帝国主义实际上握有独霸的权力－－集中中国经济生活底管理权。 外国资本主义最初侵入中国底时候，中国社会发展程度是很低的，有许许多多政治上经济上封建制度底余孽，帝国主义便利用这些封建余孽做他们的工具，用来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这种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制度－－掠夺半殖民地的方式，就表现于外国财政资本与中国商业高利资本的密切的勾结。 帝国主义阻滞中国工业资本的发展，征服中国的封建余孽，间接的收刮农民底膏血，利用中国的一切积极的寄生虫阶级，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商业高利资本得着帝国主义强有力的经济帮助，所以农村里的价值（原料，利钱等）大量的输出而得不着相当的代价，整个的农村是支出超过收入。 外国财政资本这样掠夺中国（中国是它商品销售的市场，是它收买原料的地方），但是除此外，帝国主义还有许多种剥削中国的方法（中国是它可以投资的市场）。帝国主义还自己开办工厂，剥削便宜的中国劳动。帝国主义还投资到中国－－放出许多“外资”，还有在中国的租借地，都可以得着异乎寻常的利润，攫取中国底收入底主要机关，以保障掠夺来的利钱（关税盐税的管理），甚至公开地侵占掠夺，还要求军事赔款。外国教堂更是直接霸占田地剥削农民。 同时，中国还受着银价铜价低落的影响。这种情形，使钱业的投机商大大地掠夺农民。此外，还有许多无价的纸币库券。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不但使商业流转日益扩大，金钱的作用一天天地大起来，而且因为帝国主义采买原料，农村之中茶丝豆烟等“工商业植物”的种植增多，发展了所谓“商业的农业”。于是得着两个结果：一，是资本家多来购买田地开办垦牧公司或种棉种桑等等，土地的资本主义集中也开始了，不过这在中国现时还非常之少；二，是中国农产市场受着世界农产市场的监督。帝国主义需要某种原料，它就能用比较高的价钱收买，于是其他没有销路的原料就要少种。所以农村经济底命脉就握到帝国主义手里去。中国日益变成资本主义列强的农业原料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帝国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剥削，阻碍着资本主义底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资本底侵入却一天天地增高货币经济底作用，扩大商业交易和货币的流转，加强“商业的农业”，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又必然要使许多原始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方式渐渐消灭，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了金钱和市场的权利，促进农业里宗法社会关系底崩坏及一般家庭手工业底衰落，一方面完全消灭了落后的农民的家庭工业，别方面，促进各种方式的资本主义家庭工业之形成。同时，农业与家庭工业分裂与衰落来得很快，而城市大工业底发展慢得多，于是农村之中便发现极大的人口过剩的现象。中国人民出国一天天地多，土匪流氓劳动后备军一天天地增加，工力的价值一天天地低落，同时又是中国雇佣军队底来源。 中国农民一定要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然后才能最终脱离地主高利贷的束缚，脱离官僚封建制度豪绅的压迫；同时，中国农民不消灭农村中地主高利贷的束缚，不彻底扫荡旧时的官僚豪绅政权机关，不消灭农民中经济政治压迫的主人翁－－地主豪绅阶级，也就绝不能够推翻帝国主义。 因为帝国主义妨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中的资本积累，不用来提高农业底生产技术，不投到工业里面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来，更加重地用半封建的形式剥削农民。 5 土地关系发展之前途 七 为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 帝国主义统治着中国，勉强的阻滞中国工业的发展，维持封建制度的余孽，而将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倾向变成寄生虫似的中世纪式的形式，同时，又不能不引起中国农业中相当的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帝国主义的影响，能够使金钱和市场底权力加强起来，商业的农业发展，土地买卖的过程增加。中国农业发展的途径，在这一点上说来，是和各国一样的。但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发展有许多遗留的特殊状态。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因此中国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进化，有特殊的性质。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是在一般的经济停滞状态之中，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停滞。这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不同的地方。再则中国没有大农经济，差不多完全是最小的小农经济。不断的军阀混战，而且在帝国主义横暴侵略，全国一般的破产状态之中。 中国受着资本主义发展之最厉害的坏处（平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破产失业，广大的穷困等等），但是没有受着资本主义的伟大的好处（生产力的增高）。 从中国掠夺去的资本，极大部分是用在中国国境以外，而中国所得到的是群众的破产、失业、死亡和屠杀。 自然，在如此情形之下，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非常之困难的，非常之畸形的，半途而废的。这种情形是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各种可能的发展途径底共同的特点。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倾向，首先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农村中之发生富农的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应用雇佣劳动的富农经济。自然，这种富农经济现时是很少的。 中国农民阶级分化的总过程之中，可以看见富农的经济有资本主义的成份。阶级分化的过程，是因为金钱底作用和商业底作用而发生的。这一过程底表现，一方面是中国农村之中发现剥削雇佣工人的小小的农村资本家，而别方面是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群众发生出来，所谓劳动后备军日益增加，因而增多城市里苦力工人的数量，农村之中所谓短工、长工的雇农也日益增多，所以开始造成小资本家经营农业的条件，农民中的富裕分子，便能雇用工人（雇农）而成为富农。 于是剥削雇农的方法便开始成为富农底主要的经济特点。然而中国经济的一般条件，使生产力的生长十分停滞，对于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自然是非常之大的阻碍，对于农民上层分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因此，农村资产阶级（富农），一方面实行雇用工人（雇农），别方面仍然要出租田地，而且还要经营商业和高利盘剥。再则，中国农民群众实际上是绝无政治权利的，农村之中一切强暴侵占的现象是常见的。在如此特殊的状况之下，一般农民之中强有力的人，便能不用经济的方法，而用直接的掠夺，侵占田地，强抢财产，如此而变成富农。不错，中国农民的阶级分化至今尚是含糊的，不纯粹的。但是在这个分化过程的观点上看来确是：一个极端上分化出农民资产阶级－－富农，别个极端上分化出农村无产阶级－－雇农。此外，一般农民之中又有许多过渡阶层：中农，贫农－－通常所谓贫农之中阶级的分析上还可以分为小农以及最小农，“最小农”是最接近雇农（工人）的，可以称之为半无产阶级。 至于农业的工人阶级，则为雇佣工人（长工、短工、日工），此等工人被雇佣于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及与农业相联系的工业（油坊、茶厂、糖厂等等）中以维持其生存。 最小农的特点是他还有最少数量的田地可以自己耕种（或者自耕农，或者佃农），给他们很少一部分的生活必需品；他们收入的主要部分，实际上是兼做雇工的收入（兼做短工、苦力工人等）。这种农民非常之多。而且因为中国经济的落后，这种最小农的半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间之区别，往往是很模糊的。 至于所谓“小农”，就是小耕作农，他们有田地可以自己耕种，勉强供给一家人贫困的生活，而不用雇农，即使雇用短工；同时也要自己兼做短工，那也大半是带亲友宗族之“劳动互助”的形式。然而最近，这种雇佣关系也渐渐地进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形式。 “‘中农’的意义，在经济上是小土地的占有者，或者是自己的私产，或是租来的土地，这些土地虽然是很小，然而在资本主义之下，一般而论，这种田地不但足以维持一家生活，而且可以得着些余钱剩米，这些剩余，至少是在年代好的时候，可以变成小小的资本。他们常常要雇用雇工。”（列宁的话） 根据这些分析，可以看见农民经济中的几种基本经济形式。而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条件之下，尤其是农业经济之中，实际上可以看见许多过渡的中间形式。农民的这种分化，因各地金钱作用及商业作用之发展不同，而分化之程度也不同；金钱和商业之愈发展，农民的分化亦愈厉害；况且天灾战祸，使一般的农民生活程度降低，而加紧农民底阶级分化，穷的更加穷，而极小部分的富人更加富。 富农经济虽然很少，可是因为小农经济在中国占着完全统治地位，无论在农民自己的土地上也好，无论在“地主”的土地上也好，都是以小农经济占统治；另一方面，除农民经济外，差不多完全没有其他经济（其他耕作营业的方法，如地主的大经济，包括几百亩田地以上的农场，或者资本主义式的农场－－在中国是很少很少）；因此，历史上中国农业之资本主义道路，正是上面所说的农民的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作为战胜封建残余的一定的形式。 现在可以说，在中国农业里，小的农家经济，是统治着全国，不过被封建余毒、强暴压迫等所层层束缚着罢了。 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理论上还有别一种的可能（因为工业发展得很少，生产的资本不够，所以欧洲式的模范的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之发展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中国不会有一方面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别方面有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之现象），这就是：大封建地主（或半封建地主）经济变成大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 但是，这第二种可能是很少的。第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完全没有封建式的地主经济。即使认为佃农所耕的地主土地是“地主经济”，那末，要将佃农都变成雇农，使用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也是非常之困难，因为如果要如此办法，预先就要有农业生产方法上技术革命：必须要农业的技术增高（利用人造肥料，改良水利，应用机器，改良家畜的应用方法等），然后才能真正运用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制度，否则仍旧只能出租土地。如果照现在中国这种农业技术，那末在经济上看来，地主不出租田地而雇用多数的雇农，是很不上算的。可是，要增高技术，预先就要在农业里投一大笔资本，中国的小地主是没有这样的大批资本的。 不但如此，即使中国地主有这么多资本，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仍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革命的农民运动非常之厉害，必须先将农民都镇压住了，才可以投资，否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内政治制度要有极大的变更，否则国内战争不停止，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都不确定，土匪都没有肃清，这样投资也是不可能的。政治上这种情形不改变，封建式的强暴剥削农民，永久是农业经济中的一般现象。 所以这第二种的可能，客观上是很少的。现在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地主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者，只有极少的可能。 现在中国的殖民区域（满、蒙等处），也有少数较大的资本主义式的农村经济，农业公司，而且大半还是过渡式的半资本主义式的居多（仍旧参用出租制度）。这些农业经济的发展，遇着许多中国特殊条件的阻碍，所以非常之慢。它在全国农业之中的分量，是很小很小的。 然而理论上，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式的进化，还有第三种可能的道路。这就是外国大资本家投资在中国农业，组成很大的农业公司，例如英美烟草公司的农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式的集中）以及其他方式。 这种道路，可以使资本主义发展底速度加强，生产力底增高加速。但是中国农业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也不能有多大的范围。因为，这是保存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还是更加增加这种压迫，简直要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地。而要中国完全变成殖民地，现时却更加困难起来，因为现在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已经进到更高的程度，已经不是轻易可以压下去的了。 如果假定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在“地主经济”或地主租田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中进行，－－那么，农业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是非常之慢和非常之痛苦的。要在几十年之中继续现时的状态。中国的农民还要受着更残酷的压迫、束缚、饥荒、灾害、亚洲式的屠杀，以及其他封建的余毒。 只有痛快的革命方法肃清土地关系里的封建余毒，完全消灭一切压迫束缚的方法，完全消除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才能开辟农村之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比较快的发展－－将中国农民（如佃农和农奴）变成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 但是，中国与当初的美国不同。美国的资本主义式小农经济，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发展的模范。当时的美国是另一个时代，它的小农经济能有长期的发展。中国的这种农村经济的发展之可能，它的前途与美国不同。 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力既然很低，资本积累的进展自然比较的很慢。然而当革命胜利，而要开始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时候，它却要碰见一个极大的阻碍，就是帝国主义。革命胜利推倒了西欧、日、美帝国主义侵略半殖民地的工具－－豪绅、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军阀等，使帝国主义必然要找新的方法来剥削中国。那时候，中国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上即使只想得到半分的独立性，亦必须与帝国主义作残酷的斗争。而且中国在世界市场上与这些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亦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自由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又是非常困难的。 在革命之后，与帝国主义作这样剧烈的斗争时，必然要把已经获得政权的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和阶级觉悟提得极高，但这是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很有妨碍的。取得政权的工农群众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定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可以更加集中力量去战胜中国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障碍？它所得到的答复，一定是赶快准备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就是说，要赶快准备各种条件，去消灭私有的资本主义市场而代以有组织的经济。局部方面，要准备条件，使工人政府能够去没收大工业生产机关，而在国有的城市大工业领导之下，去进行集体的农村经济，发展合作社，经过合作社而使数千百万农民经济与城市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相联合。但这就已经不是准备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了。这是准备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 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已经处在完全破产的条件之下，在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必然胜利的前途之下，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突飞猛进－－不讲别的，只有这一件，已经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容易得多。 中国的革命农民，除开与已经建设着社会主义的苏联无产阶级，与各先进国家和中国本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一同前进，去建设社会主义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解放自己。 因此，中国民主革命得着胜利，农民从一切资本主义前期落后关系之下得到解放，这件事，客观上虽然是向资本主义道路进行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在革命的过程里，它一定要转变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步，因为中国现在具体的环境，使它必然这样走。 就是现在，中国农村里面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已经很剧烈了，以后只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一个初步的胜利，这冲突一定会更加剧烈。因此，就是现在，中国农村工人已经必须将自己组织起来，与农村中半无产阶级的分子，一同在有组织的城市工人领导之下，去与乡村中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斗争，以求前途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至于这个前途是否一定能够胜利，这当然要看将来的实际环境如何。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断定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要用斗争来解决，是要领导中国革命向这条道路上发展。 根据上面的分析，为了要完全消灭中国农村中所有的封建遗迹，为了要让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尽量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将要采取以下的方针： 一、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解除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建立农村中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 二、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底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 三、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的公产官荒或无主的荒地沙田，都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 四、各省区中的国有土地的一部分，作为苏维埃政府移民垦殖之用，分配给工农红军的兵士供其经济上的使用。 五、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概作无效。 六、销毁豪绅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书面的口头的完全在内）。 七、取消一切由军阀及地方衙门所颁布的捐税，取消包办税则制，取消厘金，设立单一的农业累进税。 八、国家帮助农业经济。 Ａ，办理土地工程； Ｂ，改良扩充水利； Ｃ，防御天灾； Ｄ，国家办理移民事业； Ｅ，国家由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理低利借贷； Ｆ，组织消费及生产的合作社； Ｇ，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制。 九、一切森林河道归苏维埃政府经营管理。 革命完全胜利之后，在全国或在重要省份中已经建立了坚固的苏维埃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将进而帮助革命的农民去消灭土地私有权，把一切土地变为社会的公有财产。因为共产党认为土地国有，乃消灭国内最后的封建遗迹的最彻底的方法，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不论什么情形之下，在民主土地革命中不论什么状况之下，总是一定不变的力求农村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组织，要向他们解释，说他们的利益是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永远互相冲突的。要他们不受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蒙蔽，认清商品存在一天，农民群众还是穷苦一天的。要他们知道唯有彻底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消灭一切的贫困，一切的剥削。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自通过之日起，经修正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即行生效。 大会认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要坚决执行党章的各项规定，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来源：新华网  

3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深入组织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21〕244号，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将依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组织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 《通知》以紧扣创业带动就业主题为主要目标，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区域四类示范基地，用好资金支持、政策扶持、宣传推广等抓手，组织实施社会服务领域双创带动就业、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校企行”、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精益创业带动就业等专项行动，力争2021年将示范基地新增就业机会能力提升到110万个以上，在创业带动就业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 《通知》支持示范基地充分发挥新兴业态、平台企业、示范项目、先进典型的牵引作用，以“四个牵引”深化实施专项行动。鼓励区域示范基地通过公开招标、揭榜挂帅等方式，购买教育、医疗、劳动就业、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培育壮大平台企业。 关于开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专项行动，《通知》提出，要围绕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建设“三个生态”，打造整合创新资源、组织创新活动、促进成果应用的“链主”，力争带动2000家以上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创造1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明确，要举办系列融通创新主题日，企业采取“揭榜挂帅”、定向采购等方式，面向中小企业发布一批技术需求，共享一批设施资源，签约一批合作项目。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大量工作表示满意。 大会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和胡耀邦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进一步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并且要求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一致行动起来，为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而奋斗。   来源：新华网

凡党员之行动带有政治意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严重监督指导之权。党员遇有不得已须在政界谋生活时，必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         来源：共产党员网  

1．从上次本党大会以来，革命发展得很快，党的长大也同样的快。从第四次全国大会到现在，党员自九百余人增至五万余。党的政治影响比数量的增加更快。本党无疑的成为全国工农的领袖；领导无产阶级经过两年的不断的斗争，斗争中包含好几次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武装暴动。在党的领导之下，四年短期之内，二百八十余万工人与九百余万农民，已经组织起来。本党已成为群众的党了。 自“五卅”起，上海无产阶级的斗争、香港罢工、汉口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都是中国革命史中重要的事件。在过去的二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站在最主要的地位上。如今他已取得斗争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这样的地位，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会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 2．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符合第七次国际扩大会议决议案所指出的道路。民族革命之发展加紧了阶级斗争。国民党内的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想领导革命，以与本国反动派及外国帝国主义妥协；然而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则反对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于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发现了危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看见不能依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而领导革命，他们就把国民党分裂了。他们不但离开了国民革命的斗争，并且转而反对之。他们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上海无产阶级，做了两次英勇的暴动以欢迎革命军，他们在反抗北方反动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南军占领上海后，不久蒋介石就在上海下命令屠杀工人。 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 3．革命运动发展，无产阶级势力增加，同时，反革命的势力也渐渐形成。反革命势力的形成，有下列的表演：（Ａ）帝国主义列强之联合的直接武力干涉，（Ｂ）反动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同盟反对国民革命。帝国主义者看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政权，足以给帝国主义者及其同盟军以最后的打击，他们便想用武力恐吓手段强逼革命的国民政府采用妥协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帮助并鼓励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建立反革命的同盟。革命运动中第三阶段之初期，就遇到了帝国主义军阀与大资产阶级联盟的这种威吓。但是，革命运动正要在坚决反抗这反革命联盟的斗争中，更加向前进展。革命势力定能巩固集合民族的精力，巩固一切革命力量，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以反抗并破坏反革命的同盟。 4．从“五卅”起，无产阶级开始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这个斗争建立了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获得暂时的成功。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看见这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将走得太远，客观上危害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于是他们也开始用全力使民族解放运动移转到他们的指挥之下。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互争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第一个表现就是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 三月二十日事变，开了争夺领导权的第二阶段。在此时期，资产阶级占了上风。他们利用他们在广东的胜利，而想把他们的权力扩大至于全国。在这时间本党没有正确的政策。固然，资产阶级一天留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就一天须与他们结合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资产阶级将来的作用，在三月二十日之后，已经更加清楚了。然而本党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因为本党对于大资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段中的作用，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讲联合战线时，没有致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三月二十日以后的反动时期中，要立刻倒蒋。本党的任务是继续的去争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这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领导，客观上是必将出卖革命。这个任务并不与联合战线不两立。 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无产阶级要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向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动奋斗。本党没有实行这个任务以领导无产阶级。联合战线做得太广泛了，甚至乡村中的封建宗法的反动分子也联合在内。在本党领导之下的广东农民运动，除要求组织农民协会与减租外，没有更急进的要求。当时封建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已经准备使革命妥协，至于消灭，而本党没有认明；应当在乡村之中攻打他们的根基。实则只有进攻这种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才可使革命的社会基础更加深入。这件事没有做，为了这个原故，广东便很容易地失掉了。 5．北伐之主观上的动机，是资产阶级想扩大他的权力。但是客观上北伐是发展革命的方法，所以帮助北伐的政策是对的。但在此革命地盘扩大之时，本党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这种疏忽，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过分估量了大资产阶级的作用。那时的策略，是先帮助资产阶级完成其革命的第一阶段（扩大），然后再来做第二阶段的深入。因为有这错误政策，所以不能征调全国革命的民权派的力量，以限制封建分子、资产阶级想利用军事胜利之帮助，而加强其势力之企图。最后封建及资产阶级分子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于是他们公开宣告包办整个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实行其分裂革命之政策。因为对于联合战线的见解错误，所以在革命军所占据的地域中，一切反动的社会基础，仍任其存在。因此，到蒋介石叛党的时候，不能使他孤立，封建的资产阶级分子，居然带着很大的力量，从民族革命中分裂出去。倘能及早在城市与乡村中（特别是乡村中）加紧阶级斗争，那末，早就可以摇动反动势力的地位，－－例如广东之失，也就不会这样容易的了。 6．对大资产阶级估量不确，甚至于过分，于是对小资产阶级的估量就过小。小资产阶级不会成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当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反动势力联合而预备使革命势力妥协之时，无产阶级应非常注意小资产阶级，否则，他将与资产阶级一路走。上海暴动之失败，最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 蒋介石并不是在四月十二日突然变成反革命，而命令在上海的街道上屠杀工人的。从三月二十日起，他已经是革命的仇敌了。但党没有指出蒋介石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他要消灭革命，因此，也就未能充分号召城市中民权派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以防止蒋介石能够在上海建立其新军阀的独裁。 7．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上海无产阶级的二月暴动是太早熟了，在那时候的革命热情中，党不能有计划的指挥群众，建立苏维埃式的市民政府的尝试。更是太早熟了。 大资产阶级一开始时便没有帮助这个运动；白色恐怖起来，小资产阶级也吓退了；于是无产阶级陷于孤立。二月暴动失败后至三月暴动之间的时期，是很可以利用之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亲密联盟，以为革命的民权政府的基础。但是因为第一次早熟运动的失败，使党跳到另一个极端；因此，过于重视资产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而忽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本党的另一错误，是于不自觉之中把上海运动做成是一种独立的，而未顾及全国民族运动的联系。 8．第五次大会认识上海无产阶级在本党领导之下英勇斗争的历史意义。大会认为：虽然上海事件有许多失败与错误，但不失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之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在这时期中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权联盟，已经成为革命的唯一的社会基础。上海无产阶级仍为革命的柱石，上海仍是斗争的重要中心之一。上海无产阶级从“五卅”以来就继续不断的在本党领导之下做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他的斗争必能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将来一定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 9．第五次大会坚决的认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叛离，不足以削弱革命。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在这时期里无产阶级成为斗争的原动力，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当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留在民族运动中的时候，他们阻碍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政纲的实现，因此，群众的革命力量是被遏制的。现在革命的民权派力量之自由发展的障碍已经减轻，所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的运动可以加强起来。 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的扩张，但是同时在这地域之中要把革命的社会基础使之深入。广东之失去，表现出革命只扩大而不深入的危险。这个时期里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除去反动根基，以巩固革命。要做这件事，必需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 10．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帝国主义的干涉更加严重。于是小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想要将革命根据地从帝国主义威胁之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应当反对这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趋向。帝国主义的干涉，确实存在。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工农群众从坚决的斗争中，保护革命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要巩固革命于中国的中部及南部，并不是忽视扩大革命地域之可能与必要。但中国共产党必定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 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如果认为要先完成北伐而后始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与民主政权之创造，那么，这正可以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而在极短时期内巩固他们的势力，以帮助帝国主义。东南诸省是经济上最先进最富饶的地方，我们不能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否则，这就是使帝国主义更加强固（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太弱，不能独立的生存）。如果这样，中国将要走进一个时期，在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领导权之下，发展经济，使世界资本主义有很大的稳定。中国将继续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虽然统治方式上或者略有改变，然而实质上这就等于消灭革命。 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必须领导劳苦群众反对封建、资产阶级等的反动派，以巩固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根据地一定要在那种省份里巩固起来，那边要有久经战斗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农民组织，以及高度发展的国民党及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不能想出一个更天然可靠的基础，如上海无产阶级，广州工人阶级，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的革命农民。第五次大会丝毫不减少扩大革命地盘与打倒张作霖的需要，同时也以为党有一个目前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诸省，毫不留情的与反动势力作战。这个任务的完成，其意义是在很大的地域上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这地域在社会情形及经济上都是合宜的。这样可以铲除封建资产阶级消灭革命的企图。客观上的条件（国内的与国际的），都利于中国革命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个革命前途不仅是国际决议案所指示的，而且是由事实所产生的。如果对于这种前途有分歧的政策，那就是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其意义就是消灭革命。 11．四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两种条件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Ａ）保持组织的独立，（Ｂ）有批评的自由，以执行其拥护工人阶级利益之政治的主张。在此合作中，本党曾很坚决的反对右派，因右派系主张限制本党的独立组织者。但是本党在国民党中，以前只有离开国民党而求所谓“独立”的政策，而实际上并未能将真正独立的工人阶级之政策执行起来。主要的原因，就是本党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未能正确的认识。在现时这一革命的阶段之中，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影响，应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政治上很明显的很坚决的表现出来。 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共产党一定要使一切革命政策、政纲与策略之决定中，都考虑到工农的利益。共产党不能做国民党的旁观者或反对者。这革命的联盟，必定要立在一个共同的国民革命的政纲上。 共产党的加入国民政府与省政府，以及由联席会议讨论革命的实际问题之新方法，都已表现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在这新的情况之下，党团工作变成非常重要。要经过党团使政权与党的机关影响群众。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决不可以因为我们与国民党关系的新方式而发生取消派的倾向。要知道一个革命的联盟并不就等于一个党。 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这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土地革命），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工人阶级领导着这个革命。第五次大会不赞成“共产党是工党，国民党是农党”的机械理论。土地革命就是推翻封建宗法的革命；这种革命当然要当代最革命的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是现在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他应当领导农民去实行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 12．现时的革命阶段的主要特质，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之中取得领导权。然而必须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有了保证，他才能完全实现这个政治上的功用而行使其革命的领导权。须有英勇的革命斗争，才能获得光明的政治发展。工资低微，营养恶劣，衣服褛褴受尽剥削的工人，决不能负担这个责任；所以要领导工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第一条件，就是共产党要很坚决的为提高工人生活程度而奋斗。第五次大会认为：为实现工人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起见，应当为工人力争下列的要求之实行：（一）八小时工作，（二）足够供给生活的工资，（三）劳动保护法，（四）救济失业，并为失业者觅得工作，（五）劳动保险及恤老金，（六）保护女工与童工。 13．现时大资产阶级对于国民政府仇视，组织一个很显著的反革命大联盟，会同着帝国主义的干涉及经济封锁，来威吓国民政府，于是国民政府在财政方面感觉很大的困难。如果财政困难不能解决，那么，革命的斗争便不能继续进行，军队便不能改造，将要发展而成民权独裁制的政府机关，也不能建设。共产党应坚决的反对增加劳苦群众经济负担的企图，因为这不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而恰巧相反，这种企图却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基础。第五次大会认为：对于财政困难唯一的稳当的解决方法，便是农民革命。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向来交付给地主的地租，便可以有一部分以地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使国家增加了一大批财富。现在暂时解决财政的方法还有两点：Ａ．征收很重的财产税，Ｂ．发行革命战争的公债，而把公债的担负加于不劳而获的阶级身上（资产阶级和地主）。 14．在革命运动发展中，中国的青年们有很大的作用。在各种斗争中，青年们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指导之下，总是站在前线上，而给党以很大的帮助。在现在时期中，当革命运动要深入和扩大之时，青年的革命意义格外增加了。党对于青年之革命的意义须加以严重的注意。从前党对于青年运动，未尝加以充分的注意。将来党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建立一种亲密的联合，必须积极的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帮助。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条运河，党须经过这条运河，而影响到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我们现在如果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数量上的增加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负的任务比较起来，就可以看见现时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的发展是很不够的；这是因为以前在各种斗争中，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群众工作太薄弱，或者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能在他的组织下面巩固他的政治影响。共产主义青年团将来的工作，一定要很注意于群众运动的发展，要利用一切的机会，在工人之中以及乡村和军队之中去发展青年的群众运动。党盼望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四次大会能根据这个精神去进行他的工作。 15．党对于被剥削的妇女群众的工作，必须较之从前更加注意的去做。在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之中，被剥削的妇女们，一定无疑的是很重要的因子。妇女是人民中最受压迫的一部分，她们在革命队伍之中，也是最为热心于革命的。 16．去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一切无党的普通群众组织，特别是济难会，在革命战线上，对于革命群众，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党以后对于这些组织也必须加以重大的注意，为的是经过这些组织，而在工农和知识分子之中扩大和巩固党的影响。   来源：共产党员网

（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批准胡耀邦同志代表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大会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大会认为，报告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应当成为今后党的各项工作的基本依据。 从党的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的五年间，全党要力争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为此，必须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特别是要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一切严重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大会号召，全党同志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振奋精神，坚韧不拔，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来源：新华网

3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对《关于全面实施环保信用评价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1年3月23日至2021年4月21日。 环境信用评价是加强生态环境监管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市场主体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重要手段。《关于全面实施环保信用评价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推动相关领域应用环保信用评价结果。各有关部门应在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监督抽验、政府采购、财政投资公共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特许经营活动、财政性资金项目安排、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执行投资税收和价格等优惠政策、申请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科研管理、表彰奖励等过程中，依法依规应用企事业单位环保信用评价等级信息。鼓励行业协会商会、金融机构等在会员管理、宣传推介、融资授信、厘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等过程中，参考使用企事业单位环保信用评价等级和环保信用信息。   来源：国家发改委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上。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169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央政治局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第一年的良好开局。 全会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全会强调，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全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 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全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全会提出，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要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 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牢牢把握方向，大胆实践探索，注重统筹协调，凝聚改革共识，落实领导责任，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要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切实做好各项工作，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关心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继续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来源：新华社    

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指出“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9年4月15日，经半个月的国共谈判和分别交换意见及与各方磋商，中共代表团提出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中共代表团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除了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外，还要求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就地停战。至此，它自己揭穿了“呼吁和平”的假面具。 195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 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正式确立土地用途管理制度。2006年7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 200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指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继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我国新阶段总体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