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这便是列宁主义与一切投机主义孟塞维克主义根本不同之要点，因为后者忽视那“睡觉”的农人阶级以为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的要素。 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后，然而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份，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二、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一千九百年影响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农民对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辛亥革命后，外国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致以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资本）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三、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自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上次扩大会议关于农民问题，曾经采用下列的决定： “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税额须经乡民会议（农民会）的同意，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 同样亦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乡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的主张。 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之间应当宣传反对苛税。佃农问题与反对劣绅问题里都可以提出佃农协会及雇农协会的主张。 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应改为农民自卫军），武装农民以防匪祸。 国民党政府领域之内，除上述种种宣传之外，还应当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免除高利贷之苦”。 以上这些方法，自然今后还很适用；惟应用的分际应随时随地加以斟酌，例如：佃农、半自耕农、雇农有共同组织以反对大地主之可能时，应适用联合的农民协会的组织。每次军阀战争，应利用农民因受战祸之种种痛苦而进行上述的宣传和组织。此外，于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这种口号应视为在农民中发展反帝国主义之导线。 四、最近的一年以来，在南方国民党政府领域之下，农民已经被引入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国民党的农民政策的结果。此后，不但在南方，而且在北方，引导农民进行反对军阀、地主的争斗之可能，更因国内客观条件而日多。我们的党在国民党改组之后，既然和国民党在一起工作，我们对于农民，便要替国民党的农民政策负责，我们应当反对国民党领袖们在南方对于农民的错误政策：（一）他们只想利用农民，并不实际保障农民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便要农民拥护国民党，这种政策是决不能得到农民的赞助；（二）国民党在军事区域里要农民赞助自己，他们组织农民协会，要求农民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可是他们并不强逼大地主对农民让步，而且不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于军人或土豪鱼肉农民危害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国民党领袖们都不能帮助农民。例如，农民协会每为地主阶级勾结右派、军阀、官吏所压迫或捣毁，最近广州之市长选举，竟将二十余万负担市政费的市效农民除外。 另一方面，一年以来，广东农民已渐渐地觉悟并组织起来以反抗地主和劣绅，农民协会运动在广东国民党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可是国民党并不知道怎样应用这种新动力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常任农民协会为右派官僚、军阀、地主所摧残。同时在这一年的经验中也可发见我们自己的错误：（一）在宣传上有时太使农民依赖国民党政府的势力，使农民不相信自己有力量，不明白农会自己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政治势力保护不到时，农民对于我们便失望；（二）有时对农民提出的口号太高，范围太大，或未至提出此口号之时机便即过早提出，犯了一种幼稚病，反促进反动势力之联合进攻，使我们不易于支持争斗；（三）有时把农民经济争斗的责任，完全放在我们几个主持农会的同志身上，使农民群众反处于第三者的地位，使农会变成一个不以群众势力作基础的空架子。 五、固然我们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但同时应注意利用每个具体争斗的机会根据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的政纲作反抗国民党右派及军阀的压迫；并使农民觉悟国民党及其政治的势力，可以利用保护农民利益的，但必须农人自己团结及与城市工人联合，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才能以工农阶级势力影响国民党－－使国民革命在工农势力的影响之下向前进行。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束缚，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农人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我们须于国民党之外，同时独立地进行本党公开的宣传和支部的工作。此项工作以各地农会中之支部为中心，并将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放在本党地委指导之下；在农民反抗右派官僚、军阀和地主争斗中，本党地委应作适当的宣传或发布宣言，务使农民渐渐知道本党是真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党。 在农民运动中，我们须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农民对于国民党怀疑时，我们当向他们解释国民党的派别关系，并举出实例证明何为右派，何为中派，何为左派。我们并须向他们解释共产党的性质、党纲、策略。这种宣传在广东反革命的买办阶级失败，反共产的鼓动散布于乡村而与大地主结合之后，更为必要。 六、此外，我们更应注意数事：（一）提出口号须切合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须于行动之前，应有充分的宣传与预备，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二）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我们在农民运动中，常因策略的不适当，致使中农常立于大地主一方面）。但我们应在此种结合中特别要保障贫农与雇农的特殊利益。（三）应特别宣传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加征殷富捐所得税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作用甚大，第一是可获得一般小地主的同情和维持，第二是使富有阶级大地主孤立受打击，第三可使国民党的政策左倾，第四国民党政府如不能满足农民这种要求，可使农民对于国民党加以深切地认识。（四）应使农民向国民党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此外农会并应多做公益的事情，一以增高其地位，一以免除地痞劣绅借公共事业名义以敛钱。提高乡村文化（但初步运动时须注意不可过于违背农村中宗法社会心理），设立夜校、识字班、讲演、新剧、壁报等，皆应求国民党与以物质的帮助。 七、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别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 土匪与农民之关系亦是一个重要问题，以广东已知之事实言之：（一）有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这类土匪当予以适当的联络；（二）有被地主利用压迫农民的，对于这类土匪我们只能用反对地主压迫之口号去对付他，但不宜专门攻击土匪，使农民与失业农民（即土匪）互相屠杀互相积怨，以中土豪之奸计，尤其紧要者当土匪被利用来攻农民时，我们一面以武力对抗，一面须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阴谋；（三）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 八、在南方日益发展之农民运动经验，我们应利用之向各地工作。以后凡本党组织和国民党组织及我们工会运动所及之地方（如沿铁路，沿矿山，及各大城市四郊等）－－尤其是在土地集中的地方，务宜利用在广东所得之经验和本决议案之种种方法，尽可能地进行。我们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 九、全世界农民之真实的解放，是与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相联接的；故我们应在可能范围内领导有组织的中国农民加入农民国际的组织以发展其国际性并助长全世界革命的进步。   来源：共产党员网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赵紫阳同志代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大会充分肯定十二届中央委员会进行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大会认为，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十二大，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建国以来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开辟了我党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 大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作出的重大贡献。 大会认为，赵紫阳同志代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报告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论证了我国社会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正确的论断，对于防止和纠正“左”的和右的干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报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会认为，这条基本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符合我国国情，是完全正确的。这条路线和根据这条路线进一步提出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为我国的建设和改革规划了基本蓝图。 大会指出，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我们在建设和改革中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还很多，今后的路程更长，任务更加艰巨。 大会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牢牢掌握这条基本路线所规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同心同德，振奋精神，埋头苦干，开拓创新，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来源：新华网

2021年04月16日19:52 | 来源：新华社 4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这篇一万多字讲话当年已经新华社全文发布，讲话单行本也已出版。时隔五年，再次发表，颇有深意。 ——从时间看，今年适逢建党100周年，站在这个时间节点重温、回顾，具有深刻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全面总结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伟大贡献和历史启示。 三个伟大历史贡献——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三个伟大飞跃——“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个历史启示——阐明了伟大历史贡献都是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党的领导和先进理论指导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用血汗和生命写就的壮丽篇章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我们的事业、道路和战略经过历史的证明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 总书记对我们党95年奋斗历程的审视和阐述，具有强烈的启迪意义。 这是经过修缮，尚未重新开放的中共一大会址（4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正值建党百年之际，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之时，《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无疑是全党学习党史的最好“辅导资料”。 ——从内容上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8个字是贯穿这篇讲话始终的一个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总书记进一步从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坚持理想信念、坚持理论创新、坚持战略推进、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从严治党等8个方面，阐释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具体任务和要求，这些要求正是党领导人民继续开创民族复兴伟业的指南。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也是迈上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全党重温这篇讲话，就是要守本举纲，秉持建党伊始的奋斗精神和赤子情怀，沿着历史揭示的正确方向开启下一个百年的辉煌事业。 这是2020年3月18日拍摄的上海洋山港集装箱码头（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最后，讲话以“历史性考试”为结尾，意味深长地揭示出“赶考”永远在路上的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习近平总书记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引领百年大党答好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答卷。

  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队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 （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谏训〔训练〕。 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须依据左列诸原则： （一）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 （二）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 （三）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四）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 （五）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 （六）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 （七）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 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要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功一个党，不是学会，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刊印   来源：共产党员网

1 土地问题意义 一、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大半尚建筑在封建的关系之上。大部分的田地（约百分之六十六）为收租的大地主所占有。佃农及半佃农耕种田地，而没有享有田地的权利。田租的方式既不确定，租佃权也不能永久享有。田租大抵要占农民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除此而外，农民对于地主阶级以及握有政治的军阀统治者，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 中国田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四属于农民。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农业，固然除北方各省如山东、满洲外，几乎无有。然寺庙、祠堂等所属之地，占有耕地之数目，亦实有可观。井田之制，久已消灭，惟所谓公有田产之管理制度，尚遗留于乡村间，作为乡村中宗法社会政权之基础。此等田地的主有权，已为乡绅所篡夺，耕田者反而失却享有的权利，乡绅等得变为地主，更利用此种权利，以行使其宗法社会的威权及统治。 军阀的统治，就建筑在这种土地关系之上，因为地主阶级的权力，实使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农村之中，仍旧保持其为经济政治组织及行使制度之重要特质。 二、同时，初期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亦已深入于农村经济之中。所以中国农民实在同时受两种剥削：一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即封建制度式的）剥削，一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其结果，中国农民日就穷困，国民经济制度特别落后。 地主阶级所提取的田租特别的高，致使耕者反无剩余的收获。他们所得的，不能供给日常的需要。此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在此剥削下，不许农民改善其生产方法，结果中国农业依然保持其原始状态。实际上就等于奴隶制度。农民只为消费而生产，其剩余都为地主所占有。 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也在这种封建式的关系上建立起来，地主所收的佃租多属谷类（这又是封建制度的遗留），农产品的剩余，多归他们手里。但是地主得因此而变成商业资本家。不过他们的原始的封建性阻碍那充分的资本主义化的趋向。他们以原始式的剥削手段而积聚起来的财产，并未变成生产的资本，仍用到购置田地及重利盘剥等的投机事业。 经济的落后，阻止了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同时全国经济形成了破碎不连的现象，将全国区分为多数孤立的商场，此等商场即为掠夺剩余农产品的地主所操纵。在此情形下，地主阶级便能强行抬高物价；如此不仅剥削农民，而且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亦在被掠夺之列。工资极低的无产阶级，却要出高价换得食物；就是小商人，也变成了地主阶级垄断的投机事业之牺牲品。 重利盘剥制度，即在此复杂的原始的剥削形式之下，很快的发展起来。此是唯一的交易制度，唯一的资本主义式的积累方法。然而重利盘剥者的资本，并不能促进商业或产业，依然用到土地投机事业上去。残酷的田租征收以及其他封建式的压逼，重利盘剥等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再加上军阀机关的榨取，致使农民陷于永久的饥饿之中。 军阀在多数省分中占据着最高的政权，其统治机关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下，剥削一般农民，以下即为其中最厉害的： Ａ 正税与苛税（预征钱粮） Ｂ 军事给养（米粮、靴鞋、马匹等） Ｃ 战时苛酷的征收 Ｄ 拉夫（运输军用品） Ｅ 滥发无价值的纸币（军用票） Ｆ 厘金征收 三、帝国主义的统治，阻止中国经济的进展；于是中国产业特别落后，形成农村人口的过剩；而农村人口过剩的现象，实足以延长军阀封建式的剥削制度之生存。可见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农民问题有极密切的联系。 帝国主义因欲为其本国的产业找到贱价的原料，为其商品找到市场，于是力求殖民地的扩张。劳动力是最可宝贵的材料，殖民地半殖民地充满了贱价的劳动后备军，当然是帝国主义国家中之产业的凭借。结果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了殖民地产业的落后；而殖民地永久停滞于原始农业生产的状态。因此新式产业的发展，农村中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向城市中转移。这样的退步现象，造成农村居民过剩，维持了封建经济的生命；否则，新式生产的发展，早将他们打破了。 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农村人口的过剩，延长了封建制度及其剥削。破产农民继续不断的增加军队的数量，致使劳动者的工资，落到最低限度，帝国主义的根基，因之更形巩固。综起这许多原因，造成了农民中极端的贫困与荒芜。失业的农民，既无处施用其生产的劳动力，于是变成为土匪与雇佣的兵士。中国的军阀，确是一个奇特的社会征象，其形成在乎国家经济的不完整不统一。军阀是封建势力剧烈的表现，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种军阀会同买办及地主乡绅重利盘剥者，组成一个极大的机器，混合封建反动式的剥削与初期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于一炉而冶之，炼成压榨农民的铁钢。这一个机器吮吸了农民的血汗，破坏国家的经济组织。在此背景上，帝国主义进行其最完备的资本主义的掠夺。 经济的破产，驱使农民于重利盘剥者的铁腕中，利率渐渐增高，致使农民永不能脱离债务的负担，以致出卖或抵押其土地，土地遂集中于高利盘剥者之手。再则帝国主义者买办及土豪等还要借此以垄断原料，如预先放债给农民，使他们不得不以贱价将原料抵债等；这亦是对于农民的一种很苛酷的剥削。同时，帝国主义者，如基督教教会及农业公司，还有直接以贱价勒买田地的；这种剥削方式便更加是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的表演。 四、中国的军阀吮吸全国的膏髓，外国帝国主义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他们两者的根据地都是农村中的封建组织。所以中国民众欲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的目的，基本的条件就是肃清农村中封建势力的残余及宗法社会式的政权。急剧的变更土地所有制度，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非然者，为真正民权的自由战争，将停滞而不能前进；欲消除上层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组织，必须破坏他的根基。 五、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的自觉的来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农民的精力，必能贡献于国民革命，如果农民的剥削机关能彻底解除。农民革命－－打破封建制度－－是建立民权制度的革命所不能离的。在通常社会的发展中，资产阶级能为农民破除封建的锁链。但是此种通常的社会进化，在中国已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扰乱。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未形成一个反封建势力的成分。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因为是从地主阶级产生出来的，依然同地主阶级保持亲密的结合，甚而至于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众的工具（如买办）；在这两个情形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剥削农民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不能作农民革命的战士。中国资产阶级仇视农民革命，他不但不能为民权自由而奋斗，反而作民权自由的敌人（蒋介石的分离革命即其一例）。 农民将要受无产阶级的赞助（并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为助手），而从事于历史的战争，消灭封建势力及其党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系反对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是保持乡村中封建关系的主要原因。但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关系亲密；虽与他们阶级有利，他们也不能完成土地革命以促进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六、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剥削之影响于经济者，为食料价格的增高，商业的停滞。此两种影响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共同感觉到的。所以这两个阶级都是反对剥削农民的，农村的急剧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不但农民本身获得利益，全部人民都蒙其益。农民群众生活程度的提高，商业因之而大发展。设若耕者能享用其自己生产的剩余，债主的铁腕将失掉其作用，农民可用由农产得来的资本，从事于改良耕种的方法及工具。结果全国农业产额必为发生自由的市场，可使物价降低。最终，因封建式佃租的取消，国家税收可以得到新的源泉。 七、要取消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才能实现。要破灭乡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消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的田产的管理权。为保证农村急剧改革的实行，农民必须握得乡村中的政权，乡村中之武装势力，必须由绅士手里，夺回来交给农民。失业的农民既然得到土地或能从事于生产工作之后，军阀的祸患，将不复存在于中国。重利盘剥的现象，也因为他的经济根基既行取消，势必消灭。国有农业银行的建设，信用合作等的设立，必使重利剥削者完全丧失作用，这种打倒重利盘剥的斗争，亦是农村革命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有相互的关系，不能分离解决的；唯有从事这些工作，使农民群众从封建宗法的剥削下解放出来，国民革命的成功才有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 2 中国农民运动之趋势 一、中国农民运动，依粤、湘、鄂等省的经验，大半都是以贫农（佃农、半佃农、雇农及地少的自耕农）为中枢。农民运动的这种社会基础，很明显的指示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最迫切的现时的运动趋势，已经是铲除宗法封建的政权，而建立农民的政权。自然在这种斗争中农民武装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总的趋势中，有些地方已经进一步而到了实际开始解决土地问题。 二、各省农民运动发展之阶段，现在还有许多参差。北方各省在军阀残暴的压迫剥削之下，农民协会尚在秘密组织之中，没有很大的发展。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农民运动在胚胎之中，减租抗税的斗争，反对重利盘剥及土豪乡绅的斗争都已经开始。但是他们遇见蒋介石反动的压迫。广东农民运动发展最早，但是，客观上虽然农民群众早已从减租的口号进而要求政权，要求武装，甚至于土地，然而我们党在广东农民两年艰苦的剧烈的斗争过程中，没有确定的一贯的政策去指导。李济琛的反动，使广东农民现在处于非常之大的压迫之下，土豪劣绅的反攻更加残暴起来。江西、湖南、湖北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江西农民虽然已经开始减租等的初步斗争，但是大致说来还在组织集中力量的时期，这是因为江西久处于蒋介石势力之下，经过左右派政权两次转移的斗争。现在农民运动发展的阶段之中，要算两湖的为最高，尤其是湖南。湖南不但实际上农民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至少已经动摇他们的权力，而且要自己起来建立政权，有些地方，并且参加县政权。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 三、中国农民运动，大部分都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不得无产阶级的领导，他的发展不能有正确的革命的道路。但是如红枪会、硬肚会等运动，也是农民运动的一种方式，他们是中世纪式的组织和斗争方法，这在阶级分化不甚清晰的地方，如河南等处，往往以地主土豪为领袖，有一部分甚至会受反革命派的利用。然而这种运动，当他们反抗军阀，代表小农利益而抗捐抗税，反对县官的时候，确是革命的。 四、农民运动发展的时候，封建宗法的反动政权（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自然竭力压迫。他们勾结军阀，利用自己的武装（民团、团防等）以及土匪，来进攻农民，屠杀农民，要想镇压农民运动。然而国民政府的革命政权之下，农民运动至少得到相当的自由。所以农民运动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形成伟大的势力之时，土豪乡绅的势力大大削弱，他们就实行消极抵抗，阴谋破坏，如运米出境，拒绝借款等，或者自己冒充农民，组织假农民协会。蒋介石派的反动势力之下，差不多只有这种土豪乡绅组织的所谓农民协会，才能存在。就是国民政府之下，土豪乡绅亦在联合军队中封建分子，时时刻刻在那里力谋反攻农民。所以现时农村中的斗争，实在是非常之剧烈的。 五、农民的斗争大致起初总是减租、抗税、减息等等及反抗土豪乡绅的压迫，但是随后的发展，往往立刻便要进到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进到夺取武装，以至于武装冲突。而在革命战争的军事时期，农民斗争一开始便是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治势力，这是因为不但取得土地，就是实行减租，也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所以农民斗争必然要经过一个猛攻宗法封建势力的时期。这种猛攻的革命斗争中，总是以贫农为中坚。农民的革命政权，实际上不能不以贫农为领导者。这种推翻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的运动，客观上是以开始解决土地问题为目的，中国农民，尤其是贫农，他们很深切的感觉土地之缺乏，田租杂捐的剥削。他们实行革命斗争的目的，是要自己拿住政权，是要推翻土豪乡绅包办税捐的制度，而自己来管理，是要取得土地，而夺回地主等剥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由减租直到耕地农有，平均耕地。 六、现在革命的阶段之中，农民运动－－乡村中农民反抗豪绅地主的阶级斗争，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他的发展阶段很有参差，但是大致的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现时的新阶段之主要的特点。现在乡村中阶级斗争的开展，及农民革命的深入，不但要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而且就是严重的打击反动的封建分子及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帝国主义的势力无所凭借而组织反革命运动，这就是说：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 3 国民革命中的农民政纲 按照上面的分析，农民运动客观的条件与主观的力量都已经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决议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中，为农民问题之解决，须要以下的策略： （一）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此等没收的土地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此等土地的管理形式，是否采用公有制度或分配于耕种者的农民，皆由土地委员会决定之。 （二）（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丙）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丁）革命军兵士中没有土地者，于革命战役完终后，可领得土地耕种。 （三）耕种已没收的土地之农民，除缴纳累进的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未没收的土地之租率，应减至与累进的田税相当的程度。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佃租，不纳其他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 （四）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对农村各被压迫阶级所组织的乡民会议负责。农民协会并当参加民权的县政府之创造。 （五）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 （六）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农民的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 （七）取消重利债务的利息。限制重利盘剥，规定最高限度的利率。   来源：共产党员网

（一）对于第四次大会所议决各案愿切实履行。 （二）现时的世界大势是：世界革命潮流日益低落，反动的势力弥漫全欧，苏维埃俄罗斯的生存及发达日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威胁，全世界无产阶级此时的重要任务是在要求资本家政府承认俄国与俄国恢复和平的通商关系，以拥护他们的唯一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摧残。 （三）世界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使劳动阶级的地位沦落，劳动阶级十小时以上的工作所得工资尚不能维持其生存，同时劳动阶级内部有改良派分裂无产阶级，力助资产阶级破坏罢工及示威运动。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奋斗的口号是为劳动运动的统一。 （四）对于东方问题的决议案：大会特注重其在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二种工作：即一面为国民革命，为达到殖民他〔地〕的政治的独立奋斗；一面须组织工人及农民，利用资产阶级间之冲突，执行为他们特别的阶级利益的争斗。 （五）大会承认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此次由联合的基础之组织，改组到集中的基础之组织，并以为这是进到组成一个集中的国际大共产党的第一步表现。 根据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来源：共产党员网

中央局〔1〕议决通告各区之事如左： （一）依团体〔2〕经济状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书记T．S．Chen〔3〕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根据中央档案陈独秀手稿刊印 注 释〔1〕有时简称中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共中央的常设机构，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参见本书《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2〕指中国共产党。〔3〕陈独秀的英文签名。  

1 中国与世界革命 一 世界革命发展的阶段 最近十年之间，世界革命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欧战－－帝国主义大战之结果，发生了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底胜利，世界革命之第一阶段，就从此开始。那时西欧各国也有激烈的革命危机（德国、意大利、奥国、匈牙利等）。 因为无产阶级底共产主义先锋队当时还很幼稚薄弱，还没有团结巩固的共产党，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奸细，工人阶级的极大部分，仍旧在他们这种改良主义的政党底领导之下，－－所以群众直接的革命行动，受着创巨痛深的失败。只有苏联底革命是胜利了。欧美各国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底失败，却仍然能够压迫工人阶级，坚固自己的政权，而得着暂时的局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稳定。 世界革命形势底第二阶段之中，便是资本主义局部的暂时的稳定：世界金融贸易、生产额已经恢复或超过了战前的水平线，资产阶级广大地进攻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底生产机关急剧地实行生产合理化，根本上是更使工人阶级底生活状况恶化，取消劳动者在前一时期所争得的权利（八小时工作制、工资的增加、政治的自由等等）。 虽然如此，一方面固然世界资本主义有稳定的过程，使生产力恢复而增高，甚至超过欧战以前的程度，然而别方面，国际帝国主义整个系统之中巨大的主要的矛盾也日益剧烈起来。资本主义的世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之间，关系日益险恶；资本主义国家底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增长起来；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在日益深入，以至于引起许多直接的武装斗争及武装起义（中国、爪哇、印度、摩洛哥、叙利亚等）。再则，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帝国主义列强自己之间的矛盾，也是日益剧烈，以至于有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 所有这些矛盾的剧烈，便使世界革命的第三阶段开始。世界革命第三期底特点是：工人阶级底向左化和革命化，东方殖民地几千百万的群众起来参加进攻帝国主义的斗争，苏联更加成为摇动资本主义稳定的强大的动力，更加成为各国工人运动及世界被压迫民族底革命中心。 世界革命底第三期，重新要有工人阶级公开的决定胜负的发动，要有殖民地底武装起义，同时，反对苏联的武装战争会有实现的危险，而且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也有发生许多巨大冲突之可能。 二 中国革命底国际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估量现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必不可免的：是要有极巨大的、具有世界的历史意义的事变到来，它的性质将要是极剧烈的阶级冲突。因此，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更加增高起来。它本来是总的世界革命过程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劳动群众之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它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削弱它的力量，要求解放几万万的中国民众，要求脱离异乎寻常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就减少帝国主义压迫苏联及各国工人阶级的暴力，这就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底前进。 中国革命底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助力，亦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将来的第二阶段－－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要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底直接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革命波及邻近各国－－巨大的殖民地，如印度、印度支那、爪哇、高丽等，唤起被压迫民族广大的群众，起来实行政治斗争，根本上要动摇日本、英国帝国主义底基础，而且给美国资本主义以巨大的打击。因此，中国革命底胜利完成便使世界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底日期更加接近。 2 中国革命底性质与动力 三 中国革命底性质和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之估量。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底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所以革命当前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骨干，它的基础及中心任务是： 一、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 二、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中国底农民（小私有者）要将土地制度之中的一切半封建束缚完全摧毁。 这两个任务，还并没有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底范围之外，－－可是必须用武装起义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然后才能解决这两个任务。 三、因此中国革命现在资产阶级性民主阶段上的第三个任务，已经就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的方式。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地主豪绅底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底无产阶级和农民。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 四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口号 中国革命底现在阶段之中，它的主要口号是：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底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底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这十大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以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 五 中国革命底动力及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 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无产阶级底领导权，又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就建立起来（无产阶级能够帮助并指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使它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 世界资本主义现在正在恐慌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底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十年，它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威力是在增长，这就足以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去力争革命底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保证胜利的可能。 同时，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就可以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出发点。只有斗争，只有力量，只有无产阶级贫农底团结力与组织力，只有阶级力量底对比能够决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阶段要到甚么时候完成，它将要怎样快地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 3 过去斗争底经验 六 中国革命失败底客观原因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到第六次大会之间，中国革命之中，经过极重大的许多事变：北伐底胜利，帝国主义势力底削弱，极广大的劳动群众迅速地革命化，工运农运在半公开的条件之下广大的发展和勃兴，土地革命底开始深入……后来中国革命便遭受几次严重的失败，丧失革命所得的胜利，共产党受着摧残，群众运动受着压迫。 中国革命底发展，便发生阶级力量底分化，这就将中国资产阶级吓退，使它投降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营垒里去。中国革命底第一时期，是总的民族联合战线时期。在这个时候，便转变到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了（所谓武汉时代），资产阶级脱离革命底营垒，变成反革命的力量之后，蒋介石叛变之后，左派国民党底武汉中央，便一天天动摇起来，一天天地反动起来。武汉中央底动摇，日益暴露，尤其到长沙许克祥反动（马夜事变）的时候，更加明显。武汉中央底反对土地革命，到马夜事变就已经公开地与工农民众宣战，开始成为反革命底中心。同时，革命又在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资产阶级底压迫之下，于是整个国民党公开的反革命事业便完成了。 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南昌武装起义－－这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其结果是失败了，南昌武装起义失败底原因，是因为敌人底力量太大，同时也因指导机关底策略错误。南昌武装起义底失败，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于是广州武装起义便开始了中国革命底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 中国革命虽然最初有很大的发展，始终受了失败。革命在这一历史阶段里，没有充分的力量战胜当前的许多困难。这些客观的困难和原因之中，应当说到： （一）中国革命底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底力量强大。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力量底组织者和支配者。帝国主义利用自己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威力，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做些小小的让步，威逼利诱地分裂民族联合的战线，用贿赂收买军阀的旧方法，用武力的炮舰政策压迫革命，实行经济封锁，利用自己的强大威力（银行、公司、军舰、军队等等）－－造成阻碍中国革命发展和胜利底最严重的困难之一。 （二）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底联合战线。资产阶级在革命底初期，是参加革命的，这一事实早已伏下它必然要退出革命战线的叛变。民族资产阶级底叛变，暂时削弱了革命势力，而加强了反革命的联盟。 （三）中国军队是雇佣军队，这是中国军阀底特点，因此，反动派有着数量上占很优势的武力。许多地方这种武力是足以决定胜负的。革命曾经利用这种军队。可是这些军队底军官都是地主豪绅底代表，他们的兵士群众大都是久已脱离了生产的群众，和工农的联系比较很薄弱。当时军队还是封建地主豪绅及资产阶级底驯服工具。 （四）革命运动发展底不平衡。中国无产阶级实行严重的斗争的时候，农民运动才开始发展（例如“五卅”或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时）。中国工人阶级组织得太薄弱，又是很分散的，它的力量并不充分，可是很早就加入政治斗争底舞台，首先受着反动底历次打击，没有得着农民方面及时的赞助。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能等到农民运动发展到群众的广大的规模，就受着打击而失败。再则，地域上革命的发展也不平衡。南方的广东、湖南、湖北农民已开始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底政权，没收地主底土地，有些地方已开始分配土地，可是在北方那时农民刚刚才开始斗争，还只在开始解放运动的尝试。这种情形，当然使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底反动势力，更加容易实行自己的任务。 （五）城市底上层小资产阶级，极大部分是和封建的土地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和外国资本相关联。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而背叛革命。当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土地革命急剧进展之中，这些小资产阶级日益动摇，而终至于投降到地主资产阶级底反动营垒里去。 七 机会主义的错误 然而客观上的困难，并没有完全决定中国革命必然要失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革命失败底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底先锋－－共产党指导机关底机会主义政策。当革命危急存亡的关头，离开布尔塞维克路线的机会主义政策，客观上简直是背叛正在斗争的劳动群众底利益。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最先便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联合战线的任务，有不正确的观念。不能保持共产党底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准备群众力量，以求战胜自己暂时的同盟者之反动的企图，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底发展，以迁就自己对于联合战线的不正确的观点，这样，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指导机关，就使中国革命受着不可免的失败。 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底矛盾，不去夺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底领导权，这都是机会主义底最高表现。尤其是马夜事变时的政策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底表现。最后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执行共产国际底指示，－－这样，它便使英勇斗争的工农，竟致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承认：当时共产国际超过中央委员会，直接号召中国底党员群众，要求彻底变更党底路线，改变党底领导机关－－的确是对的。 八 八七会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 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底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它在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八七会议用布尔塞维克的公开的精神，指斥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底中心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底目标，定出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党员群众起来，开始肃清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份，改变旧的指导机关，－－这样，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 固然，八七会议对于左派国民党问题，还保存了些幻想，对于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可是这种缺点绝不减少八七会议在历史上的极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对于八七会议的主要决议完全赞同。 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要更加详细深切地确定土地问题底策略，提出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坚决地决定改造党底组织及引进工人同志来担负指导工作的责任。同时，第六次大会认为：十一月会议指出准备好的联络好的武装起义之必要，是非常对的。但是十一月扩大会议在决议案上，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不正确地采用了“不断革命”的名词，于是就解释革命是不断高涨着，由此就得到不正确的策略。同时对于布尔塞维克的武装起义策略的观念很久是模糊的。于是有不正确的估量和策略，以及过于忽视敌人力量的观念，－－这些都可成为盲动倾向底根据。因此没有严厉地防止当时党内已经发现的盲动主义的倾向（这种极左派的倾向正是很有害的）。 九 南昌秋收及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 同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南昌武装起义，秋收武装起义，－－尤其是广州武装起义，在政策上决非盲动主义的政策。 南昌武装起义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南昌武装起义失败底原因，客观上是敌人底力量过于强大。至于当时指导机关策略上的错误，乃是：（一）没有明显的政纲；（二）对于土地革命的不坚决；（三）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没有武装农民；（四）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底政权；（五）其他军事上的错误等。这些错误亦就是南昌武装起义失败底主观上的原因。 秋收武装起义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底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武装起义的影响。但是，秋收武装起义底政策之机械地应用，亦就发生有些地方底玩弄武装起义和军事冒险的行动。 第六次大会赞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所指出的广州武装起义之世界的历史的意义。广州武装起义是必要的英勇的尝试，是为保持革命胜利的斗争，是使革命深入，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不过在客观上，广州武装起义是革命退却时的“退兵战”。 第六次大会认为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很正确地指出武装起义时的错误：工农之中的工作，尚未充分；反动军队之中的工作，也是如此；对黄色工会群众的态度不对；党部与青年团自己的准备武装起义工作不充分；政治上调动群众还太薄弱（没有广大的政治罢工等）。第六次大会认为这些错误，也是武装起义不能胜利的原因之一。但是，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大会特别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底丰富的经验。 广州武装起义，客观上是革命失败过程中的“退兵战”，但是这一点我们党底指导机关却没有估计到。因为革命受了这严重失败的关系，工作底方向必须坚决地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方向来。必须集中注意于战胜盲动主义的倾向，更加加紧党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更加要消灭对于工人阶级及一般群众的命令式的强迫方法。当时指导机关没有充分看清这一点，它按照这一方向进行的办法，显然是不很够的；轻视了帝国主义及反动派底势力，夸大了农民运动底胜利，对于革命失败程度的估量也是不够，因此，例如没有估量环境的两湖武装起义计划，就是错误的。 4 革命运动底现时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底总路线 十 革命高潮过去后之形势 工农运动底第一浪潮，大都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导的。这个浪潮已经完结，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他们的革命组织受着极大的摧残（工会、农民协会、共产党党部），最好的干部遭受屠杀，工农底先锋遭受很大的损伤。 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底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现时形势底特征。农民底游击战争此起彼落地向前发展，并且还只在散漫不集中的状态中；军阀军队崩溃的形势已经开始显露；同时，城市的工人运动却有受着重大挫折的现象，工人阶级底战斗力削弱－－因为他比其他革命势力，所受着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底打击最重。 因为中国革命失败，因为工农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民族解放的革命，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比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巩固了些，加强了些。日本对于中国北方的侵略，济南的出兵，实际上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瓜分政策底目的：一是要用非经济的强暴力量实行殖民地的经济剥削，而完全消灭中国底革命；二是加紧争夺市场的斗争。同时，列强既在加紧争夺中国市场，因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就要剧烈起来。 因此，就发生太平洋上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中国沿海各省，将要成为战场。战争底主要原因，便是争夺中国底市场，要求重新瓜分，以求适合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新的关系。同时，虽然帝国主义营垒之中有极巨大的矛盾（日美冲突等等），然而帝国主义现在的力量仍旧比中国革命强大得多。他们重新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底统一战线；只要对于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稍有危险，他们就要联合一致地反对中国革命的。 资产阶级转到反动营垒，使反革命底力量大加团结，加强帝国主义底势力，以及军阀地主等底势力，因此也就对于工人阶级能够加以严重的打击。 虽然反动营垒之中，有很多很多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地主阶级的各派各系之间等等），这种矛盾往往弄到武装冲突和军阀的混战，然而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遇到中国劳动群众革命斗争的爆发，便结合联合战线来压迫。 十一 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如此，但仍有许多根据，指出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有几种主要的动力，足以促进并加紧新的高潮之到来：（一）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是解决了的。（二）帝国主义者决不愿意轻易地抛弃自己的对华的特权，如租界、租借地、关税管理权等等；反动派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不能得到真正的集权和统一。（三）工业经济底危机很难找到出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极小限度的改良也是非常困难，殖民地地位上的其他种种困难非常之多，定期的农业危机更加厉害，于是原料食粮底价格不断地高涨，劳动后备军更是日益增加，使工业和工人阶级受着极大的压迫。（四）资产阶级式的改良方法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并没有空余土地可以对贫农、佃农略略让步；因为中国底小地主是占极大的优势，而小地主是甚至于减租都不能接受的。（五）统治阶级之间继续着冲突，军阀混战不息，将来这种混战不但可能，并且不可避免，－－虽然表面上现在南京政府统一了中国。 革命潮流生长底助动力，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冲突日益剧烈起来。这就更可以解除中国革命底束缚。此外，还有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底生长，以及中国底邻近的殖民地民族底革命运动底兴起（印度）。 第六次大会认为：新革命高潮之最初的薄弱的征象，已经可以看见。最先可以说的，便是经济斗争的群众罢工已经有复兴的现象。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地消灭，自动地从下层组织起来，这都表示工人阶级觉悟底深入。再则，反帝国主义运动又在生长，不但激起工人群众，并且还有一部分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参加。 至于农民斗争，则至今保存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更要成为这一新的高潮底重要成份。 第六次大会同时认为：不可以过分估量上述的这些现象，因为即使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高潮；参加这些斗争的群众，数量还是不够，城市工人阶级还没有能战胜当前的挫折现象。 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前途是可能的。这里，城市领导作用底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底高潮，都将要表显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将要决定“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口号，会如何由宣传口号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 十二 争取群众的任务 将来的新的高潮，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起义，以至实行武装起义，认做当前的实际任务，－－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 现在正是为此而团结收集无产阶级力量的时候。暂时武装起义在全国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的口号。现在要在领导群众日常斗争之中，向群众解释：如果不推翻国民党军阀底政权，那就绝不能改良群众底生活状况。 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底势力还超过工农，党底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底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底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最后，还要加紧地向无产阶级解释过去革命之中的经验。 党应当利用每一次工人与资产阶级在工厂中的冲突，农民和地主在乡村中的冲突，兵士与军官在军营中的冲突，－－无论如何琐细的冲突，也要利用－－去激动并且深入这些阶级冲突，调动极广大的工农群众到自己方面来。党应当利用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一切强暴行为，利用反动派对于民众的一切屠杀压迫（当然不是每次都要号召群众武装起义），扩大群众底反抗，使自己在将来高潮一旦开始的时候，便成为革命运动底唯一指导者。 争取群众的任务，就是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因为执行这些任务，就是新的革命高潮之必要的前提，亦就是将武装起义的宣传口号变成直接实际行动的口号之可能的前提。 十三 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危险 争取群众的成效，要看能否执行根据于正确的估量的政策，要看党内能否消除极左倾向的错误与情绪（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个人恐怖主义），要看党内能否消除国民党式的命令群众的错误倾向而定。 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 盲动主义理论上的意义，便是少数个人要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大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当然亦由于过分估量反革命营垒崩溃底速度和程度，否认一切武装起义应有的条件，不去认真地准备武装起义，而无往不是武装起义，否认日常经济政治的部分斗争之准备工作的必要。盲动主义实际行起来，便是少数革命“党人”底武装起义，简直只依赖武力，而实行军事冒险性质的强暴的斗争。当然，这种盲动往往要强迫群众去武装起义，结果往往变成散乱的零碎的恐怖行动。这是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的地位降低，而且枉费力量，损丧工人及是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伍。 盲动主义是代表非阶级化的分子，乡村底及城市底贫民（失业的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开始加入革命的雇佣兵士，这是他们的意识和实际行动底表现。所以盲动主义，可以表示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这是与无产阶级底纪律性和组织性相反的。 同时，共产党不应当轻视这贫民阶级，他们在革命之中是很大的很有势力的力量。党底任务是对于这些贫民群众，进行最大限度的组织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尤其对于城乡底半无产阶级，应当如此。党应当努力吸引这些贫民分子，使他们在工业无产阶级底领导之下加入总的革命运动。不过党应当日益加紧反对小资产阶级式的思想来影响工人阶级及共产党。 盲动主义之外，还有其他的危险倾向。有些党部底一部分，就是在其他问题上，也有使党离开无产阶级底基础，而倾向于破产农民、城市贫民和游民无产阶级底见解。例如对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有不正确的观念，误认平均财产就是社会主义（在乡村中平均田地、在城市中平均货物）。还有主张烧毁城市的倾向，在有些农民战争之中也曾表现出来，甚至轻视城市无产阶级底领导作用（对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党内这些倾向都应当严厉的反对。 此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还有命令主义的实际工作方法。党对于工人阶级的态度，简直会成为绅士式的国民党式的对待群众的方式。命令主义，就是不去教育群众，不去说服群众，而去命令式地指挥群众，强迫群众。以前在机会主义之下，曾经为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动。现在又在盲动主义之下，为反对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不动。 甚至在职工运动之中，也应用这种方法，到处命令，以命令委派工会领袖或指导机关，大半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于是不去造成群众的干部，以至于征求党员及进行职工运动时，也采取联合工人某几个领袖以影响其群众的方法。于是真正的群众工作，便受着非常之大的障碍。 党内的组织问题上，也有这种倾向。就是党内民主主义底异乎寻常地缩小（并非完全因为秘密状态）。党部机关官僚化，对于党员群众也是大半只用简单的命令方式。如果不能坚决地完全地肃清这种命令主义，党便不能成为有战斗力的能指导群众的党。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是不能并存的。 过去的经验，使党应当战胜极左派的情绪和国民党式的命令主义，现在，都仍旧可以发生对于小资产阶级问题的不正确的倾向。 党底任务之中，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是要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底参加。党底任务之中，对于没收地主阶级底土地与反抗军阀税捐的斗争，也要引进农民私有者（自耕农）群众底参加。对于这种策略的误解，可以发生更不好的倾向。现在不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时候，对于乡村中的富农过于让步，甚至对于店东小资产阶级关系上又要阻止工人及城市贫民的革命运动；以至于名为保存联合战线，而实际上失去领导权，使这些运动服从小资产阶级的指导。 当工人店员底利益与城市店东小资产阶级剧烈冲突的时候，或者乡村贫农、中农与富农发生冲突的时候，共产党永久应当站在劳动分子方面，而反对剥削者阶级。 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主要的作用。忽视正在发展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不去力争领导，是异常之错误的。况且，中国革命底新时期中（苏维埃阶段），阶级底关系已经与五卅时期完全不同。革命底深入，使将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推翻军阀的斗争，－－一定要激起加强几十倍的剧烈的群众直接行动，－－这种前途更不可以忽视。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将来广大下层群众底反帝斗争，同时要加强反对国内反动阶级之前途，－－这是极大的错误。 再则，阶级斗争剧烈地分化过程之中，彻底的土地革命底过程之中，对于无产阶级，在总的中国革命战线之内，最靠得住的同盟者只有农民。因此，忽视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忽视农民底革命作用，同样，跟着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尾巴主义－－亦都是极危险的倾向。 上述这些倾向：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均产主义、让步主义、忽视反帝国主义、忽视农民底革命作用等，都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底布尔塞维克化，是从反对机会主义的指导机关及机会主义的策略而得来的。现在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要反对左倾的弊病。所谓“左倾”的这些危险倾向，也只是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另一方面，影响到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 5 党的任务 一四 在党内工作方面的任务 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底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底无产阶级化： （一）恢复被破坏的支部以及各级党部，特别注意大生产大工厂中党底支部底建设和发展，因为这里是工人阶级主要群众集中的地方。 （二）积极地在工人之中征求党员，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底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同时，当然要注意纠正这种问题上的几种偏见和不正确的倾向。 （三）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地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地讨论和集体地决定主要问题；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可以破坏党底纪律，不负责任的态度可以因此而增加，而且损害党底指导机关底信仰。 （四）肃清党内一切纠纷、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因为这些倾向是损害党内的统一，减低党底战斗力。取消所谓“惩办”制度；对于工作有错误的同志，如果不是有系统的有路线的坚持自己错误的同志，应当纠正他，并且在工作中去训练他。凡是同志做了错误，他要是能纠正过来，应当使他工作而表现他的改正。 （五）加紧党员群众底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几个时期底经验。 （六）加紧宣传武装起义策略底正确观念，宣传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底政权的总任务。 一五 在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及职工运动方面的任务 （一）党底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底大多数，使他们自己积极地赞助阶级底先锋队－－共产党，信仰共产党，而且自觉地接受党底指导。更加充分注意职工运动，尤其是产业工人，这样才能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 （二）为实行这一任务起见，必须立刻纠正旧的错误观念，－－对于党与阶级关系的错误观念。这种错误观念，便是仿佛认为党是站在阶级之前的一种特殊的力量，可以帮助阶级，可以命令阶级，而不知道党只是工人阶级中最觉悟的最先进的一部分。 （三）坚决地反对对于自己阶级应用强制和命令的办法，反对强迫罢工以及强迫进行武装斗争的办法。大会认为这种方法是与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底利益相违反的，足以断送中国革命的。 （四）最大限度的努力，要用在恢复革命工会的工作上去。对于真有群众的工会，即使是反动的，党员也应当加入进去，以达到争取工人阶级群众的目的。 （五）有系统地各方面地努力工作，使工人群众最终地脱离对国民党的幻想。详细地对于群众解释中国革命底教训及中国共产党底策略和任务。 （六）凡此一切工作，都是争取群众的必要条件，都要在斗争底过程中去实现，要十二分加紧地领导群众底日常经济斗争。 一六 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任务 （一）农民运动底中心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底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 （二）战术底路线是：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但是并不是说要放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 （三）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要使它深入，使它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地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斗争。要去联络乡村中的农民运动和城市中工人阶级底斗争。 （四）建立工农革命军，在现时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现在这一任务，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这一任务底成效，可以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底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 （五）加紧注意农民底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底秘密结社等等）。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组织之中的指导作用。 （六）赞助并领导农民群众底部分要求，抗税、抗租、抗债以至于减租等等，以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 一七 党在苏区底任务 过去许多苏维埃区域中，有忽视发展扩大革命区域的错误，并有以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倾向。 今后的任务是： （一）发展苏维埃底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底基础的。 （二）最大限度的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 （三）彻底的实行土地纲领。 （四）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引进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 （五）坚决地肃清反革命的阴谋，彻底扫除统治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 （六）保存商业的货物交易，战胜均产主义的倾向－－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如均分小商人、小手工业等等底财产），因为这种办法，可以加重经济破坏而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可是要知道店东小资产阶级底怠工是可能的，应当加以预防，应当有正当的经济政策。 （七）最大限度的保障与邻近城市及工人运动的联络。 （八）当苏维埃政权能扩大到城市中心的时候，要彻底地改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要尽可能地使工人群众积极地参加苏维埃，要实现苏维埃中无产阶级分子底领导权。 一八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军阀的斗争 （一）积极地力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底领导，引进极广泛的工人群众来参加，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暴露赞助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底罪恶；联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积极地领导兵士群众以及贫民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实行反对军阀的严厉的斗争。 （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之中，在公开的或秘密的条件之下，力争革命工会底存在。无所畏惧地要求群众运动的自由，以至于自动地实行这种自由。 （三）运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口号，反抗军阀压迫的口号，要求最大限度的减税减捐的口号，实行反对高利盘剥的斗争（组织信用合作社、生产及消费合作社等等运动）－－使大部分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及劳动者、游民无产阶级等等，离开国民党及民族资产阶级。 （四）赞助店员、手工工人、艺徒、苦力底经济要求。组织这些城市贫民的小资产阶级，宣传他们，使他们在组织上与无产阶级直接联络起来，使他们知道革命胜利之后，会有由社会来组织他们的集体生产之必要。 一九 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赞成中央十一月会议及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国民党各派的决定，就是认清他们都是反革命的派别。他们代表买办地主豪绅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系各派，还有一部分与统治阶级联盟的小资产阶级。汪精卫的左派，张发奎、陈公博等，也是一样的反革命，在南昌武装起义与广州武装起义期间，这一派完全变成法西斯蒂派。他们表面上左派的空谈，实际上不过是要掩饰自己的投降地主资产阶级，而实行对于工农的屠杀压迫政策。 （二）在对待国民党中，党底主要任务，是要准备推翻它的政权。现在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就要这样来准备推翻国民党：争取群众，使他们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同时亦就要对于国民党各派底反革命罪恶，不断地尽量地攻击；对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各派的政权，尽可能的要加以打击，不要放过一切可以损伤敌人力量的机会。这些就是准备推翻国民党的方法。 （三）大会同样赞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邓演达、谭平山的所谓“第三党”的估量。现在在阶级力量“两个极端化”的条件之下，阶级矛盾非常剧烈的情况之下，这一类的“政党”，既没有广大的群众，就必然要成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专来到群众中散布许多蒙蔽阶级意识的迷药，例如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和工农政策”等等，他们是要来削弱工农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所谓“工农党”，“第三党”等等的任务，就是指斥他们在反帝运动和民众运动中的动摇犹豫和妥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底奸细。 二○ 军事问题与兵士运动 中国革命中军事动力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武装起义中军事技术之准备又非常必要，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都使共产党更要特别注意军事问题和兵士运动。 党的任务是： （一）广大的反对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努力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提出“兵士应当得到土地或工作”、“改良兵士底生活和待遇”等等口号，去发动兵士的群众斗争。 （二）建立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革命军，扩大革命的正式军队，巩固军队中的党的指导。 （三）最大限度的加紧工人和党员的武装训练，尽可能的建立工人自卫的秘密武装（纠察队等）。 （四）训练党的军事人材，造成最可靠的工人和党员军官。 （五）加紧与军事有关的工人之中的工作（兵工厂等），加紧交通工人的工作，使这种工作与军事工作发生一定的关系。 （六）开始有系统的破坏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工作，特别注意印度、安南等的兵士运动。 二一 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联络的问题 第六次大会为加紧与各国兄弟党密切联络起见，认为必须： （一）实行互相经常的报告自己工作及革命运动之发展。 （二）中央委员会派遣负责代表团赴主要的各国兄弟党，以便决定密切联络的具体办法，并决定共产国际其他支部赞助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三）委托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代表团，对于各国兄弟党赞助和参加中国革命运动不充分的问题，严重地提出讨论。 （四）巩固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络，与之共同一致地反对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共同进行破坏驻华的日本军队的工作，鼓动日本兵士转到革命方面来；并且共同决定实际办法以进行中国境内日本企业（如南满路之类）的职工运动。 （五）要求英、法、美共产党加紧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选择充分的工作人员，到中国实行破坏列强驻华军队的工作，加紧在各国宣传赞助中国革命，暴露各该国帝国主义政府底侵略阴谋。 （六）此外，关于安南底职工运动与法国安南共产党的关系，南洋群岛中国工人运动与马来群岛共产党（爪哇共产党）的关系，蒙古问题与蒙古的革命党关系等等－－都应当要与各该国共产党讨论实际的互相联络的办法。 （七）经过赤色职工国际与国际红色救济会，加紧与各国工会及世界一般的劳动群众联络，使他们能够加紧对于中国革命及群众组织的赞助，尤其要扩大反对中国空前的白色恐怖之宣传。 二二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而且是本决议案底基础，这两个决议案应同时为这一时期决定一切政策底方针。 来源：新华网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主持了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在我们党取得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大会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的大会。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代表大会于八月十一日举行预备会议。会议选举二百二十三名代表组成这次大会的主席团。华国锋同志当选为主席团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同志当选为主席团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兼主席团秘书长。预备会议一致通过了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次大会的三项议程：（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三）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了汪东兴同志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报告指出，经过审查，所有代表资格有效。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名，代表着全党三千五百多万党员。他们是各地区、各单位党组织严格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贯彻群众路线，经过反复酝酿协商和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后，正式选举产生的。 代表中包括从建党时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过考验的老中青优秀党员，多数代表是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战斗英雄、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标兵。代表中工农兵和其他劳动人民占百分之七十二点四，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六点七，革命干部占百分之二十点九。代表中女党员占百分之十九，少数民族党员占百分之九点三，中青年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三点八。台湾省籍的党员也选出代表参加了大会。 八月十二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当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华国锋主席宣布大会开幕。乐队高奏《东方红》。 华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华主席首先提议，全体同志起立，为悼念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悼念去年逝世的我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为悼念十大以来和以前几年间逝世的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康生同志、董必武同志、李富春同志、陈毅同志、贺龙同志，为悼念在这期间逝世的所有对党对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央委员和其他同志们，静默致哀。 华主席在报告中指出，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结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华主席指出，五十多年中国革命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毛主席的旗帜，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最新财富，是毛主席贡献给我们时代的最宝贵的遗产。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也是世界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为中国人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垂不朽的。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作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是我们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政治基础，是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胜利保证。 华主席在总结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时指出，我们的毛主席英明伟大，对“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早有觉察，多次对他们提出严肃的批评和严厉的警告，亲自领导我们党对他们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英明决策，为后来我们解决“四人帮”问题奠定了基础。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 华主席在报告中准确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华主席指出，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个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华主席指出，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四人帮”全面篡改毛主席的伟大理论，篡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完整论述。他们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诬蔑在我们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根本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摧毁我们党，摧毁我们的军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华主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刻地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华主席指出，只要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手中，走资派在党内就只是一小撮，并且不断被揭露和清除，不可能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我们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指明了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坚持这个标准，我们就能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准确地识别和彻底孤立、集中打击象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华主席指出，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华主席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和历史意义，指出：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华主席说，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华主席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国际的大好形势，并指出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苏美两家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各国人民要提高警惕，紧密团结，进行不懈的斗争。华主席说，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我们要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联合一切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我们要加强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把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华主席深刻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指明了当前国际斗争的大方向，明确了谁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谁是主要敌人，谁是可以争取、联合的中间力量，这就使国际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中，能够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反对主要的敌人。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当代的正确的战略规定和策略规定，是无产阶级在国际斗争中的阶级路线。 华主席指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形势大好，人心思治。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阶级斗争推动下，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科技战线的革命和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正在向前发展。 华主席指出，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华主席在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我们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八项主要战斗任务：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一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华主席说，我们要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楚。同时，运动越深入，越要注意党的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集中打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死党。 华主席宣布，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同时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我们必须做出认真的努力，调动起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华主席历时四个小时的政治报告，激起了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八月十三日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叶剑英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叶副主席首先指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实践证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不愧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不愧为我们军队的英明统帅。华主席一定能够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胜利地跨进二十一世纪。 叶副主席指出，“四人帮”破坏党的建设，妄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我们党。我们应该根据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吸取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新经验，对十大党章进行必要的修改。 叶副主席对党章修改草案，就以下八个方面做了重要说明：关于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关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关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党的基本任务；关于“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党的干部路线；关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关于对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 叶副主席指出，新党章强调全党一定要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党的事业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胜利前进。它强调党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它把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放在突出的位置，强调对于违反三项基本原则的潮流要有敢于反对的革命精神。它强调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规定要充分发扬民主，决不允许任何人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的人，应当受到查究和处分；强调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必须加强党的纪律；为了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纪律，新党章规定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党章还规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条件，在群众斗争中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组成各级领导班子。它强调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它规定新党员一律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才能转为正式党员，以保证党员的政治质量。 叶副主席指出，党章修改草案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建党学说，贯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反映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的胜利成果。他指出，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将是加强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武器。党的各级组织，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认真学习、严格遵守、坚决执行党章，并且同任何违反党章的言论和行动作斗争。 大会对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进行了认真的、热烈的讨论。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朝气蓬勃，发扬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反映了我们党的团结兴旺。 代表们在讨论中热情歌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赞扬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全党粉碎“四人帮”，挽救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功绩。大会认为，华主席的政治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总结了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基本经验，准确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是指导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的战斗纲领。 代表们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愤怒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滔天罪行。大会热烈欢呼我们党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取得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大会完全赞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粉碎“四人帮”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完全赞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表示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代表们讨论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指出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是国内形势大好的根本标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蓬勃发展。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正广泛开展起来。工农业各条战线捷报频传，不断创造历史新水平。大会表示，一定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乘胜前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创造更优异的成绩，把“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代表大会于八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充分协商和酝酿的基础上，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一致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当大会执行主席邓小平同志宣布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当选的中央委员共有二百○一人；候补中央委员有一百三十二人。 邓小平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致闭幕词。他指出，这次大会将作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而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 邓小平副主席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邓副主席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党全国面目一新，我们已经取得重大的胜利。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还有不少困难有待我们去克服。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真正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够战胜一个一个困难，取得一个一个新胜利。 邓副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来源：新华网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同志们： 从我们党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过去十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都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这十期间，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团结了全国人民，在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打败了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又在不过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和一系列的民主改革的任务；从一九五三年起，党和人民政府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并且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有这些一个接连一个的光辉的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和七大以后党中央的政治领导的正确性；同时也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组织路线和七大以后党中央的组织领导的正确性。关于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党在目前的任务，刘少奇同志已经作了详细的报告。现在，我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这个报告里所要讲的，是关于我们党的章程由于党的情况的变化所需要作的修改。   一 现在提请大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是经过各地党的组织的讨论和多次修改而成的。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多的改变，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 在第七次大会召开的时候，我国的人民革命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得到胜利。那时候，日本侵略者还占领着我国大部分城市和交通线，蒋介石政府还统治着大部分的后方地区。党所领导的各个解放区，还受着敌人的分割。当时党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这些党员的绝大部分是在解放区的农村里，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在敌占区的党员，都处在秘密状态。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一九四九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己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党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每一个城镇和县区，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并且分布别各个民族。党员的数目，比第七次大会的时候增加了八倍，比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的时候，也差不多增加了两倍，而且多数党员都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中担负了一定的工作。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十分注意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对于党员的教育工作。 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七年，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进步是很显著的，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努力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 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 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很显然的，上面所说这些国家和党的状况的巨大变化，对于我们党的要求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对于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我们向大会提出的党章草案，就是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和新的要求而对原有党章作了适当的修改。 此外，从第七次大会以来，我们党无论在联系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和团结党外民主力量方面，在领导国家工作和经济工作方面，在发展和巩固党自身、领导一切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团结一致、积极工作方面，都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这些经验，也适当地反映到党章草案中去了。 关于修改党章所根据的条件，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一些。 二 党章草案的总纲，同原有的总纲比较起来，有了很大的修改，特别是在政治方面。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党章的总纲，是我们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我国的政治情况既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在目前时期的政治纲领，当然也要有根本的改变。关于总纲的政治部分，在大家听了刘少充同志的报告以后，我以为可以不再作什么说明了。对于党章草案的总纲，需要首先着重说明的，是其中说到的我们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群众路线在我们党的工作中，并不是新的问题。在第七次大会通过的党章，特别是党章的总纲中，就是贯串着群众路线的精神的。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关于党的作风的部分，刘少奇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关于党章的总纲部分，对于群众路线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解释。现在所以仍然需要加以着重说明，是因为：第一，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虽然第七次大会已经对于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但是，现在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是在第七次大会以后入党的，而且实践证明，有许多同志并没有贯彻执行这一路线，这说明党内对于这一问题的教育，还决不能认为是充分的。第二，从第七次大会到现在的十一年间，党的实际斗争的经验，给了这一路线以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因而在党章草案中，这一路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映。党章草案的总纲，着重地指出了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且指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具有极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因此，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 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末，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们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教训，以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这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主观主义者给我们党的损失，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损失，是不可胜数的。主观主义者不懂得，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我们不是尾巴主义者，当然懂得，群众的意见一定不会都是正确的和成熟的。我们所谓总结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但是，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也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这就使党有可能少犯错误，并且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而不致使得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 因此，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是同党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 回顾一下我们党从第七次大会以来所走的道路吧：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在土地改革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在发展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斗争中，我们党所得到的巨大胜利，哪一项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例如说，为什么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能够战胜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呢？难道主要地不是由于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树立了模范的军民关系，在部队内部建立了能够充分发扬下级官兵积极性的同志式的关系，并且依靠群众，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从战术到战略都不断地得到进步的原故吗？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保护俘虏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虏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例如说，几千年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几万万农民，为什么能够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样坚决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呢？难道不是由于我们党在土地改革期间所派的工作团，真正深入到了贫苦农民中间，找出他们的积极分子，唤起他们的觉悟，动员农民自己起来，推翻地主的统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们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下命令把地主的土地转移给他们的结果吗，他们这样迅速地和自愿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难道不是我们党从群众本身的经验出发，大量地帮助农民从组织季节性的互助组起，进而组织常年互助组，进而组织初级合作社，又进而组织高级合作社，使农民从实践中确信了合作化的优越性的结果吗？例如说，我们国家的肃反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而又能够少犯错误，难道不是我们采取了专门机关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针的结果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在几万万只眼睛的透视之下，才使得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藏身之所，而不得不低头认罪、接受改造和重新做人吗？例如说，在全国解放以后，不到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就改变了旧社会那种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新的社会风气，难道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和群众之间的相互教育、相互劝导和相互帮助，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吗？试问，我们在大规模的消灭鸦片烟毒的运动中的胜利，在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的胜利，以及在生产建设和其他各种工作中的胜利，哪一件不是因为这个运动或者这件工作的本身，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的结果呢？ 在说到我们党由于实行群众路线而得到巨大的胜利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决不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在这一方面都是光明的。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全党记住：如果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使我们得到成功，那末，违背群众络线，就一定要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如同前面已经说过的，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倾向。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像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作出的决议、指示虽然很多，但有的不完全正确，有的甚至完全错误。他们在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的时候，往往不采取同下级同志和群众商量的办法，不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只是机械地盲目地搬运。他们往往满足于表面上的成绩，而不注意工作的实际效果，或者只看到工作中好的方面，看不到工作中坏的方面，或者只追求数量，不讲究质量。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心中无数，常常“左”右摇摆，有时表现为右倾保守，思想落后于实际，有时又表现为急躁冒进，贪多求快，超过实际的可能。 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不少领导同志，喜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立庞大的机关，由于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不能使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正确地及时地反映上来，也不能把自己的决议和指示正确地迅速地贯彻下去，在自己和群众之间，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不少负责同志，对于工作中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不是亲自动手来处理，而是层层下放，然后又层层上报，结果不是处理有错误，就是处理不及时，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同志，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不是积极地去解决，而是抱着一种无动于中的冷淡态度。 官僚主义也表现在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这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诚然，这样的干部为数很少，但是，他们的危害却很大。 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比较大量的表现，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犯这种错误的同志，他们在主观愿望上也许是想把工作做好，但是，在实际上却是把工作做得很坏。这种命令主义的错误，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但是，下面的命令主义错误，往往是同上级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分不开的。 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还远没有在我们党内得到完全贯彻执行。我们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 党章草案在总纲部分和有关的条文中，都提出了这个任务。当然，仅仅依靠这些规定，并不能自动地解决问题。我们还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呢？ 第一，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 第二，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应该缩小领导机关，减少领导机关的层次，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使留在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亲自处理实际工作，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 第三，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 第四，必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对于违法乱纪和其他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的分子，及时地给以应得的处分。 第五，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 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在我们党内还有不少的同志，甚至还有一些负相当领导责任的同志，仍然犯着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毛病。这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倾向，必须克服这种倾向，才能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贯彻实行。必须使这些同志了解，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这一个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党就实行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是有益而无害的。同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中，有许多人最初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逐渐在不同程度上向社会主义方面变化了，并且将继续向这个方面变化。当然，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在他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比以前更加接近以后，他们可以给我们的帮助只有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他们在我们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 关于我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意义，关于我们党在工作中继续贯彻群众路线方面的任务，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一些。  三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在党章草案的总纲和第二章中，对于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充分的规定。这些规定，是我们党组织生活的多年来经验积累的结果。 党是依靠全体党员和全党的各个组织，来联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为了从人民群众中收集他们的意见和经验，为了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把它变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主张，并且组织人民群众加以执行，一般地都必须经过党员的努力，经过党的下级组织的努力。因此，正确地解决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关系，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在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是曾经出现过偏向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上下级关系中的偏向是过度集中。在那个时期，下级组织对于上级领导机关实际上几乎没有发言权。当时的上级领导者不但没有兴趣听取下级的情况和意见，而且要给那些根据实际情况向他们提出合理的不同意见的人们以种种打击。这种错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以后，也就在基本上被克服了。 从一九三五年以来，我们党的上下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中央在处理全国性的重要问题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征询和听取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同志们的意见，对于不同的意见，一般也可以进行自由的反复的讨论。大家知道，中央有许多重要的指示，是先用草案的形式发给地方，要求各地在讨论和试行中加以修正，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多以后，才根据各地的意见修正发布的。对于中央已经发布的指示，如果地方组织由于具体情况确实不能照样执行，中央也同意地方组织按照实际情况加以变通。不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中央都给予地方独立处理问题的广泛权力，而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在各地方和各部门，上下级关系一般也是执行了同样的原则。地方和下级对于中央和上级的领导，一般是尊重的，因此，党的政策基本上在全党能够得到贯彻实行。 但是，在这个时期，党内也曾经存在过另一种偏向，就是分散主义的偏向，我们党内时常出现这样一种干部，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甚至在他们处理一些应当由中央统一决定的重要问题的时候，也事前既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请示，事后又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报告，违背党的政策和纪律，危害党的统一。党中央对于这种偏向，进行了不断的坚决的斗争。一九四一年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领导一元化的决定，一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都主要是针对着克服这种分散主义倾向而发出的。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更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彻底地摧毁了这种分散主义的错误。从那时以来，分散主义的偏向，就只在个别的范围内还有它的残余了。 在目前，党的上下级关系中的缺点，从总的方面说来，主要地还是对于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足。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不但表现在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国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现在党的工作中。上级机关所作的硬性的规定太多，而不少的规定，并不是对于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经验作了充分研究的结果，以至往往使下级组织在执行的时候发生困难。许多上级组织还不善于深入下层，倾听下级组织和群众的意见，同下级组织经过互相商量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还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或者到下面去包办代替。此外，有些上级的领导人员还喜欢摆架子，耍威风，只是教训人，批评人，而不能向下级请教，不能听下级的批评，不能对下级作自我批评。这种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也不是个别的。如果不注意并且改变这种情况，那末，在这些地方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根据以上所说的多方面经验，党章草案关于民主集中制中的上下级关系问题，增加了下列的规定： 第一，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增加了下列的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研究他们的经验，及时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下级组织的工作中应当由上级组织决定的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请求指示。” 第二，关于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范围问题，增加了这样的条文：“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职权应当有适当的划分。凡属全国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决定的问题，应当由中央组织处理，以利于党的集中统一；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上级地方组织和下级地方组织的职权，也应当根据同一原则作适当的划分。” 第三，关于政策问题的讨论和决议的执行，增加了这样的条文：“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从。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但是如果上级组织认为仍然应当执行原来的决议，下级组织就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生，但是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我认为，把这个决定在这里重新介绍一下，对于全党仍然是有意义的。这个决定写道：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当然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 当然，集体领导的制度在这个决定之前早就存在了。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像这个决定所说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长期以来就实行着党委的集体领导制，或者说得完全些，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战争的经验，证明这个制度对于部队工作是有利的，它并没有妨碍部队的军事指挥。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中央已经决定在一切企业中同样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制度，也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等等。 但是，党的集体领导的制度，在实践中还是有许多缺点。有少数党组织的负责人，仍然有个人包办的行为。这些负责人，或者很少召集必要的正式的会议，或者往往也召集党组织的会议，但是，这些会议只是形式主义的。他们既没有使会议的参加者对于所要决定的问题，在会议以前具有思想上的准备，在会议上，又没有造成便于展开讨论的气氛，实际上形成强迫通过。这种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办法，必须坚决加以反对。一切提到会议上的问题，都必须经过讨论，允许提出异议。如果在讨论中发现重大的意见分歧，而这种分歧并不属于需要立即解决的紧急问题，就应该适当地延长讨论，并且进行个人商谈，以便求得大多数的真正同意，而不应该仓促地进行表决，或者生硬地作出结论。同样，在党组织进行选举的时候，候选人的名单也应该在选举人中间进行必要的酝酿和讨论。只有这样，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获得真实的保证。 中央一九四八年九月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另一方面的缺点，现在在许多组织中也还存在，这就是会议次数过多，时间过长。过多过长的会议，不但使党的专职工作人员缺少深入群众和进行具体领导的时间，助长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而且妨碍许多党员和群众的劳动和休息。这种缺点的产生，是由于缺乏对会议的规划、准备和领导，同时也由于滥用会议的方式，把许多不需要提到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提到会议上来了。这种缺点也必须坚决地克服。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定期召集和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第八次大会同第七次大会隔了十一年多，当然是迟了。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除了一部分单位已经严格执行了党章的规定以外，多数的单位还是比党章规定的开得少。这是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缺点。 党内民主没有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开得不经常而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从第七次大会以来的这些年份里，无论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都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议，这些会议按照充分民主的精神，讨论了党的政策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起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例如，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就召集过多次全国范围的会议，这就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的七届二中全会；一九五０年六月六日至九日的扩大的七届三中全会；-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三日的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至十三日的全国粮食会议；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的扩大的七届四中全会；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的全国代表会议；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的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一般都有百多人、几百人到一千多人。这些会议，实际上都起了全国代表会议的作用，都在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基础上，解决了党的政策和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当然，无论如何，召集这些会议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会，不能弥补不经常召集代表大会的缺憾。 为了彻底克服这个缺点，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党章草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因此，原有的党的各级代表会议制度就不需要了。党的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大大减少了代表选举工作的负担，代表大会在任期届满以前，可以随时召集。由于每年开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就可以开得简便一些。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按照新的制度，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 必须着重地指出，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这是我们大家都充分明了的。我们主张改进各级代表大会的制度，是为了使各级党的委员会更便于集中广大群众的意见，工作作得更正确有效。我们主张改进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是为了使中央和上级的领导要符合于实际，把注意力更集中于必须集中的工作，对于地方和下级更可以加强检查和指导。我们主张巩固集体领导，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没有个人分工负责，我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复杂的工作，就将陷入无人负责的灾难中。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不仅需要分工负责，而且需要有人负总责。没有小组长，一个小组也不能行动，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吗？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领袖对于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著名的说法，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是感到特别亲切的。当然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四 在党章草案的总纲中有一部分是说明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正如党章草案的总纲所说：“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 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为什么能够得到胜利呢？首先，当然由于我们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但是，仅仅有正确的主张还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取得胜利。我们党同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团结了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党自身不是团结的，我们怎样能去团结人民呢？ 在我国的人民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又依靠什么战胜巨大的困难和重重的障碍，迅速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迅速地恢复了和发展了国民经济，迅速地进行了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呢？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党不是团结的，我们就决不可能领导人民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 我们党已经在国家工作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很明显，我们党的状况对于国家的生活，已经比以前任何时候具有更广泛更直接的影响。巩固我们党的团结，维护我们党的统一，这不但是我们党的利益，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 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指出这一点，在今天党已经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时候，特别重要。这当然不是说，党可以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是把各种纯粹行政性质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论，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所应有的界限。这是说，第一，在国家机关工作中的党员，首先是由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所组成的党组，必须服从党的统一领导。第二，党必须经常讨论和决定在国家工作中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和重要的组织问题，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必须负责在同党外人士完满合作的条件下，实现党所作出的这些决定。第三，党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研究国家机关工作的情况和问题，以便对于国家工作提出正确的、切实的和具体的主张，或者根据实践及时地修正自己的主张，并且对于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有某些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同志，借口自己工作的特殊性而不尊重党的领导，企图把自己工作的部门造成一个独立国，这是必须克服的一种危险倾向。同时，也有些党的机关，对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作不正确的干涉，或者并不调查研究，满足于笼统的一般化的领导或者感想式的领导，这种倾向也必须加以纠正。 这里所说的党同国家机关工作的关系，一股地也适用于党同各种人民团体的关系。但是，人民团体内部的民主生活，要比国家机关广泛得多，党在领导人民团体内的党组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种特点。 党为了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和统一，为了正确地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曾经同在这一问题上的各种错误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曾经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在社会上还保有强大的影响，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时期中深刻化，这些情况，不会不在党的生活中有相当的反映。因此，党的团结和统一，也不能离开不同程度的党内斗争。 像大家所知道的，在从第七次大会到第八次大会期间，最严重的党内斗争就是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关于这一斗争，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集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曾经作过详细的报告和讨论。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基本特点，就在于进行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一联盟企图把持某些地区和某些工作部门，作为反对中央和进行篡夺活动的“资本”，并且为着同一目的，在各个地区中和人民解放军中，进行反对中央的煽动。他们的阴谋活动，完全违反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敌人。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于一九五四年二月七届四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以后所采取的有关措施，表示了完全一致的同意。 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大大地加强了，全党同志的觉悟和党的组织的战斗力，是大大地提高了。党的和人民的敌人，在这一斗争中什么也没有得着。 党中央决定开除高岗和饶漱石的党籍，因为他们的行为，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有极端严重的危害，并且他们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的长时期中，在党再三向他们敲了警钟以后，他们仍然没有悔改的表示。党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召集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同年九十月间召集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都着重地要求全党加强团结，反对破坏团结的行为，但是，这些醉心于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家完全置若罔闻。 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予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但是，这只是党对于犯错误的党员的方针的一个方面。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每个同志都可能有缺点或错误，每个同志都需要别人帮助，而党的团结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同志式的互相帮助。对于党员的缺点或错误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接着，这一决议说：“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 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在对待党内错误问题上的上述方针，已经写到党章草案的总纲里了。 大家知道，党中央从一九三五年以来，对于党内犯错误的党员，就一直采取着这种分别对待的方针，而实践证明，采取这种方针是正确的，有利于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党中央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纠正同志的错误是为了取得教训，改进工作，教育同志，也就是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了把犯错误的同志“整死”，整得他实际上不能在党内继续工作。因此，对待这些同志，应该着重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的实质和根源，应该着重使这些同志提高思想上的觉悟，并且也使其他同志以至全党都得到必要的教训，而不应该着重组织上的处分，不应该依靠简单地“扣帽子”和简单地实行惩办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尤其不应该加重惩办的程度，扩大惩办的范围，造成党内的紧张状态和恐惧情绪，使党的力量受到损失。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统治党的时期，就曾经犯过这种把党内斗争绝对化的错误。他们在党内实行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所谓“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结果是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团结、党的民主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严重地妨碍了党的事业的发展。现在，这种错误地对待同志的缺点和错误的情况，虽然在党的生活中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但是在一部分组织中还是存在的，还必须注意加以纠正。 在另一方面，目前党内也有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包庇姑息态度，不给以应有的处分，而且也不进行思想斗争。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倾向，这也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为了保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地帮助同志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对于发展批评有决定的意义。在过去几年中，党中央曾经多次组织全党范围的“整风”形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中央领导同志在召集下级同志开会或者同他们谈话的时候，主动地要求他们对于中央的工作提出批评，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批评，并且对于批评中所指出的缺点和错误，迅速采取必要的实际措施，使党内的由下而上的批评，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对于压制批评的现象，党中央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处分了一些专横地压制下级批评的领导人员。但是，必须承认，至今还是有不少党组织的负责人，不少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并没有采取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的态度，有一部分人甚至对于批评者采取可耻的打击报复的办法。这个事实，也是官僚主义病菌正在侵袭我们党的严重信号之一。每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为消灭这种恶劣的现象而斗争。 五 现在，我想对于党章草案中关于党员的规定作一些说明。关于党员的规定，党章草案，同第七次大会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有不少重要的修改。这是因为，党的情况和党员的情况，同第七次大会的时候，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修改，提高了对于党员的要求，同时，也扩大了党员的权利。 党的情况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是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导地位。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已经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内实现，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也已经得到了基本上的胜利，党在目前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党的组织，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党员成分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根据党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截至一九五六年六月底止，全党共有党员一０、七三四、三八四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七四。其中，工人党员一、五０二，八一四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农民党员七、四一七、四五九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一；知识分子党员一、二五五、九二三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七；其他成分党员五五八、一八八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点二。妇女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 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重，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的增长，这一切，都要求党对于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而且，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那末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诚然，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为了这个目的，党章草案，对于党员的条件作了一些新的规定。 党章草案首先要求，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在我们的时代里，一切光荣都是劳动的产物，不劳动而剥削他人的劳动，对于人民群众说来，乃是最大的耻辱。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依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的现象，在我国正在走向消灭，但是，剥削分子、剥削行为、变相的剥削行为和剥削思想，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中，还是存在着的。我们必须不让这种分子，这种行为和这种思想，侵入到党的队伍里来，并且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在劳动和剥削之间，坚决地划清界限。 党章草案关于党员义务的规定，比原有条文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党章草案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列为党员的义务，这个规定的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不能设想党需要一个不爱护党的生命的党员。 党章草案规定，党员必须积极地完成党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因为这是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的具体保证。 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在这里，中央认为，关于有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党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一部分有功劳有职位的党员正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这是他们的“特权”。并且有一部分党的组织，也正是默认了他们的这种想法。事实上，任何抱有这种想法或者支持这种想法的人，就是帮助党的敌人腐蚀我们的党。任何以“老爷”自居的人，都以为党是少不了他们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党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一个人只有不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骄傲，不用来作为“特殊化”的资本，反而更加谦虚和谨慎，更加提高自己的以身作则的责任心，他的功劳和职位，才是值得尊敬的。否则，他的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己淹死。党决不能姑息这样的人，而脱离广大的群众。 党章草案规定，每一个党员有义务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有义务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章草案的这个规定，无疑地将要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积极性，帮助党内批评的开展，促进党的工作中缺点和错误的揭露和消除。 党章草案规定，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这对于党的生活有重大的原则意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任何对党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的行为，都只能对党造成损害。而归根结底，对于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的人自己，也只能造成损害。 党章草案还规定，党员必须时刻警惕敌人的阴谋活动，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 关于党员义务的这些新规定，表示党对于党员的要求是更为严格了。 关于党员义务的规定，需要在党员中和准备入党的积极分子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如果党员不遵守党员所应尽的义务，党的组织必须迅速地给予批评和教育。许多党员特别是新党员，违背了他们的义务，确是由于不了解什么是他们所应尽的义务，或者虽然看过党章的条文，实际上却没有懂得它们的意义。因此，当党员初次违背自己的义务的时候，及时地给予批评和教育，常常可以帮助他们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或者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地给予纪律处分，是不正确的。 但是，为了使党员严格地遵守自己的义务，不能仅仅依靠教育。党章草案规定：如果党员严重地违背这些义务，破坏党的统一，违犯国家法律，违背党的决议，危害党的利益和欺骗党，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 所有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地履行入党手续。党章草案规定：申请入党的人必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经过支部大会的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并且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才能成为正式党员。 党章草案用“预备期”来代替沿用已久的“候补期”，用“预备党员”来代替“候补党员”，是因为“预备”的含义比“候补”更为确切。这是一位党外人士的建议，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 在讨论草案的过程中，有不少同志问：既然要提高党员的标准，为什么把原来的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的办法改变了呢？现在取消了这些分别的规定，是不是会妨碍党的纯洁性呢？ 取消原有的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因为原有的社会成分的区别已经或正在失去原有的意义了。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起了良好作用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苦力和雇农已经不存在了；贫农和中农现在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快就只有历史的意义；革命士兵由于征兵制度的实行，已经不成为单一社会成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在家庭出身上也正在迅速地改变着；城市贫民和自由职业者差不多已经失掉成为社会阶层的条件。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分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 至于其他社会成分，那末，前面已经说过，只有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才能入党，只有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人才能入党，因此，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实践证明：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加强对于吸收新党员工作的管理，是要求支部大会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对于申请入党的人和预备期满的预备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是使预备党员在预备期真正受到考察和教育，是对于还不完全合乎条件的党员及时地进行教育，并且对于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加以清洗，而不是在规定某些人的入党介绍人的多少，介绍人党龄的长短，和作预备党员时间的长短。 我们党现有的党员数目，比在第七次大会时期，已经增加了八倍。这些党员是怎样被接收入党的呢？他们是不是合乎党员的条件呢？根据几次整党的结果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党员都是按照党章所规定的手续入党的，而且是合于党员条件的。党的组织基本上是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经过斗争考验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接收入党，这就是党员的质量的主要保证。但是，在接收党员的工作中，仍然发生过多次的错误。在解放战争期间，某些解放区在农村中曾经组织所谓“参党运动”，或者采取所谓“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办法来接收党员。在全国解放前后的两年内，党的组织的发展过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区，这种发展几乎是没有领导、没有计划的，甚至有些地区，在群众还没有发动的条件下，就忙于大量征收党员，建立支部，因而使党的组织一度产生了严重不纯的现象。在另一方面，在接收党员的工作中，也有过关门主义的错误，例如，某一个时期曾经没有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另一个时期又曾经忽视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在某些农村中曾经不注意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和妇女积极分子入党，等等。 无论如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目前我们党的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中，十分之九是在第七次大会以后入党的。过去无数的经验证明，不少党员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者没有完全入党。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加强对于广大的新党员的教育，切实地组织和指导他们进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学习，对于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的学习，并且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在思想上也具备着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条件。 党的队伍是迅速扩大了。但是，在有一部分群众中，在有些企业、机关和学校中，有些农村中，有些民族中，党员的数量还是很小的。而新的积极分子总是在不断地生长，不断地要求参加我们的战斗的行列。因此，党在今后时期，除了要努力提高党员的质量以外，还需要继续有计划地接受要求入党而又完全合于党员条件的人入党。党还应当特别加强妇女群众的工作，注意吸收妇女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 党在努力提高党员标准的时候，还必须注意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党章草案在党员权利方面，也增加了一些主要的新的内容。 草案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作为党员的一项权利规定下来，是有原则意义的。这个规定，不但可以大大激发广大党员在党的纪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在工作中充分集中群众智慧，运用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且可以使许多惯于墨守成规、惯于不尊重党员群众创造性的领导人员，学会改变自己的作风，从而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 草案规定，在党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或者鉴定性的决议的时候，党员有权要求亲自参加。这样，可以使得党组织有机会听到党员本人的陈述，避免根据一种不确实的或者不全面的反映来作出决定。这种办法，在党内一般是采用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党组织没有这样作，这些党组织常常毫无理由地在对党员作出处分的决定以后才通知党员。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形下面，党组织作决定的时候，不可能让党员亲自参加，但是，这应该看作一种例外。而且就是这样，党员仍然有权在事先提出亲自参加的要求，并且在事后，如果他不同意党组织的决定，仍然有权提出自己的申诉。 草案规定，党员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有权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大家知道，党是思想一致的组织，党员的思想一致是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一切党员对于党组织的一切决议的认识都不能有任何出入。不，这是不可能的，党所要求的一致，是在党的一切基本原则问题上的思想一致和一切实际问题上的行动一致。在各种日常工作问题上，党员们的意见有某些不一致，不但是许可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党必须按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国的各个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去行动。在这里，党要求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在实际行动中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就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党员也仍然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仍然有权向所属的党组织和高级的党组织提出自己的意见，党组织不应该用纪律迫使他们放弃这些意见。这对于党不但没有害处，而且可以有某种益处。只要党的决议是正确的，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又是愿意服从真理的，他们终于会心悦诚服地认识党的正确和自己的错误。如果真理最后被证明是在少数方面，那末，保护少数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党更容易地认识真理。 草案对于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权利，对于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党员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的权利，都比原有的条文规定得更为完满了。 草案特别规定：侵害党员的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这是对于党员权利的有力的保障。 关于党内的奖励和处分，党章草案作了以下的重要的修改：第一，取消了关于奖励的规定。第二，取消了关于对组织的处分的规定。第三，简化了关于对党员的处分的规定。 实际生活证明：把劝告作为一种处分是不适宜的，把警告分作当面和当众两种也有许多不便。对于党组织的处分，实际上完全可以用对于党员的处分来代替。 有一部分同志问道：为什么要取消党内的奖励呢？这同样是实际生活教给我们的。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虽然规定了奖励的条文，但是，在过去十一年的执行过程中，证明并不是必要的。这当然不是说，党没有注意到许多优秀的党员在工作中的出色的成就。党介绍了他们的事迹和经验，党按照他们的品格和能力，选拔他们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这些都是党对于他们的奖励。但是，取消奖励的规定，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从根本上说，我们共产党员不是为奖励而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当我们的工作是正确的努力的，因而我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的时候，这对于共产党员说来，就是最高的奖励。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谈一谈党的干部问题。的确，如果我们向每一个普通的党员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那末，我们就需要向党的干部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中的骨干，受到了党和人民更多的信任，因此，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显然也比普通党员负有更高的责任。根据粗略的统计，全党有相当于县委委员一级以上的干部三十多万人，这三十多万人的工作的好坏，对于党的事业有决定的影响。他们应当首先学会永远不脱离群众，永远不自满和不害怕困难，勇于接受自下而上的批评，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并且用自己的榜样去耐心地教育他们所领导的工作人员。 党的干部的力量，从第七次大会以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有了巨大的增长，这是用不着解释的。但是，今天到处都还是感觉到干部的不足。这个事实，说明了党的提拔干部的工作，仍然有重大的缺点。主要的缺点是，至今仍然有相当多的同志用“资格”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有丰富经验的老党员--这无疑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这一部分财富，那我们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因为，革命的事业总是不断发展的，需要的干部总是不断增加的，而老党员的数目又总会是不断减少的，既然这样，如果我们不坚决地放手地使用经过选择的新干部，除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害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 为了适应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工作，帮助他们同老干部建立团结一致、互相学习的同志关系。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党必须在各个地方注意培养熟悉当地情况、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本地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党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培养本民族的干部。党必须用很大的决心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帮助和鼓励她们不断前进，因为她们是党的干部的最大的来源之一。 党的干部的管理工作，在近几年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开始实行了分级分部的管理，使干部的管理工作同政治和业务的检查监督工作，互相结合了起来。党应当沿着这个方向，把干部管理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全党任何部门、任何职位的干部都受着党的认真的监督和具体的帮助，使党的干部的质量，不断地得到提高，而这也就是全体党员的质量不断地得到提高的主要条件。  六 党章草案对于党的组织机构，除了把县一级以上的各级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取消了原有的各级代表会议以外，还作了若干新的规定，就是关于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监察机关、党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的规定。这些规定，只需要比较简单的说明。 在党的中央组织中，草案规定，中央委员会除选举中央政治局以外，还选举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由它继续担任原有的在党的多年经验中证明为必要和适当的中央书记处的作用；同时，选举中央书记处，使它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的繁重，原有的中央机构已经不够适应需要了，所以，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增设中央机构的必要。此外，中央委员会还认为需要增设几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副主席。 在党的地方组织中，草案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党组织的制度。鉴于地方组织领导机关的工作日趋繁复，规定在这些组织的党委员会下面，都设立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处。为了减少上下级的层次，规定地方委员会作为省、自治区委员会的代表机关，区委员会作为直辖市、市、县、自治县委员会的代表机关。事实上，有些省已经撤销了一些地方委员会和农村中的区委员会的组织。 党的基层组织，最小的可以只有三个党员，而最大的却可以有上万个党员，因此，它的组织形式，需要有很大的伸缩性。党章草案把党的基层组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党员超过一百人的基层组织，这一类组织可以成立基层党委员会，下面设立若干个总支部或者支部。第二类是党员超过五十人的基层组织，这一类组织可以成立总支部委员会，下面设立若干个支部。第三类是党员不足五十人的基层组织，这一类组织可以成立支部委员会。此外，草案中还规定了某些必要的变通办法。今后，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还可能有个别单位不能完全适用上述三类形式，这可以由相当的党委作为特殊问题，变通地加以处理。 对于基层组织的任务，草案也根据目前的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草案规定，企业、农村、学校和部队中的堂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的工作。草案指出：机关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对于机关中的每一个党员的思想情况进行监督，及时地把机关工作的缺点，通知本机关的行政负责人和报告党的上级组织。这些任务，是目前很多党的基层组织还没有作到的。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基本纽带，经常检查和改进基层组织的工作，是党的领导机关的重要政治任务。但是，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中，许多领导机关，往往只忙于指使基层组织执行一项又一项的任务，却很少去检查一下究竟这些基层组织是在怎样地在那里工作着，很少给基层组织中的党员以具体的教育和帮助。一切直接领导基层组织的党委员会，应当根据党章，在基层组织中普遍地进行教育，并且得出改进对于基层组织的领导的必要的结论。 党的各级监察机关的建立和健全，对于反对党内不良倾向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虽然还是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才在原有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础上陆续成立，但是已经证明了它们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党章草案规定了党的监察机关的任务和监察委员会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党的监察委员会应当不限于受理案件，而且要积极地检查党员遵守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状况。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保证各级监察机关有足够的干部力量，并且经常对于它的工作给以坚强的支持。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整个历史表明，它是党的可靠的后备军和有力的助手。当青年团在一九四九年恢复它的组织的时候，它的名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那时以来，青年团的团员已经发展到两千万人，在各个战线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积极活动。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青年群众中共产主义教育事业的进展，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向即将召开的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建议，把它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党中央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党章草案指明了党同青年团的关系，要求各级党组织密切地关怀青年团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领导青年团用共产主义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全体团员，注意保持青年团同广大青年群众的密切的联系，并且经常注意青年团领导骨干的选拔。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一切事业的继承者。因此，我们相信，各级党组织一定不会在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吝惜自己的精力。 * * * 我在上面，已经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党章草案，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章草案对于我们党目前的状况和任务，是适合的。 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章草案在由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以后，将成为进一步提高党的质量、扩大党内民主、发扬党员的政治积极性、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像我在前面所已经说过的，党章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而且应当说，草案的基本精神，正是第七次大会所规定的关于党的工作的各项原理的逻辑发展。关于党的群众路线，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党的团结和统一，关于提高党员的标准和保障党员的权利，所有这些，在党的第七次大会上都曾经进行深刻的讨论，作出正确的指示。由于这样，我们党从第七次大会以来，在组织工作上同在政治斗争上一样，是生气勃勃的，是蒸蒸日上的。党的组织工作，保证了党的政治任务的胜利的完成。在从第七次大会到第八次大会的十一年岁月中，我们党的组织力量是迅速地壮大了，党国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大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党内的生活日见活跃，党的队伍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更加团结一致，因而党的事业也就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得到更伟大的成就。 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过错误，也遭遇过危险，也存在着缺点和困难。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也不能使我们的党有什么惊慌。相反，我们党始终具有无限的信心和勇气，去纠正错误，战胜危险，克服缺点和困难，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我们党的胜利，首先和最主要地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我们要永远纪念和感谢为党的事业而牺牲了生命的先烈。 我们党的胜利，也要归功于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者，特别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现在，我们党正面临着新的、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彻底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积极准备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使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实现巨大的高涨，使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和人民生活状况达到新的水平。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为维护世界和平积极贡献我们的力量，为了迎接这些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更加巩固我们党，更加巩固我们党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联系。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自己的组织和工作、不断地加强自己同群众的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完成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 这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来源：新华网